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佚名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一书目录
三联书店1959年版
原序
第一编 再生产问题
第一章 我们研究的目的
第二章 魁奈和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三章 对于亚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第四章 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第五章 货币的流通
第六章 扩大再生产
第七章 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第八章 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尝试
第九章 从流通过程角度看这个困难
第二编 本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论战 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对萨伊-李嘉图-麦克洛克
第十章 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论
第十一章 麦克洛克对西斯蒙第
第十二章 李嘉图对西斯蒙第
第十三章 萨伊对西斯蒙第
第十四章 马尔萨斯
第二回论战 洛贝尔图对吉尔希曼
第十五章 吉尔希曼的再生产理论
第十六章 洛贝尔图对古典学派的批判
第十七章 洛贝尔图对再生产的分析
第三回论战 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对伏隆左夫-尼古拉·昂
第十八章 问题的新提法
第十九章 伏隆左夫及其“过剩”论
第二十章 尼古拉·昂
第二十一章 司徒卢威的“第三者”和“世界三大帝国”
第二十二章 布尔加科夫及其对马克思分析的补充
第二十三章 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不平衡”论
第二十四章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第三编 积累的历史诸条件
第二十五章 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第二十六章 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社会环境
第二十七章 对自然经济的斗争
第二十八章 商品经济的侵入
第二十九章 对农民经济的斗争
第三十章 国际借款
第三十一章 保护关税与积累
第三十二章 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
译后记
第一章 我们研究的目的
5-6对再生产问题进行抽象的必要性:
为了论证和解决纯价值问题,我们必须撇开价格波动不谈。庸俗经济学的方法总是想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问题。古典经济学者,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用相反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指出供求相互关系的波动只能说明价格和价值的差异,而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为了找出商品的价值,我们必须以假设供求是在平衡状态中,而商品的人格和价值又彼此密切相符为出发点。这样,科学的价值问题刚好是在供求影响停止发生的那一点上开始的。
由于周期性的循环和危机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往往环绕社会上总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而波动,有时超过这个水平,有时降落在这个水平之下,甚至再生产间或缩减至几乎全部停顿。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包括繁荣与萧条,高涨和下降的交替阶段的整个循环,也就是我们就再生产的最高和最低量,包括停顿阶段在内,而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可以用高涨来抵销跌落,而得出一个平均数,即整个循环中的再生产平均量。这个平均数不仅是理论上的想象物,而且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尽管在循环的进程中发生剧烈的上升和下降,尽管有危机出现,社会的需要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再生产继续循着复杂的途径进行,而生产能力也向前有所发展。为什么撇开循环和危机不谈后,这种情况会发生(6)呢?这里就是真正问题的开始。企图利用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来解决再生产问题,正如企图利用供求波动来解决价值问题一样,基本上是庸俗经济学的一种手法。尽管如此,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将要看到,当经济理论挨着再生产问题的边缘时,当它开始对这些问题作推测时,它表现了一种执拗地把再生产问题突然转化为危机问题的倾向,因而阻隔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我们在下面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我们总是指生产率的平均量而言,这个平均量是一个循环中各阶段的平均数。
12-13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是与一系列的特殊条件结合起来的。让我们再仔细考察这些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生产必须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增加生产成为可能的最初形态。在决定资本家和工人在商品生产中的关系时,全部生产过程必须服从这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确立后,第二个条件是剩余价值必须得到实现,转化为货币形态,这样才能为资本家所占有,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第二个条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商品市场上来了。这里,交换的风险决定着新剩余价值今后的命运,从而也决定着再生产的(13)前途。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积累为目的而加入资本中去,这种新资本必须首先采取劳动和无生命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形态。而且,其中与劳动相交换的新资本部分必须为工人的食物。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又被引导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来了。如果所有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已经发生了,就必须加上第四个条件:代表新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追加的商品量必须得到实现,这就是说,转化为货币。只有这个转化已经顺利完成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才能说是已经实际上发生。这最后条件把我们的注意力又引回到商品市场上来了。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意味着生产地点和商品市场之间的不断移动,意味着从私人事务所和工厂到商品市场间的梭子般的往返运动(在私人事务所和工厂,不经许可的人是不准入内的,在那里,资本家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而在商品市场上,没有人创立任何法律,在那里,意志或理智都不能显示它的力量)。但正是商品市场的这样的松懈和无政府状态,才使个人资本家感到他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成员的全体。个人资本家为了扩大再生产也许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追加的劳动和供应这些工人而追加的食物,但他能否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决定于在他控制之外的因素和事情,这些因素和事情实际上是在他能力所及之外发生的。为了实现他已经增多的生产物全部,每个资本家需要一个较大的市场来容纳他的商品,但对一般需求的增加也好,对他的特殊商品需求的增加也好,他是无法加以控制的。
第二章 魁奈和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
15社会总资本不等于单个资本之总和:
表面的观察即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作为社会整体来看不应简单地当作各个资本家的单独再生产过程的机械总和。……某资本家所赢得的,可能正是其他从市场上被排斥的资本家所必须认为已经损失的东西。这个过程将使某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其他资本家由于亏损而被迫减少生产的数量来增加自己的再生产。某资本家能够进行扩大再生产,正因为其他资本家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实现。同样地,某资本家可以利用另一资本家的破产(就是说,部分地或全部地从再生产退出来)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进行扩大再生产。
这些常见的现象证明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不同于把个人资本家的再生产提高到第n度。这些现象也说明各个资本家的再生产活动不断地相互交错着,并可以或多或少地相互抵销。
所以,在考察资本主义总再生产的规律和运行情况之前,我们必须把总资本再生产的概念弄清楚。
16-18魁奈的分析:
我们能否真的把社会总资本当作一个实有的东西来看?魁奈以古典学派特有的大胆和简明的态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把总资本看作一个真的、活动的、实有东西而不加疑问。在他著名的“经济表”一书中(这本书是这样的复杂,以致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能够看懂它),他用了一些数字来证实总资本再生产的各阶段,同时,还考虑到必须从商品交换,即作为流通过程,来探讨这个问题。[1]
照魁奈看法,一个社会包括三个阶级:农业家的生产阶级;所有在农业范围以外活动的不生产阶级——工业、商业、和自由职业者;最后,地主阶级,包括君主和什一税税吏。全国总生产物即总的食物和原料额是在生产阶级手中产生出来的,假定它的总值为50亿利弗[2]。在这数目中,20亿代表每年的农业流动资本,10亿代表固定资本的磨损,又20亿是作为地主的纯收益。除了这总生产物外,农业家(这里,被看作相当地符合资本主义意义的租地农业家)在手中有20亿利弗的现款。于是,流通进行如下:租地农业家阶级付给地主20亿现款的地租(作为上次生产期的成本)。地主阶级用这笔钱向租地农业家购买10亿的食物,并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其余10亿的工业品。租地农业家再以流回到他们手里的10亿购买工业品。于是不生产阶级以他们手中的20亿购买农产品:其中10亿是原料,用来补偿他们每年的流动资本;其余10亿是食物。这样,这些货币最终流回到原来出发点,租地农业家阶级;生产物被(17)分配到所有阶级,使得每个人得到消费;同时,不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已得到补偿,而地主阶级取得了收益。再生产的前提都已具备,流通的条件都得到满足,于是再生产就能循着有规则的轨道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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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魁奈的‘经济表’……说明国民生产的有定额价值的年生产物,如何通过流通来进行这样的分配,使得再生产得以进行……无数个别的流通行为,被综括成为它们的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成为几个大的机能上规定了的经济的社会阶级间的流通”。(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38页。)
