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酒店偷拍行业能够大规模兴起背后的文化分析，我在之前的文章已有论述。 （ 点击阅读）
本篇则侧重关注本起石家庄事件里的“围堵派出所”、“地下黑道”、“行业抱团”……
从唐山到石家庄，过去的那个属于河北黑社会的江湖时代历历在目，而经历过扫黑除恶后，看来某些死角仍旧存续。
1
在过去那个被称为“江湖”——所谓“江湖”，就是社会主义法治无限淡漠——的年代里，我们所熟知的太多黑老大，背后都有政策和权力的背书。
如刘涌，曾身兼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及和平区政协委员等职务，1997年还当选为第十二届沈阳市人大代表；
如徐征勇，从一个农民逐步爬升至村主任，连续担任两届市人大代表，用金钱开道最终成为了黑老大；
如宋守强，同时具备警察和涉黑头目的双重“黑白”身份；
包括吉林省吉利亚饮食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梁旭东，通过各种关系混入长春市公安局警察队伍成为刑警大队侦查员，并组建了35人的涉黑团伙；
还有广东的“红顶黑老大”龙杰锋，在四会市警察队伍藏身五年，直至2005年被枪杀其背后的涉黑组织“龙兴社”才浮出水面；
同样典型的安徽涉黑头目李庆彬，自1992年以来，通过“以黑护白”非法控制乡镇房地产开发、土地使用转让权等，从中汲取利益，还行贿企图连任镇长继续牟利，直至2008年才被铲除。
……………………
2018年1月11日，领袖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两年后，已退休近十年的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和，宣告落马。
张和在唐山任职超过二十五年，利益盘根错节。
2003年到2006年，他曾担任唐山市委书记，也是杨树宽等唐山黑恶势力飞扬跋扈的阶段。
主政唐山期间，张和大兴土木、大拆大建，被称为“拆迁书记”。
而每一个拆建项目背后，都是油汪汪的金钱交易。
此后待他离开唐山、上任河北副省级，杨树宽等人旋即落网。
同时，上任副省级仅一个月，张和就被中央革去河北省委常委，成为了当时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
2011年1月，张和辞去副省长，却依然担任河北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成为省政府的“特邀咨询”——这种退休不离手、垂帘听政的作态，反映了河北省当时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的不正常。
十八大之后，张和担任唐山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与之搭班的多位官员或下属，也纷纷落马。
2016年12月，唐山市副市长李晓军落马，在张和担任唐山市长期间，他是唐山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2018年7月，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落马，他是张和担任唐山市长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还有两位张和担任唐山市委书记期间被他提拔的副市长亦先后被调查：于山，张学军。
于山与张和同为迁西人，在张和成为唐山市委书记三个月后，于山从唐山市规划局局长被提拔为副市长，此后还担任了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另一位副市长陈学军，和于山同时被提拔，由唐山市开平区委书记晋升为副市长。陈学军还曾担任过曹妃甸工业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5年5月，陈学军任河北省住建厅党组书记，一个月后即被查。
此外，原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唐山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胡国辉，原唐山市市长高建民，原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久宗，原唐山市副市长李国忠，原唐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沛然，唐山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许少安，唐山市丰润区原副区长、公安局局长刘金良，唐山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政委卢广杰，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党委委员、临港治安分局局长徐大志，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贠卫东，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马明旭，原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杨浩，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杨立铭——全部被查！
短短两年时间，唐山市下辖七个市辖区、三个县级市、四个县，辖区领导落马者众:
唐山市路北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贾兴利，唐山乐亭县委书记,后任定州市委书记（副厅级）的王东群，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副书记杨靖山——全部被查！
……………
曾以为，围绕张和构筑的唐山黑色网络已然土崩瓦解，但是从2022年6月份唐山打人事件以及后续的诸多疑点（逃跑悬疑、公车使用悬疑）来看，新的黑色网络恐怕早已经在唐山布局开来。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那次打人事件会交给廊坊市方面进行侦破的原因。
彼时任唐山市公安局局长的赵晋进，曾任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
两年前的“异地办案”，这体现了对唐山当地政法系统的绝对警惕乃至高度不信任。
官商勾结、官黑相护，不论是现实还是影视剧中，我们都已领教太多了。
2
反腐倡廉没有尽头，自我革命绝无终结。
“烧烤店事件”两年后的2024年，对唐山的新一轮整治开始：
4月5日，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被查；
4月9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被查；
4月30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彦洪被查；
5月21日，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洁被查；
5月31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韩国强宣告落马。韩国强也曾长期在唐山工作，先后担任迁安市市长、迁安市委书记等，2021年出任省发改委副主任；
6月6日，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孙贵石被查；
6月28日，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被查；
