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GGLES IN CHINA
清华大学留美学者 李民骐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助教授，
现任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助教授
沃勒斯坦和大卫科兹之中国弟子
联系方法：http://www.econ.utah.edu/~mli/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与（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有什么不同？
（二）为什么要“改革”？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四）论产权问题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一）文化大革命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三）1989年革命
（四）工人阶级反对“砸三铁”的斗争
（五）中产阶级
第三章 从合作化到小农经济
（一）合作化时期
（二）回到小农经济
（三）小农经济和农业停滞
（四）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
（三）中国的新无产阶级
（四）资本主义和人民贫困化
（五）依附性发展
（六）国家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七）跨国公司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第五章 资本主义和民主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三）依附性发展和民主
（四）腐败问题和社会动乱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前途
附：自由派知识分子论市场经济、民主和革命
第七章 市场，计划，和社会主义革命
（一）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二）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三）革命中国的经验
（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
（五）阿列克·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阿列克·诺夫的批判
附录一 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附录二 大学生与革命
参考文献
注:〔1〕本书李民骐原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87级学生，在1989年以后，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开始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分道扬镳，并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方便读者了解的思想形成过程和背景，书后附有的两篇文章－“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学生与革命”。
〔2〕各章的注解，起补充论证的作用，用〔数字〕标出，注解内容安排在各章正文后面。
导言
按照现在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民主总是并肩同步发展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却正是建立在民主失败的基础上。1989年的革命，不仅是关系着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抉择，而且还关系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在1989年6月4日，不仅是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了失败，而且也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成为一支能够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在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因而也就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
1989年5月20日，反动政府派军队进入北京市执行臭名昭著的所谓“戒严令”，这就等于统治阶级公然向人民宣战。在这个时候，民主力量没有别的选择，或者向统治者投降，或者以公开的人民起义回答统治者的挑衅。工人阶级是准备响应起义的号召的。统治阶级一时间还处于惊惶失措之中，并且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拒绝利用这个机会。革命因而失败。
我是从1988年开始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那个时候，象绝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一样，我也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一方面，我赞同西方式多党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我拥护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正是在1989年革命中，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在革命的最关键时刻，十分清楚，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反对派是否愿意以及是否能够把城市工人阶级充分发动起来，投入争取民主的斗争。这里我们立即碰到了一个问题。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反对派所持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矛盾。那些象我这样拥护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人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付诸实践的话，工人阶级是要蒙受惨重损失的。在“正常”时期，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撇在一边，作为社会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方面，你要求工人阶级为了你自己夺取权力而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如果你这一帮人上了台，作为对工人阶级的贡献的回报，你马上就要把工人阶级推到严重的社会经济灾难当中去。一个革命者，矢志致力于争取社会正义和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对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提出疑问呢？
1989年革命失败后不久，我开始抛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转向马克思主义。正象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为什么最后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异化的社会能不能存在？有没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和有创造性的，而且也符合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起初，我或者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没有什么清楚的想法。我还没有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完全解放出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对社会的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我从中而来的那个社会集团的狭隘眼界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象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我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完全看作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什么贡献。同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从市场社会主义当中寻找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逐渐地超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眼界，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就能够比较明确、比较有把握的回答上述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革命的社会理论和科学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一个压迫社会中，社会分裂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从压迫阶级的立场或者其他不同程度上有特权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比如，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是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客观的和科学的认识的。因为压迫阶级和其他特权阶级和社会集团在现存社会中是有既得利益的。在一个压迫社会中，只有从在现存社会中完全没有任何利益的被压迫人民的观点看问题，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科学的认识。所以，只要社会还分裂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科学的社会理论就必须同时是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看问题，也就是说，同时是革命的社会理论。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革命还是给劳动人民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状况带来了重大的进步。在革命的中国，在这个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辩护士的说法，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比如就业权－“铁饭碗”、公费医疗、廉价住房和其他基本需要的保障），这些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所无法想象的。
