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的国家“财富竞争战略”与中国的前途
最近，“罐车运输食用油”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表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外企外资控制垄断中国经济的恶果。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这是劈头存在的大问题。
4月18日新华时评《是“自由主义”还是“原始资本主义”》，揭穿了美国政治双面游戏的真相，痛斥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全面封杀和围堵的豺狼本性。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预示着我国新时代的新使命的到来。
美西方的豺狼本性，和平时期(战争准备时期)表现为它们的国家“财富竞争战略”。日本历史学家松本健一在《东方早报》发文提出，“领土竞争”战略和“财富竞争”战略，都是美西方的国家战略。他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0年祭》里说，历史上，日本实行“领土竞争”战略，开动战争机器，长期为害中国，在“大东亚共荣圈”幌子下，大举进犯中国，二战后，日本把战争野心隐藏起来，宣称实行“财富竞争”战略。
当下美西方国家实施的“财富竞争”战略，不是通常所说的“企业财富竞争”战略，而是国家竞争的战略。这样的国家战略，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是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相互联系的全方位战略。
“领土竞争”战略和“财富竞争”战略，是美西方国家的反革命两手。战争掠夺和和平掠夺是交替的，总之都是掠夺，只是掠夺的不同方式而已。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全盘西化之战，是美西方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贸易、投资、股票、公司制、外汇、金融、高科技之战，也是美西方打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脱钩断链”也罢，不“脱钩断链”也罢，对于美西方的“财富竞争”战略，我们必须抵抗。在历史新时代，我们必须恒下一条心，坚决打败它。
一、“财富竞争”战略在目标国家实施的主要表现
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后，西方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遂大举进军，跨国公司、跨国银行遍地开花，真正形成了西方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在垄断--国家垄断--跨国家垄断的发展过程中，“跨国家垄断”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跨国家垄断的新表现，是西方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垄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跨国家垄断”的总战略，是“财富竞争”战略。说穿了，就是利用军事、科技和经济的优势地位，依靠国际体系的特权，对目标国实行剥削、掠夺和压榨的战略。其中，“金融垄断”是最关键的垄断。
萨米尔·阿明(巴黎大学教授，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Forum)理事长)指出：“传统经济学家忽视了金融交易的目标和美国及追随它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发展出来的地缘战略的目标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关联反映了这个“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战略。其目标，是通过“经济的”，更具体地说，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来维持这个集体对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
他特别提醒中国，“只要中国与金融全球化保持距离，针对中国的制裁的效果就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当前的整个全球化模式都已经陷入了危机，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建立另一种独立的区域性系统创造空间，为发展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萨米尔·阿明的话，我国学者多次引证。
施行“财富竞争”战略，在贸易、金融、财政、货币、网络、设厂、资源、产业、环境等领域，获取垄断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其方式主要包括：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关税生降、保护汇率、开放市场、投资设厂、产业封杀、网络控制和经济制裁、经济封锁等方面。
“财富竞争”战略在目标国家实施的主要表现是：
(1)侵夺商品利润。形成目标国家进出口商品“高(价)进低(价)出”局面，还要赚取生产廉价商品的大部分利润。
(2)劫掠资源。自然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矿产资源、草原资源，有的被劫夺一空，有的近乎衰竭。
(3)使目标国家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产业整体处于加工组装地位。
(4)无障碍地设立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在税收、用地、生产经营和人身等方面享有特权，有的享有治外法权。
(5)逼迫全面开放市场。外企外资全面进入一般行业，进入电信、金融、保险、资产管理、国防科工等国计民生关键领域。
(6)用大量低端产品满足本国需求，目标国家换取的外汇，变成不断贬值的“绿纸”。
(7)垄断或控制目标国家的国民经济。
(8)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财政、金融主权被架空或严重丧失。
(9)外企外资承担本国政治使命，瓦解目标国家的政权，参与该国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干预其行政、人事组织安排，使之实际上成为木偶政权。
这种“财富竞争”战略，是“剥牛皮”，是在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在美西方的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面前，“财富竞争”战略，只能是一波接一波的“剥牛皮”行动。
“财富竞争”战略，是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稳定性的国家战略。对抗性、进攻性和单赢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财富竞争”战略的根本特征。由于超越经济领域和采用非经济手段，致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了。政治性，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首要前提。
七一前夕，大家高兴地看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6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这部法律，不是经验主义、西化主义的产物。该法摈弃了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的经验型的思维模式，确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这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成果，是向三中全会献的一份厚礼。
