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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昊然在网络上火了。过往的一些言论被网友们扒出后，袁主任一条一条删微博，据说删了四个小时几千条，最后索性关闭了账号。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咬牙切齿的也不只是袁主任一个。不过像袁主任这么明目张胆的确实不多，他的微博确实让人大开眼界。
袁主任体育方面的言论不少，对潘展乐夺冠阴阳怪气，替美国运动员的“豁免禁药”辩护，这些也就罢了。其他方面的言论更加令人无语。
袁主任把长征火箭称为“二踢脚”，把神舟飞船称为“高压锅”，把航天员称为“傻子”。对不幸坠毁的中国海军飞机和不幸牺牲的飞行员阴阳怪气。把中国的军事演习称为“笑话”。
公平的说一句，袁主任这样的人，其实体制内并不罕见。如果对“爱国”或“支持现有体制”做一个打分，我估计大概率体制内的平均分，可能反而低于全国的平均分。
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很多知名“体制反对派”，其实都有一个体制内的身份，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研究院研究员，他们并不会因为对体制的反对，而放弃体制内的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体制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反体制”言论，就剥夺他们体制内的身份。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体制内的待遇，另一方面对体制咬牙切齿，恨不得体制马上崩溃。
这一点也并不奇怪，我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我对体制最反感的时段。离开体制自己做事之后，反而对体制有了不少好感。网上看到了袁主任搞政治学习，学习大会精神的新闻。按照袁主任的世界观，越参加这种政治学习，就越纠结，对体制的仇恨肯定就越深呀。
从我接触到的人来看，体制内的人，对体制没信心的比例更大，央企国企的人，对央企国企没信心的比例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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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有句俗语“远香近臭”，美国也有句俗语“隔壁家的草更绿”。距离产生美，离得近了，走进去了，反而不美。
我认识一个某互联网头部公司的早期员工，在刚上市后锁定期结束时，就把当时的股票卖了一大半，买房买车。买房还好，也翻了差不多10倍。但他卖掉的股票亏大了。后来的股价和他的卖价相比，高点时翻了400倍，现在还有200倍左右。当时卖股票买了一辆BMW，他戏言说这是史上最贵的BMW，对应的股票后来大概值一个小目标。
为啥当时会卖股票。他说当时他没啥信心，觉得公司管理上各种问题，决策错误，收入不稳定，完全不知道未来路在何方。谁能想到后来公司能做到这个规模。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在体制内做过，在知名的外资企业做过，在知名的民营企业和互联网大厂都做过，自己也创过两次业。在任何一段职业生涯中，都感觉到公司/单位存在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人见识多了，就会觉得任何地方，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既不会去“彻底否定”，也不会去“粉”。
就拿腐败这件事，之前老觉得政府腐败。后来见识多了，才知道民营企业的有些高管中管，拿着公务员十倍甚至近百倍的薪酬，一旦手里有了权力，照样腐败，甚至更加腐败。腐败这件事，是人性，是操守。腐败程度看反腐严不严，和体制无关。并不是民主了就没有腐败。
距离产生美，也产生“粉”。接触越多，了解越多，越不会成为“粉”。戴高乐曾经过过：人们很少尊重或崇拜他们所熟悉的人。所以，戴高乐认为，确立权威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持领导者在追随者心中的“神秘感”和“距离感”。
有些“反体制”的人，一辈子就在体制内呆着，从来没有离开过体制给予他们的“舒适区”，从来没有在体制之外挣过钱，讨过生活。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的缺点，却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体制外的缺点。所以，他们就幻想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他们看到的中国体制的种种缺点，只有优点。他们就成为了自己幻想中世界的“粉丝”。
还有一些人，做国内挣钱，然后去外国花钱。挣钱不容易，要弯腰撅腚的干活儿，要当“孙子”，自然一肚子不爽。花钱时是“大爷”，是“上帝”，自然感觉就好很多，这些人自然也觉得中国不好，外国好。我一位朋友经常抱怨国内监管多，查税严，挣钱不容易，国外好，自由自在没人管。然而，挣钱当然有人管，挣钱还要缴税；花钱当然没人管，花的越多越好。
我没看到袁主任的完整简历，应该也是在体制内混了一辈子的人。找到一些新闻报道，2001年袁主任就在游泳中心了，2007年，袁主任是北京奥组委水上项目竞赛主任，2009年就已经是游泳中心游泳部部长，17年去了湛江潜水运动学校当党委书记、副校长，现在是自行车击剑中心副主任。