新的社会因而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推翻了旧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并且劳动人民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就不可能再按照与“正常的”压迫社会一样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力了。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了。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保证，新的社会也就不能够存在下去。
这个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革命，摧毁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压迫阶级，使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赢得的广泛的社会权利，回到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解决。到底是用第一种方式还是用第二种方式来解决，取决于历史上各阶级之间的实际斗争。在中国，这一斗争集中表现为文化大革命。
在官方经济学中，这一矛盾则反映为“计划”和“市场”之争。官方经济学认为，市场是现代条件下唯一合理的和可行的经济体制，“市场导向改革”是解决毛泽东时代后期经济矛盾的唯一可行办法。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行的。所以，脱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谈论一种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毫无意义的。例如，给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要使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因而也只有允许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体制才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这当然不等于说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对其它任何社会也是“合理的和可行的”。正相反，资本主义剥削，由于压制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被打败，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市场导向改革”才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成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官方经济学在社会关系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却在实际上把现存的社会关系当作他们研究问题的既定的出发点，也就是把压迫阶级对被压迫人民的统治当作他们既定的出发点。
但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停止。正相反，统治阶级要把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强加到劳动人民头上，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些斗争在1989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跟随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中国劳动人民必须从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革命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另一方面，1989年革命的失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989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伴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毫无疑问，统治阶级的统治又一次得到了巩固，中国资本主义目前仍然处在新兴的和上升的阶段。但是，这决不等于说，现存社会的矛盾已经消失，或者不会进一步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不合理的、充满了矛盾的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准备了它走向失败和没落的条件。
就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了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先进设备，另一方面，为了有外汇用于进口这些技术和设备，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靠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是竞争的出口部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是建立在残酷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苦难和贫困化的基础上的。但是，任何社会制度要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它必须至少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默许。中国资本主义因而面临着不可解脱的矛盾：它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就不得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中国资本主义就使自己的存在成了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人民，是进行过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亲眼看到被压迫人民一旦起来，就能够打倒压迫者和剥削者，就能够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中国的劳动人民，所以是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存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或迟或早，中国的劳动人民必然起来，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利，并且在新的起点上开始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
1990年6月15日，我因为一次反政府演说而被逮捕，后来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从1992年6月出狱后一直致力于革命社会主义活动。我起初是在北京和西安的由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导的反对派圈子中做宣传工作，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我的同志。在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越来越有必要对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批判。
我是在1993年，在我对深圳工人状况做个人调查时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后来我移到北京以便查阅北京图书馆的文献，但不久又转移到西安以避免警察机关的骚扰（1992年6月以后，我又曾三次被捕）。所以，本书的中文部分大部分是在西安完成的。后来在译成英文时，我又用英文添加和修改了一些章节。这样，在本书的最后定稿中，第一、第二、第五章，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一部分是先用中文完成又译成英文的，而第七章和第三、第四和第六章的其余部分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
在第一章中，我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中国是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果是，为什么？我首先通过比较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分析了革命后的中国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来克服，也可以通过恢复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制度来克服。由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发展成了这一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
在第一章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成为革命后社会经济矛盾的实际的历史的解决办法以后，第二章则探讨这一解决办法是怎样由历史上实际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我集中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革命。另外各有一节论述官僚和私人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
第三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虽然农业合作化没有能够给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时期，中国还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中国农业在“改革”初期曾经一度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改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并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
