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精神、情感的确立与保持，尤其不能靠外部强制。强制，只会适得其反，导致逆反心理和虚伪。”
先从鲁迅先生说起吧。
按照今天很多粉红色小朋友的标准，鲁迅先生，呃……，恐怕是难逃“精日”指责的。
证据吗？简直太多了。
他有一张和服照片，这是铁证！
他一生的最后10年，基本都住在上海的日租界（即公共租界的日本区）；
他经常去日本人开的书店，与老板内山完造有极密切关系，内山甚至用书店日本职员镰田诚一代名义，替鲁迅租了一间房，专供鲁迅藏书，有时还用来躲避警察。
实际上，鲁迅从21岁赴日留学，到56岁辞世，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与日本人的交往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据学者王锡荣研究，鲁迅“现存二十四年日记，没有一年不提到与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仅日记记载的，就有二百零九人”。
鲁迅在自己文章中，对日本友人，也从不吝于表达感情。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藤野）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甚至，鲁迅先生的胡子，据许多人考证，也是日本式的。
1925年《京报副刊》刊出一则征求“青年必读书”的启事。已经在青年中享有盛名的鲁迅，为此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甚至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其中写道：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常征在想，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的第三十四条最后居然得以通过，并且可以追诉的话，那么鲁迅从形象到言论，都难逃“有损中华民族感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一条。
但如果真的要据此“依法处置”鲁迅，估计也很困难。
1936年，鲁迅先生安葬时，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三个大字。
当时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的挽联上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鲁迅先生的治丧委员会，除了有蔡元培、宋庆龄、矛盾、内山完造、巴金等人外，远在陕北苏区的毛泽东主席也赫然在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更是广为人知：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的鲁迅，难道也不能见容于“第三十四条”吗？
说了这么多，常征只是想指出一点：“第三十四条”如果真的实施起来，结果很可能是荒谬的，那些善于伪装自己的江湖骗子，两面派会安然无恙，而如鲁迅一般对祖国爱深责切的人，反而会动辄得咎。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十四条”处罚的依据，主要是外在的“服饰”、“标志”、“物品”、“言论”等外在的东西，而人的精神与情感，本质上却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内在”与“外在”是有联系的，但并没有一一对应的简单而直接的联系，机械地按照“外在”的东西进行执法，很容易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反而会变成对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感的一种伤害。
并且，内在的精神、情感的确立与保持，尤其不能靠外部强制。强制，只会适得其反，导致逆反心理和虚伪。
那么，以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靠什么来维护民族精神呢？
常征再次强调，只能靠党团组织润物无声的工作，靠宣传、靠教育、靠以身作则，最根本的，靠社会主义，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自由、繁荣、幸福的美好家园，让每个公民都有保障、有希望，都能够各得其所。
舍此而走捷径，只会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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