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两个问题：
① 脱口而出的所谓“外交豁免权”，足以证明今时今日洋大人在华于某些场合确实享有超国民待遇，否则不会成为这位行内人士随口蹦出的已带有某种“常识性”“共识性”意味的恐吓话语；
② 但是这位行内人士却又不是洋大人，仅仅是个国际合作机构的中国籍（应该是吧）工作人员，且有公车私用之嫌（遛狗），竟然也敢打着“外交豁免权”的牌子光天化日之下违反交通法，其恼羞成怒之态，足以证明公权力私用之泛滥——看看她气急败坏甚至带有些疑惑不解的神情吧，其自视甚高、完全不把法律和普通群众放在眼里的自我认知可见一斑，所以在面对路人指责时会一脸鄙夷乃至困惑，“你们什么货色，竟敢质疑本官？！”
狐假虎威，挟洋自重，买办本色。
从历史来看，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势力就开始与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下来（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的职业、买办人物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着的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的创办，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而且还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封建统治上层，这些买办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靠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即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时至今日，某些阴霾卷土重来，太多光明积重难返，这到底是1924还是2024，看看北京交警后续的处理结果吧。
另多一嘴，这位余女士任职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确实蛮有钱的…
而东道主国的中国是最大出资国，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广大网友）是有权力和资格质疑该组织工作人员涉嫌公器私用的，他们花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金银。
而且既然说到钱，不得不叹，这位余秘书长的工作确实经费不菲。
比如，她曾任领导职务的单位——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在她离任后居然还会大力继续支持她的新单位（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且预算动辄10-300万美元……
不由想起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主席还曾对陈正人尖锐指出过：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给主席的信中感叹：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回复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濒近晚年的主席更是有过如此悲叹：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想起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或「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
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依附洋权也好，公器私用也罢，本质都是阶级凌驾与脱离群众。
以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话作为结尾吧：
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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