在第四章中，我试图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功的条件。一方面，毛泽东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没有正常的和稳定的生产关系，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能够成功地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主要是由于中国有着（与前苏联和东欧相比）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因而相对落后的阶级结构。由于有靠剥削来自农村的亿万“剩余劳动力”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中国的统治阶级事实上得以绕过国有企业工人阶级的抵抗，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胜利。在这一章中，我还指出，由于中国的特定环境，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出口导向型依附性发展的形式，如果中国不能够摆脱依附性发展的状态，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在长期能否维持下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五章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发展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决不会自动带来民主，现代民主只是由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才得以确立的。然后我指出，在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和民主就更加难以相容。在这一章中，我还分析了八十年代后期在两派自由派知识分子－“新权威派”和“民主派”之间的论战，认为这次论战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内在矛盾。
在第六章中，我总结了198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或迟或早将要导致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导致现存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可能性。
第七章讨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能不能有一种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和可行的，而且还能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我首先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学说，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其自身的悖论－既要在市场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向资本主义蜕变。然后我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他们认为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因而不能够成为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我指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否建立起来，则一方面，取决于一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历史上的实际的阶级斗争。
第一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改革”。
什么是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改革符合谁的利益？按照官方的说法，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373）
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专门为了发展生产力发明出来的什么“经济手段”，而是一整套社会关系。这一套社会关系决定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贫者最终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富者最终上升为靠剥削雇佣劳动发财致富的资本家，从而产生资本主义。这些都不是教条，甚至也不是理论，全是历史事实，是常识。所以，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
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中国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又是由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才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实行市场经济，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就让我们先看看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的吧？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与（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有什么不同？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占有者不劳动。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家向工人购买“劳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是不是咬文嚼字呢？根本不是。早在十八世纪就有人指出：“你可以迫使一些人为了一定的工资劳动若干小时，但是你无法迫使他们认真工作。”美国最高法院在1898年侯顿诉哈丁一案的判决中指出：“企业主和劳动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冲突的。前者必然希望能从雇员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而后者由于害怕解雇被迫服从（前者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按照后者的正当意见，对后者不利。......也就是说，企业主制定规则，而劳动者实际上被迫遵守这些规则。”(Perelman,1991,59,98)
如果劳动可以被买卖，为什么还要制定规章制度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呢？所以，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工人得到的不是劳动的报酬，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如果工人不得不“尽可能多的劳动”，那么工人就会被剥削。但是，资本家是不是真的能剥削工人，剥削多少，这都不是在买卖“劳动”的过程中能决定的，而只有通过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领域的实际斗争才能决定。
马克思曾经指出：
（资本家）必须亲眼看见工作进行的一切正常.井井有条，看见他想要的使用价值确实顺利地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资本家的监督能力和执行纪律能力是决定性的。而且，他必须要保证生产过程连续不断.不受干扰，并且确实在特定劳动过程及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把产品生产出来。”(Perelman,1991,60)
所以，资本家为了保证工人能高效率地劳动.负责地劳动.正确地劳动，必须建立一套强制性的管理制度。因为工人作为被雇佣者，也是被剥削者，不会自动按照资本家所期望的方式进行劳动。M.赖希指出：
一旦接受了雇佣关系，工人就不仅向资本家放弃了怎样做工作的决定权，而且还放弃了几乎全部的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一走进工厂和办公室，就成了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权利法案所规定的人权保障就都不起作用了。言论和集会自由，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其他保护公民免受国家侵犯的权利，统统不起作用了。(Perelman,1991,98)
资本家只有靠强制才能使工人接受剥削。但是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家能有效率地剥削工人。因为，资本家必须依靠工人才能完成生产过程，因此关于生产过程的信息很大部分就掌握在工人手里。资本家不了解生产过程呢关键信息，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剥削工人。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家不断按照自己的需要改组生产过程，把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能力。
这可以用数控机床自动切削金属以制造机器来加以说明。这些机床的运转不是由靠体力操纵的熟练机工来进行的，而是由磁带上的程序自动控制的。它们可以在不影响机工的控制和技术的发挥的条件下，提高他的效能。因为编制程序所需要的金属切削知识是机工所掌握的技术的一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一过程为破坏熟练技术从而压低所分解成的许多小工序的劳动力价格提供了机会，而这正是资方梦寐以求的。（阿罗诺维奇，397〕
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精神和智力退化的过程。劳动者越来越丧失关于生产过程的知识，越来越退化为只能从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的机器体系的辅助人员。在资本主义的先进机器体系中凝聚了最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绝大多数人民却被剥夺了智力发展的机会。但是，从长期来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比凝聚了先进技术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的异化的基础上的。但是工人毕竟是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体。“如果工人感到被剥削，他们就要想办法找回心理平衡。”据美国司法部统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工人都参与过破坏生产的活动。在抽样调查中，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承认曾盗窃过雇主的财物。“在小范围抽样中，通过深入交谈发现，工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剥削，而不是由于紧迫的经济需要。”(Perelman,1991,114)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然造成人的异化，就不得不寻求办法以缓解异化对于生产力的破坏作用。F.M.舍雷尔发现，大企业往往支付高工资，以弥补大企业工人较强烈的异化感。(Perelman,1991,113)但是，单纯靠高工资肯定不能抵销异化的破坏作用。要尽可能减少工人对生产的破坏，还必须依靠社会强制。
