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媒体信源
Rolling Stone（滚石）
02
信源简介
《滚石》是美国一份涵盖音乐、流行文化和政治的月刊杂志和网站。该杂志由Jann Wenner于1967年在旧金山创立，至今仍是该杂志的出版商。尽管其主要被称为音乐杂志，但它在报道政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报告非常深入，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Rolling Stone制作了关于各种主题（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主题）的长篇、经过深入研究的新闻报道。当谈到政治新闻时，其并不回避其左倾立场。
03
信源评级
据顾问团队声明，亨利·基辛格周三死于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这位恶贯满盈的战犯终年100岁。
纯粹以手中人命的数量来衡量，美国处决过的最邪恶的杀人狂是白人至上主义恐怖分子蒂莫西·麦克维。1995年4月19日，麦克维在俄克拉荷马市默拉联邦大楼引爆了一枚巨型炸弹，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政府在2001年6月以注射死刑的方式杀死了麦克维。就算是处罚麦克维这样不知悔改的白人至上主义暴徒，死刑的合理性也会受到必要的质疑。无论政府在执行死刑时有着怎样的顾虑，他的死为受害者之一的母亲送去了些许安慰。卡斯琳·崔娜4岁的孩子遭麦克维杀害，她在行刑后表示，“这也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麦克维借精神错乱来误以为自己在拯救美国，然而在杀戮一道上，他远远比不上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最受尊敬的大战略家，基辛格。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格雷戈·戈兰丁，传记《基辛格的阴影》，估算了1969至1976的大概8年间，基辛格任理查德·尼克松与福特将军手下的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时制定的外交政策，他大约把三百到四百万人的生命送向终点。格拉丁解释道，这包括了“犯下罪行”，比如在柬埔寨和智利，也包括不作为，比如为印度尼西亚血洗东帝汶和巴基斯坦屠戮孟加拉开绿灯，还有美国人的老传统：利用完库尔德人就随手抛弃。
“古巴人说不会有邪恶存在于世超过一百年，基辛格的一生致力于证明他们错了。”格拉丁在基辛格死后不久告诉《滚石》记者，“毫无疑问，他会被当做地缘政治战略家的楷模传颂。但他搞砸了大多数紧急状况，引起局势升级。与中国打开关系，他做得不错，但这是戴高乐首先提出的。他因为缓和了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收到称赞，但随后与新保守派的结盟瓦解了他自己的地基。而且他肯定会从水门事件中抽身，尽管他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执念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不会有太多人深究基辛格该背负怎样的骂名。他的死期对于国会和媒体办公室来说将是庄严肃穆的一天：他们堂而皇之地展示他在造就杀戮之后逍遥法外。可耻的是，基辛格曾窃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纽约时报》的亨德里克·史密斯等记者的电话。纳粹难民基辛格，后来成为尼克松所憎恨的“东部建制派”创始会员，是美国“伟大事业”的践行者。于是媒体将他塑造成一位冷血天才，从越战的泥沼中重拾美国的精神遗产。
基辛格卸任之后的半个世纪，数百万人死于美国之手没有对他的声誉造成半点影响，只是展露了一种无情，学者们偶尔为之动容的无情。美国像所有的帝国一样支持国家杀手。我仅有一次与基辛格共处一室，那是2015年在西点军校举办的国家安全会议。他身边围绕着殷勤的陆军军官和前官员，他们都沉浸在政治家的风采中。
调查记者西摩·赫什与一众对基辛格谄媚报道的笔者格格不入，他看着新闻业对基辛格的敬畏之心在他1969年进入白宫后迅速成型。“他的到来或离去可以引发或解散一场华府聚会。”赫什在《权利的代价》中写道。像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这样的记者迫不及待地参与到赫什所谓的“暗箱操作”中来——他们“在接触到内幕消息之后转而保卫基辛格，从不泄露他行动的前因后果与他们之间的私下联系。”记者们对基辛格如何，他就如何对待尼克松：卑躬屈膝。（虽然基辛格可以向记者发泄不满，但他永远无法向他的上司发泄不满。）赫什引用尼克松的参谋长H.R.哈尔德曼的话说，基辛格在白宫内部是“猎犬中的猎犬”，但“一旦端着玻璃杯和他的自由派朋友们走到聚会上，那个好战的基辛格一下子就变成了小鸽子。”
回顾基辛格其中一本著作，希拉里·克林顿2014年称基辛格是她作为国务卿时可以依赖的“朋友”，他“与我和奥巴马总统有着共同的信念：坚信美国必须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公正和自由的秩序服务。”基辛格在克林顿作为候任总统期间告诉《今日美国》，“她以超乎我想象的效率运作国务院。”同样的故事还有，奥巴马亲笔签名了一张照片，感谢基辛格“持续的领导”。
