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有网民在人民网向武汉市委书记留言，建议限制“外地来汉免费集中隔离”：
“建议明确外地来汉免费隔离要求，将提供免费集中隔离的范围限制在‘在汉有常居地的人员’并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明”
对此，武汉官方5月12日回复称：
……（武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帮助，作为英雄的武汉人要有感恩之心，作为大武汉要有大胸怀!都是手足同胞，不应有区别对待，不应有歧视，请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关心，多给予一些帮助！
看到这里，笔者又想起了曾在某地发生的一些让人寒心的场景：如救助苦难群众按户籍，如老乡救老乡，如援建方舱的工人阳性了却无法安排隔离救治……
这些现象也许只是个别现象，但终究还是发生了，就不应该被无视；笔者也不认为某地的普通老百姓会“排外”，真正有能力排外的恰恰是那些掌握资源的人。
一个城市是不是真的“有温度”，不是靠自己标榜出来的，而是靠踏踏实实做出来的。武汉对风险区来返人员提供“免费集中隔离”，就是真正“有温度”的体现。
尽管此举无疑会增大武汉的财政负担，但收益同样是巨大的。至少我们看到经历了2020年上半年病毒肆虐的武汉，从2020年5月至今还没有再一次出现大规模的“爆发”，守住了“动态清零”的成果，这与“免费集中隔离”政策的执行恐怕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以某地“一切向钱看”、什么都外包、什么都可以交易的执行力，管本地人的保障都困难，哪里还能顾及外来务工人员呢？所以，从4月底开始，某地就在积极促成符合条件（48小时核酸阴性、24小时抗原阴性）的务工人员返乡。
对于返乡人员，各地普遍实行的是“7+7”的隔离政策，但是大多数做法却是“自费隔离”，自费酒店住宿费、自费餐饮费，再算上路费，算下来返乡的成本就是大几千了。这对于富人来说不算啥，但对于打工人和学生党而言，可谓一笔巨大开支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收如此贵的隔离费，“宰”自己的老乡：
而做得最好的还是武汉的“免费集中隔离”。
对于全国绝大地方的小县城哪怕是三四线城市来讲，每天三四百元的食宿收费，不说贵的离谱吧，但也的确是相当的贵了。
打工人外出务工挣了钱，拿回来本地买房娶媳妇还有各种家庭消费，等于是反哺了本地的财政，他们一面在外地受到雇佣劳动的剥削，一面又回来受到通胀和高物价的变相剥夺，为何还要在防疫的关头，再从他们身上“敲诈”一笔呢？不要求都像武汉那样“免费集中隔离”，只收个百十元的成本价不行吗？
或许隔离收费只是一件小事，但这样的小事却充分地折射出了市场大潮下官员们的心态和社会运行机制。
古人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今天有人说，“不停止xx暴利，瘟疫就没完没了”。不排除利益相关的商人的确可能有这样的动机，但笔者不认为地方官们也持类似的动机，只是市场的惯性让他们把一切交给市场、交给资本，一切都要“算经济账”；“算经济账”的结果只能是逼着底层为了生存，去做出“瞒报行程”、“恶意谋生”等等违反防疫政策的事，外溢、突防才反反复复地遍地开花。
如笔者之前文章所说，只有兜底了社会最底层，这场防疫的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绝不能反过来还要借机在穷人身上再敲一笔。
《中国慈善家》杂志昨天刊登了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部门出来进一步说明，也没有见到“辟谣”，这是令人感到疑惑的，而更加令人疑惑的是报道中，这起事件存在的诸多疑点：如人是怎么回来的，没有提前报备吗？回来了没查验行程码、没进行集中隔离？
不过这篇报道的内容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笔者昨天文章所谈到的河北邯郸目前的处境，同样是被“外溢”的结果。“外溢”至今已逾百城，似乎还在继续。
某地的拉垮有目共睹，再怎么愤怒似乎也就那样了。看新增数据好像胜利在望，只能祈祷数据是可靠的吧。
不论怎样，对于各地而言，真正需要做的还是坚守阵地，把劲头用在防“外溢输入”上，而不应该把劲头用在“老乡”身上：动辄收高价隔离费、动辄全域静态、不许谋生、不许下地干活……
“免费集中隔离”——这才是社会主义防疫该有的样子！各地就应该学武汉在这个方面的大度、包容，而不是学喝咖啡的商人的精明、市侩，把公权力该承担的责任全部推给市场、推给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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