资本主义的社会强制制度有两种类型：（1）企业内强制。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规定劳动纪律.设置监督人员和惩罚性措施直接强制工人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劳动。比如，美国非农业领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比例从1948年的13.7%上升到1966年的20.0%，又上升到1979年的22.4%。(Perelman,1991,94)企业内强制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工人可以通过退出企业逃避资本家的统治。所以，企业内强制必须有企业外强制配合才能充分起作用。（2）企业外强制。首先，资本主义通过经常保持一支失业队伍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后备军，而工人因为害怕失业只有忍受资本家的压迫。其次，为了防止工人造反，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但是社会福利并不能保证工人过上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从而迫使工人为了过正常水平的生活必须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干活。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企业内外的社会强制制度。
现在我们来把（改革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一个比较。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吗？不占有。工人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吗？不能。如果没有惩罚和监督，工人会自觉努力生产吗？不会。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也是一种压迫性.剥削性的生产关系。
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翻版。相反，国有企业是革命的产物，是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成果。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工人阶级历史性胜利的承认。国有企业本身是与工人阶级因为革命胜利而赢得的社会经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卖给国有企业的，而是国有企业必须接受的。
第二，国有企业必须为工人提供低租金住房.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因此，工人只要不违法乱纪，就有权享受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不论企业盈亏状况如何，也不论劳动力供求状况如何。
第三，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解放。官方学者抱怨说：“在我国流行的说法是：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工人对这句话产生很大的误解，有的工人说：哪有仆人管主人的？哪有主人做不了仆人主的？”（李强，178）国有企业不可能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轻易就使工人接受剥削和压迫。
（二）为什么要“改革”？
统治阶级为什么要改革呢？改革能解决哪些问题呢？一方面，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从而造成人的异化。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首先，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允许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高工资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这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正常运转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强制制度。但是，由于承认工人阶级的充分就业权利，由于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外强制。由于革命使劳动人民普遍觉醒，企业内强制也不能顺利实行。
官方学者认为：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不善，主要是体制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所谓“三铁”的问题上。所谓三铁指：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表面看来，这种体制是使职工生活.就业得到保障的美好制度，担实际上，这种体制的实施将国有职工养懒了.养散了，养出了依赖性。（李强，150）
他们主张建立“有限失业和就业竞争”的制度：
有限失业和就业竞争为企业进行合理化经营提供了保障条件。企业可以解雇多余人员，提高生产效率，......失业的压力，迫使劳动者努力工作，......不至于成为企业的多余人员......”（赵效民和贾履让，330）
什么是“合理化经营”？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超越一切历史时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理化”。在一种生产关系范围内是最合理，在另一种生产关系范围内可以是最不合理。如果说国有企业把职工“养懒了.养散了，养出了依赖性”，中国经济早就该停滞不前了。但是，中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停滞，反而高速发展。1952－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3.9%。(PRC,1985)在世界资本主义长期繁荣阶段，1950－1973年，在全部85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2个能超过这个发展速度，其中4个是石油输出国（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4个是世界上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台湾.韩国.希腊），波多黎各是美国殖民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人口超过3000万。（威尔伯，198）美国历史学家迈斯纳指出：“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Meisner,1986)
这不是不合逻辑吗？这不是违反经济科学的原理吗？怎么能依靠把人“养懒”.“养散”的制度发展经济呢？问题就在于，“三铁”也好，充分就业也好，社会福利也好，本身并不构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相反的，要使绝大多数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这是最起码的条件。社会强制制度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压迫性的制度。那么，在一种没有异化或者异化大大减轻的社会中，失业.竞争.“监督”.“执行纪律”等资本主义繁荣的秘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源泉，就不仅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桎梏。
所以，充分就业.“三铁”能够相当长时期在中国行之有效，不是偶然的，而是决定于一定历史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在1927－1949年的中国革命中，被压迫人民终于能够打倒内外压迫者，终于第一次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获得极大解放。所以，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少异化.更加解放的社会，这就使中国工人阶级有条件享受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广泛得多的社会经济权利。〔2〕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社会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个平衡是决不可能持久的。或者，劳动人民能够发展他们已经争得的权利，真正把社会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使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普遍解放的基础上。或者，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以人的异化为前提，那么就必须与资本主义一样，建立压迫性的社会强制制度。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劳动人民和新兴的官僚统治阶级围绕着进一步发展革命.还是使革命流产，是彻底推翻.还是保存压迫制度所进行的斗争。
劳动人民没有能够推翻压迫制度，压迫制度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压迫制度与资本主义比起来，缺少压迫手段，显得软弱无力。这就是“改革”的历史条件。所以，“改革”必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用资本主义的压迫手段来巩固现存的压迫秩序。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发展速度。首先，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引进中国。其次，出现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实际上是官方承认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
按照官方统计，乡镇企业属于“集体所有制”。但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1990年登记在册的乡镇企业实质上50％是私营企业。（韩明希，97）另据世界银行估计，1985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中的17％实际上是由私营企业提供的，1986年这个数字猛增到24％，在广东省是30％，四川省是43％。(Smith,1993,87)即使确实属于乡镇政府所有的企业，“典型的经营方式是把企业出租给经理，经理的报酬主要与企业效益联系在一起。”这与私营企业大同小异。(Lippit,1992)据世界银行估计，在“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中，60％的工人不享受企业分配的住房或住房补贴，41％不享受公费医疗，52％没有就业保障，60％没有退休金，58％不能让子女顶替工作。(Smith,1993,88)显然，乡镇企业远比国有企业更象资本主义企业。
由表1.1可见，在“改革”时期，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国有企业部门。到1991年，在生产领域，前者已经与后者势均力敌；在流通领域，前者压倒了后者。在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成分又发展最快。
表1.1 各类所有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和零售商业销售额的百分比
1979年 1991年
工业 全民所有制 78.5 52.9
集体所有制* 21.5 35.8
其他经济类型** 0 11.3
商业 国营 54.6 40.2
集体 43.3 30.0
个体和私人 2.1 29.8
*1990年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中93％来自乡镇企业.
