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本文仅为封酒拓展栏目试验之作，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译者与编写组的观点与立场。
请读者朋友们将目光重点放在翻译水平之上，万分感谢。
/ Rafael Behr
数字时代好似一阵涡轮增压，将极端思潮推向高潮；而传统的民主制度却步履蹒跚，难以招架。
2024年11月5日，美国东部时间12:51
上届总统大选后唐纳德·特朗普执拗抗辩，本该让他彻底无缘此次大选。他的犯罪指控本应让他被主流政治所抛弃。他那充满偏执与怨恨的竞选言辞，祷祷漫无边际，也本应止步于偏执狂的小圈子。
然而，“理应如此”终究抵不过“现实如此”。在宪政民主中，那些本应不言自明的议题，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无须等待所有选票统计完毕，便足可去呼吁更强力的文化移植，以抵御暴政侵蚀。
健全的国体本不致为特朗普参选所干预。那么，民主免疫系统为何会失灵呢？尽管特朗普天然具有某种邪魅般的统摄，但正是多年来的经济停滞、文化两极分化和技术革命共同作用，才使得这种魅力得以最大化传播。
在应对当下焦虑时，人们总是易于陷入对过去的浪漫化想象。种族主义、厌女症候和虚张声势的大男子气概，在美国政坛的一贯做派中，不过是旧词赋新曲。同样，社会态度的两极分化也并非新生事物，文化战争的硝烟，或显或隐，早已填满了数代人的岁月。
然而21世纪以来，真正迥异于以往的，却是离散化的政治族系——这些小团体被分割成一个个自我强化的信息茧房。在过去，即便政治分歧再激烈，仍有制度和规则制衡着交锋的边界。那时，虽然对事实的解读各异，但不同立场的持意者仍能从实在界的同理性中发见共识。
这类政治运作方式并未过时，但它毕竟根植于传统政体。这类议程模拟依赖于现实生活中的互动与交流，依赖于那些笨拙而老旧的制度，依赖于那些看似琐碎却至关重要的闲聊。这与数字时代政治的快餐式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将选举简化为一场激情澎湃的狂欢，不仅加剧了意见分歧，还将其导向无法调和的对立。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没有任何区别。
这并不是在为互联网滥觞前开明公共话语的黄金时代唱挽歌。当信息流动受到严格控制且数量微不足道时，偏见、错误信息、愚蠢和权力滥用同样泛滥。
极端政治与社交媒体崛起之间的明显关联，并不能证明其因果连系。但有一种貌似合理的观点认为，高度网络化的社会层级中，短视、自恋和急躁的消费欲望，相较于代议制民主，似乎更容易与肤浅的煽动政治产生共鸣。
你大可向候选人投出你的选票，不过所谓的天命之子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诉求，甚至不足以来捍卫你所珍视的价值观，仅仅是为他在未来几年内为国家做出一些碌碌而为的决策。这一整套流程在当下看来显得蔚为过时，这与数字商业中那种一键购买、立等可取的精神背道而驰。
民主选举与互联网交易截然相反。它不仅需要选民延迟满足感，更是一种必然带来失望的体验。妥协、不完美和挫折，是为一个试图平衡多元社会复杂需求的政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特朗普的政治运动却全然不同，它将选举视为一种愤怒的呐喊或自我实现的狂欢。特朗普的竞选从未将投票视为一种公民选择，而是将其框定——要么是对宪选总统的光荣复位，要么是又一次针对他的地下政治图谋。在他的剧本中，挫折只是为下一次更辉煌的胜利奠基，失败没有一席之地。
这类竞选模式与民主投票的基本前提相悖，无论哪方都有可能胜出，且每张选票都至关重要。此外，它还利用了一种政治新闻文化，这种文化通过拒绝站队来衡量职业操守。令人费解的是，自由派的美国媒体在报道中继续使用传统的报道模板，其中隐含的判断是两位候选人都拥有同等的民主资格。然而，当其中一位候选人公然蔑视民主时，这种判断显得荒谬至极。
著名的特朗普遇刺图，其完美的构图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为他博得了众多同情与支持。
在美国的温和保守派和自由建制派中，许多人无非都是在整个竞选期间例行公事般地机械重复，似乎只是在走过场，寄希望通过这种惯势来让政治体系恢复活力。但这并未奏效。
然而，对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发出警告也同样无效。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气质和野心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他崇拜独裁者，渴望绝对权力，将政治对手视为敌人，并吹嘘自己愿意用国家的武装力量来镇压他们。
然而，将这种政治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并没有在其支持者中引起任何悔意。部分原因在于，与20世纪独裁者的比较已经被过度使用，以至于“法西斯主义”这个标签已经变得过于随意和频繁，失去了作为一个具有道德精确性和修辞影响力的工具的价值。
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训与当前的困境无关。很容易找到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当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成为新的激进右翼联盟中的活跃分子时，这种联系不容忽视。
然而，对于自由派舆论来说，过分依赖历史上的警示故事也存在危险。将威胁描述为某种古老事物的复苏——一种从战后坟墓中复活的僵尸意识形态——保留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更现代、更高级政治系统的便利观念。这种本能倾向于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愤怒的白人后院的意识形态退休之家，这些人由于技能不足以在动态的全球化经济中竞争，因此将他们对进步性社会变革的挫折感表达为偏执的反动。
这种分析可能包含一些真理——但它并没有为自由民主提供有力的论据，除了暗示只有愚蠢、邪恶的人才会反对它。不出所料，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并不觉得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
对于我们这些今天仍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人来说，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自上个世纪末达到顶峰以来，自由民主并没有明显的更新。我们和民族主义者一样，都囿于怀旧情怀，期望明天能重演过去的盛景。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地在传统民主的边缘极限摸索，以抵御数字利维坦的大分化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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