[2] 一利弗约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法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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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斯密对价格的错误分析:
由于他对价格的错误分析,斯密颠覆了对整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科学论证的全部基础。这个错误的价格分析曾经长时期统治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理论认为:虽然商品的价值代表它生产时所消费的劳动量,但价格包含三个要素: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
因为这显然也一定适用于商品总额,即国民生产物,我们就遇到这样的令人惊异的发现:虽然用资本主义方法制造的商品总额的价值代表所有的工资支出、以及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即总剩余价值,从而,这个价值能够补偿这些项目,但在价值中没有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在生产时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依照斯密的见解,V+m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物价值的公式。以人物为例,斯密论证他的见解如下:
“这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似乎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可以设想第四个部分是必要的,因为租地农业家的资本必须得到补偿,劳动家畜的及其他家具的磨损也必须补偿。(18)但任何农具的价格,例如劳动的马的价格,最终也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那就是,养马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及垫支这种地租和这种工资的租地农业家的利润。所以,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它的给养所费,但全部价格还是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与利润。”[1]
正象马克思所说的,斯密用这“空虚的遁辞”,两三地把不变资本分解为V+m。然而,他有时也起怀疑,并不时陷入相反的见解中去。在第二卷中,他说:“在卷一中已经指出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分解为三部分,一部分支付劳动的工资,其次是资本的利润,第三是用来生产和运往市场销售的土地的地租……就各个特殊的商品说,既然如此,就一切商品的全体,也必须是如此。它们形成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生产物。这个年生产物的总价格或交换价值也须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分配在国内各种居民之间,有的当作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有的当作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有的当作他们的所有地的地租。”
这里斯密就发生疑惑了,他接下去解释道:“虽然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的总价值是这样地分配在不同居民之间,并构成这些居民的收入,但正象对私人地产我们区别总地租和纯地租一样,我们也能把一个大国全部居民的收入作同样的区别。
“私人地产的总地租包括租地农业家所交付的;而纯地租是地主支付管理、修理费用以及其他必要付款后所剩余的。这就是地主能够用来增加不久即将用来直接消费的储备量,或耗用于个人吃喝、装璜和修饰他的房屋家具,或他私人享受和娱乐。他的实际财富不是比例于他的总地租,而是比例于他的纯地租。
“一个大国居民全体的总收入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全部;在总收入中,先把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把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除去,其余的部分,便是纯收入。那就是说,纯收入是总收(19)入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把它放在消费品储存中,或用它来维持生活、获得安逸和快乐,而不致于侵蚀他们的资本。他们的现实的财富不是比例于他们的总收入,而是比例于他们的纯收入。”[2]
这里,斯密引进了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但就在下一步把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取消了它。最后,他对这件事情作下列的解释:
“既然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工具等等不形成个人或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的一部分,那么,同样地,用来把一个社会的全部收入经常地分配给所有不同成员之间的货币,其本身也不形成那个收入的一部分。”[3]
不变资本,就是亚当·斯密的固定资本,这样被放在跟货币同一的水平来看,它不列入社会总生产物,即社会总收入中。它在总生产物中不作为一个价值因素而存在。
你不能从石头中挤出血液来。所以,流通,即这样组成的总生产物间的相互交换,只能促成工资(V)和剩余价值(m)的实现。然而,它既然无论如何不能补偿不变资本,继续进行再生产显然成为不可能了。斯密实在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梦想去否认每一个人资本家,为了开办他的企业,除了他的工资基金,即可变资本外,还需要不变资本。但上述的商品价格分析,当它开始涉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时,就让不变资本在迷糊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资本再生产的问题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中。显而易见的,如果论证社会总资本这个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触了礁,那么,全部分析必然归于失败。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以及其他因袭了亚当·斯密这个错误的理论的,他们在考察再生产问题时,都在这最基本的困难,即论证社会资本上栽了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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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57页。
[2]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部分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3] 同上书(Moculloch, Edinburgh, London, 1928年版),卷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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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社会总资本被萨伊所否定:
另外有一个困难,在进行科学分析时,一开始就与上述的困难混淆起来。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性质是怎样的?关于个人生产者,(20)其情况是清楚的。要是我们问一个资本家:“你所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什么?”他的回答将是:“这显然是我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但要是我们问:“工人所获得的这些工资对工人是什么东西?”资本家不可能把它们说成是资本,因为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不是他们的资本,而是他们的所得,他们的消费基金。(这就是说,对于资本家来说的资本,对于工人来说却是消费基金,即不是资本。)
同样,对于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所制造的一部分机器代表他的纯所得,并注定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实现这个所得。但向制造商购买这些机器的人不是作为所得而购买的,而是为了利用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对于这个购买者,这些机器是资本。
根据这些例子似乎很有理由说成这样:一件东西对于某一个人是资本,可能对于另一个人是所得,相反也是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如何有可能得出一个具有社会总资本性质的东西呢?诚然,在马克思以前几乎每一个科学经济学者作出了结论:社会资本是没有的。斯密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摇摆不(21)定;李嘉图也是如此。但萨伊已经肯定地宣称:
“就是这样,生产物总价值分配到社会成员之间。我说总价值,因为在所生产的总价值中,如果某一部分没有流入一个消费生产者之手,它就被其余的取得了。制布商的农民购买羊毛,付给他的各部分工人的工资,然后按一个价格出售布匹,即他们联合努力的结果,这个价格偿还他的全部垫支之款,并且还提供他一笔利润。除了扣除一切费用和开动后的纯剩余外,他决不把更多的东西算作他的企业的利润或收入。但这些开支只是对以前的生产者收入的垫支,而在布的总价值中得到偿还这。付给农民的羊毛价格是耕种者、牧羊人和地主的几种收入的混合。虽然农民只把缴付地主和雇工后的剩余算作他的纯生产物,但对地主和雇工,这些付款是收入项目——对于后者是个人辛劳的收入。所有这些的总和是从他布的价值中支付的,而布的全部价值形成了某一个人的收入,并就这样被完全吸收去了。由此可见,纯生产物这名称只适用于每个单独生产者或企业活动家的个人收入,而个人收入的总和,即全社会的总收入,是等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生产物。这完全推翻了上世纪经济学者的体系。这些上世纪的经济学者除把土地的纯生产物当作农业收入外,不考虑其他东西,所以,他们结论说:这纯生产物就是社会所有可以消费的东西,他们没有作出明显的推论说,凡是创造出来的全部东西,都可以为人类所消费。”(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生产所消费的、没有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消耗。)