**“其他经济类型”包括城乡私营.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少量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分的股份制企业.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一期,3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有企业本身的资本主义化上。首先，“新增工人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劳动合同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了终身制和‘铁饭碗’，职工就业后依然存在着失业的危险，这就迫使工人各司其职，勤奋工作。”（赵效民和贾履让，330）
其次，推行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职工福利货币化.使职工本人和子女服务社会化”。（李强，152）“福利货币化”.“服务社会化”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工人推向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工人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工人劳动力价格大大下降，从而“福利”"服务"统统丧失殆尽。
第三，强化企业内强制，官方学者承认：“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管理中奉行一种较为严格的带有惩罚性的管理体制，用罚款做为管理基本手段的现象比较普遍。”（李强，173）全国总工会在调查中发现：
郑州一单位制定124条规定，其中有4条是奖励条例，其余120条均为罚款条例。该单位还规定车间干部.班长等每人每月必须逮住三至五起违纪事件。组长每人必须逮住一件，逮不住罚款，少逮了扣奖。......陕西一个织布车间对各岗位工人制定的罚款条文有三万多字。山西.丹东.上海.南昌.郑州.浙江等地一些企业的职工反映，厂里和规定看病扣钱，休病假.公伤扣钱，有病假未经领导批准就休病假算旷工，重罚。（李强，171）
官方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的较为严格.严厉的管理制度，确实对于恢复企业生产秩序起了重要作用。”（李强，173）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逻辑，劳动者是天生懒惰的，要让劳动者劳动，必须提供懒惰的成本，用失业.竞争.罚款强迫劳动者干活。但是，劳动者既然是活生生的人，他就不可能任人摆布，而要拼命显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有的工人说：“你罚吧，别的权利我没有，消极怠工权.浪费权我有”，“你罚我五元，我让你十倍.百倍地偿还”。......工人情绪低落，积极性受到挫伤，工作没劲头，有的甚至消极怠工，给企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山西阳泉煤矿原来出勤和生产状况很好，由于扣罚过多，曾造成该矿出勤下降，事故上升，产量下跌。（李强，174）
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能不依赖于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参与。如果劳动者没有一点对工作的责任心，任何强制手段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排斥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把劳动过程变成了劳动者退化的过程。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只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被支配的“物”，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制下，他们才会干活。这必然导致阶级对抗，破坏生产力。
官方学者认为：“惩罚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因为对于最低道德水平或无道德水平的人来说，其他方式均不起作用。”制造“最低道德水平”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人不算作人，而仅仅是商品，是在生产过程这要努力节约的成本。
（四）论产权问题
197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压迫社会固有的矛盾，没有消灭压迫社会本身，而不过是以一个新的压迫社会代替一个旧的压迫社会；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简单地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而是使相当一部分权力暂时落到人民手中。因此，一方面，这仍然是一个压迫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丧失了维持压迫所必要的压迫手段。这个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这个压迫社会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学说，因而也是一个从根本上危害一切统治阶级命脉的学说－来充当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的辩护理论。
这个观念上的矛盾，只有在现实本身的矛盾还被掩盖着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民还把这个社会看做自己的社会的时候，才不至于完全暴露出来，才不至于尖锐化，才不至于把自身碾得粉碎。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经发展，只要现实本身的矛盾已经暴露，观念上的矛盾便不能不解决。怎么能一面发展剥削，一面又谴责剥削，又不得不论证剥削竟是为了被剥削者的利益呢？怎么能一面与资本主义调情，一面又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呢？或者是以观念否决现实，或者是以现实否决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服从于他的辩护理论，要求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合理性.不可替代性，要求科学地说明与之相对立的一切社会经济制度都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要求科学地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规律的尝试都是违反人类历史趋势的.违反人性的.短命的.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有了这样的科学，上述矛盾，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才算是有了彻底的解决。
官方学说的御用性表现在，它的理论总是落后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实践。只有当现实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抗性明白不可否认的时候，它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尽管这根本违反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的逻辑；只是当这种对抗性已经尖锐化，因此不彻底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就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时候，它才宣布根本问题在于“产权问题”，尽管这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无论如何，一经提出“产权问题”，官方经济学也就终于比较诚实地，虽然仍然披着最后一层遮羞布，宣布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同时宣布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官方学者认为，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是“产权虚置”：
首先，企业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无偿赐给的，好象接受生日礼物那样不用付费，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仅体现我把它们分配给企业使用。其次，企业对生产资料只有支配权，无所有权，由于支配权来得容易，并且是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因此也就不珍惜它，也没有谁真正为它承担什么责任。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时好象这是他们自己的，但又并不爱护它，这又好象是别人的，造成财产界定模糊。......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谁也不对它负责。”便是这种矛盾的现实写照。企业行为扭曲的原因盖出于此。产权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解决不妥，改革就难深化，企业行为的扭曲.经济的紊乱和低效便难以避免了。（宋源和龚金国，95）
