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宝马冰淇淋一幕，很眼熟。
早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是了，新时代的贾桂。
也不对，贾桂是中国主子的奴才，而冰淇淋们是洋奴，洋奴贾桂。
洋奴贾桂们看到中国人民尤其是“下等人”农民工，为了表现自己的高贵，对“下等人”几天不洗澡表示了蔑视，捏着鼻子躲得远远的，一脸的嫌弃与厌恶。可是贾桂们一看到洋人，立刻像苍蝇见到屎一样，哪怕洋大人满身狐臭，也要扑上去，疯狂地谄媚地呼吸着，满眼骄傲。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话：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何等自豪何等骄傲啊！
1958年5月16日，毛主席对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五月十四日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
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洋奴最大的特点是否定人民的一切，崇拜洋人、崇拜权力、崇拜金钱，洋奴的祖师爷，大概是胡适了。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与冼星海讨论民族文化时，就给胡适画了像：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1955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艾思奇的文章《胡适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批判》 ：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了我们的东北，胡适在一周年后所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不是认真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把谴责的锋芒对着自己的祖宗：“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胡适在政治上无耻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一口咬定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这种洋奴买办的民族自卑思想，原来是在他的“社会的不朽”的变相迷信观念里有着思想根据的。
195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了老舍先生的文章《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
当然，这里所说的谐调与美丽不是洋奴们所能了解的；在他们眼中，外国的啤酒瓶子比“康熙五彩”还更美。
事在人为，人类发展史里没有什么奇迹。今天，我到哪里都可以抬着头走路了。中国共产党已把人民组织起来，他们不再是一般散沙。这组织起来的人民认识了自己的力量，知道了爱他们的伟大的山河，而且肯用热血去保卫国家，反抗侵略。我们的人民志愿军能在朝鲜屡战屡捷，就是最好的说明。
有一次，一个英国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答以：“耍笔杆的”。他说：“可是，中国有什么可写呢？”当时，我被怒气噎住，说不上话来。今天，我可以回答他了：我要歌颂祖国的伟大山河，歌颂勤劳可爱的同胞，歌颂被解放了的每一寸土地！
软骨病，已经被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治愈了。
不过，毛主席担心有些人再犯洋奴病，所以时刻提醒着。
毛主席《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
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毛主席《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 口它们的设备等。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毛主席《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0年五月七日）：
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 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这些担心一点也不多余，甚至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毛主席逝世的几十年后，有些人果真又犯病了——被某些人给整跪下了。洋奴们复活了，他们依然觉得外国的月亮尤其是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他们心里，依然是跪着的——大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臭。
奴才们总能找到各种借口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增长率超过任何时期，洋奴们说那是因为新中国的起点低，所以增长率高；
好吧，我们不谈增长率，我们谈产值：新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在短短的22年（1970年）就完成了，洋奴们说，那是因为汇率不合理；
好吧，我们不谈汇率，我们谈产量：新中国在前三十年在大宗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越了英法，部分超越了美、苏，成为了世界第五大工业国，洋奴们说那是破铜烂铁，是落后；
好吧，我们不谈产量，我们谈两弹一星，我们谈青蒿素，我们谈电子计算机，我们谈光刻机，我们谈数控机床，洋奴们说，你的精度差，你的汽车门是手敲的。
《人民日报》1970年4月23日第4版刊登《狠批洋奴哲学，坚持土法上马 上海开关厂制成二十二万伏高压少油开关》：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开关厂广大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狠批洋奴哲学，坚持土法上马，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二十二万伏高压少油开关，现已成批投入生产。
这种高压少油开关，同这家工厂原来仿制外国的二十二万伏高压多油开关相比，具有重量轻、体积小、容量大、速度快、用料省、耗油量少等许多优点。用这种开关代替高压多油开关，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的黑色和有色金属、绝缘材料以及高级变压器油，并且可以进一步满足国家电力工业对于高压油开关的需要。
高压油开关是电力系统中的主要设备之一。由于我国电力生产的迅速发展，国家对高压开关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上海开关厂广大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指引下，树雄心，立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决心对厂内生产的主要产品进行全面革命，淘汰那些仿造的落后产品，创造出具有我国独特风格的、技术先进的新产品。
《人民日报》1958年7月9日第1版刊登《技术革命果实累累 上海市许多基本工业掌握了现代尖端技术 四百多项科学研究成果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新华社上海8日电 今天开幕的上海市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跃进展览会上，展出了上海各研究单位、高等学校和生产部门的二千六百多项新的研究成果。据统计，其中有四百四十多项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许多研究成果说明，上海在一些基本工业生产上已经掌握了现代尖端技术。
实际上，很多贾桂们也是劳苦大众的一员。孔庆东老师在《百家讲坛》讲鲁迅时说的那段话很有启迪意义：
鲁迅的深刻之处，就是他不像很多一般的作家那样写地主怎么欺负劳动人民，让他干活，不给他饭吃，把他吊起来打，把他害死，把他抓壮丁。
鲁迅从来不写这些故事，鲁迅不这样写。
鲁迅写出了，同一阶级成员之间的隔膜。不仅是地主和劳动人民是隔膜的；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是隔膜的；知识分子跟地主是隔膜的；在鲁四叔家，我跟四叔是隔膜的。
最奇怪的是，祥林嫂跟柳妈是隔膜的。这一点最厉害。从这一点我们才看出劳动人民翻身的困难。如果是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老财，那革命很容易。革命为什么很难？难在哪儿？——同一阶级的成员团结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过去像《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我们很多马列主义的书前面都印着马克思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什么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因为无产者不容易联合，而人家资产阶级早都联合起来了——大款和大款是勾结的；有钱人和有钱人早都达成了联盟；早都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合同，一块儿来收拾打工仔。
而打工仔之间是不联合的，无产者从来不懂得联合，只懂得互相勾心斗角。在美国，一个刷盘子的工人手指头受了伤不能上班了，广告一贴出来，门口排了一大队人——不是来看望他的，是等着顶替他那个空缺的。这是无产者之间。
为什么说启蒙无产者很难？他们不懂得联合，反而互相挤压迫害。
所以我们看革命的艰难，首先在于动员民众，给人们把道理讲清楚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鲁迅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共产党，他就深刻地懂得：他知道解决柳妈和祥林嫂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国家的大事。它比解决鲁四老爷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最大的悲哀不是狮子吃羊，也不是狼吃羊，而是羊祸害羊。
贾桂们，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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