7月1日，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被查；
8月11日，河北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春军、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丽被查；
此外，今年7月以来，唐山当地反腐工作快速下沉，一批干部相继接受省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
包括唐山市民政局原副局长于存，市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于海涛，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二级巡视员谷守军，路北区缸窑街道党工委书记谷玥，市原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文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佳，遵化市副市长李伟，滦州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李瑞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察支队矿产执法监察处原处长晏志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国成，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涛，唐山市公安局机场治安分局局长、一级高级警长郝志宏，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一级警长刘满仓等。
可以看到，两年前的荡涤污浊绝非终点。
今年春季以来，唐山聚焦用人、反腐、扫黑、治乱，深入开展政法、矿产资源、工程建设等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已立案2189件，处分211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90人，共留置95人，移送检察机关28人。
那么，石家庄呢？
扫黑除恶风暴中，石家庄也曾一度被肃清去污：
2018年7月31日，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投案自首。艾文礼曾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承德市市长、市委书记，在2008年9月至2011年11月任石家庄市代市长、市长；
2020年12月21日，石家庄市长邓沛然被查，此人长期在河北省工作，担任过河北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组长、省监察厅驻省教育厅监察专员，河北省监察厅副厅长，唐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沧州市委副书记，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等。2010年，邓沛然在监察厅副厅长任上还曾出了一本书，名叫《创新之路：唐山市反腐倡廉建设新模式》……就问搞笑不搞笑吧；
2021年3月27日，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晓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接受河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此外，约三年前那个阶段，除了上述三人，落马的还有：
保定市政协原主席万书君；
河北省公安厅原副厅长陈庆恩；
河北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刑事侦查局）原总队长（原局长）王星亮；
河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许振霞；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总队长（局长）张建芬；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王社平；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杨国占；
河北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令成；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梁静；
唐山市供销合作总社原党组书记、主任蔡春奎；
邢台市政府原副市长张西军；
涞水县委原书记王义民；
晋州市委原书记陈慧明；
上述这些人人，分别涉及政法系统腐败、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背后的腐败、金融领域腐败、供销领域腐败等问题。
其中，有六人都是政法系统落马官员，五人曾在河北省公安厅工作。
然而，结合2024年竟然仍能发生“围堵派出所”、“警力护黑”等事端，不禁想问：河北扫黑，真的清净了吗？
我在这里给出一个事实：2018年7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河北，并向全省通报了举报渠道，随后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督导组竟然收到举报来件过万次，超过全省此前半年的总量。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7月中央扫黑除恶辅导制度确立，当时作为中央扫黑督导第一站的就是河北省。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历经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后，在河北省特别是省会石家庄依旧存有死角。
不破不立，沉疴必须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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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9年时，当年度刑事案件总数就已经首次突破60万起(当年为63.6万起)，十年后的1989年更达到197万起，1991年更是达到263万起，立案率为2‰，实属罕见。
数据为我国犯罪学界对20世纪新中国成立后的犯罪问题考察，收录在康树华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理性思考》中，可以参考。
治安几近无治安、检法几近无检法，这种黑社会死灰重燃、刑事犯罪如家常便饭的态势，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间为共和国书写了难以抹去的时代记忆。
犯罪发展速度最快的年份是1988、1989两年 ，其环比发展速度分别为145.1%和238.3%；之后发展速度较快的年份还有2000年，发展速度相对于1999年来说为161.7% 。
追溯长期根源，是1979年逐步废止知青下乡政策。
自1979年始，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
同时，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