官方学者根本无视.蓄意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过是官方法律语言，现实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不是被劳动者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被“社会”用来充作压迫劳动者的手段。
所谓“所有权”，其实就是垄断排他权，即财产所有者有不允许他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使用其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与支配权相结合”，也就是允许财产所有者为了私利而滥用社会财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家为了谋取超额利润，可以让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闲置，而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失业.社会损失多少生产力。（见表1.2）在拉丁美洲，“占有大部分可耕地的大地产并未得到有效耕种。......大农场的许多土地都任其闲置。1960年，哥伦比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拥有70％可耕地的大农场主，只耕种其土地的6％。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22亿英亩的可耕地中只有2.7亿英亩土地被充分利用。这种过时的土地所有制，再加上极高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人均农业产量下降。”(Stavrianos,1981)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一个社会拆除了其内部所有的“所有权”藩篱以后，生产力才能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赐给的”，不是公有制的缺点.弱点，而是它的优越性所在。
表1.2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浪费
制造业设备利用率(%) 失业率(%)
1950-59 83.6 4.4
1960-69 84.9 4.7
1970-79 80.8 6.1
1980-86 77.4 7.8
资料来源:陈宝森,367.
“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怎样才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楚”呢？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每一个劳动者使用的每一件生产资料都属于使用者本人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又如何避免“责职不明”呢？
官方学者说“产权虚置”是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官方学者大约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是非常实在的，是“产权界定清楚”的。资本家当然很关心他的私人财产。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他只有把生产资料交给很多工人共同使用才能使他的财产发挥作用.带来收益。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者－工人又有什么理由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当然资本家可以实行监督。但是，监督者不也是雇佣劳动者吗，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象资本家一样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
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产权界定模糊”，但是它的生产力比“产权界定清楚”的小私有制胜过千万倍。要是现代社会到处都满足了“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早就没有什么现代生产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权”完全是个虚幻的概念。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见解。
厉以宁教授的嫡传弟子金立扬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上撰文说：
公有产权当然有它的缺点。第一便是搭便车。公有制下形成大锅饭，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一个和尚跳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家达成一项协议，商定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这是一项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做这项工作的人本身也要别人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由此产生出来一大堆交易费用。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费用相当高。第三，如威廉姆森所说，私人比较注意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第四是资源枯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枯竭。（<边缘>，14－15）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规模巨大的现代生产资料，才能发挥集体的协作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展和利用社会分工。既然现代生产是集体劳动.联合劳动，那么无论“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不是都需要解决“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的问题吗？不是都需要“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吗？美国学者萨缪尔.波利斯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非农业领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比例，1948年是13.7%，1966年上升到20％，1979年又上升到22.4%。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监督要起作用，还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而对在业工人起威慑作用。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一般在4－5％，七十年代上升到6％，八十年代又上升到7－8％。仅此两项，就浪费社会劳动的四分之一！这还不是“一大堆交易费用”吗？
付出了这样一大堆交易费用，是不是就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呢？R.克莱本在评论一部劳动经济学著作时说：
（美国）工人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深知，如果发挥了他们在提高生产方面的创造力，这很可能意味着多做工作而报酬却依然如旧，或甚至更少些。三十五年之前，我曾在一家钢铁厂工作过，在那里工作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机工能操作得比资方的工序时间测定员所规定的时间快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他们不愿作傻瓜，他们保持这一秘密，他们不去增加军火生产，而是为自己在工作时间里安排了更多的空闲休息时间......在美国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对此，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无法把这股力量挖掘出来。（<外国历史哲学经济摘译>总22期，“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
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批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说计划当局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殊不知，资本主义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资本家要靠工人进行生产，所以在有关生产的信息上也只好依赖工人。但是工人是被雇佣的，他有什么必要向资本家提供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呢？他为什么不努力歪曲真相使自己得到好处呢？既然如此，“私有产权”又怎么能解决“搭便车”问题呢？
