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最新的事例是，安徽某大学一名陈姓教授到一所中学去做励志演讲，结果因为“三观”不正而被学生当场斥责，搞得十分难堪。消息传开，此事即刻引发轩然大波，成为空前严重的舆情事件。当然，其中不乏有人为陈姓教授站台，以“社会多元论”、“多种声音论”做依据为其行为的正当性做辩解，还有人揪住学生不礼貌、不尊师重教的瑕疵不放，为陈姓教授挣口袋，但绝大多数声音都赞扬学生的勇敢行动，强烈谴责陈姓教授，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个事件的焦点完全不是什么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及极其峻的价值观斗争，来不得半点疏忽，因此，声讨陈姓教授的声音形成一股强大的舆情浪潮，在这一浪潮中，荣誉与形象遭遇重创的不只是陈姓教授，更连带与波及整个教育界为之蒙羞，人们不禁要问，担负为国育才神圣使命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屡屡暴露出“三观”不正的严重问题呢？
一、价值观出现不可忽视的扭曲
现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教育者本身受教育的问题十分突出，造成这等印象的原因有很多，突出的是价值观出了极严重的问题，因为像上述陈姓教授那样公开表达并严重扭曲“三观”的教育工很多，譬如有大学教授提出建议，说农民工可以两人合娶一个老婆；也有大学教授呼吁高知应该拥有多妻特权；还有原云南省教育厅长罗崇敏搞出什么“三生教育”，成立“三生党”之类的把戏，种种这些奇谈怪论、离经叛道的邪说都曾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波，强烈地冲击和颠覆人们心目中教育的形象，也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深刻的疑问，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怎么了？
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领域，教育者的思想面貌集中地反映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现在，一些本来是教育别人的人，其本身却背离了教育宗旨，背叛了知识分子基本的操守，这些人不是教人向上，引导受教育者追求高尚，不是为国育才，而挖空心思地要培养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处心积虑地在引导学生以自己为中心，抹杀学生朴素的家国情怀，相关恶劣事件层出不穷，不断曝光，而没有曝光没有形成舆情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实际情形相当严重。这样的事实警示我们，对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价值观扭曲问题应予高度重视，尤其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本应在道德、智慧与良心上起引领作用，如果他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宗旨性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很好解决。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尽人皆知，在市场经济之下，中国社会结构与群体阶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是这样，也发生了明显的分裂与分化，呈现各个不同的部分，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和属性。以笔者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呈现出如下三种类别：
其一，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站在内外反华势力的对立面，抗击霸权集团对中国的遏制打压，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和主要部分；
其二，同西方集团同呼吸共命运，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为虎作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抗衡，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与一小撮；
其三，同有钱人同呼吸共命运，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瞧不起老百姓和低收入者，自以为高人一等，满满的暴发户心态，经常性地肮脏言龌蹉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同新兴资产阶级有着血肉联系，数量不多，但声势与声音很大，主要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上层。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总体仍然是好的，但问题就出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分化。
二、全面认识知识分子并非易事
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历来都有争议，在当今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严重分裂分化的背景下，全面辩证认识其作用及影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不知道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有没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念，以及他们怎样作为社会阶层而存在，但就中国历史而言，古往今来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一直都相当复杂纠结。大致上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捣乱叛道之说，经典语言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提出这一说法的是百家之一的韩非子，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予以借用并书之于史，其实就是高度的认同。同时也说明，早在秦汉时期，“儒林”就已经作为一个显著社会阶层而存在；
二是可恨该杀之说，著名代表人物应该是明末亡国之君崇祯，此人临死之际恨恨地说“文臣皆可杀”。生死关头说出来的，无疑都是最要紧的东西，也是毕生心血之所积。文官是知识分子的分身，他们在朝是“文官集团”，在野就是“儒林”。明代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群体性，在社会各阶层中是一个突出的存在。并且不能不说的是，持崇祯这种态度的人，古往今来大有人在。
三是负心薄幸之说，即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据说这是明代学者曹学佺所作的一副对联，后来传诸民间，得到广泛认可，长期流行不衰，并且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对读书人见利忘义之举多有描述，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类。
延宕发展到中国当代，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就更加生动活泼、多姿多彩了，其中著名的金句有“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有关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与认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依据不同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做出得出不同的认识，没有盖棺论定，也不可能盖棺论定。
