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从视频里可以看出的「围观者冷漠」和「助殴者嚣张」，让人非常不适，甚至是难过。
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包贝尔和包文婧的婚礼上，韩庚、杜海涛、李灿森等男星故意要将身着薄纱的伴娘柳岩扔进泳池（目的很明显想让她湿身暴露，这就是性骚扰，此处不讨论），起哄者越聚越多，肆无忌惮、浪笑连连……
结果只有贾玲一个女的挡在柳岩面前保护她，最终没让柳岩被那帮流氓男星侮辱。
这两件事在我看来反映的一个共同点是：当今社会，见义勇为的代价成本在增高，因为这背后扎驻着坚不可摧的「阶级分层」。
柳岩事件中，在场的人员不下百人，婚礼摄影师、化妆师、服务员等都在场，里面有力气的男性也不在少数，却都只能眼睁睁目睹韩庚、杜海涛对柳岩进行猥亵。
原因很简单：身位不对等，有心无力。
而贾玲有胆量站出来的理由，不仅是出于所谓友情和勇气，更在于她在圈内的地位并不比韩庚杜海涛等人低，所以她有底气去抒发、去输出、去行动。
爱心、善良、愤怒……这些情绪谁都有，但是敢不敢将它们挥洒出来，这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里是极为考量一个人的阶级能量的。
再回到本次唐山烧烤店打人这类事件，我可以再举一些相关例子：校园暴力。
我就这么说吧，我如果有朋友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了，早已被社会摩擦久了的我，可能第一反应是让我的朋友去打听一下欺负孩子的那位同学，家里是什么背景、他爹是干啥的……
这话听着挺蛋疼，但这就是现实。生活不是念经。
这就是我说的，见义勇为的成本在增高。
今天的我们在看到当众殴打事件、特别是殴打者表现出格外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嚣张气焰时，第一反应也是会思索：这货什么来路？这么狂？是不是背后有人有保护伞？
“昆明王”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
“内蒙王”郭全生，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
“山西王”陈鸿志，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
“四川王”刘汉，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
每一个“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地方诸侯。
简单的思来想去，见义勇为的劲儿已经泄了。
社会与时代，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上了一把锁，让每一位群众在所谓「关键时刻」都把事情往坏处想、都把自己弱小化、不得不自我保护化，最终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局面。
几年的打黑除恶运动，除不尽三十余年沉疴。
既是社会沉疴，也是心理沉疴。
回望曾经的年代，面对流氓犯、强*犯，群众是怎么群起攻之的？群众会考虑这个流氓犯有什么“背景”吗？
想个屁！我身为人民群众，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我一个人的拳头背后就是千千万万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我怕你个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背景”？上街游行走起！
还记得谢步升吗？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反奸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比建政后的刘青山、张子善更具有历史意义。
他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入党，后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官职不大，然小官巨贪。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其地方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变质。除了利用工作之便大行贪腐，生活还腐化堕落，与一个大地主续弦的老婆勾搭成奸。
1932年2月，谢步升又强奸同村的一个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想要保他。
于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并称由中央局调查处理谢步升的问题。
后来，事情被调查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即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再次进行公审判决，判处死刑！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还会有流氓吗？还敢有地痞吗？
凡事呐，就怕想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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