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作为一个正式的经济概念，出自于列宁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在计划经济下，三个传统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都是由政府决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财团与政府结合的形式，又被称“国家资本主义”）。
2022年的疫中上海——或者说，一直以来的上海，能不能代表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计划经济除了在生产环节体现“定量”（对比市场经济追求“过剩”），更在分配环节体现党政机关对全民意志的集中代表性、基层党组织的强大行动力，这才能保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生产关系不变色，从而抑制贫富差距和供给失衡。
像毛主席说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而本轮疫情中的上海，其上述“三个方面”显然都不符合计划经济的特点。
不论是无组织的抢食、“团长”垄断式作业，还是上海城内贫富阶层之间差距骇人的供给规模，都带有鲜明的丛林色彩，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还有一股旧时“双轨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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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反面。
图中的“投机倒把活动”，曾是新中国施行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拦路虎，与它的斗争曾直接决定了建国建政的平稳实现。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当时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即在反动金融家的策划下发生了四次物价暴涨，其中上海物价上涨二十倍，尤为暴动。
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时规定以人民币为唯一货币，禁止黄金、银元、美钞流通买卖，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视法令而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币，并进行黄金、银元投机倒把活动。
十天内，上海金银价上涨两倍左右，严重影响了市场物价和人民币的地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陈云的领导下，火速查封了从事投机活动的证券交易大楼、逮捕法办了金银投机倒把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银元之战”，也是陈云个人最功勋卓著的财政战绩之一，奠定了其建国后在党内的地位。
“银元之战”结束后，反动派又进行了粮食、棉纱、煤炭等民生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国民党特务曾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时，党中央将此视为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场“米棉炭之战”，统一部署从各地调运大量粮食、棉布、棉纱、煤炭等物资，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抛售，使涨风几天内迅速平息。
到1950年夏，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人民政府一举赢得全国民众的信任。
当时的那场斗争，毛主席曾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机倒把条例”也被取消。
投机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扩大与寡头的诞生。
大的框架内有大寡头，比如那些首富们；小的框架内也有小寡头，比如现在正在上海欺压上海市民的某些“团长”、“站长”、“群主”们。
根源都是投机倒把，都是私有制的复活。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不论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就以最简单的人口来看——吃饱饭、幸福感、对生活的未来预期高，总归是可以被人口反映的吧？
计划经济时代：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
市场经济时代：
当然了，说这些，不如去探讨研究财新这家「白色媒体」（这是我对它一直以来的称谓）为什么会在此时散播“舆论白色恐怖”，不止是对外配合纽约时报4月26日的推文。
两年前武汉疫情时，财新没能如愿将我们的红旗降下、染白，这次上海疫情恐怕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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