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刘胡兰就义》》，冯法祀，1957年
1947年2月2日，下午一点半，山西文水县城的上空，枪炮齐鸣。
晋绥军区二纵独四旅，一位叫陈英的战士，夹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在皑皑白雪中，匍匐前进。后面火力压制下，敌人机枪的烈焰稍稍减弱，他就纵深一跃，扑向城门，接着向后一滚，骨碌碌……
随后一声巨响，城门轰然倒下。满脸黑土的陈英，从硝烟中陡然站立起来，大喊一声：
“同志们，前进，为胡兰子报仇！”
“为胡兰子报仇！”
一呼百应，响亮的口号压倒了激烈的枪炮声。无数的解放军战士汇成势不可挡的巨流，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冲向敌阵。一个个敌人倒在他们的脚下，一个个碉堡飞上半空，仇恨的怒火无可阻挡，烧尽了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
清末到民国的文水县城墙
也许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从陈英同志炸开城门，到歼灭全城守军，仅用了5分钟。恶贯满盈的敌二一五团，即杀害“胡兰子”的罪恶部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个“胡兰子”，就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课本中的“刘胡兰”。
胡兰子，其实就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兰花和灵芝，都是高洁典雅和吉祥如意的象征，往往被用来给女孩子们命名。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山西连续牺牲了两位女共产党员，她们是15岁的刘胡兰和16岁的尹灵芝。
刘胡兰是山西文水人，8岁起就参加抗日斗争，为地下工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13岁的刘胡兰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带领妇女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做军鞋、纺棉花、征公粮，带领妇女担架队到前线抢救伤员，还筹办了全县第一个女子识字班，组织妇女学习文化。1946年4月，14岁的刘胡兰入了党，在五区妇联工作。
1946年底，由于保卫延安的需要，本地活动的我军主力西调，反动军阀阎锡山趁机出动了6个县近万人的兵力，对文水进行大扫荡。为应付突发情况，县委决定把大部分干部转移上山，只留少数干部发动群众与敌周旋。刘胡兰因为年纪小，也在撤退名单中，但她却跟区委书记王瑞、县委书记石玉同志一再要求，原地坚持斗争。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刘胡兰》
地下党员刘胡兰常常冒着杀头的风险，把标语、传单和文件送给附近村庄的其他同志，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群众为部队送粮、送衣、送药，还配合武工队除掉了敌人派到云周西村，作恶多端的伪村长石佩怀。
1947年1月12日，由于叛徒石五则的出卖，敌人包围了云周西村，残酷杀害了刘胡兰同志。除刘胡兰外，还有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共计7位烈士。
作为“云周西村七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又是年纪最小的一位，敌人曾经幻想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让刘胡兰叛变，可刘胡兰宁死也不出卖同志，面对敌人的铡刀，她是自己走上前，躺在铡刀上面去的。
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不久，延安各界慰问团来文水，副团长张仲实同志读到了这张报纸上，刘胡兰烈士的事迹，非常感动。慰问团任务结束后，张仲实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吴家寨子，向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汇报了刘胡兰英勇牺牲时的情形，及吕梁区党委请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
文水刘胡兰纪念馆中七烈士群像
3月26日，任弼时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
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
任弼时说：“是个优秀共产党员，才15岁。”
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然而这一次的题词，后来因转战陕北的环境恶劣，不慎遗失。
到了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决定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恳请毛主席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1957年1月9日，毛泽东第二次为刘胡兰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不同年代，为同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题词，不但在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一生中，也是绝无二例的。
