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2年8月30日，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病去世，终年91岁。
在当今世界两极化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将会得到两块墓碑：一块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他树的，上面刻着“圣徒”，并写满了溢美之词，用以表彰戈尔巴乔夫帮助他们肢解了自己最大的敌人——前苏联，并成功瓦解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另一块则是俄罗斯人民、全世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给他立的，上面刻着“叛徒”，并写满了诅咒，鞭挞他亲手拆掉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承重墙”，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大厦几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时，极力推行“新思维”，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向美国靠拢，并最终承认和接受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他主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幻想资本家也能对工人大发慈悲，对自然资源手下留情；幻想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也能立地成佛，停止侵略战争和霸权主义，放弃意识形态对立，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和“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的观点都已经过时了。他说“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他幼稚地认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已经超出了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利益。他把“民主化”、“多党制”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提倡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企图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逐渐放松了苏联共产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对军队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权力,实行总统制，变联邦制为邦联制；对西方国家妥协退让，自废武功，大量裁撤军队数量，大量销毁先进武器，取消核威慑，导致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严重后果，也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一夜之间轰然坍塌，以及后来俄罗斯与美国对峙时处于严重劣势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了苏联经济独立自主性质，一味相信美国的承诺，一味地迎合美国的经济需求，他以公有制束缚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是经济垄断，他认为改革的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主张在苏联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宏观调控。采用“休克疗法” 将苏联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大踏步地向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前进，使苏联在经济上成为了美国的半附庸，沦为了美国的原料和半制成品供应地，苏联经济迅速衰退和人民生活极度恶化，戈尔巴乔夫罪孽深重、万死难恕其罪。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全部动机、真实目的和终极目标。
戈尔巴乔夫凭借一己之力，终结了影响全世界的冷战，终结了西方几代政客们做梦都想绞杀但都没有成功的红色苏联，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眼里，这可是“不世之功”，所以他们对戈尔巴乔夫高度赞赏，并很“大方”地把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他。
地狱空荡荡，恶魔不能留人间！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叛徒——戈尔巴乔夫终于到它该去的地方去了！但这个叛徒留给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训太深刻了。
任何朝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平衡最高当权者权势和地位、执政集团、既得利益集团集体诉求、政府需要与人民群众期求方面都会遇到非常尖锐的矛盾、巨大的困难和顽强的阻力，如何取舍、克服和妥善化解？
1.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一味地围绕着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指挥棒高速旋转，不能丢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坚持以我为主、中华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至上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开放、平等互利、双赢互惠的原则，不能让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束缚了我们长效可持续发展和高效高质量对外开放的手脚。这是改革能否得到最广泛响应和支持的旗帜。
2.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背离社会主义，不能削弱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全民全网之所以长久地高强度地关注司马与柳杨之争，就是关注我们的改革究竟是以做专做强做实做大国有经济为主，还是把国有资产一卖而光，甚至通过闪展腾摞、化公为私的手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国家控制权的丧失。这是衡量改革走什么路的分水岭。
3.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背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和现实迫切需要。改革者们必须要有为人民忘我服务的博大情怀和胸襟。只有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水平，改革才能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理解、包容、信任和支持，人民群众也才能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拥护者、实践者和中坚力量。这是一切改革能否成功的群众基础。
4.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随着红皮黑心的“学者”“专家”和“精英”们的提线起舞。这些人曾经留过洋，非常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熟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法则；又在我们国家体制内浸润多年，非常精通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制度和运行规则，充分了解体制运作流程，能够精准拿捏制度、规则和流程的漏洞，既能精准拿捏国人的心理和现实“软肋”，又能非常洞悉和高度迎合当权者和利益集团的内心。于是在设计或制定各种法律、政策和游戏规则时，就很“巧妙”和有“远见”地为自己、亲属、所在利益集团量体裁衣，或预留“暗门”、“偏门”，不显山不露水、天衣无缝为特定利益集团可预见的将来谋取最大政策红利，而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度外，这种人隐藏的很深，危害也最大，设计制定的改革政策短期可能获利不小，但长久性隐患却很大，而且非常难以消除。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人才保证。
把国有资产“一卖就灵、一股就灵、一卖而光”的减员增效改革，让东北重工业基地和全国4500多万下岗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回头，就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豪的一切。今天无数个家庭“六个钱包”所遭遇的这一切，就是房地产改革政策失败所造成的恶果。
改革家要有洞察未来的能力，不能为了保全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心甘情愿地走进精英、买办和垄断资本的营垒，削尖脑袋为他们出谋划策谋取天量利益，却撇下数以亿计被“改革”抛入崩溃深渊的无辜百姓，榨干他们及亲属几代人现在和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血汗，对他们的呻吟和呼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战略短视型改革迟早会断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千秋基业。
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地狱去了，现在再怎么诅咒它，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再也无法团结起来了，更谈不上共同重新走回社会主义道路了，社会主义要想到达新的文明彼岸，这个重担只有红色中国才能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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