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财长耶伦到访中国，其“平民化作风”成为民间舆论焦点。
这位世界经济“超级女皇”轻装简行，以普通到了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普通老太太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她没有奔赴任何辉煌大厦参加豪华宴会，而是去了北京三里屯普通商业街的一家云南菜馆，连包间都没要就在大厅里和中国普通顾客一样吃了来中国后的第 1 顿饭。第3天耶伦宴请中国六位女经济学家吃饭，为了表示尊重专门要了一个包间，可这个包间小得大家刚刚能够坐下，十人就餐花费 1754 元，人均花费 175元，如果去掉其中一个 850 元的剁椒鱼头，人均不到百元。饭还没有吃完，这位“经济女皇”如同劳动妇女一样的节俭朴实就已经传遍网络，震撼了中国10 亿网民。
以至于让那些见惯了小小科长下乡开会都要在麦田里铺红地毯的中国老百姓，几乎完全忘掉了今夕是何年，分不清耶伦到底是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女皇”，还是40多年前中国焦裕禄式的干部。
对此有评论者认为，耶伦所谓的“平民化作风”不过是西方政客的作秀，然而类似耶伦这样“平民化作风”的西方政客不在少数，而是普遍现象，这就说明西方政客不仅有作秀一面，也确实有“平民化”的一面，这不是说他们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而是说明他们在与老百姓的关系上起码没有特别强烈的特权特级观念。
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仅仅归于个人个修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原因。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但这种民主至少比特权专制更先进。这种民主制度一方面使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即便是贵为“经济女皇”的耶伦、甚至权倾天下的美国总统都不得不敬畏和接受自由平等观念，不敢有任何特权行为和官僚作风。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制度包含一套组合严密的机制体制，如宪政、普选制、代议制、分权制、法治等，任何人只能在这一套机制体制下活动，若违背必遭制度的惩罚。也许这才是西方政客“平民化作风”的根本原因。
那么有人说，我们也曾经有过焦裕禄式的干部，在毛泽东时代还提倡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很多干部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干群关系和谐，为什么经历短短几十年，就发生了180逆转，上下等级森严，官僚特权盛行，乃至出现门阀、世袭等只有在中世纪才能出现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似乎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大清王朝。
关键的问题是，即便在毛主席时代那种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虽然也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也确实把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这样普通的工人农民劳动者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但是我们没有形成一套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制度，更多是靠人治而非法治，是靠权力管人而非制度管人，因此只要人一变、权力的主宰者一变，整个社会的形态就立即变了。
还有就是耶伦那句话：“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矛盾，但是与中国人民没矛盾”，有人说这完全是照搬了当年毛主席对西方国家人民的语言。还有人说，耶伦这样说是故意挑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不是这样呢？其实，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即便是，如果中国上下一心，象毛主席时代那样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别有用心的人想挑拨也是挑拨不了的，俗话说苍蝇不叮无逢的蛋。
耶伦的平民作风和深刻讲话，确实象极了当年的共产党，我们要反思的是，共产党的初心还在不在？耶伦何以反过来成了我们的教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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