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来自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脱不掉的长衫？我为什么不喜欢“孔乙己文学”》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愤慨。文章认为：“酿成孔乙己悲剧的原因，文中写得明明白白——“好喝懒做”“总是偷”，“只有脱掉了思想上的“长衫”，才能真正跑起来”。这显然有违鲁迅先生之初衷，毕竟其目的并非是批判孔乙己这一个人。但现代“孔乙己”是怎么被长衫加身，欠了十九个钱，又被打折了腿呢？他们有没有可以抓住的机会呢？接下来笔者就从原作开始，对其进行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01

　　回到《孔乙己》

　　批判孔乙己的角度有很多，那么团团的执笔隶属于哪一派那一帮呢？

　　首先，孔乙己确实是“可笑”的。他迂腐，假斯文，满口“之乎者也”，好喝懒做，麻木不觉悟。这种人与“阿Q”、“变色龙”们一样好笑，但他的可笑正是受儒家思想、科举制度束缚的结果。因此，把孔乙己写得可笑，其实质是要对儒家思想、科举制度与旧社会的嘲笑和讽刺，是为了解放孔乙己，而不是批判他个人。

　　其次，小说中不同人物对孔乙己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就孔乙已的遭遇来讲，他是一个受压迫和被践踏的底层人物，是值得同情的。但为什么小说中一再写他的痛苦遭遇只能使别人“快活”呢？

　　酒店掌柜故意取笑孔乙己的行为的取笑是对受苦人的玩弄与欺凌。这是由他相对于孔乙己这个“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的穷书生更高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不足为怪。

　　酒店中其他取笑孔乙己的人，实际上大多数是短衣帮的劳苦大众。这些人与孔乙已处于类似的经济地位，都是被压迫被剥削者，按理说他们应该对孔乙己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而不是取笑孔乙己。但事实是“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只知范进能中举，，而不知白发童生之苦。其二则是因为那“病态社会”。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讲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封建的与外来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文化毒害所缔造的黑暗生活在被压迫者中间也形成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他们因此有时连同情心也要丧失了。于是乎，拿努力钻研科举制度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落得与自己为伍的孔乙己取笑以缓解生活之困苦，不是很划算吗？至于那些“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的长衫帮，他们会意识到孔乙己的悲剧何在吗？这是当然不会的。更不用说那亲自打折了他腿的丁举人了！

　　归根结底，这部作品“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所嘲笑、批判的是麻醉人们的“病态社会”。鲁迅写作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新青年》的目的是发出呐喊，呼吁人们起来改造这可笑的旧社会而不是冷嘲热讽地对可怜人指指点点。鲁迅曾讲：“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团团的这篇文章即使算不上恶意的“冷笑和暗箭”，或许也还是不符合鲁迅的原意。

　　然而，孔乙己文学确实生动地描绘了当代中小知识青年的困境，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产生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孔乙己可笑而可悲，我们想要解放孔乙己，就要了解孔乙己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不是一个国民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笔者将从高校扩招与职业教育两方面展开分析。

　　02

　　高校扩招与“孔乙己”的产生

　　高校扩招是指自1999年开始的，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它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但这一教育振兴计划却不不能与我国的职业结构匹配，二者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具体表现为：教育结构的高级化进程远远超过了职业结构的升级过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而职业结构中的对应层级发展则相对稳定，不能充分吸纳如此庞大的高学历群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之大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但是不难发现，这一变化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了职业结构中的蓝领职业：农业人员骤减23.67个百分点，商业服务业人员增长了12.16个百分点，生产工人增长了6.5个百分点，蓝领职业群体共增长了18.6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三个白领职业的变迁则相对平稳而且缓和得多，28年间三个职业仅仅增长4.99个百分点。

　　总之，虽然三十年间，我国职业结构有了显著发展。但这一变迁过程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了职业结构的中层和下层，而白领职业部分的变迁则相对稳定。然而，我国教育结构的发展却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结构作为参照。这一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教育结构是依托于它的职业结构而发展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白领职业在美国职业结构所占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蓝领，占到了整体的半数以上，美国从此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大致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实际上，直至二十世纪末我国教育功能还有着较强的分流筛选功能，教育层次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初中小学等基础教育层文化程度者主要流入社会下层或中下层，高中教育程度者则主要流入社会中层或中下层”。此时的职业结构与教育结构相对符合，但是高校扩招改变了这一切。由于社会职业结构的限制，经由高等教育走向就业市场的毕业生中，必须有相当大比例的人被迫放弃原有的就业预期，也就是脱去“长衫”。（以上参考肖德成：《高学历青年群体何以结构性失位？》，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高校扩招影响了中等教育的正常发展。在高等教育扩招前，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收益优势，具体表现为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更有可能获得正规就业机会，农村家庭也可以通过中等职业教育获得城镇户籍。高等教育扩招不仅使大学本专科教育收益率显著下降，同时显著降低了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率，但对普通高中教育收益率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高等教育扩招使高考升学率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扩招后，中等职业教育进入高收入行业和部门的概率显著下降，高等教育扩招通过挤占就业机会，对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率产生了负面冲击。上述综合效应导致了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下降。（陆万军，张彬斌：《大学扩招、就业挤压与中等职业教育收益变迁》，《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2期，第87页。）当然，中等职业教育的衰败并不全部因此导致，笔者将在后文进一步论述。