22这样,萨伊对这个发端于亚当·斯密的混淆给了一个极端粗鲁的表述。社会年总生产物,以价值而论,能够完全分解为一连串的各种所得。所以,它是每年被消费掉的。至于没有资本和生产资料,生产如何有可能再行发动起来,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解的谜,而资本主义再生产看起来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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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从重农学派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进步:
在“生产性劳动”概念上的进步:(23)不仅农业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每一种劳动都是生产的,这样,英国古典学说迈进了一大步,揭露了在工业中创造剩余价值,正如在农业中一样。我们说英国古典学派,因为亚当·斯密自己在这一点上有时悄悄地退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中去。只有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在资产阶级研究方法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逻辑性。结局是:我们必须认为所有资本投资之生产常年剩余价值,在农业中如此,在社会生产的一般制造业部门中亦复如此。
在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制造业中每一种劳动具有生产的,创造(24)价值的属性这一点的发现使亚当·斯密联想到农业劳动也必然对租地农业家阶级产生除了地主阶级的地租而外的一个剩余,即超过他们资本支出部分的剩余。这样,除了补偿资本而外,还出现了租地农业家阶级的常年所得。
最后,通过系统地发挥魁奈所用的原垫支和年垫支概念——这两个概念斯密称之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斯密弄清了,除了其他问题外,这样的一点:社会生产中的创造部分既需要一笔固定资本,又需要一笔流动资本。这样,他正在向恢复社会资本和收入的概念,并以确切的辞句表述这些概念的道路上前进。下面的表述代表他在这一点上所达到的最高的清晰水平:
“虽然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生产物,无疑地,最终是用来供应这个国家居民的消费,并使他们获得一笔收入,但当它最初从土地或生产劳动的手中出现时,它自然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或更新从资本中抽走的食物、材料、制成品;另一部分或则形成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笔收入,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则形成对另一个人的一笔收入,作为土地的地租。[1]
“一个大国的居民全体的总收入包括其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全部;在总收入中,先把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把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除去,其余的部分,便是纯收入。那就是说,纯收入是总收入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把它放在消费品储存中,或用它来维持生活、获得安逸和快乐,而不致于侵蚀他们的资本。他们的现实的财(25)富不是比例于他们的总收入,而是比例于他们的纯收入。”[2]
这里的总资本与总所得的概念,是以一个比在“经济表”一书中较为全面而谨严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所得与农业片面的联系被割断了,社会所得成为一个较广阔的概念;而且一个较广阔的资本概念在固定和流动资本的两种形态下,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不是把生产区别为农业和工业两部门,令人误入歧途,而是把真正重要的范畴提出来了:资本与所得的区别,并进一步,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
斯密接着进一步分析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在社会过程的进行中,在生产和流通中,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变化的。他这里强调从社会观点来看固定与流通资本的根本区别。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必须从社会的纯收入中除去。维持有用的机器和工具、生利的房屋等等所需要的材料也罢,把这些材料变成适当的形式所需要的劳动生产物也罢,都不能构成这纯收入的一部分。诚然,那些劳动的价格可以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这样雇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放在消费品储存中。但在其他各类的劳动上,劳动的价格和生产物两者都归入这种储存中,其中价格归入工人的消费品储存中,而生产物归入其他一些人的消费品储存中,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安逸和快乐是被这些工人的劳动所增加了。”[3]
在这里,斯密看到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重要区别。对于前者,他说这些工人创造生产资料如原料、工具等形态的价值——用来补偿他们的工资,并形成他们的所得,而这些东西在它们的自然形态下是不能消费的。至于第二类工人,斯密认为:相反地,全部生产物,或更好地说,它所包含的那部分价值,用来补偿工资,即工人们的工资的,以及其余部分的价值,都是以消费品形态来表现的(这个结论中隐藏的真实意义是:26生产物的一部分,即代表在它生产时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那部分,也同样以这个形态表现的,不过对于这一点,斯密没有明白说出来)。在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中,我们将要看到斯密是如何接近了一个关键地位,正是从这个地位马克思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斯密对这基本问题不作进一步研究而维持了这一总的结论,即在任何情形下,用来保存和更新社会上固定资本的东西不能加到社会的纯所得上去。
对于流动资本,情形有所不同。“但虽然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必然地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去,对于维持流动资本可不一样。在这流动资本所包含的四部分,货币、食品、材料和制成品中,前面已经说过,食品、材料和制成品这三种经常从流动资本中抽走,或则被放在社会的固定资本中,或则被放在消费品储存中。在那些可以消费的产品中,并除了维持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外,构成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4]
我们看到斯密在这里简单地把除了已经使用的固定资本外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流动资本的范畴内,那就是说,一切东西除了食品、原料以及一部分商品以外,这部分商品,按照它们的自然形态,是属于补偿固定资本的。这样,他把流动资本的概念弄得含混不清。但另外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出现了,并贯串了这个概念:“一个社会的流动资本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个人的流动资本的。个人的流动资本是完全从他的纯入中扣除去的,因为个人的纯收入必定全部表现为他的利润。虽然每一个人的流动资本构成他所属社会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因此而在社会纯收入中被全部排除出去。”[5]
在下面的说明中斯密申述他的看法:“虽然一个商人的铺子中的全部货物没有必要放在他自己的消费品储存中,但这些货物可(27)以放在旁人的消费品储存中,这些旁人可以用从其他款项中取得的收入经常为这个商人补偿他的货物的价值,连同它的利润,而不致侵蚀这个商人和这些旁人的资本。”[6]
这里,斯密创设了关于社会流动资本的再生产和运动的一些基本范畴。固定和流动资本,私人和社会资本,私人和社会收入,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这些是作为广泛性的范畴被提出来了,但它们的现实的、客观的相互关系一部分是被指示出来了,但一部分却沉没在斯密分析中的主观的和理论的矛盾里面。重农学派理论中的扼要、谨严和清楚的图式被分解为一堆杂乱的概念和关系,这些概念和关系,初看起来,好象是一团糟。但斯密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较魁奈理解得更为深刻,更为近代化,更能抓住关键,我们已经可以从他所理解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看出新的关系来了,不过象密吉尔良哥在大理石没有雕刻出来的奴隶一样,这些关系还仅仅是在萌芽中而已。
这是斯密对这问题所给的唯一说明。但同时,他从另一角度——从价值的分析——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较重农学派迈进一步的理论本身——一切劳动具有创造价值的基本属性的理论;补偿工资的有偿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无偿劳动之间的严格的资本主义区别;以及最后,剩余价值严格地分割为利润和地租两个主要范畴——这一切较重农学派分析进步的地方导致斯密得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命题:每一商品的价格包括工资、加利润、加地租,或者用马克思的缩写,包括V+m。结果,社会每年生产的商品总额,从价格而论,可以完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这里,资本这一范畴突然消失了:社会不生产别的,只生产所得,只生产为社会全部消费的消费品。没有资本的再生产成为一个不可解之谜。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总的说来,较重农学派大大地后退一步。
(28)斯密的信徒们从完全错误的途径研究这双重的问题。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人关心在斯密著作的第二卷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确切叙述所提供的重要开端,斯密的信徒们大多数兢兢业业保留斯密对价格的根本错误的分析:象李嘉图之流接受了这个分析而不加疑问,又象萨伊之流,把它发展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斯密提出了有丰富意义的疑问和有启发性的矛盾,而萨伊则卖弄自己不高明头脑中的武断臆测。斯密关于某一个人的资本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见解促使萨伊宣称:在社会规模上资本和所得的一切区别是荒诞的。而年生产物总值全部包含在所得中,从而完全被消费掉的谬论,在萨伊的探讨中,获得了绝对正确的教条的特质。如果一个社会每年完全消费掉自己的总生产物,那么,没有任何的社会再生产必然成为每年重复的创造奇迹了。