另一方面，该法有两个大问题需要认识和解决，一个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的叠床架屋和“行政权真空”问题，一个是承包权的“处分权”问题。
在农村人口越来越少，有些县只有几万人的态势下，三驾马车拉一个村多少户人家?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胜任本法规定的“治理体系”、“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执政根基”这些职能和任务。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效改变农村黑恶势力当道、宗法宗族活动泛起、帮派“能人”掌权等猖獗局面，其中重要的是靠国家权力“一杆子”到底。作为基层的村、乡镇，政权建设至关重要。封建时代尚有“保甲”制度，是行政权到户的(一般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保甲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防范逆反，连保连坐，是必须否定的，但具有民政、治安、经济、文化等职能，调解纠纷、赈灾、赋税、徭役等，由保甲承担。
现在是行政不及村(生产大队?)、组(小队?)。党组织是管领导的，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是搞经济的，三者均无行政职能。如行使某项行政行为，须经行政委托和授权，且不承担行政责任。这样，在村及组便存在“行政权真空”。我国作为行政机构末端的农村基层行政机关，是乡镇政府，在村里与之对应的是村委会。村委会没有行政权。如维持该法体制，应当改变村委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赋予管理村务和某种办理行政事务的职能。村子就那么一点人，那么一点事，没有必要搞什么“党政分离”、“政经分开”。看来，建立乡镇级合而为一的组织形式，是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另外，似不能把×乡镇和×村定名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应当是×乡镇和×村“实行集体所有制”，有党组织、村委会、经济组织，其中经济组织有企业、合作社等形式。其经济组织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独立承担责任，乡镇、村不承担连带责任，以保证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完整和安全。
2003年颁布承包法，2024年制定实施细则，都有承包权及其流转的规定。承包是土地租赁的一种形式。承包权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在所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权属中，使用权不享有处分权。你把租住的房子卖了，可以吗?是不可以的，因为买卖是处分。现在规定的承包土地的转包、互换、转让等流转形式，都是处分，而承包户是不具有处分权的。农户承包地流转的直接后果，是“土地兼并”，这是形成“新地主”的前提条件。我在90年代和其后的几本著作中，谈到只有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时，都提到承包地、城市房地产买卖的土地都只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不具有处分权属。应当认为，那种口头上说是使用权而实际上当做所有权的思维，是惯常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是违法思维。
农村土地私有化和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化，是美西方对中国的“财富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农村土地的公有制立法，使跨国家垄断资本“下乡”遭遇重大挫折，是美西方对中国的“财富竞争战略”失灵的有力证明。
二、“财富竞争”是资本输出和金融资本统治的实现方式
在经济上，“帝国”是同“独占”、“垄断”连在一起的，因而“帝国主义”术语是对进入垄断和国家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最恰当的概括(“帝国主义”在美西方是常用词，我们不必列入敏感词而避讳)。
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输出的时代。
资本输出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资本的垄断。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
金融资本的统治，改变了以往产业资本主导经济的状况。现在，金融资本不再仅仅是产业资本借贷的工具，而是产业资本依附于金融资本了。列宁的这一天才发现，这一对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精准分析，具有划时代意义。100年来的事实越来越证明，列宁的论断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在当代，金融资本的统治达到了惊人程度。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支柱是美元。如果遵从列宁的教导，绝不会走到美元称霸下仰人鼻息的地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提出了资本输出问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思想，集中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二国际的破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等著作中展开论述。
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垄断组织的资本输出是为了夺取高额利润。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
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些论述过时了吗?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资本输出国获得国家利益。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特性。
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1913年10月写道：“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可以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相媲美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货币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么美妙，政治前景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货币市场敢于拒绝贷款，唯恐邻居抢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定货。”
这些论述过时了吗?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通过资本输出占据势力范围，进一步瓜分世界。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合同，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
资本输出的利益能够推动人们去夺取经济殖民地，因为在经济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那里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应的“联系”。
