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先生昨天又出来传播“毛主席说鲁迅活着要坐牢”的谣言了：
在网友对其提出质疑、批评之后，何先生直接开启了造谣模式，将毛主席对话的对象编造成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
关于“毛罗对话”的真实性，国内史学界已经进行过扎实的考证，这里笔者只简单概括一下。
“毛罗对话”谣言的源头已经无从考证，产生的时间是80-90年代“非毛化”高潮时期。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周海婴提到：他在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一位朋友说，他作为学者罗稷南的学生曾经听罗说过，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请几位湖南老乡聊聊，罗稷南也参加了。在此会上，罗稷南向毛主席提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主席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周海婴从未听说过此事，非常吃惊，遂将此写进书中，以“请读者判断”。
这大概是在公开出版物上第一次出现“毛罗对话”，但周海婴先生得到的已经是“三手消息”。且不说对话是否存在，就算真的存在，罗稷南先生记忆准确吗？一句话转述三次，恐怕离原意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
对此，有学者查证后发现，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没有资料证明他与毛主席有较近关系，可以私下对话。唯一的“对话”可能，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的集体座谈，而这次座谈的资料，并没有相关对话内容。
如果真有对话内容，记录者也完全没有“替尊者讳”的必要。因为1957年这一年毛主席数次谈及鲁迅先生。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在文艺界代表座谈会上赞扬鲁迅杂文有力量，并且说道：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3月10日，毛主席又在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谈到了类似话题：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主席的这些原话同所谓的“毛罗对话”看似在意思上相似，其实又相差十万八千里，所要表达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毛罗对话”带着一定的“恐吓味道”。而毛主席的原话显然一方面是在赞扬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的鲁迅先生勇于斗争的精神，毛主席晚年对自己的亲属提到“五不怕”，其中一条便是“不怕坐牢”，显然这是毛主席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对别人的恐吓；另一方面，毛主席的这段话也表达了对官僚主义者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对。
毛主席上面两段原话收录在了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所以，所谓的“毛罗对话”要么是第三人据公开出版的毛主席原话篡改编造出来的，要么是被罗稷南当年听说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转述的，进而被罗稷南的学生说成是“毛罗对话”。
针对“毛罗对话”的讹传，陈晋先生在2002年9月的《百年潮》杂志刊文，提出了有力的质证。
针对质证，为了“坐实”所谓的“毛罗对话”，《炎黄春秋》杂志、《南方周末》在2002年12月发表了黄宗英的文章《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所提及的正是1957年7月7日毛主席与上海各界人士的集体座谈。
对于“亲聆”一文的可信度，2018年第5期《党的文献》刊登了题为《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的文章，用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证，指出了黄宗英在不同文章里自相矛盾的表述，以及文章本身的“孤证”性。至于“南方”、“炎黄”炮制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自己内心“门清”！
相比于反毛人士炒作多年的“毛罗对话”谣言，宣传部门出身的何先生造谣水平实在堪忧，因为基本逻辑就说不通。
鲁迅先生曾经骂章士钊是“落水狗”，两人很有些历史宿怨。
章士钊先生反对学生运动，主张学生应该“闭门读书”，这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愤怒；章士钊先生所在的“甲寅派”主张读经尊孔，这同样引起鲁迅先生痛批。
1925年8月，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要罢免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的职务，理由是“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
要说“文人相轻”，整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章士钊先生自己都干过，他怎么可能与毛主席有那段“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呢？
而那些热衷于传播“毛罗对话”的自由派人士们，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一旦得势，毫不犹疑地便要“党同伐异”。哪怕是对于他们“借旗”的对象——鲁迅先生，他们一方面会热捧鲁迅先生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小说、散文，一方面却对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入骨，因为那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长为与毛主席的心相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
反倒是毛主席的大度、包容，是那些反毛小人无法理解的。
章士钊先生的女儿读了鲁迅先生批自己父亲的文章以后，一直耿耿于怀，十分痛恨父亲的“黑历史”，甚至与毛主席讨论过父亲的“黑历史”。
毛主席对章含之的态度十分不满意，批评她说，“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
1957年，章士钊在政协发言中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语，被其他人责令检讨，后来毛主席亲自干预，让他得以解脱。
1966年，高级干部的子弟带头抄章士钊的家，砸坏了不少文物，焚烧了许多古籍。章士钊连夜写信给毛主席求救，毛主席立刻安排周总理予以保护，并且批评了参与“造自己父亲反”的章含之。
对于那些热衷于传播“毛罗对话”谣言、把自己做的坏事安到毛主席头上的家伙们，丁玲女士早在80年代就对他们这个群体给出了精准画像：“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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