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柯庆施同志的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正式落成。
庆施同志的亲属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等方面领导和党史专家等六十余人参加了纪念像揭幕仪式。
1
长久以来，庆施同志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分子”卷土重来、群魔乱舞的环境下，柯庆施这个名字被人为地遗忘，更不会有人记得即便是年长他九岁的毛主席，都曾在会议场合公开尊称他一声“柯老”。
诚如毛主席在1967年5月所言：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庆施同志是安徽歙县人，早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曾被学校开除；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陈独秀结识，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彼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1922年，庆施同志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年，作为中国代表，他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代表大会。
在此期间，庆施同志受到了列宁导师的热情接见，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见过列宁的人，那也是中国革命火种即将升腾的标志。
初入党内，庆施同志在中央秘书处工作，随后被安排担任安徽省委书记，1935年担任了北方局组织部长。
庆施同志早年的革命生涯最值得称道的行动便是联合李大章、高文华、陈伯达等人，在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这场运动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也是共产党人向全国再度表明抗日决心的宣言性事件。
然而，此后的柯庆施并没有受到更多重用，他长期担任副职，甚至在延安整风期间，时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他（也是延安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还一度被打成了“特务”。
杨尚昆后来有回忆：
审干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轮番逼供。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原常务董事洪戈也有回忆：
1942年后，我调到杨家岭中央机关总支委当秘书，李富春同志是书记。大约在1943年7月十几号，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西门墙上出现几个字： ‘柯部长是特务，。夏之栩首先发现的这些字。
根据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黄庆荣的介绍：
1943年夏，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墙上出现一条标语。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整风大会，柯老主持会。突然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在会上宣布礼堂墙上有标语说，柯部长是特务。这次的中直机关整风大会开成了批斗柯老的会。后来是小组开会审问他。
1986年时，杨尚昆谈到柯庆施时又说：
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结果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
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
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
后来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政委李东野将军的受访中还有提及：
是毛主席听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叫喊声，及时制止对柯老进行的斗争审查会，但柯老已经受了不少罪。这事是毛主席亲自制止的。他住的窑洞离大礼堂不远，得知是在斗柯老，马上说，不能这样搞，赶快停下来。
在莫须有、扩大化的批斗中，柯老证明了自己是块硬骨头，任何违心的话他都不说，他始终相信群众、相信组织、相信毛主席。
安徽省原省长周子健有述：
柯老在1943年康生搞‘抢救运动’时挨整，我听说在大礼堂斗柯老，他根本不说话。1933年前后我在北京安徽会馆的安徽中学念高中一年级，其间参加了革命，那时我就知道柯大鼻子，在北方局很有名。我去延安时，同路的是张秀岩，张大姐告诉我：‘有个柯大鼻子，在白区就他没有被捕过，他消息灵通，听到消息马上就转移。，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照延安的办法（整风）。’所以我在西安办事处没有经过那样的整风。
全国妇联书记处原书记王云也对柯老评价极高：
我参加了斗柯老的大会，是中央妇委派我去的。柯老站在台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第一排的XX站起来指问柯老： ‘你做了十几年地下工作怎么没被捕过？’
我当时心里想，这个问题问得真有意思，陈云就没被捕过。没被捕，是柯老本事大呀！
当时，我看到柯老站在台上，纹丝不动，就是不回答！
1944年春天，毛主席亲自来到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出席由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局系统 （包括边区系统及联防司令部系统）的干部大会。
在会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抢救运动’的错误，并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入主动承担了责任：
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查出了问题，但也搞得过火了，误伤很多同志。我现在代表党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着，便摘下帽子向台下鞠躬敬礼。
台下的同志们错愕万分，随即爆发出雷鸣掌声。
1943年7月30日，毛主席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随后正式提出了毛主席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肃批评了康生的错误做法。
2
全国解放之后，庆施同志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二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其主政上海期间对上海市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发展、特别是为毛泽东思想在沪上开辟出一片“自留地”起到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乃至深度影响了他离世之后上海市（尤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及上海舆论战线、文艺战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也正因此，今天上海市方面为庆施同志留下了一寸小小的敬畏之地，供人民瞻仰，承群众之愿。
值得一提的是，庆施同志的家属还向福寿园内的人文纪念馆捐赠了柯庆施生前的用品——一顶帽子、一个公文包和一条柯老亲手编织的毯子，简简单单，朴素至极，
庆施同志身边周围的人对他的评价一向是“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更不会娱乐消遣，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宜”，柯老对于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简单，曾对警卫说：
一切标准向毛主席看齐！
因此，他吃穿用度十分随意，一直穿着一身中山装和老布鞋。
建国后在上海主持了十年的工作，面对这座工商业繁华发达的都市，庆施同志从来没有沉醉其中，他坚持廉政，杜绝任何形式主义，坚决反对腐败。
他曾经公开指责：
虽然生活在变好，但是一些官员的思想也开始腐化了，实在愧对革命的嘱托。
而对于群众的生活质量，庆施同志格外关心，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与普通群众沟通感情，还特别注重关心工人群体的住宿生活问题。
也正因此，在解放战争后期，庆施同志领导下的石家庄市是最早恢复正常生活的地区，也是最先从战争状态中挣脱的党解放的大城市。
由于在城市治理中展现出了优秀才能，建国后庆施同志的升迁速度明显加快。
1956年的八大，作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柯老，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年后的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柯老做了著名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在次年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赞同，当即建议人民日报等党媒转载。
