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对世界抗疫大局做了全面分析，对我国战疫形势做了科学总结，要求全国人民坚决保卫来自不易的抗疫成果，同时对“打赢上海保卫战”发出新的动员令：守土有责，善战必胜。
会议特别提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争分夺秒做好防控的各项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动态清零”是我们抗疫的总方针。
会议做出的这些决定，为下一步全国抗疫可以说“一锤定音”，这是军令如山。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对上海的抗疫工作多有批评，特别对上海市政府包括浦东地区政府在早期的抗疫工作中的表现不太满意，这至少表明他们那里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是不算高的。大量关于上海抗疫工作的负面视频报道，如果细做分析，我们不能仅仅用“混乱的报道”故意“抹黑”上海工作一概而论。我们不排除有些偏激的批评，没有看到上海做的大量工作，但是，巨量物资仅仅最后一公里却烂在郊区，而城里群众却嗷嗷待哺，毕竟是反映了客观事实。人们关心上海，关注上海，因为上海是我国经济的重心，上海的情况关乎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转，因此当上海出现物资匮乏时，才出现全国人民义不容辞支援上海车粼粼、马萧萧的壮观景象。
当然上海工作有了问题，自然得到全国人民的密切关注，一个阶段，全国各界出现为上海释疑解惑、找问题原因的现象，对上海来说，我不认为这没什么不好，这是上海各级领导认清问题、找出根源，以利今后更好工作的非常好的机会。有的批评文章用语不太好听，但是逆耳之言，我还是劝上海各级领导耐住性子听下去。比如有篇文章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上海抗疫出现全国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三个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两个主义我想不用说了，这是连上海有关领导自己都承认的事实。不然的话，一个经济重心，一个物资极大丰富的大城市，怎么能够出现抗疫物资居然送不到千家万户的情况？为什么那么多各级干部情况不明，疫情来了竟然手足无措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两个“主义”对于上海来说，是有教训可以总结的，这无庸回避。唯有这个“资本主义”，我们还可以商榷。完全说资本主义，显然夸张了，因为我们整个国家毕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毕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上海是我们一个中心城市。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公道说不是上海搞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上海在“市场化”这个问题上很值得思考，是不是走远了，走偏了。
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一个城市、一个超级大城市的管理都交给市场，实践证明那是万万不行的。在平时显现不出来，当遇到战争、瘟疫或者其它什么突发重大事件，如果都交给市场就会软弱无力，那是万万不可行的，这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事实教训可以总结了。比如关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些年曾经是一句比较流行的口号。但是到底怎么建立？多大程度上合理？怎么根据中国国情看待这个理论问题？必须慎之又慎。胡懋仁教授写了专门文章，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门论述，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小国家、小地区，你搞一个小政府什么的或许能够对付得过去，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十四亿人口大国，对于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这个做法行吗？恐怕要慎之又慎，盲目照搬绝对不行，或者基本可以肯定，那是不能那么做的。
而上海这些年最为响亮的口号，就是把管理型政府改为服务型政府，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改变看来大大值得商榷。上海这个城市现在有2500万常住人口，浦东地区根据2020年人口统计，现在约有568.2万常住人口。这个人口规模已经比欧洲蕞尔小国立陶宛的人口还要多出来不少。至于说，浦东地区现在政府的公务员人数是不是很多，是不是有过多的冗员，是不是效率很低，这都离不开对现实情况的考察和了解。实事求是地说，上海城市在服务经济方面做得还是很出色的，例如在商业网点的布局，以及交通站点与住宅的距离和位置的设计与规划，都是做得很出色的。这一点，北京很值得向上海学习的。
但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只关注于经济这一个方面，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经济之外的民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考虑经济这一个方面就有点欠妥。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多考虑经济，就可能影响决策。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需要在重大决策时听听相关专家的意见，但是相关专家的意见只是参考，关乎国计民生，必须有决策者抱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最后一锤定音。比如，你找的那个专家确实有私心、有片面性，或者说他的意见很可能有自己小九九，那岂不坏了大事。当然这是极而言之。这里边，这个一锤定音，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对全体人民的负责。比如，三年以来，各种关于抗疫的方针原则，民间也有七嘴八舌，专家也有各抒己见，但是党中央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动态清零”的基本方针。尽管七嘴八舌的“共存论”“大流感论”，包括对疫苗、核酸的种种歪曲和非议，都不少，但是党中央从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基本方略不动摇，坚决地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抗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这些始终不渝的坚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什么事情作为国家治理的中枢机关都由所谓专家最后拍板，那也证明是不行的。专家的意见是咨询意见，但最终的决策在政府、在中央。
上海值得汲取的教训很多，但是最大的教训莫过于是笃信市场。我们承认，如今离开市场发展受阻，在今天这个社会或许是不行的，但把一切交给市场是万万不行的。上海的实践证明，市场注定不是万能的，仅靠市场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医疗资源还不够，我们必须靠适合国情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必须有统一的号令。特别是当关乎国计民生这样的大瘟疫到来时，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服从中央统一指挥。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市区政府这级机构先不说，就拿居委会来说，像北京、深圳这样同样的大城市，为什么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作为政府的最底层机构和细胞，能够畅通自如，有充分的权威性，发挥政府末端管理的巨大效能，能够保证国家政令到达每一个市民。同样，像其它各地，为什么在战胜疫情的过程中，能够众志成城、上下同心，虽然百姓也遭了不少罪，但是依然能够听从指挥、服从大局、统一步调呢？比如，那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边陲小城瑞丽，两年九次封城，但是全体人民为了不让疫情蔓延内地，忍辱负重，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呀！就是我们生活的北京，居委会的那种高效率工作，全体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和配合，都是表现了高度的公民自觉，常常令人特别感动。我认为，上海有必要在对比中做出一点反思。
我们承认，上海作为一个开埠160多年的超大开放城市，在中国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城市之一，是资本主义最早萌芽发展之地，对市场有着天然的感知和最迅速的接受力，这对国家的发展进步都有启示领先的意义。同时，上海又还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集中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我们党最早酝酿革命和领导革命的地方，因此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上海。上海理应在今天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对全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给全国做出一个好的样板。国家对上海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但是作为上海，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学习研究各地的经验，比如关于如何协调管理型和服务型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客观正确地理解“小政府、大社会”之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等，都需要在治理层面切实研究探索。不能盲目自大、自以为是，更不能迷信外国、对西方的东西盲目照搬。
如果能得到上述这样一些认识，或许就是上海本次抗疫的重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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