近日，一职业打假人买150碗熟肉获赔近5万元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
相信很多人都会惊讶，打假竟然成为了一种职业，我们的假货到底是有多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干啥吃的，职业打假的存在，不是证明他们的失职吗？
提到职业打假，就不得不提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他的职业打假之路从1995年开始，最近一次打假行动是正面硬刚直播带货网红辛巴，揭发其所卖燕窝为糖水。
90年代可以说是假货遍地，甚至卖假药致人死亡的都不在少数，当年国家质量监督产品抽查合格率仅为75.4%，此前则连续三年都低于70%。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成为职业打假人维权索赔的依据。
而王海的职业打假之路已有20多年，靠打假身家过千万。他在1995年还成为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此后多次作为典范登上媒体舞台，为职业打假人树立起了形象。
然而，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并不能根除假货。
因为打假演变成了生意。做生意必然要考虑收益成本。有人因为打假索赔而被告敲诈勒索，也有记者揭露地沟油而死于非命，还有人因为质疑某药酒而遭跨省，遂使打假也成为一种“高危行业”。
所以在打假过程中“欺软怕硬”便是最优选择，只要能获得利益，打假人是不在乎假货是否危害社会的。甚至有的打假人为了获利而不择手段，专门挑那些法律知识不足的小商家下手。盗亦有道，他们这样做必然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形象也就此败坏。
再加上取证调查的难度、打官司的专业性和持久性，也导致这个行业的高门槛，能参与的还是少数。虽然依法打假维权可以形成对违法商家的震慑，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但从整个社会来说，打假的影响又能有多大呢？如果相关监督部门不能有所作为，职业打假只能是扬汤止沸。
有人对打假谋利予以道德谴责，这种批判毫无意义。因为职业打假人自己都说这是生意，无关正义，只要不违法就行了。当很多人连法律都无视时，道德的批判不是更加无力吗？
相反，职业打假人还可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既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又赚钱养活了自己，既道德又聪明。古人还讲重义轻利，我们现在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实用功利主义只能说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
恩格斯说，商业就是欺诈。假货泛滥是和市场化同步的，当商品买卖以谋利为基础时，造假就在所难免了。而如果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和销售产品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那就没有造假的动力。
不改变这种产生假货的土壤，假货自然难以杜绝，但我们可以提高制假售假者的成本。一方面我们还是对相关部门报以希望，加大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比如说先拿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祭个旗。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假货“零容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专业的打假人，买到假货要维权自不必说，对于一切假恶丑现象都要敢于斗争。
例如，现在资本家违反劳动法实行996工作制，甚至克扣拖欠工资，这种制度的泛滥，和我们自身的逆来顺受不是也有很大关系吗？
如果我们自己对各种假货的忍耐程度很高，或者胆小不敢发声，别人又怎么会大发善心可怜我们呢？如果我们都嫉恶如仇，敢于斗争，人人都来打假，那些说假话、卖假货、办假事的人，不是得掂量掂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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