听到美国精英们用崇敬的语气谈论他们的怪物是可贵的。当世界各地的基辛格们逝去时，他们的人性、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牺牲在人们心中无比崇高。当大批伊朗人走上街头纪念他们的怪物之一时，美国精英们反感地退缩了：伊朗对外安全负责人卡西姆·苏莱曼尼，2020年1月被美军无人机空袭处决。苏莱曼尼远比蒂莫西·麦克维杀的人多，他被美国宣布为恐怖分子并击杀。但是，就算我们把叙利亚战争中所有的伤亡都算到他的头上，他做梦也追不上基辛格杀死的人数。苏莱曼尼也没机会跟在《007之金刚钻》中饰演邦女郎蒂芙尼·坎丝的吉尔·圣约翰约会。
基辛格的崛起靠的是一种时间无法磨灭的猥亵。1968年，林登·杰克逊同意与北越和谈，终结这场他亲手开启、两任继任者接力的梦魇。基辛格作为哈佛大学声名显赫的冷战国防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巴黎与会外交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尽管和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周围的小圈子有更密切的政治联系，他时常为尼克松输送总统竞选情报，尼克松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也接受了基辛格提供的信息。
尼克松竞选时声称，他准备了一份秘密计划来终结战争。他的顾问告诉赫什，他们担心约翰逊总统和河内会在竞选之前就达成和解。这将拯救无数在越南的生命：越南人的、美国人的，但这会瓦解尼克松点燃国内反战情绪的企图。尼克松感激地接受了基辛格给到的建议，促使西贡的傀儡政权变得更加冥顽不灵。直到1973年都没有任何和解协议达成，战争最终终结于1975年河内的胜利，使美国蒙羞。
“给我们出那些点子是需要勇气的。”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员理查德·艾伦后来对赫什说，毕竟（基辛格）在国防安全事务上玩火是很危险的事情。”
每一个死在1968年秋天之后西贡陷落之前的人——以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入住白宫后数个月内秘密扩大战争，战火烧至老挝、柬埔寨的死者们；还有余波，比如柬埔寨种族屠杀，中丧生的人——他们都因为基辛格死了。那些为他开罪的人，那些和基辛格穿同一条裤子的美国对外政治精英们，以及那些想象自己站在基辛格立场的人们坚持着一个问题：我们永远也没法知道本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知道确实发生了什么。基辛格确实破坏了在1968年结束战争的唯一机会，仅仅为了确保他能在尼克松或者汉弗莱的任期内分得权力的一杯羹。为了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而牺牲的所有人的真实人数可能永不为人知。
入主白宫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发现他们没有与河内达成和平协议的筹码。为了达成和解，他们提出了“狂人理论”，认为只要让北越相信尼克松敢于冒险、嗜血成性、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就会被迫进行和平谈判。尼克松上任几周后，1969年2月到1970年4月，美国战机向柬埔寨秘密投掷了11万吨炸弹。联合参谋部的一位上校称，1969年夏天，基辛格——他在军事指挥系统中不该有任何话语权——亲手挑选了轰炸目标。"雷·B·西顿上校在《权力的代价》一书中告诉赫什，“亨利不仅仔细筛选空袭目标，还阅读原始情报。第二阶段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8月，也就是美军最后一批作战部队撤出越南五个月后。到那时，美国的炸弹已经炸死了约10万人，而被轰炸区的人口加起来只有70万。巴黎和平协定规定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轰炸进入了最后阶段。这是最激烈的阶段，无疑是一个受挫的超级大国的残酷报复行为。
柬埔寨，和老挝一样，曾是个中立国家，这代表着对其发动轰炸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但是事情超出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掌控范围，北越借道柬埔寨领土上的胡志明小径，这是一条武器输送线路，类似现在美国在乌克兰经营的那种。1970年4月，在美国线人朗诺上校牵头之下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府，尼克松命令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即刻入侵柬埔寨。无论是空袭还是地面进攻，他们没能摧毁胡志明小径，他们只摧毁了人命。幸存者对这场入侵做出了回应。