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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天时间,“瓦格纳叛乱”事件就连续出现反转。
从当地时间6月24日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俄罗斯——当“俄乌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以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为首领的瓦格纳集团突然发生了武装叛乱,在罗斯托夫市实行戒严,并包围了俄南部军区大楼和市政大楼。
几乎在同一时间,俄联邦国家反恐委员会紧急宣布,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以及周边的沃罗涅日州、图拉州均进入反恐行动状态。
24日下午普京发表讲话,虽没有直接说出普里戈任的名字,但已将他称之为“叛徒”,表示“过高的野心和个人利益导致了叛国罪”。
普京明确表示,将采取坚决手段恢复秩序,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收到必要的命令,以消灭那些组织武装暴动的人。
对于这次叛乱,舆论界着重强调了两点:
一是瓦格纳集团全名为“瓦格纳私人军事服务公司”,属于一家为政府、企业、私人提供军事服务的企业;
二是瓦格纳的武装叛乱就是俄版的“清君侧”,普里戈任就是现代版的“安禄山”。
这两点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意思,大家也能由此透视出爆发这次内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让咱们仔细扒一扒。
先说说第一点,由于我国全面禁枪,只有军人、警察及其他一些特殊职业,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合法使用枪支,所以国内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军事服务企业。
但是,在国外的很多国家,雇佣兵就显得比较常见了,这是一群指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职业军人。就拿瓦格纳集团来说,这些人通常来自贫困地区,从军队退伍后缺乏其他赚钱的机会。
这意味着让他们行动的触发点就是利益,只要钱给到位,他们就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
在利益方面,据普里戈任声称,自己的瓦格纳队员们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连阵亡队员的抚恤金都被克扣,无法兑现,甚至还刻意隐藏了瓦格纳2000具战士的尸体等。
再说说第二点“清君侧”,顾名思义,就是清除君王身侧那些亲信,奸臣。在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开启了长达7年的“安史之乱”。
1000多年后,相似的剧本又在俄罗斯上演——6月24号时,普里戈任公开称普京所说“叛国行为”的言论是错误的,他们的目的是把俄罗斯从腐败等现象中解救出来。
对于俄罗斯来说,“俄版杨国忠”就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都,普里戈任认为他们是坏人,欺骗了普京,欺骗了国家。
普里戈任反复强调,他并非打算推翻俄罗斯现有政权,而是为了发泄长期以来对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不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诸多积怨。
就在局势紧张之时,事件又出现了反转。当地时间24日晚,正当瓦格纳向莫斯科逼近的紧急当口,普里戈任停止了组织在俄罗斯领土上的行动,调转方向按计划返回营地。随后,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人员又从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和沃罗涅日州撤离。
一系列的反转,使事件显得愈发扑朔迷离,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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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啥呢?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利益诉求上不一致。
相信看过《水浒传》的伙伴,都记得一个片段:宋江集团在被朝廷诏安之后,就被派去攻打南方的方腊集团,双方进行了惨烈的火拼,都死伤惨重。
宋江集团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到了乌龙岭。此时方腊集团已经奄奄一息,宋江集团一旦打过去就可以直捣敌方巢穴,彻底消灭敌军,生擒方腊。
就在胜利在望之时,朝廷宰相蔡京和太尉高俅却进行了秘密商议,绝不能让宋江领走征讨方腊之功。于是,他们派遣枢密使童贯到达前方,名为督战,实为抢功。
宋江集团生擒方腊之后,因休整军队而延迟了回京时间。待回京之时,前来迎接的宿太尉却来查问谁才是擒方腊之人?宋江等人愕然,武松单臂擒方腊,这已是众人皆知,怎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原来,是童贯押解方腊回京,要冒功邀赏。