在马克思以前,再生产问题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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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97-98页。但在下一句里,斯密已经完全把资本转化为工资,亦即可变资本:“任何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中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决不是别的,而是直接用来维持生产人手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至于用来形成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那部分,它可以维持生产人手,也可以维持不生产人手,没有什么两样。”(同上书,第98页)。
[2] “国富论”,卷二,第19页,译文引自“资本论”,第二卷,第443-444页。
[3] 同上书,第19-20页。
[4] “国富论”,卷二,第21-22页。
[5] 同上书,卷二,第22页。
[6]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二,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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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于亚当·斯密分析的批判
28-29让我们重述一下从斯密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1)一个社会有一笔固定资本,它的任何部分是不计入社会纯收入中去的。它包括“为了维持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所需要的材料和为了把这些材料变成适当的形态所需要的劳动生产物”[1]。斯密把这种固定资本特别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生产,并明白地把它区别于消费品的生产,他这样做法实际上是把固定资本转化为马克思所称的“不变资本”——包括一切物质生产资料而与劳动力不同的那部分资本。
(2)一个社会有一笔流动资本。扣除了固定或不变资本部分,剩下来的只有消费品一类;这些东西不是社会的资本,而是社会的纯收入,一笔消费基金。
(3)个人的资本和纯收入不是严格地相当于社会的资本和纯收入。对于社会是固定或不变资本的东西,对于个人不可能是资本;它必定也是收入,是消费基金,它包括代表工人工资和资本家利润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在另一方面,个人的流动资本,对于社会不可能是资本;它必定是收入,特别当它成为食物的形态时。
(4)至于在社会总年生产物价值中,一点资本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它能完全分解为三种所得: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
要是我们把这些零星观念杂凑起来,试图建立一幅社会总资本的每年再生产及其运行情况的图案,我们将立即对我们的任务表示绝望。诚然,上述所有的看法使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如何每年得到补偿、每人的消费如何从自己的所得中得到保证等问题的解决离开得更远了,尽管以个人而论,他们仍旧能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资本和所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充分了解马克思在阐明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所有这些观念上的混乱,这一堆矛盾观点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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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当·斯密:“国富论”,卷一,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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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劳动的二重性:
让我们从斯密的最后论题开始,单是这个论题已经足够破坏古典经济学中对再生产问题的探讨。
斯密的基本原理是: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方面考察,能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地渊源于他的科学理论:价值仅仅是劳动生产物。但凡是已经完成的劳动都是工资劳动。这样把人的劳动与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等同起来的确是斯密学说中的精义。社会总生产物价值包括垫支工资的偿还和从无偿劳动得到的剩余,这剩余表现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凡是对于个别商品适用的,对商品总额也必定同样地适用。社会所生产的商品全部,作为一个价值量来看,不是别的,而是劳动的生产物,有偿的和无偿的劳动的生产物,因此,它也必然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30)亚当·斯密认为除了劳动外,没有别的东西构成各个商品的价值,也没有别的东西构成商品总额的价值,这一点是完全对的。亚当·斯密也同样地没有错,当他说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所有劳动或者是有偿的(偿还工资)或者是无偿的(作为剩余价值而归入占有生产资料的各阶级手中)。然而他所遗忘的,或者毋宁说他所忽视的,是劳动除了创造新价值外,还能把包含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从资本主义观点看,面包师的十小时工作日分为有偿和无偿的钟点,分为V+m。但在这十点钟内所生产的商品将代表较十点钟劳动为多的价值,因为它还包含面粉的价值,所使用的炉子的价值,房屋、燃料等等的价值,简言之,所有用于烤面包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有在一个条件下,一个商品的价值仅仅等于V+m;即如果一个人在半空中工作,没有原料,没有工具和工场。但既然凡是在材料上进行加工(物质劳动)是以某些生产资料为前提,而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是以往劳动的结果,这种过去的劳动价值必须转移到新生产物(31)上来。
上述过程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它是不依社会历史形态为转移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基础。使用人造的工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在新劳动之前,并为新劳动准备基础的旧劳动这一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在文明史中所演变的结合关系。这是人类社会中劳动努力所密切交织成的永恒链索,其起点是湮没在人类社会化的黎明期中,而其终点将标志着整个文明人类的末日。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类劳动看作借助于工具而进行的,而工具本身是以往劳动的生产物。每一新的生产物因此不仅包括赋予这个生产物以最后形态的新劳动,而且还包括提供原料、工具等等的过去劳动。在价值的生产中,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也进入其中)中,这个现象没有中止,仅仅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表现。这里,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双重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创造有用物体,即使用价值的这种或那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它是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并因此而创造价值。在第一点上,它做劳动所经常做的:它把包含在所作用的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其唯一区别就是这过去劳动现在也表现为价值,即旧价值。在第二点上,劳动创造新价值,用资本主义名词来说,这新价值可分解为有偿和无偿劳动,V+m。这样,每一商品的价值必然包含由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从生产资料转到到新商品的旧价值,以及由同一劳动但作为社会必要劳动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用时所创造的新价值。
这个区别不是斯密所能见到的,他没有区别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双重特征。马克思曾经声称他发现了斯密的奇怪教条——所生产的总价值能完全分解为V+m——的最终根源在于斯密的根本错误的价值论。[1]不能区别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具体和有用的劳动,另一方面则抽象和社会必要的劳动,诚然(32)构成了不仅是斯密,而且所有古典学派成员的价值论中最重要特征之一。
32-37马克思的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区别:劳动的社会方面与自然方面
在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价值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误解,而且在许多场合下,也为马克思学说的通俗传播者所误解。李嘉图用自然规律来观察资产阶级经济,相信价值的创造也是人类劳动的一个自然属性,是个人的特有的、具体的、劳动的一个自然属性。
这个观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斯密扬言他所称的“交换倾向”是人性所特有的性格,他在动物,特别是在狗中,没有找到这种性格。虽然斯密对动物中交换倾向的存在表示怀疑,他赋予动物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如同人类劳动一样,特别当他有时重新堕入重农学派的学说中的时候。[2]
斯密认为价值的创造是劳动的直接的生理的属性,人类中动物有机体的表现,他这个信念在这里最生动地表达出来了。正象蜘蛛从自己身上生产蜘蛛网一样,劳动的人生产价值——单纯的劳动的人,每个人生产生产有用的物体——因为劳动的人生来是一个商品生产者,同样地,人类社会是天然地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造成的,而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的正常形态。