　　总之，中国高校扩招终表现出总量和结构性上的教育过度。（见张军利：《过度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长期来看，这对于中小知识青年和国家发展都很不利：付出努力的中小知识青年必须忍受越来越频繁的学历与职位不匹配的现象，而低质量高等教育其实对产业升级未必有很大帮助。因此，与其说扩招是一项是实际的教育政策，倒不如猜测它可能是一种统治的技艺，其某种程度上是把天下英才网罗于各部门繁琐无益的文书工作的计策。而如果不进行不合理的高校扩招，许多中小知识分子或许根本不会削尖脑袋去获取白领、体制内工作，放任他们流入实际的生产领域，恐怕不利于稳定。

　　03

　　职业教育改革与长衫无法脱去之原因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密切联系。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职业教育与国营企业、体制内高度绑定，接受职业教育意味着获得城市居民乃至工人阶级的身份，这对任何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以天津为例，1958年7月10日,刘少奇来到天津,亲自召开半工半读座谈会，对天津试办半工半读学校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又提出建议举办另一种形式，即新建工厂招初中毕业生的“四四制”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至1958年底，全市工厂企业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半工半读学校共有122所，学员24000多人。

　　这些单位都是建厂同时建校，招收的初中毕业生有的比原有工人还多。如天津感光胶片厂、天津制药厂、电子仪器厂等单位，当时都是只有200多名工人，一下子招进了400至600名初中毕业生。学生报到后，边参加建厂劳动，边参加学习。这些工厂的厂长或副厂长就是校长，教育科长即教务主任。挤出部分厂房作教室。后勤总务、食堂财务等都由工厂有关科室一并管起来。教师由工厂从技术人员中选调。学生到专业对口的车间参加生产劳动。选派老工人与学生签订师徒合同。学生在师傅带领下，参加生产，完成国家计划，创造一定产值，给予学生一定的生活补贴。

　　天津感光胶片厂由几个作坊合并而成，只有200多工人，只能生产日用照相玻璃干版。1958年9月，在扩建工厂的同时，招进了400多名初中毕业生。学生一周上课，一周劳动。这个厂建校前年产值是183.8万元，利润是22.2万元。学生半工半读一年后，产值是388.9万元，利润提高到126.5万。这时参加车间劳动的学生数是工人的2倍。这个学校1961年有首届毕业生，按照设立的4个专业分别分配到4个对口的车间。这时已能生产X光胶片和彩色胶片。又据感光胶片厂1983年统计，这时留厂的还有320名中专毕业生，17名大专毕业生，其中，有2人当了本厂厂长，23人当了车间科室的书记、科长、副科长、副主任。有45人是科室一般干部，92人从事研究工作。72人任班组长职务。以上共234人，占留厂毕业71%。1983年该厂已能生产用于医疗、科研、国防、生产、民用等31个品种57种型号的产品。1979年该厂生产的X光胶片、120胶卷、照相软片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名列全国第一。这三类产品试制组人员中，60%是原半工半读中专毕业生。（见段锋：《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 两种教育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与探讨会论文集（下）》第912—第914页。）

　　总之，“半工半读”的形式或许并不普遍，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国营企业高度绑定，学生毕业就能有出路，校企结合也使得职业教育确实能够培养出生产部门需要的人才。而在八十年代放权让利改革结束后，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全面对外开放，改革的刀子终于对准了国营工业部门。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使得国企以及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衰落了，在此之后，职业教育遭遇了教育质量低下、学生缺少出路、办学经费短缺的困境。

　　以下案例颇能说明问题。某省三所企业集团主办的职业院校缺少经费来源，联合打报告向省教育厅、发改委和财政厅请求资金援助。结果要钱没有，相关部门只是批复同意这三所职业院校上涨学费。而学校负责人坦言，“在生源危机、招生困难的形势下，上涨后的学费几乎与‘三本’独立学院学费相当，谁还来上职业院校？”由于同意上涨学费的批复等于一纸空文，他们只能就低不就高地收取学费勉强办学，而这使得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脱节，课程教学内容与行业技术应用脱节，教育质量可想而知。据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井子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贵山反映，一些学生家长不认可职业教育，是因为职业院校学制三年，实际只学习两年，第三年名为实习，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没有参加实习，处于“放羊”状态。学生家长经常与他交流说：“在这种只读两年，第三年玩玩的学校会有收获吗？”