“时常有炸弹从天而降击中儿童，他们的父亲因此不顾一切地加入红色高棉。”一位前红色高棉干部在接受耶鲁大学种族屠杀研究小组创始人，历史学家本·基尔南的采访时说。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柬埔寨的失败演化成了1971年美国联合南越对老挝的入侵，又一场失败。基辛格随后把失败怪罪到美国的线人们身上，而不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人。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回过头看，我已经开始质疑，南越人到底是否真的理解我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当时，轰炸柬埔寨的秘密行动被公开后，这一令人震惊的罪行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弹。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准备的尼克松弹劾条款之一指出，轰炸柬埔寨是对国会战争权力的宪法性篡夺。但是当年7月30日，委员会最终以26比12拒绝了这一条款，并且它再也没有出现在弹劾文件中，最终以尼克松的连任销声匿迹。
40年后，往日重现，美国总统批准了对未与美国开战国家的例行轰炸。他们只提供最起码的信息，说明炸弹已经被投送，甚至往往连这一点都不讲。当美国宣布战争失利，比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国家的工程师和管家们开始指责代理人政府和他们的军队。用徒劳无益的轰炸行动来掩盖撤军，杀人害命，好挽回美国政治家们的面子。拜登总统2021年6月指责阿富汗人输掉了战争时说，“阿富汗军队溃散了，有时甚至不战而逃。”这是句经典名言，不知道他本人意识到了没有，他正在使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模版。
基辛格导致了何其多人命丧黄泉，细细研究需要写一本书。以下是基辛格通过间接影响而非法令屠杀的众多例子之一。1971年，巴基斯坦政府制造了种族屠杀惨案以压制孟加拉分离主义运动。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是种族屠杀的策划者，但他对尼克松恢复与东方大国外交关系的野心很有价值。于是，美国默许了他手下军队强奸、屠杀了至少30万人（有说法称约300万人）。尼克松引用了基辛格耸耸肩的话，“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我们与东方大国人民共同的老朋友和一位印度的老朋友之间闹掰。”
这种观点太基辛格了。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平衡游戏。冷战期间，国家机器运转的目的是最大化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华盛顿旨意的行动自由、限制莫斯科的同等能力——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局势动荡或世界末日的发生，最终彻底击败苏联。最后一点解释了右翼对基辛格的敌意。他代表了没有意识形态狂热的反共主义。他是冷战这场反共主义冲突大剧院中积极、甚至无情的参与者。但是就像他的前任乔治·柯南一样，基辛格认为用意识形态术语看待冷战其实是不得要领的。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以有罪不罚为衡量标准，必须不择手段地达成。这使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创造性地开始拉拢东方大国，这是尼克松会蛊惑任何人去尝试的事情。
中美关系破冰是尼克松对外政策最伟大的成就。基辛格在这场罕见的地缘政治举措中仅仅是一个促进者。在《权力的代价》中，赫什称尼克松为与北京重建关系的“大理论家”，称基辛格为尼克松手下的“临时工”。基辛格1971年7月对北京戏剧性的秘密访问可能是对这种表述的反驳。但是赫什写道，“没有证据表明，基辛格在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认真思考过中美关系破冰的可能性。”促成之后，基辛格一夜之间成为社会名流，成了某种光环围绕的神秘人士。
基辛格可能并没有仇恨康米主义的原动力。但他妥妥的算是个反动派，事实上增强了反动派的力量，允许他们披着反共主义的大旗在美国宣扬种族主义和剥削性的社会经济传统。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助手是个狂热的反康米军国主义分子，陆军上校亚历山大·海格，后来他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国务卿。当新保守派和其他右翼势力批判基辛格容许与苏联缓和关系并重建中美关系时，他们都没有想到，是基辛格煽动的冷战势力在驱使着他们。
所有反动派中，重头戏是尼克松。没有尼克松，基辛格绝无可能登上权力舞台。没有尼克松，基辛格谁也不是。