(33)直到马克思,才认识到一个特定的价值代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展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这样,马克思接着区别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个别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当这点区别被指出来之后,货币问题的解决是昭然若揭的,好象光线集中地照耀在上面似的。
为了要区别资本主义经济中静态的劳动二重性,即劳动的人与创造价值的商品生产者的二重性,马克思必须从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商品生产者从单纯劳动者中区别开来。在他能够洞悉资本主义的奥秘之前,他必须发现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简言之,马克思必须采取与古典学派截然相反的演绎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在他的研究方法中,他必须否定古典学派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正常的人性因素的信念,而只承认它的历史暂时性:他必须把古典经济学派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法变为相反的,即辩证的演绎法。
在这点上,斯密不可能认识到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两个方面之间的清楚的区别,一方面它把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另一方面它又同时创造新价值。此外,斯密的总价值能完全分解为V+m的教条还有一个来源。如果我们认为斯密没有看到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不仅包括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在制造过程中所耗用的一切生产资料所包含的价值,那是错误的。斯密不断地要我们从一个生产阶段转移注意到前一个阶段(象马克思所指责的,把我们引得东奔西窜,借以证明总价值有全部分解为V+m的可能),从这一事实,斯密证明自己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在这里令人惊异的,是他再三地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也分解为V+m,终于它吞没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价值。[3]
(35)他所持的下列见解是正确的,即一个商品的全部价值除了代表社会劳动外,没有其他东西,但他把这一点与所有价值除V+m了外,没有其他东西这一错误原理混同起来了。V+m公式表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活劳动的功能,或者毋宁说活劳动的双重功能:第一,补偿工资或可变资本;第二,替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由于商品的价值实现为金钱,工资劳动在资本家的雇用下完成了这个功能,所以,V+m表示工资劳动和资本家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每当商品生产过程结束时即告终止。一旦商品出售了,V+m的关系对资本家而言已实现为金钱了,那时,全部关系是被消灭了,在商品上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如果我们考察商品及其价值,我们不能确定它是由有偿劳动生产的呢,还是由无偿劳动生产的,也不能确定这两者所提供的形成何种比例。只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商品包含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而这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是在交换中表现(36)出来的。对于交换行为以及商品的使用来说,生产商品的劳动能否分解为V+m这一问题是毫不相干的。在交换行为里,重要的是商品代表着价值,并且只有它的具体特性,它的有用性,才能与我们对它的利用发生关系。这样,V+m公式只表示资本与劳动的密切关系,工资劳动的社会功能,而在实际的生产物中,这完全被消灭了。
垫支的、并投在生产资料上面的不变资本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每一种劳动活动需要若干原料、工具和房屋。这种情况表示资本主义特征的,是这样的事实:这些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C是作为劳动者以外并与劳动分离了的某个人的财产,作为自己不劳动的一些人的财产。其次,不变资本C,仅仅作为一笔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垫支,这里只表现为V+m的基础。但不变资本的概念,其含义不止于此:它表示在人类劳动的过程中,生产资料不依一切历史的或社会的形态为转移的功能。每一个人必须有原料和工具,即生产资料,不管他是南洋群岛的居民用来制造独木舟,抑或是印度的农村公社用来耕种他们的公地,抑或是古埃及的农民用来耕种自己的村地或用来建筑法老的金字塔,抑或是在雅典小工场中的希腊奴隶,抑或是封建农奴,抑或是中世纪行会中的手工业师傅,抑或是近代工资劳动者。他们都需要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既然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它表示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之间的联系,并构成人类生产过程的永恒的、普遍的前提。
在C+V+m公式中的C代表生产资料的某种功能,它不是在劳动过程中的持续中被消灭掉的。对于一个商品的交换和实际使用而言,它是由有偿劳动或无偿劳动、由工资劳动或奴隶劳动、或强迫劳动或其他任何劳动所生产的,这是毫不相干的;但另一方面,在使用商品时,它本身是生产资料呢,还是消费品,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生产机器中使用了有偿劳动呢,还是使用了无偿劳动,这对机器制造商和他的工人是有关系的,但也仅仅对他们有关系,对于社会,当它通过交换行为获得这部机器时,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的这部机器的质地,仅仅这部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才是有关重要的。正(37)如从远古时代起,每一生产的社会必须对生产资料的重要功能予以应有的注意,其做法是在每一生产周期内,安排制造下一周期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同样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达到每年生产符合V+m公式(这个公式表明工资劳动的被剥削)的价值,除非作为上一周期的结果,存在着为了补充不变资本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每一生产周期与下一周期的联系形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基础,而这一联系包含着这样的事实,即在每一周期内,一部分的生产物是被指定充作下一周期的生产资料的,然而这个关系在斯密的眼光下始终没有看到。
斯密不关心生产资料在其使用过程中的特有功能,他所注意的生产资料,只是当作跟其他商品一样,本身是在资本主义方式下所雇用的工资劳动的生产物。在生产过程中,工资劳动所特有的资本主义功能掩蔽了斯密的眼睛,使他看不见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内的永恒的、普遍的功能。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看法完全漠视了在资本主义和工资劳动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下面还有人与自然的一般关系。这里,似乎就是亚当·斯密的社会年生产物总价值可分解为V+m的奇异教条的真正根源。他忽视了在C+V+m的公式中第一项C是资本剥削工资劳动的一般社会基础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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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462页。
[2] 参见“国富论”卷二,第148-149页。
[3] 参见“国富论”,卷一,第86-87页。另见“资本论”第二卷,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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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9关于个人资本不等于社会资本:
让我们先看看斯密在这一点上所表示的怀疑,他的声明说:个人的固定和流动资本以及他的收入,并不严格地与从社会观点来看的同样的范畴相符合。对于一个人是流动资本的,对于另外一个人不是资本而是收入,例如资本垫支为工资。这个说法根据了一个错误的论点。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他没有抛弃他的可变资本,让它分散在工人的手中变为工人的收入。他不过以可变资本的价值形态交换它的自然形态,即劳动力。这可变资本永远留在资本家手中,起初是货币,后来是劳动力,更后来连同剩余价值回到资本家手中作为商品销售所得的现款收入。在另一方面,工人从不占有可变资本。工人的劳动力对工人永远不是资本,而是他仅有的财产,劳动的能力是他所具有的唯一东西。其次,如果工人出售他的劳动力,而取得一笔货币工资,这笔工资对于他也不是资本,而是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所得的价格。最后,工人以他所取得的工资购买食物这一事实,对于这笔货币在资本家手中作为可变资本而发挥的作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正如一个商品销售者以销售所得的货币作私人花用时一样。这不是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成为工人的所得,而是工人出售他的商品“劳动力”所得的价格,至于可变资本,现在象以往一样,仍旧留在资本家手中,并发挥着它的特殊作用。同样错误的是把隐藏在机器中(即在我们的机器制造商的例子中)还没有实现的资本家所得(剩余价值)当作另外一个人,机器购买者的固定资本。这是机器或其中若干部分,而是隐藏在机器中的剩余价值(工资劳动者的无偿劳动)形成了机器制造商的所得。当机器出售后,这笔所得只是象以前一样留在机器制造商的手中,它不过改变了自己的外形,从“机器形态”变为“货币形态”。反过来看,这部机器的买主,通过购买,并不占有了新的固定资本,因为在购买之前,这笔固定资本是以一定数量的现款形态保持在他的手里的。通过购买这部机器,他不过赋予他的资本以适当的物质形态,使它成为能生产的东西。在这部机器出售前后,所得或剩余价值始终是在机器制造商的手里,而固定资本也始终是在另一个人即购买机器的资本家的手里,正象在第一例中一样,可变资本总是在资本手里,而所得总是在工人的手里一样。
斯密和他的信徒们之所以造成混乱,就是因为他们在考察资本主义交换时,把商品的使用形态和它们的价值关系混淆起来了。其次,他们没有区别个别的资本和商品的流通,而这些流通是永远相互交错的。同一的交换行为,从一方面看,能成为资本的流通,而同时,又是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商品交换。对于一个人是资本的,必然对于另一个人是所得(或者反过来说,也是如此),这个错(39)误的说法因此必须改成这样的正确说法:对于一个人是资本的流通的,对于另外一个人可能是简单商品交换(或者反过来说,也是如此)。这只表明资本有经受转变自己的特性的能力,并不表示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不同利益范围的相互联系。与所得截然不同,资本始终存在具有明确涵义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形态下,而这样的存在是具有清晰的轮廓的。即令如此,斯密已经接近了真理,当他说个人的资本和所得不能与从社会观点来看的同样范畴严格地等同起来。只是缺少一些进一步的联系环节才使得真正的关系不能清楚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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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39斯密的潜能:
斯密实际上揭示了生产的两大部类——活劳动和无生命的生产资料。在另一方面,当他企图根据个人的资本和所得推论到社会再生产过程时,他所认为存在于这些东西之外的固定资本,实际上,就是不变资本。
39-40考察简单再生产的前提:
第一,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
第二,价值补偿:C+V+m。其中,C为不变资本,(40)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41)V+m两个数量合起来考察,代表有普遍正确性的客观数量:社会在一年中所完成的总的活劳动量。每一个人类社会,不管属于哪一种历史形态,必须在其所获得的结果上,在其现存所使用的劳动力一般的关系上,对此事实(即数量)加以注意。V+m的区分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不依社会的特殊历史形态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这个区分不仅表现在上面已经指出的V和m的质的特点,而还表现在量的关系上:V趋向于被压低至最低水平,仅足够维持工人的生理的和社会的存在,而m趋向于以牺牲V为代价,相对于V而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这最后情况上: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是生产真正的目的和动机。
41-42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一致之处:客观上都划分为C+V+m。其联系则是通过平均利润率。正是通过平均利润率,社会总资本完全控制了个人资本的表面上的独立的运动。
第三,(43)物质补偿:对于个人资本家和对于总体资本家完全不同。在个人资本家和他的科学上的理论家、庸俗经济学者看来,如果这个资本家能够事实上在市场上找到刚好他在营业上所需要的那些生产资料,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一个社会的总生产而言,其地位却是不同的。由于现在所涉及的已不是单纯价值关系的观点,而是物质的观点,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总生产物的使用形态。个人资本家所认为别人管不着的事情成为对于资本家全体有重大关系的事情了。尽管对于个人资本家而言,他生产机器、糖、人造肥料、抑或进步报纸,只要他(44)能够为他的商品找到一个主顾使得他能够收回他的资本连同剩余价值,事情没有丝毫的区别,但对于“总资本家”而言,极端重要的,是他的总生产物所必须具有的特定的使用形态。……显然地,如果“总资本家”要进行与以前同样规模的再生产,他必须在他的新总生产物中找到与C大小相当的生产资料,与工资总数V相当的供工人消费的简单生活用品,并与m相当的供他自己和他的随从者消费的高级生活用品。
这样,我们对社会总生产物价值的分析可写成对生产物如下的一个总药方:为了进行简单再生产,社会的C的总额必须重新体现在相等数量的生产资料中,V体现在工人的生活用品中,而m在资本家的生活用品中。
44-45上述前提在个人资本家与总资本家那里的表现不同:
这里,我们接触到个人资本家和总资本家间的区别。个人资本家总是在这样方式下再生产他的不变和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的:所有这三部分都以相同的物质形态包含在他的同性质的生产物中,而且这物质形态是与这里的问题无关的,它可以在每一个人资本家手中有不同的性质。至于“总资本家”,他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再生产年生产物价值中的每一组成部分:C作为生产资料,V作为工人的生活用品,m作为资本家的生活用品。
在个人资本的再生产中,价值关系观点与物质观点间没有歧异之处。此外,很明显的,个人资本可以集中注意价值方面,把物质条件当作天赋的法律,当作商品交换中不言而喻的现象而接受下来,但“总资本家”(45)却必须估计到物质观点。如果社会的总C每年没有以同等数量的生产资料形态再生产出来,每一个人资本家将注定在商品市场上以他所实现的C的现款找不到供他个人再生产需要的物资。
从总资本再生产的观点看,C+V+m公式(应当是V+m公式)是不适当的。这再一次证明:总资本概念是现实的东西,它不仅仅是生产概念的注释而已。但我们在论述总资本时,必须作出总的区别如下:我们必须指出它的三大类别,而不把它表现为一个同性质的整体;我们并不破坏我们的理论,如果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目前只考虑总资本的两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品的生产。我们必须在遵守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下,分别考察每个部类。同时,从再生产观点看,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这两部类的相互联系。因为,只有当一个部类联系到另一个部类来考虑时,它们才形成了整个社会总资本的基础。
45-46关于简单再生产前提的结论
我们现在得出下列的结论:
(1)公式C+V+m用来既表示作为整个来看的社会生产,也表示个人资本家的生产。
(2)社会生产分为两部类,分别从事于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
(3)这两部类都按照资本主义方法进行活动,就是说,两者都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因而公式C+V+m对这两部类都是适用的。
(4)这两部类是相互依赖的,因此,这两者必然表现某种数量上的关系,这就是一个部类必须生产所有一切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类必须生产两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需的所有一切的生活用品。
46-51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图式
(46)用数字表示的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略,我已发表过用公式表达的图式)。
(47)(罗莎·卢森堡的评论):马克思的表式,大体上符合于社会再生产的普遍的和绝对的基础,只是它具有下列的特点:社会必要劳动这里表现为价值,生产资料表现为不变资本,维持工人所必需的劳动表现为可变资本,而维持不劳动者所必需的则表现为剩余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大部类间的联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二部类所取得的生活资料只能相等于他们对第二部类所提供他们自己的商品,即生产资料。在另一方面,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取决于它的不变资本的大小。
在上述图式中必须加入一个重要条件。这两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实际上只是社会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因为虽然固定资本是全部投入到生产过程的,但对再生产有关系的只是在价值生产中实际被吸收的那部分生产资料。(49)所以,固定资本只须按照它实际在生产商品中被耗用的数量而进行再生产。体现在固定资本的全部使用形态中所剩下的价值部分,对于生产作为一个劳动过程来说,是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对于社会常年再生产作为一个价值形成过程来说,它是不存在的。此外,这里以价值关系表示的这个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每一个社会,甚至一个不生产商品的社会。
(50)在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表式中,只有关于不变资本的一点,可能看起来令人感到不满意或不完备,这就是当我们追溯到全部固定资本最初创造的那个生产周期的时候。诚然,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转化的劳动,要较多于被吸收在常年生产物价值中,转而为常年生产物所补充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社会每年的劳动必须奠基于若干被贮藏起来的以前的常年劳动。但,这过去劳动作为所有现在劳动的基础的问题,把我们引导到最初的开端,这个开端对人类经济的发展毫无意义,正如对物质的自然发展毫无意义一样。再生产表式把社会过程看作恒动的,看作无穷无尽事情的链索上的一个环节。它既不希冀证实它的最初起点,也不应该这样来证实。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以过去的劳动为基础,我们可以尽情追溯上去。社会劳动之没有开始,正如它没有终结一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生产资料改变了形态,粗糙的旧石器为磨光的工具所代替,石制器具为典雅的青铜器或铁器所代替,手艺匠的工具为蒸汽机械所代替。但,虽然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不断地改变形态,社会已经拥有了为自己的劳动过程所需的若干数量的过去劳动,作为每年再生产的基础。
(5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保存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社会的劳动采取了资本的形态,而形成再生产过程基础的这个过去劳动的起源问题就成为资本的发生问题。这较少地具有传说性的;的确,它是以血的文字写入在近代史中的。然而,除非我们假定有一笔过去劳动的贮藏,在数量上超过了常年为维持社会而必须完成的劳动,我们便不可能有简单再生产,这一事实正是碰到了简单再生产的创痛之处。它表明简单再生产不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而且在一般文明的进步中,是一个虚构的事实。如果我们只要求正当地了解这虚构的事实,并把它简化为一个表式,我们必须假定有过去生产过程的结果作为它的先决条件,而这过去的生产过程不能限于简单再生产,它坚决地指向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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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货币的流通
54在我们对再生产过程的研究中,我们至今还没有考虑到货币的流通。这里,我们并不把货币作为计量尺度、价值的体现来论述,因为社会劳动的所有一切关系已经以货币来表现、假设和计量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这方面检查我们的简单再生产图式。
魁奈已经看到如果我们假定除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外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我们就会了解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现在发生两个问题:(1)货币应该为谁所有?(2)应该有多少货币?