　　由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崩溃，职校将学生送去打工的现象也不罕见。西部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为与企业搞好合作关系，把400多名一年级学生送到企业顶岗缓解对方“用工荒”。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负责人分析，之所以出现目前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实施主辅分离政策以后，很多企业老总把职教视为包袱一甩了之，认为职业教育与自己无关，那是承担社会化服务单位的事情。（见李剑平：《主辅分离政策，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不矛盾 重拾国企参与办职教的责任》，《中国青年报》， 2012年9月17日第011版。）

　　此外，职业教育的兴衰往往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密切联系。作为后发工业国家的日本与德国，为了发展产业非常重视锻造出一支技能熟练、技术精湛而且工作动机明确的劳动者队伍。（见许竞：《试论国家的技能形成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8月，第33页。）

　　就德国而言，其统合工会、国家与企业主，共同建立一个职业教育体系。1897 年《手工业保护法》被认为奠定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基础，法律颁布后，手工业部门据此组织起协会，对技术工人的技能进行认证和监管，获得了准公共性和强制力。随后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为了与手工业竞争，于1908 年成立了德国技术学校委员会，放弃原本采用的厂内培训路线，效仿手工业协会试图将培训塑造成公共品：制定通用的培训大纲，推进技能标准化，组织学徒技能考核，并与学校合作，寻求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在制度上克隆了手工业部门率先建立起的培训模式。此外，德国工会同样参与了工人的职业教育培训。

　　在1949 年，德国工商总会重建，旗下有两个负责协调全国性职业培训事宜的中心。四年以后，二者合并并被重新命名为企业职业教育工作中心，成为继承技术学校委员会工作的后续组织。1971 年，联邦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吸纳了工会、雇主协会、政府代表、教育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负责统筹、规划全国的职业教育事宜，职业教育的品质和工人技能的认证实现全国通 行互认。企业的声音体现于技术认证的过程，政府则扮演协调和监督培训过程的角色，既保证了职业教育品质，也有利于工人在同等技术要求的工种间流动。这个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见周忆粟：《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学故事》，《文化纵横》，2022年8月，第112页。）总之，德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坚持并完善了最初或许是无意中形成的，以培养熟练劳动力与技术工人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体系。

　　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经济发展似乎则未必需要提升工人的劳动技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于九十年代形成了效仿美国，服务美国的依附性经济结构。而美国的生产体制与德日不同，其不断追求使用非熟练劳动力，核心体现为在1908——1913年间发明的流水线。在这里工作变成了枯燥、单一、重复的操作，工人变成了一个稍微特殊的部件，这一制度在产出标准化产品的同时，阻碍并限制了一部分劳动者利用知识和技能进行附加值生产的机会。在此期间，技术工人和雇主的较量往往以工人的斗争失败落幕：一开始是机器替代了技术工人，接着是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故事。最终，美国工人阶级就沦为了困在铁笼中被进口饲料喂养着的阶级。而对九十年代以来以低端加工出口为主的中国而言，确实没有必要如德国一般，精心培育一批熟练工人，初具文化的农民工在福特制下是更为经济的选择。发展职业教育除了提高劳动者在劳资斗争中的议价权之外，恐怕毫无益处。

　　或许正是因此，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不足，程度较浅。他们宁愿在与学校合作时将实习学生或学徒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也是近年来职校生在“实习”过程中常常遭遇压迫与剥削的原因。

　　总之，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一兴一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孔乙己”，也就是“做题家”，是被精心设计并批量生产出来的一个社会集团，他们无疑是一个畸形而尴尬的群体。但是，没有国企改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下岗与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产业工人恐怕至今仍然是一份还不错的职业，职业教育也不会如今天一般臭名昭著。而若非经济转轨中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原本有培养研究型与综合型人才任务的高等教育恐怕也不会因脱离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盲目扩招成为一种统治与维稳的手段。因此，无论“孔乙己”这一群体多么畸形与尴尬，这一状况的始作俑者都是没有资格对其进行批判的。

　　04

　　民国的孔乙己与社会革命

　　那么，“孔乙己”是否有出路呢？回顾20世纪中国的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我们不难发现，被国家制度转轨（取消科举制）抛到社会上的孔乙己实际上构成了革命的重要力量。

　　王奇生指出，“考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不难发现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实际上，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基本队伍正是这批‘有些智识而又没有充分智识的青年’。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位和相当的就业机会，来吸纳源源不断从新式学堂和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集聚了一大批因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知识青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中小知识分子人数最多而境遇最差。1924年的统计显示，中学毕业生能继续升学的只占20%。也就是说，8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或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因自身学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跻入上层知识精英行列的机会，但他们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因已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焦虑。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5—37页。）

　　那么，这条道路是可以复制的吗？我们恐怕得追问，当今之“孔乙己”，与当年因科举停废、社会变迁而失去士阶级身份的孔乙己在阶级性质与德性上是否有共通之处了。这也是我们此后会继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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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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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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