1983年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
从1983年8月上旬至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
“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当时的中顾委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中国各地社会治安不好，成为了当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到1983年上半年，案件数量猛烈上升，虽随着开展“严打”发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后来迫于无奈，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并硬着头皮重新正面宣传一度被抹黑的下乡运动。
就城市安置知青的问题，那时候还提出“大城市学上海，小城市学常州”的口号，就是为解决知青在城市的安置难题，什么“父母提前退休、儿女提前接班”的封建之事也在国企内大面积出现。
至于到了90年代末将国企解体瓦解时，已不会有人愿意去追溯这些根因，只知道大快朵颐得鲸吞国有资产。
以上是黑社会产生的长期根源，而短期根源则是80年代中后期的军队改革。
一方面，“军队要忍耐+军队可以经商”使得原本吃皇粮的制服机构无限下沉，军队内部克扣军饷、社会上又欺压百姓商贩，屡屡上演穿着军装和商户“抢生意”、“争摊位”的奇景。
另一方面，百万大裁军轰轰烈烈，可是却又并未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造就了难以计数流入社会的“兵痞”，成为了各个地方黑恶势力崛起的组成人员。
那一时期，基层警事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几乎“社会化”。
官方警力一旦社会化，最直接恶果就是警黑勾结。
派出所、公安局沦为了黑势力的保护伞、“铁哥们”，从而使得黑社会不但时隔四十年在华夏大地死灰复燃，并各拥地头、相继做大，让90年代彻底成了“黑色年代”、“黄色年代”。
像孔庆东老师生动描述的：
百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
黄赌毒在中国死而复生，其背后也是因为黑社会做大。
在任何国家，有黄赌毒都必然有「黑」——而「黑」，永远是控制黄赌毒的幕后boss，比如《狂飙》中徐江的白金瀚（黄）和白江波的下湾赌场（赌），都需要雇佣私家武装为其生意“保驾护航”。
4
每一个“大王”的背后，一定都站着一个甚至多个“诸侯”。
大树不倒，猢狲长吠；大树若坍，猢狲则散。
比如当年有“沈河王”（沈河为沈阳市一区）之称的李俊岩，1999年被擒并被判处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阳官场大地震“慕马案”；
比如孙小果，有十九个保护伞并能雇佣一个副部级官员和五个正厅级官员为自己打工；
再比如能为区区八万赔偿款而勒令包头市政法委从办公经费中挤出来代赔、又鲸吞国有资产的“内蒙王”郭全生；
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内拿下五座煤矿的“山西王”陈鸿志；
再再再比如组建地下武装并垄断区域内赌博业/高利贷市场、发家逾百亿、还当选政协委员、频频大搞慈善和爱国公益事业的“四川王”刘汉……
除了废止知青政策和百万裁军，90年代黑社会沉渣泛起的另一原因为国企解体，河北省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官商学黑」，这是权贵体制的典型结构，也是封建门阀、官阀、学阀彼此共生的物质基础。
不独日本、美国、欧洲或台湾省，凡是私有制地区都会存有黑社会，这不以政策念经的意志为转移。
同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黑社会组织，那便是市场经济的动荡本性，决定其市场主体自身必须形成垄断才能为资本带来稳定的利润。
于是，黑社会就通过强行压制竞争、强买强卖、不准他人进入某些环节，以合作乃至领导的姿态形成一个局部的垄断经济体系。
所以，黑社会也是社会结构过分依赖自由市场导致经济动荡的条件下的一个「社会稳定因素」，也就是为什么过去许多年某些基层党政机关甚至会“依仗”黑社会头目帮助管理秩序、参与社会维稳。
权力依托黑恶去做一些权力无法明做的事，黑恶则反过来依附权力拿到无法通过白道获取的利益……
因此从历史来看，自80年代末兴起、于90年代末达到顶峰的国有企业解体潮，始终是分析中国黑社会死灰复燃现象绕不过去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它促成了封建官僚主义的话语权得到重塑（从“大民主”时期的群众手里夺回），另一方面则是大面积的下岗职工为此后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基数提供了要素支撑。
毕竟，一个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谓的“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
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
等待他们的除了1998大下岗，别无其他。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该年年初为691.8万人，全年又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又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又新增444.6万人。
在石家庄这样的老工业重镇，遣散驱离更为严重。
从1998年开始，夜幕逐渐笼罩在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上空，也笼罩在关内关外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心里：至2001年的短短三年间，石家庄的下岗人员犯罪数占总犯罪数比例飙升，达到36.2%，比起1997年增长了三倍不止。
最明显的是盗窃罪——一个反映也充斥着饥饿、彷徨、颓唐的罪径，下岗人员的盗窃数量直接占到总盗窃数的50.8%，超过了半数。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规模下岗潮有着密切关系，引起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动机就在于“生存断裂”。
工人阶级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这样的故事原本在北方的国度都出现过：1991年苏联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90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苏联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
整个90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90年代末期，拥抱了皿煮滋油的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约80万，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70岁降到64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降到54岁。
然而“秦人不暇自哀”……