57-58很明显,在一开始时,一个社会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才能使资本流通成为可能。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58)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态是商品生产形态,而商品生产形态包含货币的流通;第二,资本的流通奠基于三种资本形态的不断交替上面: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最后,既然作为资本而活动的就是这笔货币——我们的图式专指资本主义生产而言——资本家阶级必然占有这笔货币,因为它占有了所有其他形态的资本;资本家阶级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是为了在流通过程一经完成时重新占有这笔货币。
59-60货币的生产:第三大部类
对社会上货币流通的考察告诉我们:个人资本家决不能把他的全部货币资本投入生产中去,他必须经常保留若干货币准备金,用作可变资本,即工资。其次,他必须保留若干资本准备金,用来在任何规定期间购买生产资料。此外,他必须保有一笔现金准备供自己个人消费之用。
这样,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带来了货币本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货币也是资本,因为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图式设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限。这样,这个图式似乎是不完全的。我们应该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外,增加一个部类,生产交换手段的部类。诚然,这第三部类的特点是它既不能用来生产,也不能用来供应消费,而仅仅是代表在一种不能使用的、没有差别的商品中的社会劳动。虽然货币及其生产,象商品的交换和生产一样,远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但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把货币流通变为社会流通的一般形态,并从而变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表明货币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其他两部类间的原始关系,我们就可得出一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要点的全面图景。
但是,我们在这里离开了马克思。马克思把黄金的生产(为了求其简便起见,我们把整个货币的生产简化为黄金的生产)包括在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中:“金的生产,和金属一般的生产一样,只属于第一部类,那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1]
只有当黄金的生产是工业用金(首饰、牙医用品等)的生产时,这是正确的。但作为货币用的黄金不是金属,而是社会劳动的抽象的体现。因此,它既不是生产资料,也不是消费品。此外,只要约略地看一下再生产图式的本身,就可发现把交换手段和生产资料混同起来的结果是何等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在社会生产的两部类之外,加上一个作为货币本体的黄金的常年生产的图式表现,我们将得到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第三部类再生产的三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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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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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3把交换手段和生产资料混同起来,从而把三部类归并为两部类,导致自相矛盾:(略)
(62)我们通过单纯地限制自己在货币基金的常年磨损范围内,而获得了货币的增加,货币本体的过剩。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这个剩余的价值是以牺牲消费品部类资本家的利益而发生的。他们实行禁欲,不是因为他们想扩大他们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们可以说,而是为了替从事生产黄金的工人取得足够数量的消费品。
然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从这种基督美德中没有得到好的报酬。尽管他们实行了禁欲,他们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而且他们不再有可能继续在旧有规模上重新进行生产。即使相应的“商品价值”是从IIg转移到IIC,但实际上有关重要的不只是价值,而是它的实际的和具体的形态。由于第一部类的生产物中新的部分是不能用作生产资料的货币,第二部类,尽管实行禁欲,不能按照旧有规模恢复它的不变实物资本。我们的图式既然假设为简单再生产,它的条件因而在两方面遭到破坏:剩余价值被贮藏起来,而不变资本表现出短缺。马克思自己所得的结果于是证明了黄金的生产不可能在他的图式的两部类中任何一部类获得一席位置;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间的第一个交换行为完成时,整个图式是被打乱了。如恩格斯在他的附注中所指出的,“这个研究,即新生产的金在第一部类不变资本之内如何进行交换的研究,在原稿里面是是找不着的”。此外,矛盾将会更大。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马克思本人所证实的,当他对这个问题给了这样一个透彻无遗的、也是突出地简短的答案:“货币本身并不是现实再生产的要素。”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为什么我们应该把货币的生产放在整个社会生产的第三个单独部类: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不考虑货币因素,因而只有两大部类的流通),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是合适的,而且作适当修正(63)后,对于一切在调节的、计划的经济秩序,例如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合适的。但是,货币的生产,正如生产物的商品形态一样,当生产资料短缺取消后,将成为过时的了。它构成在资本主义下无政府经济的“不合法的负债”,“附带的开支”,对于以私人企业为基础的一个特殊负担,因为它意味着每年支出大量劳动来制造既非生产资料,也非消费品的生产物(即黄金)。在资本主义下生产的社会中这个特殊的劳动支出(其必要数量由沟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来决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将告消失。在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 最恰当的是用一个单独的部类来表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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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4评价:简单再生产图式的意义:这是一个经过简化的理想图式、纯粹图式,危机表明,现实的再生产是围绕它上下波动的,正如商品的价格围绕它的价值上下波动一样
按照这图式,流通吸收了全部社会生产物,所有消费者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而再生产的进行是没有摩擦的。货币的流通接替着商品的流通,从而完成了社会资本的循环。……这个图式所描绘的关(64)系,在一个简单再生产体系,即生产规模不变的假设下,确立了计划生产中社会劳动分工的第一个明确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的整个过程的计划机构是不存在的,而事情并不按照一个数学公式,象图式所指示的,圆滑地进行的。相反地,再生产的进程表现对图式中的比例关系的不断背离,而这些显露在:(1)日常的价格变化;(2)利润的不断变化;(3)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生产部门的不断流动;以及最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地和循环地起伏。
但,除了所有这些背离外,图式显示了一个社会必要的平均水平,所有这些运动必然围绕这个水平为中心而进行,一旦离开了它,必然会力求回到它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个人资本家起伏不定的变化并不恶化为大混乱的局面,反而形成了一种能保证社会在没有一个计划下也能长期存在下去的秩序的道理。
64-65对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图式的评价:与魁奈和斯密、李嘉图相比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和魁奈的经济表,如果比较起来,其相同之点和深刻不同之点是马上令人感觉到的。这两种图式,也是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开端和终结,是用确切的辞句描绘一个显得混乱的局面的仅有的尝试,这个混乱的局面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联的运动和无数私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差别所造成的。这两位都把个人资本的混乱的凑合物简化为少数高瞻远瞩的规则,这些规则事实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混乱中发展的锚链。他们两人都把成为社会资本整个运动的基础的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同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为文明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产品的过程。他们两人都指出商品流通起着整个社会过程的中介人作用,都把货币流通看作次要现象,看作在商品流通中不同阶段的外面和表面的表现。
创造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个在马克思价值论中的基本规律为解决货币问题做了准备,并除了其他方面外,进一步引导他们把总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即价值方面和实际物质联系方面,(65)首先加以区别,然后综合起来。其次,马克思的图式是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明确区别为基础,而这一区别本身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内部运行机构(机制?),并作为一个价值关系,把它与两大物质生产类别、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建立了确切的关系。
魁奈以后,有些古典经济学者,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很接近这个观点。但李嘉图的贡献主要在于使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更加彻底。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理论,他看到斯密把所有商品的价格分解为V+m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他对斯密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对整个再生产问题确实也不十分热心。事实上,(从对生活的描摹来看),李嘉图的分析代表亚当·斯密分析以后的一个退步,如同斯密部分地从重农学派后退一样。亚当·斯密对生活中的联系,全部的广阔运动,表现了远比别人多的了解。(他不愿意使生活遭到理论的肢解),因此,他不惜对一个问题提供两个不同的答案,或者,象在价值问题上,甚至三、四个不同的答案。虽然他在自己的分析的各部分中自相矛盾而毫不在乎,这些矛盾本身总是刺激他作重新的努力,促使他用一个经常不同的观点来研究这整个问题,并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动态。
归根到底,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注定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失败。要正当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范畴,作为社会过程的活的动态来看,就要求在这个过程的历史发展中理解它,要求对这些范畴本身作为一般劳动关系在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形态来理解。这意味着只有社会主义者能够真正解决资本再生产问题。在“经济表”和“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之间,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时间上和在实质上的繁荣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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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扩大再生产
66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历史特点:
它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积累,这既是它的特殊形式,又是它的特殊条件。这就是说,整个社会生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原来活动的社会资本现在被它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多,才能扩大。