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十分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家比向自由的、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如美国输出资本要多获两倍的利润。这样的地区剩下的愈少，为控制和瓜分土耳其、中国等国的斗争就愈加剧烈。
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越出了民族国家划分这种狭隘范围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已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时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时殖民政策导致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
这些论述过时了吗?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资本输出形成了垄断组织的国际垄断同盟。
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是全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趋势。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场，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从而形成国际垄断同盟协议下的世界秩序。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
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西方少数大国瓜分完毕。
这些论述过时了吗?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五，资本输出使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国的附庸。
资本输出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加重对输入国的剥削;控制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形成经济依附关系;瓦解或丧失金融主权、财政主权，乃至经济主权，使资本输入国成为资本输出国的附属国家。
这些论述过时了吗?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当代，美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极为发达。私人资本输出、政府贷款，国际租赁、国际基金、金融期货、金融期权、BOT投资、ADR投资等“金融杠杆”层出不穷。美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达到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控制的目的。
时代变了，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当然灵。在国际上，放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垄断资本主义之的，以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放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实际之的，以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一切，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将寸步难行。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真理是颠簸不破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错误态度，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经验主义。在全盘西化长期浸淫的大背景下，经验主义是主要倾向和主要危险。如果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学者，不读马列，仅仅依靠自身一己的、一时一地的经验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那事情会搞得一塌糊涂，而美西方在中国的垄断资本却不是一塌糊涂的。
三、“外企外资掠夺中国财富”的学界论述
西化主义认为，应当无边界的开放，无条件的开放，中国就是要“吃西方的饭，穿西方的鞋，走西方的路”，“同西方融为一体”。说什么“维护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他们要中国的“韬光养晦”(说出来就不叫韬光养晦了。“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当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闻之大惊失箸，恰雷雨大作，刘备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那才是韬光养晦)，就是逆来顺受，甘于依附。
同二战时苏联猝不及防(刚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遭遇了德军“领土竞争战略”的大举进犯一样，我国也猝不及防(刚刚在椭圆形办公桌承诺中美友好的“君子协定”)，遭遇了美西方国家“财富竞争战略”的大举进犯。
下面看看诸多研究者的阐述：
“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
“外资经济己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很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己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
“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l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忠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
“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己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1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房地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从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550亿元。”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下面看看人民日报是怎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的：
极具霸权主义特征的“一条所谓的‘经济逻辑线’，就像一条无形的‘强盜逻辑线’绳索试图捆绑着中国经济。从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责任论’，到与之一脉相承的‘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以及‘能源消费大国责任’、‘碳排放大国责任’等等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义务’，都是这条逻辑线上的‘点’。更恶劣的是，为了使‘中国经济责任论’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不惜以‘中国经济威胁论’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使‘霸权’的逻辑更具杀伤力，让中国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元凶是美国，是美国过去30年一直奉行并强加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价值观，及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相关政策。过去30年，美国人不仅用‘绿纸’换走了所有‘顺差国’(包括中国)的资源、环境、劳动等一切他们需要的财物，而且其‘绿纸’的强势地位和无度发行，还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引爆了害人害己的全球金融危机。但现在，拥有霸权思维惯性的一些美国人，反而把‘失衡’的罪责强加给‘绿纸’的被动持有者。”