三、正确处理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难题
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怎样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古往今来都是巨大的难题，一直都处在摸索摇摆之中，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曾展现出不同的模式或面貌。大体上说，有如下几种类型：
其一，打击压制
对知识分子以压制为主，不时进行凌厉的打击，这样类型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少，譬如秦朝、元朝以及五代时期的后梁政权等，秦王朝创造了著名“焚书坑儒”秦始皇模式，五代时期的后梁朱温政权则将所谓的“清流”知识分子集体深入滚滚浊流的黄河之中，元朝则干脆把知识分子挤兑成为排名娼妓之后“臭老九”，只稍比乞丐强一点儿而已。
这样的朝代政权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显然十分恶劣，二者之间紧张对立，也因此构成其鲜明的社会特征，知识分子在其中看不到前途与出路，元朝马致远等人充满陌路悲怆哀伤的文学作品对此反映得相当充分。
其二，利用限制
对知识分子利用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加以限制防范，同他们建立起具有同盟性质的关系，这样的王朝政权有汉朝、唐朝等，汉朝创始人刘邦骨子里对儒生相当鄙视，打江山的时候更是把羞辱他们当常事，建政之后惩于不能“马上治天下”而对知识分子加以开发利用，但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之术，王霸道杂之，“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些话比较精确地道出了汉代政权的统治方略，也体现对待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唐王朝也是这样，唐太宗开科取士，文教兴前人之所未有，但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又暴露了其中冷酷无情的政治企图，这是典型的既开发利用、又限制防范的关系。
其三，尊崇抬爱
对知识分子包容厚爱，甚至达到尊崇的程度，这样的情形在东晋与宋代表现的比较明显，东晋的知识分子群体崇尚“清谈”，号称“士族清流”，其主体与核心就是一些知识分子，有着强烈集体性的清高情节，占领江南的大军阀侯景想娶一个世家闺秀都难以如愿。宋代更是典型“重文轻武”的王朝，一个经常被外族侵略欺负的政权不把整军经武摆在首要位置，而坚持“重文轻武”不动摇，堪称奇葩。在这样政权的治下，知识分子地位高，待遇优厚，把持权力，拒绝革新，养成了目空无人的毛病，尾巴翘得很高，很多时候都有放肆之嫌。
总结几千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主要两条，一是要辩证处理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简单化走极端，不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不能成为合格的当权者；而不知道限制知识分子的消极作用，则不是高明的政治家；二是得罪他们的结果后患无穷。秦始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严重地得罪了知识分子，于是们骂秦始皇能骂上几千年不休。其实秦始皇在制度创新和事业开拓上非常出色，严重问题在于他急于求成，做得太急切了，所以历史家将其形容为“急政”，但就是因为得罪了儒家，而儒家后来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所以在舆论评价上就几千年始终不得翻身，几乎得不到一句好话，好像这个千古一帝就没有任何一点可取之处一般。这样的历史经验，直到今天，也仍然有其影子存诸于世。
四、让教育者受教育，这应该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的一个启示
任何人都要接受教育，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这在理性逻辑上没有异议。但是，知识分子拥有教育他人天然的特权，任何他人想要对知识分子施加教育，都面临巨大的思想阻力和精神障碍，社会各阶层在同知识分子打交道中很容易把自己摆在受教育者的位置，很难鼓起教育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自信，因此，教育改造是十分之更是当政者的棘手难题。尽管古往今来多数济世安民或经略体国的人都知道要妥善处理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并且也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接受教育，接受现实政治及其价值逻辑，但正所谓知易行难，多数时候人们都对这个问题绕着走，抱着“惹不起、躲开去”的态度。
中国历史的脚步走进现代历史以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突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关系更加契合融洽，迄今为止大致上已走过一百年的历程，期间有过三次高潮：
一是政治革命的教育与改造
“五四运动”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客观上进行深刻的教育改造，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跟上了中国历史发展前进的步伐，引领时代风骚，其中以延安整风为标志，知识分子革命化达到政治上的第一个高峰。
二是社会革命的教育与改造
新中国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在浩大的社会革命中知识分子也必然要接受教育和改造，形成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历史时期。这个历程跌宕起伏、具体的演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冲突，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至今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历史与政治影响。
三是改革开放的教育与改造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知识分子阶层也是这样，也发生了空前程度的分化分裂。时至今日，他们的中的大部分已经融入到普通的民众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则有一小部分则明显成为依附新生资本势力的群体，更有一些人皈依西方而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成为知识分子西方化的典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黄金年代，其地位、作用及影响都攀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尤其是后两个部分，更是因此上升成为当代中国的新贵，无论是个体人生还是集团利益，一概都有了空前丰厚的收益收获。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中国政治进程进入到自我革命历史时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该以怎样形式加以展现呢？
这应该是当代中国政治事务中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本文开头所列出的各类现象，总体而言都不过是这一问题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这样说，“让教育者受教育”——如果这样的命题还继续存在的话，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来做这件事。说实话，这实在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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