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小学数学教科书插图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笔者所在学校班级群、小区居民群、亲友群，平时很少关注网络热点的普通群众也纷纷讨论这件事。
一场群众自发参与的“毒教材大清查”活动正在展开，越来越多的少儿教材、读物、工具书的问题被网友一一发现并指出：
“毒教材”问题存在范围之广泛、性质恶劣程度之严重，远远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想。在群众有理有据且广泛参与的质疑和拷问下，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出版社也被迫“放下身段”，直面问题、作出回应。
对于这样的现象，文化精英们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要么对问题视而不见、缄默不言，要么又把“xx重来”、“民粹”、“反智”等一顶顶帽子砸向普通群众；他们从来没有打算“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理性、客观、公正”，他们所恐惧的乃是“群众参与”本身。
为什么群众自发开展的这场针对教材和读物的清查，能够获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笔者认为离不开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问题教材和“毒物”的存在，严重危害到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能不参与吗？
其次，小学数学教科书插图问题被指出以后，尽管某些部门的回应远不能让群众满意，但此次愿意“揭盖子”的态度，还是给群众的广泛参与提供了空间。
这样的现象，正是群众觉醒与参与意识复苏的变现，尽管目前只是针对少儿教材、读物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但群众在参与的过程必然会逐步去刨根问底，思考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的广泛参与，也必然有利于教材的迅速纠错与不断完善、提高。
笔者在上篇文章（参见：毒教材为何泛滥？对比“毛主席亲自集结最顶尖学者编教材”就知道！）已经指出，毒教材的出现与泛滥绝非孤立的，这背后牵扯到深刻而复杂的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毒教材的泛滥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与表现。
“毒教材”的出现，表面上看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存在的“假冒伪劣”商品有着相似的表现：随着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的深入，教材、教辅材料、儿童读物的编写、出版、发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其中编写任务也被分解、外包给了第三方的资本企业或个人，劣质“毒物”的出现就成了必然。
不过，我们凡事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毒教材”发展到这样触目惊心的地步不是一天之内完成的，从内容的“增删”开始就是一门“大学问”，从之前把“革命”色彩、“表现劳动人民”色彩的课文请出去、加入“爱迪生救妈妈”之类的谎言，再到今天通过问题插画赤裸裸地毒害广大儿童身心健康，让他们从小就沉迷于S情、暴力、物质享受与消费主义，成为“合格”的劳动机器与消费机器；把“阶级史观”一步步替换成“文明史观”，不断添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佐料”……你还敢说那些毒教材的制不是“别有用心”的吗？
笔者在上篇文章提出了对教材的三点期望，那就是“科学性、严谨性、人民性”。而要保证教材的“科学性、严谨性、人民性”，尤其是“人民性”，绝对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广泛参与，这一次毒教材大清查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与尝试。
上篇文章提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亲自集结最顶尖学者编教材”的事：
1953年5月18日，一个来自教育部的请示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阅后，毛主席询问道：现在编教材的人有多少。回答是“30多个”。毛主席听后意味深长地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
毛主席口中“这么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编写的全国中小学教材。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从1950年到1966年，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新中国最顶尖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都参与了进来。数学有华罗庚，语文有吕叔湘，英语有许国璋，物理有严济慈，地理有竺可桢……
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更深刻的变化则是毛主席在后来努力探索和尝试的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的“教育革命”。
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1940年，毛主席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信条；在毛主席看来，有史以来文化总是为极少数剥削阶级所霸占，而劳动阶级没有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兴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使得千百年来在身心两方面同时遭受剥削阶级残酷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文化，使他们觉悟起来，摆脱思想的牢笼，行使当家做主人的权利，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去争取劳动人民自己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减免学费、分期付款等各种手段努力为劳动阶级扫盲及工农子弟学习文化创造条件；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学费被大幅度降下去，通过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保障，逐步实现了免费的教育，千百年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工农子弟第一次走进了学堂。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提出开展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958年，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也曾数次介绍，例如这篇《《决裂》很好，但双减能实现“决裂”吗？》，这里特别提出关于教材编写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人民教育的需要，在起初没有条件自己编修教材的情形下，主要是学习苏联教材。1953年，毛主席亲自集结当时国内各行业最顶尖的学者编修新中国自己的教材，尽管依靠的是“精英”，但却完全不是走“精英路线”，当时的这些“精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是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为人民群众编写教材，开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不断订正、努力使教材臻于完善。
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把编写教科书作为科学跃进的重点项目，组织了二百余人攻关，首次实现了工人、农民、学生与教育专家之间的共产主义大协作，为工人农民编出了一套崭新的，包括从高小到大学的农村、工厂、机关和四年一贯制中学等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的数学教科书。
到70年代这样的现象更加普遍，一大批“工人理论组”、“战士理论组”涌现了出来，在工农兵群众的广泛参与下，一大批面向工农及工农子弟的更加实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教科书被编修出来，在教育教学领域充分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干部、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这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教材的编写权交还给无产阶级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证教材的“人民性”！
笔者手头上还留存有不少那个年代的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医学保健知识、科学知识普及，甚至是“地震群防群测”之类的小册子和图书，不仅通俗易懂、很多内容到今天依然非常实用，而且无论是语言还是配图都充满朝气、充满了活力。
毛泽东时代的这种群众广泛参与的尝试后来被贬低得一文不值。今天，当我们需要拿那个时代的插图来洗眼睛的时候，是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的，好好思考一下那些充满阳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插图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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