梁山军内众人不禁悲从中来,对朝廷心灰意冷。朝廷的官员们一个个锦衣玉食、坐享其成,而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人以鲜血为代价打了胜仗,却反被这些官员抢了功劳......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军队的性质不同。
在朝廷看来,宋江集团无非是盘踞梁山泊的倭寇,怎能与正儿八经的朝廷军队相提并论?让宋江和方腊两大倭寇集团火拼,不管谁赢都会损失惨重,到时候朝廷再出兵收拾残局,坐享渔翁之利。
这一系列的不公平,都是因为朝廷里的贪官、佞臣在从中作梗,所以宋江的想法一直是“只反贪官、不反朝廷”,这倒与俄罗斯目前的情况相似,颇有些“清君侧”的意思。
在普里戈任看来,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在战场出力流血流汗,打得非常的卖力,而且也是远远的超出了正规军的战绩,但在他们拿下巴赫穆特之后,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兑现之前给予的承诺奖励。
普里戈任认为是国防部的高层坏人在从中作梗,凭啥我做苦力你吃肉?说白了,虽然雇佣军和正规军都在打乌克兰,可双方的利益诉求根本不一致。
其实,相似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
自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进行了“东北易帜”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请注意这里面的言辞细节,史册上强调的是“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为啥呢?因为国民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众多派系形成的联合体。除国民中央军之外,很多地区还是由当地的军阀掌握着实际军权。这些地方军阀在利益诉求方面,与国民政府有太多的内在矛盾,因此出现了“各打各算盘”的局面。
因此,国民党貌似纸面力量强大,实则内部派系矛盾重重、离心离德、一盘散沙,更是难以形成合力,这就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正是利用各路军阀的间隙,在多个“互不管地带”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在长征的“四渡赤水”中,毛主席正是利用川军刘湘、滇军龙云“各怀鬼胎”的心理,才指挥红军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历史早有前车之鉴,如果不协调好军队内部各方的利益关系,那军队整体实力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内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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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啥诉求不一致呢?往根子里讲,是雇佣兵集团和国防军的动机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多次强调,瓦格纳军团是一支靠商业利益起家的私人雇佣军。那他们打仗的性质是什么呢?并非凭着一份忠诚和爱国的天职,而是更偏向于商业交易。
既然是商业交易,那就讲究个等价交换。可他们在前线如此卖命,而俄罗斯并未兑现承诺奖励,这放谁心里舒服?
一旦军队内部是“雇佣”关系,那么整支军队从上到下,都会想着尽一切手段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层级高的官员能远离战火、坐享其成,层级低的士兵在战场上卖命,却拿不到好处。
如此一来,战斗意志能激发出来吗?
在近代史上,国民党同样采用过雇佣兵制度。
1932年,蒋介石重组了国民党军队。按照新的制度,一个普通的底层士兵名义上每月有十元军饷,但这笔钱会被上级以各种名义克扣或拖欠,各方官员相互勾结,从源头上中饱私囊。
与高层官员的名贵出身不同,国民党的底层官兵和天底下的苦难百姓一样,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少人一开始看不清形势,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是被“抓壮丁”才来到国民党军队的。
可他们既要面临最危险的战场,又没有什么实际收入,有时候到手一分钱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用品所需都没有。
同时,国民党军队里等级森严,普遍存在着打骂士兵、喝兵血,甚至残害士兵的行为,这使得广大底层官兵心生怨气、敢怒不敢言,战斗意愿急剧下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情况使国民党逐渐变成了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9年,蒋介石曾派遣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支援”,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每次资助之后,你那些蒋家、宋家、孔家亲戚开设的私人账户里,就会凭空多出巨额资产?”
这一问,使得宋美龄哑口无言!一旦打仗变成了高层的一门生意,军费经过层层克扣,连基层官兵连基本生活保证不了,那么无论资金多少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啊!
