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打人事件持续发酵。扫黑除恶走过场，接到报警迟迟不出警，嫌犯从唐山跑到千里之外的江苏盐城才被抓获，舆论汹涌下两次公布的热线电话都无法打通，连外地记者去采访都被殴打，官僚主义至此，呜呼哀哉！
一向以叼盘著称的胡锡进居然也开始抱怨起官僚主义了。
最近，他在自媒体撰文《要真正对上级领导负责，就必须同时向下对人民群众负责》，认为“有的地方就是把事情做离谱了，让群众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很常见的原因是，相关的执行者只顾对上负责，致力于让交代任务的领导满意，而没有顾及对下，也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从而偏离了实事求是，走向了形式主义，甚至不顾常识常理硬来。”
看来，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了连老胡都开始吐槽的地步。
首先要说明的是，有上有下体现出来的等级制本身就是官僚制度的特点，社会主义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而不应该存在等级关系。
但是，即使按胡锡进所批评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伪命题。
前些年搞反腐，至少是希望下面不要太胡作非为，但上面八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这是对上负责吗？
每一级官僚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列宁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
现在的官僚主义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体制性的。也就是现在的官僚主义并不是做事马虎、干部不愿投入时间精力带来的，恰恰相反，对于危害到官僚利益的事情，比如不当言论，“谣言”之类的，处理起来异常的迅速，干部们甚至是废寝忘食在“工作”着。这里面上下之间又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地方官压制言论的做法，即使过分，甚至违反基本的道德底线，触碰到了滥用公器，上面基本上就是对其免职，而不会更加严厉的处理。
比如光伏公司入侵农田，整个政府机器都在为光伏公司服务，连形式上的公平都没有。
平度企业偷税漏税被举报，乡党委书记直接对举报者说可以用“一百种方法刑事你”，结果也只是被免职。
严厉训斥过李文亮、艾芬的蔡莉也只是被免职，李文亮因公殉职，艾芬有话无处话。
究其原因，西方的官僚是为资本服务的，在资本面前，形式上官僚要采取民主的形式去管理公共事务。
国内的官僚和资本是一体化的，仿佛是一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是表象，成因在于官员的升迁掌握在上级手里，群众口碑无足轻重。
兰考张钦礼得到百姓拥护，却锒铛入狱。主持神木医改的郭宝成赞誉多多，但最终被“贬”。
愿意对百姓负责的人，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只对上负责的人，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这样的逆淘汰机制下，有人愿意对下负责吗？
怎么解决这一顽疾呢？老胡提出的唯一措施是要把事情搞砸了的干部“做出反思”。
王阳明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主观唯心主义依旧泛滥。让一个干部坐在官僚体系上，头脑中却想着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病态的要求吗？
老胡整个的思路都是唯心主义的，比如对事实判断的经验主义，比如靠人的自我反思去解决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
老胡有比较严重的狭隘经验论倾向，经常以自己的同学、朋友、朝阳区居民等为例论证自己的观点。老胡住在北京，可曾知道北京很多外卖员被隔离的时候住处连马桶都没有的事实呢？
老胡认为官僚问题只是局部的，“我们的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工作都是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老胡入党几十年，在身边，在全国各地看到很多党员干部在认真践行党的这一宗旨，他们代表党和政府治理一方，统领一隅，不断向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优良传统，为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添砖加瓦。”老胡自己就曾经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这不要说为人民服务了，就连基本的道德自律都比较差了，你怎么保证“很多党员干部在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呢？
老胡把干部的任务说成是“治理一方，统领一隅”，这是形容封建官僚的用词，反映了胡锡进潜意识里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也就是干部是父母官，把人民和公仆的位置本末颠倒。
胡锡进看似义正辞严的表述中，恰恰藏着现在官僚主义顽疾难除的秘密——群众完全成了被治理的对象。
毛泽东的要求是群众管理政府，政府做事要“看群众脸色”，企业里面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农村经常开群众大会，百姓畅所欲言。
现在是政府治理社会和群众，乡村治理，社会治理，但这是精英主义的思路，不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思路。村里干部有没有贪污腐败，老百姓清清楚楚，工厂有没有偷工减料，工人手里一掂量就知道了。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应该来自于群众运动的实践，而不是人的头脑。如果离开了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所有制度都将走向反面。君不见，连巡视组组长落马也不是个别情况了，那么谁去监督巡视组呢？最后，只能叠床架屋，官僚机构膨胀，痼疾难除。
回到唐山打人事件，黑恶势力横行真的依靠官老爷严打能解决吗？唐山官老爷们在开通举报途径后，面对排成长龙的上访队伍，居然感慨“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上访”，如此不了解属地情况，冷血至此，我们能相信他们能严打吗？
但胡锡进最近又说唐山“即使有黑恶势力，他们也决做不到一手遮天”、“我相信，在反腐败和扫黑除恶行动覆盖了全中国之后，那种体制里有头目、有串谋、有固定利益链条、而且行之有效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不太可能在今天存在。”
使用“不太可能”这个词说明反复被打脸的胡锡进都显得不太自信了。
体制内的保护伞真的不存在了吗？就像胡锡进去年郑州水灾时说的不相信官员有瞒报的动力一样，这种不存在只是胡锡进头脑中的想象，而不是现实的不存在。以想象代替现实，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扫黑除恶之后，我家旁边开了一家硕大的娱乐场所，到了夜晚，那些暧昧的霓虹灯不断地闪烁着。甚至在中国TOP2大学的门口，我都看到了小卡片，胡锡进们，真的相信黄赌毒的保护伞没有了吗？这些娱乐场所没有保护伞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中，公安部的官员说，省级公安机关每年要暗访两遍所有的娱乐场所。我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一个城市至少有几百家娱乐场所，一个省里有十个地级城市，算几千家，乘以2就是上万次暗访，也就是最起码需要30名工作人员啥都不干，每天晚上不休息持续工作才能完成。省厅有这么多专门干暗访的工作人员吗？而且这种暗访如何不被搞成权钱交易？工作的责任心又如何保证？
说到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从提高干部的意识和素质入手，无法靠增设官僚机构解决，而只能靠群众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群众是无法被集体收买的，而且群众的觉悟往往比“治理一方，统领一隅”的官老爷要强多了，哪里有黄赌毒，老百姓都一清二楚，有的娱乐场所经历了900多次的举报而不倒（开封王三庆案），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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