1977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三枚《纪念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
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也在解放后，更名为“刘胡兰村”。
就在刘胡兰村以东二百多公里外的寿阳，还有个尹灵芝镇和尹灵芝村，以纪念“刘胡兰式的革命烈士”尹灵芝。
刘胡兰烈士，1932年10月8日生人，尹灵芝烈士，1931年3月12日，两人相差只有半岁。
尹灵芝同志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抗战爆发后，他的大伯尹尔志、父亲尹尔恭和二姨杜二凤相继入党，分别担任寿阳县赵家垴村的村长、农会主席和妇救会主任，带动着小小年纪的尹灵芝也积极为八路军做事。动员群众做军鞋，为抗日干部望风放哨、烧水、带路，只要力所能及的工作，她都抢着做。
1941年，在日寇的大扫荡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尹尔志被捕牺牲，成为尹家第一位烈士。消息传来，尹灵芝哭红了眼，既为失去亲人而悲痛，更为大伯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她告诉二姨：
“我长大了也像大伯一样，做一名共产党员！”
寿阳尹灵芝烈士墓
1944年，13岁的尹灵芝担任了赵家垴村儿童团团长。她积极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送情报、散传单、监视汉奸和教唱抗日歌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抗战胜利后，尹灵芝又当选为村妇救会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群众挖地道，发动妇女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加解放军，为前线作战的解放军烧水做饭，运送伤员，刘胡兰在文水做的工作，尹灵芝同样在做，一件不落。
1946年9月，反动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对寿阳县城外，农村地区的解放区进行“围剿”。十区区委书记朱贤同志考虑到尹灵芝的年纪比较小，让她随区委上山，但尹灵芝却坚定地表示：
“我年纪小，敌人不大注意，我又人熟地熟，正好留下坚持工作。”
区委同意了她的要求。
同年11月16日，叛徒李凤翥等勾结阎军包围了赵家垴，逮捕了留在村里坚持工作的农会主席尹尔恭等五位同志，随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寿阳县尹灵芝镇尹灵芝村
伯父和父亲的相继遇害，并没有吓倒尹灵芝，相反国恨家仇，更激发了她的革命斗志，使她更大无畏地挑起了对敌斗争的重担。侦察敌情，为区委送情报，到敌人的老巢散发传单，刷写“打倒阎锡山！”“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标语。
尹灵芝就像深夜的篝火，照亮了黎明前的夜空，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让大家知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在他们身边。
1947年5月，寿阳第一次解放，尹灵芝经县委组织部长张贵宏和区委书记朱贤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赵家瑙村妇联主任。
然而革命不是一帆风顺，随后不久，由于解放军主力调走，阎锡山的反动军队再次占领寿阳，并且以更为残酷的态度来抓捕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镇压群众运动。为了保护群众，抢运粮食，尹灵芝再次选择和群众在一起。
10月19日，就在尹灵芝再次带领群众回村抢运粮食时，坏分子尹政向伪太平乡乡公所告密，曾经杀害尹灵芝父亲尹尔恭烈士的叛徒李凤翥带领大批反动军队，包围了赵家垴。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听到这个消息，尹灵芝赶紧组织群众转移，当大部分群众撤出村子之后，她发现粮秣主任罗进宽等几名干部还没有撤出来，于是又回村去找。正在尹灵芝找到罗进宽，要带着大家突围的时候，敌人的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眼看是藏不住了，尹灵芝把同志们安顿在一个隐蔽处，叮嘱罗进宽：
“我们个人生死是小，一万多斤公粮的安全是大，你是粮秣主任，所以千万不能露面，现在我一个人出去顶着，有事我来扛！”
说完，不由分说，尹灵芝站了出去，对敌人说：
“我是村干部，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我跟你们走。”
当晚尹灵芝被押到宗艾镇，连续关押了15个昼夜。
敌人软硬兼施，妄图让尹灵芝屈服，交待藏粮地点和共产党员名单。但尹灵芝坚贞不屈，拒不回答。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这位只有16岁的小姑娘施以酷刑。皮鞭拷打、手指甲缝里钉竹签、烫烙铁、坐老虎凳、浇开水等酷刑轮番上，折磨的尹灵芝遍体鳞伤，左腿骨折，右眼也瞎了。可即便如此，也没能撬开尹灵芝的铁嘴钢牙，让她交代出一丁点党的秘密。
