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一份1944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它的头版头条文章《接见记者团席上，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立刻吸引了我的眼球：
【毛主席畅谈国内外局势报道】
一、答记者：毛主席直言中国缺“民主”
【新华社延安十二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今日下午五时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由毛主席致辞，对记者团来抵极表欢迎，并对国内外形势作简要之说明。继由中外记者斯坦因等提出若干问题，毛主席逐一答复。会见毕，毛主席并设晚欢宴记者团。是晚并有评剧晚会助兴。
【1944年6月，毛泽东（第一排左四）等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毛主席在致辞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毛主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点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
“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
“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
“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
“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
“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关于中国缺乏“民主”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一些高层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和一些著名学者包括郭沫若、茅盾、陶行知、夏衍、吴晗等，先后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刊发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遗嘱，搞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不给人民以民主，政治腐败。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
关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实行民主宪政的原因，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的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哪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也就是说，实行民主宪政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的问题。
关于民主政治的真义，孙中山先生给出了一个通俗而确切的定义：“民权主义就是要拿本国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个平等地位，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民国十三年在广州的留声机片演说词）。”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以民为主，人民当家做主，在政治上人人地位平等，由人民治理国家。
二、窑洞对：共产党找到了“民主”新路
“窑洞对”，又称“延安对”，是指毛泽东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著名会谈，是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延安“窑洞对”雕塑】
据百度资料，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撰写一本书，叫《延安归来》。在书中黄炎培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延安归来》校对稿】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实行民主政治，就可以打破历史周期率，就可以避免朝代更迭的折腾，就可以保持政权长久稳定，就可以保持社会长治久安，就可以保持持久繁荣。否则，就会重蹈“国家兴衰周期率”的覆辙。
三、抓试点：共产党创立“延安民主模式”
关于“延安民主模式”，毛主席在1941年5月26日亲手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中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分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
“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当循此前进。”
【延安革命纪念馆内的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和民主政策相关照片】
“延安民主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赞誉，美国记者称赞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实行“一人一票”选举边区各级参议会与政府，经历了3届14年之久，在被认为“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的环境下，由大字不识的农民选举出了廉洁高效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毛泽东称赞说：“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情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
史学家在分析当年为何数以万计的青年排除千难万险终要奔赴延安的原因时普遍认为，“圣地效应”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对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识分子，延安可以说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尤其是“边区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无疑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才凝聚了人心，形成了磅礴力量，因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看现状：人民民主权利保障问题需正视
毛主席在《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一文中明确指出：“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惜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是有保障的。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不仅重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权利和自由，还强调人民共和与人民共治。他指出：“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他认为，既然是“联合专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这与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权是一致的。
在毛泽东时代，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受到尊重，受到提拔重用，工人、农民不但当干部，还能当国家领导人；人民教育、城镇住房、城乡医疗低收费或免收费，不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等问题。
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之路出现了偏离正途的状况，有些地方官场成了有钱人的俱乐部，有些机关成了裙带关系的“亲友团”；“四座大山”重新压在人民头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言论自由权利横遭资本践踏……一句话，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现状十分堪忧！
究其原因，有人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如何认识党的性质和“目标任务的转变”。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目标任务是“打江山”，我们作为“革命党”，就是发动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所以要大力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政治腐败，推动民主，赢得民心。但是改革开放后，有些权力者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夺取政权后，我们党就成为“执政党”，不再是“革命党”了；现在的目标任务转变为“保江山”，但他们并没有“江山就是人民”的观念，相反把人民民主当成了一种“不稳定因素”，把“维稳”当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必然造成人民民主的缺位和退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并且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无疑是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指明了加强民主建设的问题和方向。
五、唤初心：坚定走“民主”道路不动摇
我们有些人，一谈到“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就如临大敌，好像它是美西方邪恶民主制度的代名词。其实不然，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就像毛主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
从根本上讲，民主与否是一道“选择题”，我们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出发思考问题，还是真心实意地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也是是否真心为民的试金石。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人民永远是我们的靠山！一首《人民是靠山》的歌曲唱得好：“……春种秋收安天下，得民心才得万代……人民是靠山，人民是国脉……”
一是从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必须坚决避免重蹈“国家兴衰周期率”覆辙。当初，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不难想象，如果偏离“民主”正轨，结果会怎样？难道我们希望看到黄炎培描述的那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悲剧发生吗？从这一点上说，“民主事关国运”一点不夸张。
二是从党的诚信声誉着想，必须信守承诺，兑现承诺。毛主席在《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一文中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并就如何保障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等权做出了具体承诺。如果以前兑现过，现在却不兑现了，那不是失信于民吗？
三是从铲除腐败土壤着想，必须坚定不移实行全方位民主。当今中国，由于民主状况的恶化，导致权利失去监督和约束，进而导致大面积腐败，并形成恶性循环。虽然我们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可结果是越反越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只反腐败而不反腐败之根源——权力缺乏民主监督。如果我们实行全方位的民主监督，政府官员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工作由人民参与和监督，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政府政务公开透明，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腐败还能有藏身之处吗？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四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必须真心实意地尊重和维护人民权利。根据笔者的“政权利益说”，政权的内核是“利益”，权力性质决定权力使用，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只有由公民选举官员、监督官员、掌握官员的命运，才能迫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迫使官员放低身段听取公民的心声，为百姓办实事，谋福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张选票”是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护身符”。
五是从民主宪政的可行性着想，必须有序稳步推进民主政治。“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成功实行，当时环境那么艰苦，人员素质那么低下，却“由大字不识的农民选举出了廉洁高效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如今80多年过去了，各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有什么理由说不能实行？事实上，当今“一人一票”的村民委员会直选，也已经历了43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成熟的经验，并具备了普遍的推广价值。笔者从2015年9月至2018年8月先后对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市、双峰县所属50个行政村的村委直接选举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看到村委直选在不断走向自觉、成熟、规范和完善，完全可以稳步有序扩大到乡镇以上政府机关的选举。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也为中国的“民主”之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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