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过了大半，央视已经上映了两部让很多人颠覆三观的热播剧——《玫瑰的故事》与《凡人歌》。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改编自香港女作家亦舒的同名长篇小说，因该剧涉及女性困境与成长，被不少人捧为“女性主义”的佳作。
对于这部剧，笔者稍后再做讨论，我们先来讨论最近完播的电视剧《凡人歌》。
《凡人歌》改编自纪静蓉的小说《我不是废柴》，由纪静蓉本人亲自担任编剧。
《凡人歌》同样是一部号称“女性主义”视角的电视剧。尽管这部剧被命名为《凡人歌》，但这部剧里的“凡人”却都不是普通劳动者——男主沈磊，985硕博、北京中直机关公务员——这放到现实社会足以“刷掉”九成以上的“凡人”吧。即便是上市公司的副总、年薪百万的大厂程序员，在女主眼中，也都是可以“权衡利弊”、以资利用的“凡人”。
更过分的是，女主在剧中嫌弃男主工资低、不求上进、责怪他为什么不走后门、托关系、以权谋私“搞快钱”；男主为了给得绝症的岳母治病，花光20万积蓄、欠下50万外债，女主却私自去打掉孩子，逼男主给母亲买并没什么用的高价靶向药，逼男主给母亲买高价墓地；在男主掏空钱包后，女主立刻提出离婚，还反过来用“嫌贫”的借口倒打一耙，将全部错误以及离婚的责任怪罪到男主头上，而事实上女主在此之前已经出轨公司副总裁……
这样的电视剧，究竟是想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吊诡的是，这部剧不仅在央视播出了，央视还是领衔投资出品方。
有人辩解说，也许这部电视剧就是为了反映社会现实呢？现在的出轨率还不高吗？很多女性不就是女主谢美兰这样的心态吗？“婚姻就是一场交易”，谢美兰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有错吗？
其实，我们不妨来看看亲自担任编剧的小说原对男主的“恶意”。原著中，李晓悦和那隽分手，和性情相投的沈磊成了一对；而电视剧中，沈磊与李晓悦最终并没走到一起，沈磊也没回北京，而是去了广西支教。显然，意犹未尽的原著，大概觉得“前途尽毁”的沈磊连李晓悦配不上。
而从出品方在微博上制造的话题营销，也能看出出品方的“恶趣味”：
况且，在这部剧中，谢美兰也从未被当作反派女主来塑造，电视剧甚至直接让她在剧中喊出了这句“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想过更好的生活！”——当下很多女性的心声。正因为这样，这部剧播出后在社交媒体上迎来的并不是一边倒的抨击，反而是“势均力敌”的争论。
这样的电视剧仅仅是反映现实吗？完全就是在对着99%的“平凡”男性贴脸开大的同时，对女性进行彻底的物化，把女性描绘成只知道追逐金钱、虚荣、权势的雌性动物，赤裸裸地宣扬拜金主义价值观。
但这并不妨碍这部剧受到无数女性的追捧，因为出品方要的就是从“口红经济”中大赚一笔。
为了迎合“小仙女”以及“老仙女”的意淫，《凡人歌》在剧情安排上相比以往的“女性主义”电视剧，在女性对待以金钱为标准的“成功”的期望方面以及在对女性身体的“定价”方面，也是更进了一步。
在十多年前播出的《欢乐颂》中，樊胜美是个30多岁的美女，而她能勾搭上的有钱人，也只是曲连杰这种败家富二代，而且对方只是想玩玩她。
在几年前播出的《三十而已》中，不甘平庸的王漫妮同样单身，她遇上了多金、帅气的梁正贤，但是梁正贤并不想跟王漫妮认真谈恋爱、结婚，只是想开后宫。
而《凡人歌》中谢美兰有什么“资本”呢？眼里只有钱，操持不了家务做不了“贤内助”，而且是打胎、离婚女……荒诞的是，单身的霸道总裁路总竟然深深地爱上了谢美兰并与她结婚。
当然，笔者作这种对比，并非要刻意去物化、贬低某些女性，而只是站在已经被物化的女性的角度，作出一个合乎逻辑、合乎常理的质问罢了。
然而，也正是这种离谱、荒诞的剧情安排，极大地鼓励了“拜金女”们，鼓励她们“坐地起价”、“待价而沽”，从而在谄媚“口红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赚足了收视率和金钱的剧作。
所以，《凡人歌》归结到底，也只是资本的游戏、赚钱的工具。
不过，它的“成功”却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离不开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喜欢”。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与今天这个时代的深刻变迁息息相关。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 家庭关乎私有制的起源。但是在笔者看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家庭又成了集体主义的最小单元，在无数的社会主义新家庭中夫妻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让新生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张力，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
然而，经过私有制与市场经济40多年的洗礼，我们正在经历当年老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摧毁无产者家庭”的同样过程，拜物教统治了原子化的个人，摧毁着早已从崭新回归传统的家庭，在私有制与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每个人只关注于个人利益，公益、道德被完全窒息，从而塑造出今天普遍的两性关系、家庭关系，这也是《凡人歌》能够“成功”的土壤。
类似地，《玫瑰的故事》的“成功”同样是如此。
女主黄亦玫“成功”的资本是什么？用很多吹捧这部剧的人的话来说就是“性张力”,通过贬低其他女性角色来凸显黄亦玫的“魅力”。
表面看来，黄亦玫是在冲破“传统封建婚姻家庭的枷锁”，做回了她自己；事实上，也只是有“资本”的黄亦玫，可以从她的众多追求者中挑挑选选。
而这样的“资本”仅仅是建立在男性普遍喜爱的基础上；黄亦玫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同样是“雌竞”关系，是男性审美下的产物；而《玫瑰的故事》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同样是建筑于男权文化基础上的空中楼阁，遵循着资本主义市场交换的普遍法则。
需要注意到的是，《玫瑰的故事》原著小说诞生于40多年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香港，放到今天的大陆竟然毫无违和感，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新中国曾经致力于女性的解放与男女平权，这一过程随着私有制的回归被打断，男权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今天，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本来是应该一件进步的事物。
遗憾的是，女性主义在如今的主流话语体系里，已经沦为了资本的玩物：一面利用社会心理大肆敛钱，一面参与撕裂社会、进一步促成社会的原子化，让无产者越来越成为孤立的个体，方便有产者分而治之。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女性觉醒，绝不应该是“以金钱做为准绳”、“用下半身去思考”，而应该是曾经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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