绝望的敌人摆下刑场，在瑞祥寺的戏台上架起铡刀，当着尹灵芝的面，聂玉生、聂五、马小等几位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用刺刀一一挑死。
电影《党的女儿尹灵芝》中的尹灵芝烈士形象
特务头子、阎军49师政训主任罗迅，让人当面释放了几个软骨头的叛徒，接着走到尹灵芝面前，假惺惺地发慈悲，说：
“你还年轻，还是个小姑娘，难道不怕死吗？你投降不？不投降就铡了你！再给你最后三分钟考虑。”
尹灵芝轻蔑地一笑，用手捋了捋头发，深情地在看了看悲愤的乡亲们，用力一把推开罗勋，拖着伤腿，坚定地走到铡刀前，笑了笑，说：
“我生为共产主义奋斗，死为共产主义献身，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人跟上来，不信等着瞧！”
刽子手刚把尹灵芝摁在刀床上，正要动手，尹灵芝突然翻身坐起，用尽全力高呼：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气急败坏的敌人，把尹灵芝铡成三段，年仅16岁的尹灵芝和刘胡兰一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刘胡兰烈士就义的铡刀，尹灵芝烈士也是被阎军用铡刀杀害的
解放后，为了纪念尹灵芝烈士，赵家垴村改名尹灵芝村，芹泉镇改名尹灵芝镇。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并非只有作为个体的一个人，刘胡兰其实是一种精神，是广大妇女同志作为男同志的革命战友，一起承担革命责任，敢于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用自己的生命诠释对党，对理想信念绝对忠诚的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刘胡兰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刘胡兰”。
抗战时期，山西就有无数个“刘胡兰”。
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叫《晋西北在战斗着》。
除了提到日寇在当地的性暴力之外，还提到了妇女同志们的反抗与斗争，特别提到了离石县两个坚强的妇女干部杜凤英（离东二区妇救会秘书）、李秀珍（离东二区妇救会组织部长）烈士的英勇事迹。
“杜凤英、李秀珍被捕之后，坚持拒绝敌人一切的威胁和利诱，并在敌人押解下游行街头时，向人民高呼：
‘你们是中国人，要记着中国！’
结果被脱光衣服，绑挂在城墙上。
日落的时候，敌人首先把李秀珍同志的肚皮剖开，取出已满七月的胎儿，然后用刺刀结束了这两位女烈士的生命。”
在河北平山遭日军抓捕的八路军姐妹情报员
在这篇报道里，还提到了鬼子怎么虐杀我们妇女干部的。
“在太原县，九个女干部不幸被捕，敌人把她们个个剥的精光，绑在城门上，在她们肚皮上贴上‘女八路’三个大字，并用刺刀插在阴部内。还强迫出入的中国老百姓向她们吐口涎。这样惨绝人性的事，实在是罄竹难书。”
可能由于报纸篇幅所限，两位烈士的牺牲情况，并没有展开。
杜凤英，女，1915年生，山西省离石县人。共产党员。1940年参加抗日工作，并任离东二区妇救会组织部长，次年调任县妇救会秘书。她经常深入敌后发动妇女做军鞋、缝军衣、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支援前线。
李秀珍，女，1915年生，山西省太原县人。共产党员。原系太原卷烟厂工人。1938年随动委会到临县妇救会工作。1941年调到离东二区接任妇救会组织部长。
1941年冬，日军“扫荡”离东。她俩于农历腊月初七一起被捕押到离石城伪新民会，汉奸们在收买劝降均遭拒绝后恼羞成怒，施加酷刑，把她俩打得遍体鳞伤，又交给日军司令部。
在山西古县，四位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女战士
日军再次对她俩软硬兼施，仍一无所获，遂将杜凤英绑于毛驴背上，在离石城内游街，并污辱她们是“八路军的花姑娘”。她强忍全身伤痛，向周围群众呼喊：
“我是抗日妇救会的干部，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中国！”
敌人在使尽手段无济于事后，在腊月十二早晨，把她俩拉到西城墙上，剥去外衣，至太阳落山时用刺刀剖开李秀珍怀孕的肚子，挖出7个月的胎儿，挑在刺刀上示众，然后又在杜、李身上一阵乱刺。
同为26岁的两位女英雄，面对敌人带血的刀枪，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牺牲前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河北也有“刘胡兰”，牺牲在抗日战争中，有阜平的刘耀梅、张正学烈士；牺牲在解放战争中，有丰南的王秀兰烈士。
其中刘耀梅烈士的英名，因为《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叶曼之同志的那张著名照片《刘耀梅之死》（太过残忍，恕我就不放出来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已为媒体广泛宣传至今，所以我想说说不太知名的张正学、王秀兰烈士。
河北阜平刘耀梅烈士之墓
1943年秋，日寇对我北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1月3日，抓获并残忍杀害了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同志，还割走烈士大腿上的肉，提回据点包了人肉饺子吃。即便这样，鬼子也没能撬开刘耀梅的嘴，问出来八路军的枪炮子弹和公粮藏在什么地方。