尼克松是冷战最初的挑起者之一，他从不顾虑于指认他的敌人们：康米主义、黑人与“东部建制派”组成的联盟。他在越南挑起局势升级，在电视讲话中透露出的柬埔寨秘密轰炸，无一不使得反战运动死灰复燃。尼克松提出用忠诚的美国“沉默的大多数”打压大规模抗议。他在竞选中宣称要结束战争、使反战派无可指责、或与反战运动合作，当选后，取而代之的确是尼克松试图转移矛盾而点燃的文化战争。这是他臭名昭著的“南方战略”，即收割白人对民权运动的抵触，为共和党带来选举利益。
尼克松对于哪些人属于“东部建制派”毫不含糊。当媒体抓住美国在美莱村的大屠杀发难时，尼克松说，“幕后黑手是纽约那些腐败肮脏的犹太人。”尼克松的白宫发言人约翰·厄里奇曼回忆起尼克松曾在基辛格面前谈论“犹太叛徒”，还包括了“哈佛里的犹太人”。基辛格必须确保他的老板相信他自己是好人中的一员。厄里奇曼复述了他的回应，“总统先生，犹太人和犹太人也不一样的。”
基辛格背叛了塑造他的“东部建制派”，凭此保留住了地位。这并非完全愤世嫉俗。基辛格与尼克松一样蔑视“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蔑视那些曾支持越南战争随后又退缩的人。他合理化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僚机构的清洗，边缘化国务院，使他事实上在对外政策上独揽大权，成为尼克松不可或缺的手下。名义上，这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权力落入那些毫无自信的人之手。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基辛格的视角是最少意识形态化的。
基辛格用惩罚和麻痹加强他对官僚系统的掌控。他令FBI使用内部泄露的渠道恐吓并窃听手下雇员和他怀疑掌握了情报的记者们。“东部建制派”人士仍旧跟在基辛格身后，做他的手下或者进入媒体行业，但他们已经像家养的宠物狗一样渴求着主人抓抓耳朵。他冷血的美国例外论是向摇摇欲坠的统治阶级发言的最佳声调。安东尼·雷克和他的同僚罗杰·莫里斯终于在1970年5月退出了这一行列，前者后来又成为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两人难以忍受的点是越南事态的恶化、尼克松的酗酒、以及为了加强白宫内部忠诚度而进行的秘密窃听活动。但雷克和莫里斯并未选择公开一切。“没能做到这一点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权力的代价》中记载了莫里斯告诉赫什的话，“考虑到这将完全摧毁亨利的前途，我们没有这么做。”数周后，通过海格，基辛格命令FBI监听雷克。
基辛格是东南亚的毁灭者。在智利，他却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打造了一处样板间。
1970年9月4日，智利人在大选中选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阿连得不仅仅是一个再分配主义者。他要求美国停止从智利身上榨取价值。智利的铜矿资源丰富，1960年代中期，百分之八十的铜生产被美国公司掌控，确切的说是安纳康达铜业与肯纳克特公司。当阿连得谈到国有化这两家公司持有的矿区股份时，他表示将从支付给公司的补偿方案中扣除一项估算得出的“超额利润”。基辛格在情报会议中得知了这一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政策，在阿连得当选前两个月，基辛格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傻站着，看着一群不负责任的国民将国家送给康米分子。”
基辛格的意思是说，他绝不会允许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有一个康米国家通过选举的方式诞生。“亨利认为阿连得是比卡斯特罗严重得多的威胁，”基辛格的雇员莫里斯告诉赫什，“阿连得是拉丁美洲民主化社会改革活生生的范例。”
基辛格和CIA在阿连得当选后没几天便决定推翻他。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后，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爱德华·科里首屈一指地跳出来反对阿连得，他发电报给基辛格说，“积极鼓励政变可能只会是又一场猪湾事件。”（译者注：猪湾事件，又称猪湾入侵或吉隆滩入侵。CIA在1961年动员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登陆并发动对卡斯特罗政府的颠覆入侵。政变被古巴革命政府镇压，约90人阵亡，1000多人被俘。该事件标志着美国军事与政治上的双重失败，最终导致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蒂姆·维纳尔所著的《灰烬遗产：中情局史话》中记载，“中风似的基辛格”叫科里不要挡他的路。CIA在1月6号真的尝试干扰智利国会并试图阻止阿连得当选，他们失败了。科里把这次行动比喻为“鲁布·戈德堡豪赌”。（译者注：鲁布·戈德堡，美国犹太人漫画家。他画了许多用极其复杂的方法从事简单小事的漫画。）行动失败后，海格向他的上司催促必须尽快清除这一“左翼掌权的关键地区”。
