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其本质直接关系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代统治者无不千方百计混淆国家的实质,疯狂地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以各种修正主义手段扭曲国家的本质。所谓“国家好了,人民才能好”,乃是一种经典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谬论。国家既然是压迫机关,一切关于国家的论断就绝不能回避其阶级性;任何对阶级性的丝毫弱化,都是幼稚和错误的。然而,这种国家主义论调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要么完全抹煞阶级性,要么对阶级性进行修正淡化,根本回避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在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级繁荣之时,被剥削阶级难道真能共享其利吗,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大,正是其实现对被压迫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工具。一旦脱离科学的阶级分析,一切相关论断都只能是空想和空谈。
资产阶级国家主义刻意将“国家的强大”与“国家的性质”绑定起来,要么忽视强大本身也具有阶级属性,要么巧妙论证强大本身就等同于先进性质。特色修正主义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代表。既然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那么对其的分析首先就必须立足于阶级观点,必须考察实际掌握统治权力的阶级是谁。一个国家的性质,不取决于它贴什么标签、喊什么口号,而取决于国家结构中究竟由哪个阶级掌握实权。哪怕名义上是工人党执政,但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仍属于是资本主义,那么所谓的执政也不过是压迫剥削的另一种形态,在这种结构下,任何统治集团都必然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不管其名头如何,统治阶级的本质仍是资产阶级。而经济基础又再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由此可见,“国家好了,人民才能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极其荒谬的,唯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命题才可能成立。忽视这一前提,其论断就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统治作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还有国家主义者还提出这样一种论调:只要特权不能长久维持,例如所谓“权不过三代”,就说明制度仍是民主的。可惜的是,一旦权力被用于压迫人民,它就已经站在了民主的对立面,就已经不是民主了,更何况所谓“交替”往往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调整,是统治阶级的民主,而远非权力的真正更迭。更隐晦的是所谓“阶层流动论”,宣称只要个人能“跨越阶级”,能当人上人,社会就仍是进步的。这种论调完全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立场,企图以极少数人的上升通道,掩盖对绝大多数人的系统性结构性压迫,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实际上是在说,只要压迫秩序中留有狭窄的缺口,那么压迫本身就是符合正义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对解放的异化,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样,同属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范畴,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
因此,特修总是以外部煽动这一幼稚到极点的依据为借口,来转移和掩盖内部的尖锐矛盾,从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特修主义者看来,谁掌权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带来福利,从而成为这么一种极幼稚的资小资阶级论述,在这些特修主义的观点中,看不到他们对任何具体民主的科学分析,当然,他们也永远不可能观察到,一个人为了生活需付出一切,还怎么可能谈政治谈民主,更不用说谈自由,一个人为生活付出一切,并遭受残酷的剥削压迫的原因又是什么,他们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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