“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费用相当高。”土地私有者如果要转卖土地，自然不需要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协调”。如果把居民区改做商业区，致使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流离失所，这些损失自然也不需要土地私有者花费分文。如果资本家开除工人，使之生计无着，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协调费用”。说到“公有产权”，那么今日中国在大炒特炒房地产的时候，又何需为当地居民付出任何“协调费用”呢？“私有产权”不必事先付出协调费用，就是说，这种费用要转嫁给别人，就是说，这种费用要采取社会冲突的形式。
“第三，......私人比较注意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们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这一条是颇有些颠倒黑白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往往要由国家来承办呢？还有道路.机场.港口.通信.水利.电力事业等周期长.利润薄的事业，不也有赖于国家投资吗？不就是因为私人企业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吗？如果说私人充其量能给子孙保留一笔遗产，那么只有社会才能考虑给整个社会的后代留些什么，只有社会才能从不仅是下一代人.而且是下几代人的眼光考虑这个问题。
“第四是资源耗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耗竭。”这一条与“搭便车”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却是有失公允的。“渔业资源耗竭”难道不正是私人生产者一味追逐利润的结果吗？
金立扬认为：
有人把国有企业产权构造的缺陷视为产权不清晰，其实不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公民，产权主体不是很清晰嘛！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
金立扬要标榜一下他与一般官方学者不同的独到见解！
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我看有必要认清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由全体人民委托给政府，具体地讲，是委托给政府职员；第二层是政府委托给企业的厂长经理；第三层是厂长经理再把具体业务委托给工人。其中每一层都需要监督。例如第一层中，委托人本身就比较模糊。全国十二亿人，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都有权分享国有产权的收益，人人都会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暗中希望别人去为国有产权操心，自己来坐享其成。这也是公有产权的通病。......再则，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政府不是神，政府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政府的职员不会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是经济人，需要监督。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职员作为委托人，需要获知厂长经理经营行为的信息，以 次 为依据来奖惩。但委托人总不可能整天跟在厂长经理旁边，虎视眈眈，看代理人努力不努力。企业的经营业绩，比如销售额.利润率倒是看到见的，堪作为厂长经理努力程度的标准。但是，有时企业利润率下跌，并非厂长经理的过错，而是由于整个市场都不景气，或者政府横加干预的结果......第三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常被一些经济学家所忽略，以为只是个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本身不是产权的所有者，又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督，大有与工人相串谋.坑害国家的可能。中国国有企业短期化行为泛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便是明证。政府对此显得无能为力，一个政府要对付十一万家国有企业，太困难了。上有政策，下总有对策。
“厂长经理”在阶级斗争中不得不与工人相妥协被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谓为“与工人相串谋”。金立扬继续说：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在今天的条件下，确实困难。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维护，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有人据此提出，国有企业的产权比重太高了。......高不高应该由市场来裁决。......应该让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在市场上公平的竞争，让各种形式的企业有相同的税负，相同的贷款条件，得到相同程度的法律保护。
但是，一方面不敢侵犯工人的就业权，另一方面却可以随便侵犯这个权利；一方面必须负担工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另一方面根本无须负担这类费用；一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节假日休息，另一方面却总是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一方面还不敢侵犯那些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另一方面却决不吝惜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以谋取利润......所以，根据市场的标准，那 个制度更人道，哪个制度的劳动力成本就较高，因而效率较差。金立扬最后的结论是：“应当允许国有企业被私营或集体企业吞并”，就是说，私有化。（<边缘>，16－17）
金立扬说，“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但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因为工人委托才有权管理企业的吗？国家是因为十二亿人民的委托才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这就是说，劳动者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与自身相对立，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任命“政府职员”做自己的总经理，又任命“厂长经理”做自己的部门经理或者分公司经理，为的是剥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自己。“十二亿人”一方面是资本家，并且仅仅作为资本家，仅仅关心自己的股本.股票的价格；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者，并且仅仅作为雇佣劳动者，一心想的就是多挣钱.少出力。只有那种满脑袋充斥了资产阶级民法观念的人才能想象出这种双重人格.精神分裂。这种人，由于想象力贫乏，除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权形式－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对抗的产权形式以外，再也想象不出其它的产权形式，似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必须永远处于分离状态，即使它们在法律上合一了，也必须在事实上分离开来。
或者，国家不过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因而问题也根本不在于“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而在于绝大多数人民根本不是“国有产权的主体”。或者，国家就是社会，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因而委托人就是被委托人自己，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委托－代理问题”。