最后我们知道科里是错的，基辛格推翻阿连得的政策是“为什么不支持极端主义者呢？”1970年12月的一场白宫会议上，他向秘密行动负责人汤姆·卡拉梅赛恩斯吐口水——1973年9月11日，事态反转了，一场军事政变夺取了权力，阿连得自杀殉国。他成为了奥古斯塔·皮诺切特17年统治之下第一批丧命的3200名智利人之一。皮诺切特和他的“死亡游行”折磨并逮捕了成千上万人。“如果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我们都会被当作英雄。”基辛格在政变的第二天与尼克松通电话时说。当周的议员新闻发布会上，他否认美国参与了这场政变。
政变只是个开端。2年之内，皮诺切特政权邀请了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等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为他们参谋。智利成为了他们学说的试验田：政府预算严重紧缩、无情攻击劳工组织、包括医疗保健和公共养老金在内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政府裁员、废除工资和价格管制、放松资本市场管控。“跨国公司不仅被授予将其100%的利润汇出境外的权利，他们还获得了有利于资产转移的汇率。”戈兰丁在他的著作《帝国的工坊》中写道。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在1982年经济崩溃之前蜂拥而至。1976至1986年间，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给皮诺切特贷款高达31亿美元。科里·罗宾的记录中显示，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朝圣山协会（Mont Pelerin Society）在当年军政府策划颠覆民主社会主义的那座城市举办了1981年会议。可悲的是，军政府准备的替代方案成为了当今全球经济秩序的先驱。
皮诺切特的虐待室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科病房，基辛格亲手接生了这个浑身是血的婴儿，蠕动的丑陋躯体不断发出着哀嚎，而这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口中基辛格的毕生心血，那“正义与自由世界秩序”。
他在拓展美国军事力量的运作范围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发现，持续多年的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秘密轰炸其实是一则范例。当尼克松1970年揭露秘密轰炸时，就算是五角大楼最钟爱的国防学者托马斯·谢林也觉得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他称之为“令人作呕的”。戈兰丁在《基辛格的阴影》中写道，剑桥-华盛顿在1970年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美国有权摧毁未开战国家领土内的敌军“庇护地”，更别说完全保密地实施轰炸，以此隔绝公众对战争的认知。911事件之后，他们接受了。反恐战争的名义作为支柱，支撑了四位总统开展长达20年的轰炸，杀害无数巴基斯坦人、也门人、索马里人、利比亚人、叙利亚人等等等等。
基辛格于1976年在圣地亚哥与皮诺切特的会面。那时，美国国会正对皮诺切特的恐怖统治表示强烈愤怒。基辛格告诉这位将军，他不得不温和地批评对皮诺切特不利的林业立法。“我认为，你是一位全球左翼集团的受害者。”基辛格在一通解密电话中说，“你最大的原罪就是推翻了一个正迈向共产主义的政府。”三个月后，美国外交官就秃鹰行动向基辛格发出警告，这是一项由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反共政权发起的国际右翼暗杀运动。根据1976年9月16日的一通电话，基辛格表示“无需对这项行动多加关注。”五天后，皮诺切特手下间谍安装的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区周边爆炸，杀害了阿连得的外交大臣奥兰多·莱特里尔以及他的美国同事罗尼·莫菲特。
1999年，皮诺切特在伦敦被捕，这得益于追查秃鹰行动的西班牙法官巴尔塔扎·加尔松。基辛格敦促英国不要就地审判这位将军。“如果皮诺切特能回家，我会很开心。”基辛格对采访者说，“这个故事已经很长了，我同情他。”两年后，乔治·布什政府对智利最高法院试图传唤基辛格的努力做出轻蔑的回应。“让这样一位国家优秀的公仆受到外国法院如此骚扰是不公正且可笑的。”一位官员告诉《每日电讯》。报纸称基辛格是布什的“非正式顾问”，他为很多任总统担任过此职位。
布什为基辛格辩护的声明，加上他拒绝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条约，基辛格有朝一日与皮诺切特一起享受牢狱的一线希望破灭了。这永远只是个幻想。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的国际事务架构，也就是当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施加压力，而是仅仅针对那些敌视或挑衅美国的国家。这就是美国例外论的基本原则：美国行动，美国不被采取行动。亨利·基辛格就是这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总设计师。