当河北省内一座又一座国营工厂在90年代末被人为粉碎，那些从厂子里双目无神地走出旧世界的工人们，就一点一点地让一个曾经秩序井然的城市变得“鱼龙混杂”起来。
1999年5月，张宝林的弟弟张宝义，被孙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庄街头当街打成重伤；两个月后，张宝林带人手持猎枪将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头。
从此张宝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称谓：石家庄老大。
两年后，距离旧日的“东北王”、哈尔滨乔四爷被执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张宝林在石家庄终于被捕。
再两年后，以张宝林为原型的电视剧《征服》上映，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基本把张宝林的凶恶面相全貌演绎。
同样是在2003年，昔日张宝林手下的马仔张建设，改名为张家豪，逃出了石家庄，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庄里的所有灰与红的记忆挥别。
在北京的娱乐场所看场子时，啤酒瓶飞来砸去之间，张家豪认识了赵刚——一位新的东北大佬的保镖。
一年后，赵刚本色出演了这位大佬制作的电视剧。
困于分身乏术，赵刚便把张家豪介绍给了这位大佬，让他成了大佬身边新的保镖，直至如今的本山传媒副总裁。
两年后，电视剧又拍了续集，早就不说石家庄话、而是一口浓浓东北腔的张家豪，也本色出演了电视剧里的一个狠角儿——这两部电视剧，就是《马大帅》第一部、第二部。
而这位大佬，就是在“沈阳王”刘涌、以及“乔四爷手下第一杀手”李正光纷纷被绳之以法之后，崛起为“新东北王”的二人转龙头：赵本山。
5
2007年，一桩企业入股收购案引起了河北人民的关注：柳传志的联想控股集团，欲收购历史悠久的国营企业石药集团（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石药的前身是八路军在太行山的医药卫生材料厂（1938年），为当时的抗日战争以及后面的新中国医疗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7年8月，石家庄一药集团、石家庄二药企业集团、石家庄四药股份、河北制药集团四家联合组建了石药集团，注册资本2.2亿元。
2003年，石药集团利税突破十亿元，2005年实现利润2.8亿元。
2007年6月，联想控股突然以8.7亿元100%入股石药集团，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河北人似乎又闻到了一股十年前即90年代末的熟悉的味道。
然而，接盘仅仅16个月后，2008年10月29日晚间，联想控股计划折价2.4亿元、以6.315亿的价格公开挂牌出售石药集团。
一天后，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挂出的产权转让项目，仅仅16个月的时间，石药集团的估值在联想集团掌中缩水27.4%，达2.4亿元。
联想以6.3亿元的价格把石药集团贱卖给了自己的控股另一家公司——联想弘毅；此后联想弘毅也开始一路减持石药股份，从74.2%到62.26%，再到17.91% 。
直到2014年5月，通过七次减持，联想正式退出了石药集团。
从2007年抄底，到2014年彻底退出，联想在石药集团套现了400亿港币。
如此来看，这一系列操作更像是一个深谙资本的猎手，目标是获得短期高额利润，而不是所谓的“整合提升中国制药业集中度、为中国制药业现代化做贡献”的。
这一点其实早从联想收购先声药业即可见一斑：2005年联想以2.1亿元收购了先声药业31%的股权，并运作其到美国上市。两年时间先声药业的市值就超过了十亿美元，联想也取得了八倍的投资收益。
作为战略投资者，联想除了提供资金，更多的作用是担任先声上市的咨询者，其目标就是低价参股、包装优质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上市退出而获得暴利，这是投行一贯的套路。
如此看来，2007年联想对石药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
同一年，河北省国资委权威人士向外披露：酝酿已久的河北省《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正式通过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该方案提出，目标到2020年所有的省属国企“百分之百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且已选定第一批、第二批试点企业，将分类实施混合所有制、董事会授权、改组改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股权激励四项改革试点。
当时，河北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共26家，包括冀中能源、河北钢铁、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等，涵盖能源、港口、金融、钢铁、旅游投资、电子、农业、科研等多个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那轮河北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中，煤炭、钢铁等能源企业均被划分为竞争性国企。
河北一位参与方案征求意见稿修订的国有企业人士，彼时对对外声称：
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开滦集团、河北港口集团、河北建投集团这些大集团肯定是要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而且不会有股比限制，国企不一定要绝对控股。此外，在董事会改革方面，严格要求只有国企总经理一人可以当董事，副总经理都不能当，董事会必须有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
…………………
当然了，仅一年后，河北省国资委原主任周杰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后被双开。
跋
1998年，伴着刘欢在耳畔靡靡不绝的《从头再来》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庄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挂个了一副对联：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岗工人没有饭。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后面则是工人文化宫。
不要问河北省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想念毛主席，更不要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为什么那么火…
扫黑除恶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政治肃清，而不论主观还是客观，政治肃清都是意识形态清朗的前提。
打黑，就是在清算一个时代；而清算，应当是没有终点的。
2019年12月26日，石家庄，河北人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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