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劳动者是注定要偷懒的，注定不爱惜财产的。要防止他们偷懒，防止他们滥用财产，只有实行监督。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信息，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总是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于是，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掉进了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么把“公有产权”换成“私有产权”，把官僚机构换成资本家，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不过是改变问题的当事人罢了。“私有产权”，就是说根本没有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解决劳动者“搭便车”的问题；“私有产权”，就是说在社会范围内成万倍.成十万倍地复制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过去是十几万家企业共同向一个政府隐瞒信息，现在是十几万家企业相互隐瞒信息。过去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国家的利益，现在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就是所谓“外部性”问题）。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或“私有产权”。问题仅仅在于.完全在于，一切生产活动的永恒主体－劳动者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如何。如果生产关系是压迫性的生产关系，因而生产过程也就是工人受压迫的过程，生产资料也就是压迫工人的手段，那么，“少出力.多挣钱”不就是工人应当采取的最正常.最合乎情理的对于生产的态度吗？对于生产资料，工人又有什么必要“珍惜它”.“爱护它”.“为它承担责任”呢？如果生产过程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生产资料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工人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就必然和压迫性生产关系中截然不同，这不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吗？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理解“搭便车”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搭便车”无非是劳动者保护自己免受剥削的一种合理行为罢了。离开了这个前提，“搭便车”就纯粹是个荒谬的问题.无法理解的问题。
首先，说“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这完全是小生产者的逻辑。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家都不努力的结果，便是都不能享其成。那么，与其都不能享其成，为什么人们不选择“大家都努力，都享受劳动成果”呢？“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毕竟只是个寓言故事。真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地步，难道他们直到渴死也想不出一个挑水的办法吗？经济学不是处处假设理性的人吗？“搭便车”的结果是都不能享其成，显然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个地方，理性的人就不存在了呢？
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不可能通过监督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没有充分的信息，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这些信息只能由被监督者来提供，所以监督者永远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但是，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被监督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监督者隐瞒的，因为监督者就是被监督者本身。至少，每个劳动者绝对反对其他人坐享其成，因而尽一切努力使其他人受到有效监督；劳动者从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不难知道别人“搭便车”的动机.“搭便车”的条件，因而不难发现监督的漏洞，不难制定有效的监督规则。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监督要“付出一大堆交易费用”；而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就是监督者，劳动过程也就是监督过程，因而监督不需要专门的花费。
什么是“产权问题”呢？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必须交给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劳动者个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劳动者又没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因而不可能对生产事业抱负责的态度。这就是让一切现代社会统治者为之烦恼的所谓“产权问题”。
〔1〕官方学者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会使资源秉赋丰厚的人愈来愈富有.资源秉赋贫乏的人愈来愈贫困。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做到：第一，注意初始分配的平等；第二，一方面采用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另一方面采取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收入的两极分化是可以防止的。”（吴敬琏，172）官方学者认为，只要凭籍一些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够消灭一种经济规律。但是，既然生产是私人生产，而“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无非是对私人占有制度的侵犯，那么，“税收措施”和“福利措施”就必然破坏生产力。而一个社会充其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承受这种破坏。所谓“实践证明”，无非是指大萧条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所缓和。但是，第一，整个世界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某种程度上正是以整个世界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为前提的。第二，即使就发达国家而言，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也已经难以为继，以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大谈“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2〕我在西安曾经多次和一些国有企业工人座谈。有不少老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工人的干劲和现在大不一样，不需要物质刺激，也不用上级督促，有困难工人自己会想办法克服。这是事实，不是官方宣传。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此根本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什么“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起作用，而后来却不能够起作用了。实际上，工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热情劳动。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的干部关心工人，真正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员就是党员”，这才是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的真正原因。这些模糊的语言，当然缺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最 奖金 的“精确性”，但它是工人的真情实感，说明当时中国的的确确存在一种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要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诞生于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解放运动的时代，是一个深深打上了革命烙印的时代。
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概念只承认个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