在罗峪村东南3.5公里外有个平阳村，两村同属平阳乡（今平阳镇）。在日军的这次秋季大“扫荡”，平阳村的妇女干部张正学同志也被敌人抓住了。
敌人逼问这位18岁的姑娘：
“八路军在哪儿？公家的东西在哪儿？”
张正学只有一句话来回答：
“不知道！”
日军把张正学的母亲和其它乡亲当场杀死在一个石洞口，把张正学和她15岁的妹妹带走，想用物质利诱软化张正学。给她花布，她把花布扔在地上，说：
“我不要你们老洋鬼的东西！”
给她端来大米饭肉菜，她不吃。敌人给她妹妹皮鞋穿，她逼妹妹把皮鞋脱下来，说：
“穿这干什么？咱不要老洋鬼的东西，快扔掉！”
1938年，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沙飞
晚上，张正学和妹妹逃出来，又被敌人抓住，带到上平阳（上平阳村，在平阳村北，），用水灌，用绳子吊打。她对妹妹说：
“鬼子要带走我，我坚决不去，死也要死在咱边区!”
跟着日军行动的伪军，见张正学漂亮又有文化（当时农村极少见的高小生），劝她与伪军中队长结婚，张正学听罢仰头一阵冷笑。敌人威胁要砍她的头，她说：
“砍吧，砍头我也不像你们那样当汉奸！”
伪军要强奸她，她拼死抵抗，最后被杀害，尸首扔进山药窖里。
日军撤退后，人们将张正学烈士的忠骸抬上来，发现她还瞪着大眼睛，怒视敌人。
牺牲时，杨耀梅22岁，张正学18岁。
1940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 沙飞
山东也有“刘胡兰”，仅我所知，就有荣成的张晶麟、莱西的解文卿、临沂的吕宝兰、惠民的吴洪英、东阿的孙秀珍。
北方有“刘胡兰”，南方有没有“刘胡兰”呢？
当然有了，这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刺了27刀，残忍杀害的20岁女教师李敏烈士，她被称为“浙东刘胡兰”！
“李敏烈士纪念碑
李敏（1924―1944），女，原名雅琴，青峙李隘村和延陵小学为其故乡和母校。
她在学校教师（中共党员）的启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江南独立中队搜集情报。1943年7月，由镇海党组织介绍去参加中共鄞奉县委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学习，改名李敏。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崔夹岙启明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开办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宣传抗日。
1943年初，担任中共章水区委书记。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内战，进攻四明山区。李敏受命开辟新区，任区常备队指导员，率担架队支援反顽自卫战。
1944年2月21日，遭国民党浙江保安二团逮捕，敌人软硬兼施，李敏大义凛然，坚守秘密。‘浙保’营长下令于当天下午把李敏绑在樟村十字路口房柱上，连刺27刀。李敏坚贞不屈，痛斥‘浙保’不抗日、专扰民，捕杀抗日军民，无异汉奸，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后遗体为群众偷偷埋葬。
新中国成立后，移葬于樟村革命烈士陵园。被誉为‘浙东人民的好儿女’。国家民政部定为全国女烈士之一。故乡人民和母校为纪念她，特立此碑， 以供凭吊。
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宁波市北仑区新四军研究会、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〇〇三年夏月立”
李敏 烈士
这块《李敏烈士纪念碑》，树立于浙江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王家溪口村王家溪革命烈士陵园内。
李敏烈士碑，可能是文字所限，抑或是大环境你懂，有些东西没写，我来根据相关史料补充如下。
首先是她的革命之路，李敏同志参加革命前，童年经历非常丰富。
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很多蒋记政权的达官显贵也是宁波人，传统上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跨，但大多数当地人民群众并没沾到这种“荣光”，相反他们受到的阶级迫害反而会更重。
李敏同志所在的村子，当时属于镇海县，父亲是贫困职员，一直在上海讨生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养育和培养，早慧的她6岁时就嚷嚷着要读书，但家境贫困，无钱上学，只得由母亲教她认字写字。后来父亲在上海一家电器商店找到T作，把她带到上海读完小学三年级。不久，父亲又失业，李敏随之辍学。12岁那年，为弥补家庭收入不足，她跟着母亲到日本人办的纱厂当童工，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干活长达12小时，还经常遭受日本人、工头（拿摩温）的辱骂与殴打。
李敏烈士墓