这样来看，基辛格是拔尖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基辛格的构建建立在亨利·摩根索、迪恩·艾奇逊、乔治·凯南、保罗·尼策、杜勒斯兄弟、邦迪兄弟、肯尼迪——一路追溯到阿尔伯特·塞耶·马汉和泰迪·罗斯福或者詹姆斯·门罗，甚至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的话，可以追溯到1619年。他和尼克松选择了激化越南战事，毁灭柬埔寨。但是五角大楼文件表明越南战争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治下的一系列复杂决策的最终结果。越南游击队员、司法部长张如腾在他的《越共回忆录》里写道，基辛格的头脑值得称赞，“他从美国和法国前辈那里继承来一整套概念体系...最终使他选择了灾难。”
基辛格和尼克松最终选择了水门——正如本文之前指出的那样，水门事件始于对丹尼尔·埃尔斯贝格的复仇。他是基辛格反对者，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残酷地表明，美国在国外犯下的罪行与美国在国内犯下的罪行有着辩证的关系，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有多少次带来胜利的消息就有多少带来耻辱的。
这就是基辛格能作为社会名流寿终正寝，并有足够的财富加入疗诊公司的原因。（译者注：疗诊公司是美国著名的诈骗企业。该公司宣称开发出小型自动化设备，通过极少量血液就能诊断受试者是否患有癌症，后被证明是骗局。敛财峰值达100亿美元。基辛格曾任该公司董事会成员。）这就是为什么罗杰·莫里斯和安东尼·莱克选择不告诉全国，我们的总司令是一个酒鬼，秘密监视着所有他真实和想象中的敌人。无论基辛格的出身如何，无论那些他不得不忍受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抱怨，基辛格都是自信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典范。不管他们个人如何看待亨利·基辛格，美国的精英们希望美国得到世界的尊重。当罗杰·莫里斯、安东尼·莱克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夫妇看到亨利·基辛格时，尽管委婉地承认了他的一些缺点，他们看到了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基辛格在自己一手塑造的世界中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他就是他自己的傲慢。他看破了伊拉克战争会打得一团糟，但他没说什么，“消灭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是异常重要的。”基辛格以最温和的态度展现出来的算计是，承受灾难是施加影响力的代价，所以尽可能减轻灾难就好。他对无法逃避的政治决定有着极强的适应性，这可以追溯到1968年他与尼克松的和解拥抱。与基辛格重塑历史的机遇相比，越南人、柬埔寨人或者伊拉克人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基辛格本想扩大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但局势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情报战，广阔的非首都地区正在缓缓倒退回911事件之前的状态。”这预示着基辛格所创造的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他的外交政策将美国重新定位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楔子，直到2月4日的宣言将莫斯科和北京联合起来。他煽动的美国境内外反动势力无一不在向世界昭示着，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只与资本主义有关，而不是民主。
将死的那几天，忍受着身体的腐坏，他的折磨和苦涩或多或少都是对数以百万计受害者的些许宽慰。可美国却拒绝承认他们和卡斯琳·崔娜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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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译者
：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
译者：蓝奥菲，南京非著名思想家，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研暗物质环对早期星系气体动力学的影响和手征对称性破缺引力波的引力透镜效应。平日喜思考天上的星星转动和地下的众生匍匐，时有执笔翻译，难得亲自创作，几乎不与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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