按这个经历，袁主任的年龄应该也不年轻了，可能也过50岁了。十五年前就是正处级，还是体育总局很重要的中心里面最重要的部的部长。然后十五年原地踏步，17年还从北京去了湛江。今年3月才回到北京，当上了副厅级，袁主任的仕途前半程顺风顺水，后半程多有坎坷，所以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无能，而是组织不公，是体制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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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主任这样的人，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反贼，主要的问题还是见识太少，经历太少，没能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袁主任发了十几年几千条微博，都不知道微博充个会员就可以设半年可见。一条条手工删除，全网直播删微博，真的是见识太少经历太少呀。
袁主任同时习惯成就归己，错误归人。伦敦奥运游泳队5金的辉煌，自然是我的功劳，里约奥运中国队1金的低谷责任当然不是我的。
如果中国取得了成就，而我自己没有，我的不顺就不是体制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了，这个可接受不了。于是，中国取得了成就，我就得冷嘲热讽一番，得贬低中国的成就。中国出了些负面，就得大肆宣扬，你看你看，这一定是体制问题。要踩中国的体制，那就得找一个对比对象，那自然就是美国，就是西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完全碾压了当时的中国，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的共产主义老大哥被美国轻松“和平演变”，举白旗投降。而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在30-40岁就基本固化很难自我迭代了。青年时代无比崇拜西方的那批人，很难接受西方世界的种种不堪，很难平视西方。袁主任只不过是粉美国粉西方那个中国第一大“饭圈”中的一员，这种人很多。
有袁主任这样的人不奇怪。在体制内外，到处都有袁主任这样的人，中国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件事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个国家，总有一些不服气不服输的人呀。
微博看到博主黄斌的以下一段话，转发给大家参考：
为什么我一直对这个国家都充满信心呢？除了我自己本身在过去几十年的的经历、观察、思考、和认识以外，和我的日常工作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从20多年前在新东方当GRE GMAT老师的第1份工作开始，都在留学行业。比较起二三十年前大家苦哈哈地拿着美国的奖学金去读博士，那么近十几年来，我所面对的客户群体，更多的是自费去美国低龄留学的10后、00后、甚至10后。
两个群体的比较是非常明显的。
几十年前的情况是国内培养起来最优秀的人才，就这么被美国轻松收割，无论是知识上，心态上，还是精神层面价值观，无论是身在美国还是留在国内，都一切以美国为标准，向美国无限靠拢，用现在的互联网黑话来说，就是“对齐颗粒度”，美国人的每一个像素都是正确的。
但事情总是会慢慢变化，我自己作为00年代初的留学生，其实那个时候身边最优秀的人就在慢慢考虑学成回国了。很惭愧，我既不是最优秀的人，也没有学成回国——因为没读完博士根本就没有学成就赶紧回国了。
而90到10后这些年轻一代，成长于中国日益强盛的时候，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也没有历史包袱，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西方各国，更能实事求是地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他们只是会本能地想：美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和路线争论，甚至都不是大家所爱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就是很平静很朴素的想法：你可以那你很棒，我也很棒那我应该也可以。
很幸运，我过去十几年主要的工作生活都是在跟这个群体打交道，甚至现在我家里也有一个00后三个10后。看到他们的日常，我非常期待。如果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在方方面面创造奇迹了，那么耐心一点，再等10年，再等20年。
因为不光是年轻人在慢慢成长，同时那些一事无成而又猥琐丧气的老菜帮子们也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啊！此消彼长，会给每一个热爱这个国家民族的人带来加量加速加倍的惊喜。
潘展乐和郑钦文都是零零后，他们获得金牌后的采访，很爱国，很有家国情怀。看完了两个人的采访之后，我认为，他们两人对国家的热爱，并不是什么政治教育的结果，也没什么意识形态因素，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外露。他们比上一代人更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之后，他们仍然认为这个国家，值得他们热爱。
真正的爱国，并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闭门自嗨。而是睁开眼睛，走出国门，充分体验，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后仍然热爱。真正的爱国，是在有众多选择众多机会的情况下，仍然回过头，热爱这个国家。郑钦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正因为此，这些采访让很多所谓的“高等人”破防，我看到多篇文章，酸溜溜的说郑钦文的成功是脱离体制的结果，证明了体制的失败。现在我也懒得和这些人吵架了。我相信在未来，这些人会继续一次次的破防，就继续看他们的气急败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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