1937年，父亲在家乡找到工作，一家人同到老家，李敏又重新拿起课本，在延陵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当地，类似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我们老家的存在，基本属于党团员培训班，校长张起达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镇海县工委书记，所以学校里的老师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抗日气氛也很足，李敏这样品学兼优苦出身的孩子，自然就跟党亲近了。
从跟党亲近到跟党走，还要“感谢”日本鬼子和国民党。
鬼子两次占领镇海，烧杀淫掠，土顽横行霸道，土匪打家劫舍，镇海人民灾难深重。青峙一带房屋被烧毁，李敏母校延陵小学也遭大火之灾。祸不单行，父亲被日军拉去当挑夫，挑伤了脚，落下终身残疾，李敏能不恨鬼子吗？
至于国民党，消极抗日不说，还积极反口，对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当年它们怎么对待红军，今天就怎么对待四明山的红色抗日武装，什么老乡不老乡，抗日不抗日，这是阶级斗争！
在那个时代，只要眼不下，就能看到真正积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所以李敏坚决跟党走，而且她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又出身工农，跟群众打成一片，20岁就成长为党的区委书记了。
宁波樟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
最后说李敏烈士的牺牲，顽军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即纪念碑文中提到的“浙保”——浙江省保安团，抓获了李敏，逼问共产党组织和金萧支队的情况，不说就用刺刀捅了你，可我们的李敏同志，这位20岁的小姑娘，嘴巴真硬：
“要杀就杀，要刺就刺，要我说出来办不到！杀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站出来！”
李敏就义的英雄形象，连反动派也为之惊愕。在一份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信件上，就提到：
“俘获女共匪，面目清秀，至死不悟，不解受毒何以如此之深？”
一同遇害的，还有两位共产党员，袁春妍（女）和胡公民烈士。
1944年4月13日，我党浙东区委机关报《新浙东报》第一版发表了以《四明山十万妇女向全世界控告：反动派实行分尸残暴过日寇，共产党女同志至死不忘人民》为题的四明山妇女界的控告书。
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的无名烈士墓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程度，有时甚至比他们的日本老师还厉害，但这种比日寇还疯狂的残暴，并不能吓住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他们是男，还是女。
国民党反动派总爱慨叹“不解受毒何以如此之深”，群众在看到官宣革命烈士事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疑问，他和她为什么会如此坚定？
可问题是我们这些年的有些官宣，在宣传这些烈士的时候，一般都不讲，不解释，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好像他们的牺牲都跟打鸡血似的，是突然而来的，即只讲牺牲的惨烈，不讲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去牺牲。
长此以往，结果可想而知，难怪群众会有疑问，有不理解，甚至有不信服、不认可的。
这能单纯怪群众“愚昧无知”吗？
1940年3月8日，“三八”节大会射击比赛，沙飞
传统上，中国妇女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一群，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让无数诸如“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歪理邪说，深入人心，甚至为女性所接受。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带来了全民族解放的浪潮，这当然也包括苦大仇深的中国妇女。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被解放的妇女成为解放妇女，乃至解放全民族的英勇战士，中国妇女的利益是和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只有中华民族的解放，才能带来中国妇女的解放。
我们常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每当我们面对红旗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这其中既包括了刘胡兰、尹灵芝、刘耀梅、李敏这样女烈士的鲜血，也包括董存瑞、郝荣贵、黄继光、毛岸英烈士的鲜血。
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他和她，都是战士，都是革命者，同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黎明的钟声，1943年，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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