在这篇报告中，柯老指出：
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在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中，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种意见，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年来，上海工作的发展是正常的。问题是对于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冒进，有完全不同的了解。
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对于我们队伍的侵袭，在上海的二十六万七千名干部（不包括中小学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中，有80％左右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在三万七千名科长级以上的干部中，也有56％以上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的新血液，对工作是作了很多贡献的。但是他们多数出身于非无产阶级，没有经过生产劳动和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还保持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老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沾染了旧社会的坏思想、坏作风。
“反反冒进”，柯老发出了上海的呐喊。
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于党内一些领导同志提出的“反冒进”予以了坚决的批评，他甚至说：
柯老在上海做的报告，你能写出来吗？
那些领导同志也做了检讨，而柯老则被主席作为了大会标兵。
会后，周恩来一度希望由柯老来接替总理职务……
既然谈到“反反冒进”，不妨多写些。
所谓“反反冒进”，反的自然就是“反冒进”了——于1956年由少数领导同志提出的口号。
“反冒进”，实际上真的如字面意思的“反对激进”吗？
其根本目的让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让所谓“专业化阶层”与官僚阶层进一步得到巩固、让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即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日益扩大——同时，让社会变革进一步推迟。
这也就是“包办代替主义”思想的体现。
提出“反冒进”口号的领导同志，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党内一直很难得到普遍支持，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压过其他同志的“战功”，特别是在解放军中没有支持者。
同时，他也不像毛主席、柯老等人不擅长农村工作，当年土改中就有的“左”倾错误就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建国前后主张“富农剥削有理”更是引起毛主席警觉，这些思维之后也都被他延续到浮夸风运动中，给毛泽东思想的践行、党中央三面红旗的落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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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一五时期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其实牺牲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毛主席由此直接预见了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和贫富分化。
因此主席主张：
虽然还要像过去一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必须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投资；除利用和发展先进大城市工业外，还必须发展沿海与偏远地区工业；除大 规模城市工业化外，还必须转向农村的中小工业；除中央部门的指导外，还必须要扩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
这就引发了一些领导同志的抵触，所谓“反冒进”就这样在八大后登上台面。
1956年的八大，毛主席为了党和国家大局、也是吸取了苏联斯大林去世后政局不稳的教训，主动退居二线，同时还为了彻底杜绝个人崇拜而要求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党章中删去——但是这样的苦心并没有得到正反馈，1937年就取消的“党中央书记处”居然重新成立——用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说：
我成了一个游说先生。
1957年11月，毛主席特地带着彭总、叶帅去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庆典，专门让这些被他寄予厚望的领导亲眼看看苏联阅兵式上的核弹头、先进装甲战车，好回国后鼓足干劲、迎头赶上。
结果回来后发现一群文官竟然在国内打着“反冒进”的旗号“压军揽权”，你说主席心里什么感受？
“反反冒进”，不难理解。
3
1958年在南宁，尽管柯老并没有被选为总理，但是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迅速提升。
两年后，柯老升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按照周恩来当时的口吻：
柯庆施总览华东地区的大局。
不过，在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柯老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到1964年由于病情加重，不得不进行手术，此后便开始休息疗养。
不得不说，这一直是毛主席的一个遗憾：许多忠心追随毛主席和人民群众的老同志，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身体疾病，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创伤加之建国后这类同志依旧要求保持艰苦朴素作风而拒绝特权疗养，都过早的因为身体原因远离政坛，这让毛主席在晚年时时陷入孤独。
至1965年柯老当选副总理，他依旧在主管华东地区的工作，然而生命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1965年4月5日，身为副总理的柯庆施参加完一场宴会，临睡前还吃了一把花生米，夜里突然病情迅速加重。
经过连续数天的抢救治疗，最终的诊断结果是“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4月9日，柯老在成都因病逝世，享年63岁。
当时的中央对柯老的葬礼给予了很高的规格，由刘少奇主祭，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陪祭。
中央给予柯庆施的评价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不可否认，人无完人，尤其身处特殊的历史洪流之中，人的信仰、执念、追求都会被不同程度的放大，不论是言论还是做法，都有可能产生扩大的倾向。
柯老在上海工作期间，出于对工作的极端热情和对革命运动、斗争方向的殊死坚持，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欠缺民主现象。
但是无论何时，柯老自始至终无愧于“共产党人”、“毛主席的拥护者”、“人民的勤务员”等钢铁称号，他更是在上海培养了一批执着战斗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同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形成了革命呼应。
孑然一身，问心无愧，这已然不负毛主席，不负人民。至于千秋功过，何须靡靡挂齿。
最后，摘录几段柯老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中的话，作为本文收尾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
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
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
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
有的同志遇事很少认真同群众商量，或者不同群众商量，只是爱好行政命令。决定问题的时候，从领导的主观意图考虑多，认真分析群众意见少，没有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自上而下的布置工作多，自下而上的听取群众的意见少。
群众有时候对领导布置的工作有意见，合理的意见不采纳，办不到的不解释或者不及时解释，不合理的不说服，错误的不教育。有些领导干部同群众谈话，也总是指示、命令的口气多，叫人望而生畏，久而久之，群众有了意见也不愿意提了。他们说：“提了没有用，还提它干什么？”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古话，叫作“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
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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