有文章明确指出：
“××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下属的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智库(CBGG，以下简称金砖智库)最近发表题为《中美贸易战对策分析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这个报告是下了工夫的，然而最终却得出了一个奇葩结论!‘维护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是中国对人类的责任’。其言下之意是，世界安全离不开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晌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站在人类生存的角度，适可而止，不要挑战美国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
“在中国经济W十人论坛2009年年会上(2月16日下午3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中国是有责任的。”(以上言论均据人民网的报道)
此外，中国还有声音：
“谁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负责?就是美国自己!美联储2002-2003年长期极度宽松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成灾，直接制造了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联储极度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与此同时，统治世界信用评级行业的穆迪、标普、惠誉以瞒天过海的欺诈手段(不是我这么说，美国有许多投资者正在起诉评级机构‘欺诈’)，将那些本來是一堆垃圾的所谓按揭贷款资产组合评级为投资级或AAA级，诱使全球投资者(当然某些投资者是自投罗网或主动上钩的)大肆购买。如此种种，埋下了炸毁全球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美联储极度不负责任的流动性扩张政策，让美元大幅度贬值、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通货膨胀加剧，本质上是美国向全世界人民征收了庞大的‘通货膨胀税’。当然，不得不大搞财政赤字(美国政府90年代财政曾经短暂出现盈余，如今年度赤字已经接近超过12000亿美元，加上拯救‘两房’等金融机构所增加的债务，美国政府赤字将成倍扩大。累积国债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全球各国无一例外都要承担巨大损失(投资亏损的直接损失和饱受经济衰退和萧条的间接损失)。”
“美国政客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要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背后乃是一整套要求中国付出代价的政策!”
在这样的一字千钧，力透纸背的檄文面前，“苏共二十大的中国产儿”的各路政治、经济、学界“精英”们，西化主义的权势者和辩护士们，你们不感到无耻吗?你们不感到你们已经穷途末路了吗?
美西方的“财富竞争战略”，是国际“剥削”战略，是“强盗”战略，是妄图殖民中国的战略。这是不可异议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否有坚决抵抗的战略对策和战术安排。
对于美西方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我们应当取认清本质、为我所用、鉴别引进、有效管控的态度。这样，既能助于经济建设，又能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性。从当年列宁对“引进外资”不利后果可能采取的“撤销合同”(可见《列宁全集》有关讲话和《哈默传》中译本的记载)，到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接着提出“农业集体化”，以及“新经济政策”停止实施，都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至二战爆发前，苏联经过13年奋战，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增加15倍，工业增长10.7倍。在强大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面前，西方国家的跨国家垄断无法得逞。
四、美西方对中国经济控制和垄断的规模及程度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外企外资通过独资、合资和收购、并购等形式，采用控制民族品牌、控制龙头企业、控制公益事业和公共部门、控制整个行业、控制产业链等手段，妄图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外资并购的行业主要有：轻工业和制造业、机械装备业、贵金属矿业、零售业、物流业、邮政快递业等等。至于外资入股的行业，不计其数。
对公共服务、轻工业、部分制造业、机械装备业、贵金属矿业的控制，说出来太沉重了，就说说人的基本需求吧。衣食住行皆被“洋货”占领了(独占、入股、合资等形式的外企外资)。喝的水，是外企外资自来水公司的(这是大事，必须改变)，啤酒、牙膏、洗浴(发)液、护肤品是外企外资公司的。或许“臭豆腐”也得是外企外资公司的。
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谈人们必需的食用油吧。榨油是中国古老行业，可突然间连油都不会榨了，还要请求外国人来榨。
据载，我国现有90家大型大豆加工企业中，有64家具有外资背景，实际加工能力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总量的85%。据发改委统计，内资大豆油脂加工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占全国的比重迅速下降，而外资企业却从9.0%快速提高到了48.0%。数据显示，至今中国700多的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的大豆压搾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
金龙鱼，自2001年就变成了纯粹的外资品牌，100%由嘉里粮油控股。由外资投资建立的嘉里粮油，1990年组建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后，又陆续在多个省份先后投资建立了7家大型食用油生产企业，形成了一个布点广泛、规模宏大的油脂生产体系。
福临门，美国ADM、新加坡的丰益集团参股其中。美国ADM是国际四大粮商之一，2000年就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鲁花，美国ADM持有股份，新加坡WILMAR集团的合资公司益海(中国)集团参股。鲁花成为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用油，这还是一种国光呢。
此外，胡姬花、多力MIGHTY、刀唛Knife等均被外资控制。胡姬花是新加坡丰益国际在华全资子公司益海嘉里旗下的花生油品牌。身着古老的汉服，老油匠古老操作的广告，使人感到是中国国货，特别是宣称采用“古法六艺”，2015年还被列为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国人的油碗任何时候也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果连端在中国人碗里食用油都是外国的，那我们何以告慰列祖列宗?何以向江东父老交代?