1949年8月5日,就在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指出造成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美元不充分”,而是腐败。
比如,国民党军队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而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
很多国民党基层士兵的家庭也是贫农,他们之所以给国民党当雇佣兵,愿意忍受各种克扣,也只是为了生存。
在解放战争后期,当一些国民党基层士兵的家乡被共产党解放后,人民政府照样给他们分了田地,这些人打听了消息后,立马带枪投奔解放军,连军服都来不及换,便掉转枪口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能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如果一支军队不是为了祖国、信仰而战,而是为了金钱而战,那么这支军队是没有忠诚度的,迟早会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内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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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无数次听说过毛主席的治军思想,但如果只看到书本上的字面意思,那么很容易把它当做“大道理”。一旦我们结合热点事件,从人性深层次的动机来看制度,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为什么共产党军队的内部氛围,与国民党军有着天壤之别呢?就因为士兵的内心驱动力不同。自从共产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不久,毛主席就废除了“雇佣兵制度”。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主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秋收起义的残余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湾改编”的其中一项,就是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并有监督批评军官之权,上下级之间以“同志”相称。
后来,红军又制定了“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当然,三湾改编更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领导机关。
在各级设立党组织,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党内的思想统一问题。通过各级党机关的思想教育,每个战士都能明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为了解放广大穷苦人民,让更多人有田分、有饭吃。
这个共同的崇高理想,充分激发了士兵内心的核心需求,大家的战斗意愿就非同一般,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退缩。毛主席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后来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其他队伍的加入,党内思想也一度出现过混乱。比如,在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之后,朱毛二人还曾在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出现过很大的意见分歧。
毛主席依然秉持“三湾改编”时的原则,军队里的战士们思想要与党保持一致,党要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当时以朱德为代表的军事将领,还未意识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眼下战事频频,随时都可能打仗,军事运动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还搞什么思想工作?太虚了!
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不但被否定了建军思想,还被撤掉了前敌委书记的职务。
直到后来红军连连吃败仗,以及中央的“九月来信”之后,朱德等人才意识到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立刻派人将他请了回来,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主席回来后,立刻召开了“古田会议”,不但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确定了共产党军队的纲领——
“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在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建军思想,那么军队内部就会出现思想混乱,战斗力急剧下降。而这个所谓的“共同纲领”并不是以金钱为导向,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需求。
正因为共产党没有采纳雇佣兵制度,而是重视思想工作,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才打造出了一支具有超强凝聚力、战斗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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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纲领确立了,接下来就是干部与基层官兵的关系问题了,毛主席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基层士兵看来,干部到底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还是亲临一线贴近士兵生活的指挥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起战争环境的残酷性,战士们更在乎是否团队里是否真的“上下同欲”,领导者是否真正了解他们的疾苦?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高层就遭到了普里戈任的公开发难。早在5月下旬时,他就曾在对外的讲话里说:
“当俄罗斯权贵精英的孩子们往身上涂着护肤霜,然后把自己美美的照片放到Ins、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炫耀的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只能躺在锌质棺材里面,肉体被撕成了碎块,他们的母亲在为孩子战死而哭泣。”
“这个父亲的儿子已经被乌克兰纳粹分子撕成碎片了,变成了土夹肉——然而,那个在阿联酋迪拜的少爷(指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女婿),此刻却正在快乐地摇臀!”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的建议是,俄罗斯联邦的精英们,请把你们XX(脏话)的小猫咪们(指孩子们)集合起来,把他们送去乌克兰。当你们去参加葬礼、开始埋葬你们孩子们的尸体时,俄罗斯百姓才会说:现在终于平等了!”
普里戈任呼吁,应该让全俄罗斯一起作战,包括一切特权阶级、寡头和他们的儿子,都应该被送上前线。否则,怎么体现“官民一致”?
反观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军队,已经形成了干部身先士卒的传统。毛主席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写道: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当然,毛主席自己就做出过表率——1950年,当他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时,就派遣了长子毛岸英奔赴战场,与普通士兵们同吃同睡,体验战场生活。
领导人始终都与人民站在一起,这为人民志愿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同仇敌忾,对抗强大美军的重要原因!
综上,“瓦格纳叛乱”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俄罗斯内部深层次矛盾在激化后的产物。从现有的新闻报道来看,目前的反恐制度状态已解除,但俗话说“治病需治本”,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还需反思。
我们知道,普京一直视毛主席为偶像,那么未来俄罗斯是否能领略毛主席治军思想的精髓,从制度、思想等深层次原因方面来进行军队整顿?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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