美国ADM公司在中国迅速扩张。该集团2001年成立，目前在国内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达38家，另外还等多家国内著名粮油加工企业，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各主要省份，及四川、湖北、湖南、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内陆省份，扩张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令人生畏。
那么，食用油国产化不可以吗?美西方用“连环锁”控制了大豆业，中国的大豆种植业破产，从外国特别是美国进口大豆，转基因大豆价格低，榨油业又被外企外资控制，怎么实现国产化呢。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不是不着急，不是没有想办法，如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但目前仍是杯水车薪。外国大豆还是几十万吨、几十万吨地进口。我们早已中了美西方的“连环计”，落进了陷阱。不让美西方这样欺侮我们，我们就要自我革命，也要社会革命。中央讲的这两个革命，一个都不能少。革命来了，什么“连环计”，什么“陷阱”，统统完蛋。(应当说明，这里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不是“砸烂狗头”，也不是强行驱赶，劝诸公稍安勿躁，切勿自相惊扰)。
外企外资随着经济控制力不断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更有甚者，它们将诸多中资企业纳入其生产和供应系统，通过生产和资金、技术等，对中资企业实施控制，使之成为外企外资体制的组成部分。某人说引进外资是为了“学技术、学管理”，可近五十年下来，核心技术没有学到，而那些管理又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管理。况且，外企外资控制的行业，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一直生产的，且具备成熟技术和人才的行业，应当是外国人向中国人学习技术和管理而不是相反才对。一些人迷恋于美西方“财神爷”，眼睛盯住钱，不懂得“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疼的”。这种状况不能不改变。美国声明说“不允许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岂有此理!他们所不允许停止的改革开放，是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我们一定要停止。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会动摇。
我们不能盲目地、不加鉴别地引进外企外资，任其无序生长、野蛮生长。把台独企业引进来，把间谍机构企业或其背景企业引进来，把严重破坏环境企业引进来，把淘汰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企业引进来，把资本主义原始剥削残酷手段的企业引进来，那就不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而是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了。这是同中央提出的“高水平高质量开放”格格不入的。
至于有关部门提出的“制度性开放”，我以为，第一个制度是“外企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第二个制度是“外企外资投资目录指引制度”(有一定强制性)，第三个制度是“正面清单制度”(只有粗糙不全的“负面清单”是不够的)，第四个制度是“外企外资监督管理制度”，第五个制度是“国民经济健全发展制度”。这些制度建设的思维，是维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产生积极后果的引进外企外资，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坏事。某地依靠“超国民待遇”吸引外企外资，它们曾一度占本市GDP的50%以上，被概括为“××模式”推广，现在外企外资一个个跑路了，听说全市GDP不降反升。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古老的真理--死了张屠夫，人们不会吃混毛猪。
国民经济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如何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最合理、最优的控制和管理。国民经济，是产业部门的总和和社会经济总过程。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产业部门、经济环节，通过一定的程序、方式和手段在统一机制下运转起来，实现国家总体目标。28个行业被外资控制或垄断21个，国民经济还能正常运行吗?
中央提出“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及时的、必要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外企外资，新质生产力要求高端的、创新的、高科技的外企外资。那种“劳动力密集型”、“拼资源型”的开放时代过去了。在新时代，“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抵抗美西方的“财富竞争战略”。
应当认为，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论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论述，关于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徙木立信，昭示天下，完全适用于经济领域、完全适用于对外开放领域。落实了，适用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写于2024年4月22日。6月2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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