67-70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个人资本的积累
对个人资本的积累的第一次全面分析发表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22、23两章中。在那里,马克思研究了(a)剩余价值的分割为资本和收入;(b)除这分割外,确定资本积累的各种情况,例如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劳动生产率;(c)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相对增长,作为积累的一个因素;(d)工业后备军的加速发展,这既是积累过程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在这个讨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积累的两个意见:较为庸俗的经济学者所持的“禁欲论”;以及古典经济学者的错误,他们的学说认为剩余价值的整个资本化是完全用来供生产性工人的消费的,这就是说,是完全用来作为年复一年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资的。这个错误的设想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生产的每次增加不仅表现在雇用工人的增多,而且还表现在物质生产资料(房屋、工具、以及无疑地原料)的增加。这个错误的设想显然是根源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亚当·斯密的“教条”。
(68)经过我们上面的论述,毫不奇怪,马克思能够容易地驳斥了李嘉图和斯密两人的基本错误。正如简单的再生产,除了供应工人和资本家的必要数量的消费品外,还需要有调节地更新不变资本,即物质生产资料,同样地,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新增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扩大不变资本,即增加物质生产资料。
(不仅如此),马克思发现这里还必须应用另一规律。被古典经济学者不断忽视的不变资本,与用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比较起来,将相对地增长。(这就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与斯密和李嘉图的设想相反,扩大再生产不仅必须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分割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在这分割中必然将越来越多的部分分给不变资本,而越来越少的部分分给可变资本。资本结构的这样不断的质的变化是资本积累,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所特有的表现。
(69)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间比例关系的不断变化,这个图景的另一方面是象马克思所称的,相对人口过剩的形成,这就是说,劳动人口的一部分超过了资本的平均需要,因而变为过剩了。这个失业产业劳动的后备军(这里以较广的意义来说,包括商人资本占统治的无产阶级)总是存在的。它成为在商情活跃期间生产突然扩大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另一特殊条件。
69-70从个人资本的积累,我们因之可以得出扩大再生产的下列四个特征现象:
(1)在某种限度内,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不依赖于资本的增长,并能超越了它。达到这点的方法是:对劳动和自然力量的加强剥削(利用?),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包括固定资本的效率提高)。
(2)一切真正的积累开始于剩余价值中意图资本化的部分被分割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3)积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是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间的关系的不断改变相伴随的。通过这个改变,投在无生命的生产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与开支在工资上的资本相比,不断地有所增加。
(4)与积累过程连带的,同时,也是积累过程的条件,是一(70)个产业后备军的发展。
70-76扩大再生产的图式:方程式从第一年末到第二年末的推移(略)。
(7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说的是不错的:增大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够加到资本上去,是因为社会剩余生产物出现在世界上时,一开始就采取了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这种形态除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外不能供其他的用途。同时,再生产是严格地按照流通规律扩大的:两生产部类间相互供应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按照等价交换进行的。就是在商品交换的进程中,一部类的积累是另一部类积累的条件,并使它可能。复杂的积累问题这样被转化为极端简单的图式而前进。我们可以无尽地把上述方程式的链锁继续写下去,只要我们遵守这个简单的原则: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的某种增加总是要求它的可变资本的某种增加,这事先规定了第二部类增加的幅度,而随着第二部类的增加,必须同时配合可变资本的相应增加。最后,留给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应占总量的多少,这取决于两部类的可变资本的增加幅度。这个增加幅度还表明留给资本家私人消费的消费品数量正好等于两部类中没有被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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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应探讨积累的条件:
按照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几条简易原则,积累按这样图式的继续发展,是没有限制的。但现在正是要我们小心的时候了,不要让我们仅仅从简单地演算出来的正确无误的加减法数学练习中得出这些令人惊异的顺利结果。我们要进一步问:是否仅仅由于数学方程式容易地写在纸上,积累就会没有阻碍地无限地继续下去。
换言之,现在已经到了寻求积累的具体的社会条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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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分析
77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特点:
积累起源于第一部类,而第二部类仅仅是跟着走。这样,只是第一部类决定了积累的规模。
78(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的原文全部引下来),因为它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这里是以第二部类为牺牲来安排第一部类的积累的。(不仅第一年是这样),在以后几年里,生活资料部类的资本家受到同样的待遇。
79-84这里的原则似乎是:马克思以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的生产基础来使积累有可能继续下去。第二部类的积累只表现为第一部类积累的条件和结果:第一,它吸收对方的剩余生产资料;第二,以必要的剩余消费品供应对方追加劳动的需要。第一部类在整个时间保持主动,第二部类只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这样,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所被允许积累和消费的,是不多、也不少于第一部类的积累所需要的。……那些规定第一部类积累关系的确切的、合乎逻辑的规则似乎以摒弃解释第二部类同样关系的任何原则为代价而得到的。这个情况要求对这个分析所揭露的各种固有关系加以修正。
而且,这一缺点并非由于例子选择得不恰当所致。(80-83)马克思选用了别的例子,但分析以下我们就会看到,问题同样存在。(83)不管我们在具体应用中,选择什么数(84)字,这个方程式(IIC的增加=IV的增加+Im的增加)是马克思的积累图式的数学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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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资本主义积累实际上并不符合“让第二部类服从第一部类”的原则:
84-86(对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的图式的检查):(86)这个图式的比例关系对于一个计划经济是同样地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正如对一个以无政府状态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这证明这个图式具有客观的社会正确性,即使由于它只涉及简单再生产,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计划经济,几乎仅有理论上的意义,它只有在难得遇到的场合下才得到实践的应用。
86同样的仔细查对现在必须转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以马克思第二例作我们查对的基础,让我们再设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从一个有调节的社会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应从第二部类,而不是从第一部类出发。(87)(检查的结果是)我们得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第二图式中的比例关系,也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即使在计划经济下,扩大再生产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这个社会必须有数量日增的劳动力足供利用;(2)在每一劳动周期中,社会的目前需要必须不占用全部的社会劳动时间,这样使得部分的时间可以从事于准备将来的、不断增长的需求;(3)必须逐年生产足够的、数量日增的生产资料——没有这一点,生产不能按增大的规模扩大。关于所有这些要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作适当的修改后,对于一个计划社会,也具有客观的正确性。
现在还待考验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否也能适用。这里我们要问:积累的起点是什么?这是我们考察两个生产部类的积累过程的相互依赖性的进行方法。无疑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二部类,就它的积累决定于现有的追加生产资料而言,是依赖第一部类的。反过来看,第一部类的积累依赖于可供追加劳动力用的相应数量的追加消费品。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这两个条件都被遵守了,两部类的积累必然象马克思的图式所显示的,自动地年复一年地进行。我们所列举的积累条件不过是那些条件,没有了它们,就不能进行积累。两部类可能有积累的愿望,但积累的愿望,加上积累的技术前提,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中是不够的。
为了保证积累事实上前进和生产事实上能够扩大,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在马克思的图式中,这形成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基础。但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不可能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本身那里来——这是可以立即肯定的-它不能从他们的个人消费中产生。相反地,积累的实质就是资本家抑制自己,使自己不消费一部分的剩余(88)价值,把它用来生产供别人使用的物品,而这部分的剩余价值——至少从绝对数字看——是不断地增加的。不错,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家阶级的个人消费也将增加,甚至,所消费的总价值也有增加,但尽管如此,用来供资本家消费的仍然不超过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积累的基础诚然是这么一个事实:即资本家抑制自己不把剩余价值的全部消费掉。但其余的剩余价值,即积累的那部分,是如何呢?它给谁使用呢?按照马克思的图式,第一部类采取主动: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起点。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加的生产资料呢?这个图式回答道:第二部类为了生产增多数量的消费品而需要它们。那么,谁需要这些增多的消费品呢?这个图式回答道,当然是第一部类,因为第一部类现在雇用着较多的工人。我们简直是在兜圈子。为了维持更多的工人,因而生产较多的消费品;并为了使这些过剩的工人得到工作,因而生产较多的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样做是荒唐的。(资本家为可能“为了”工人,或“为了”给工人解决就业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不过,另一方面,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客观形势迫使他们这样做,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想;正如凯恩斯所想的那样,这是为了提高“有效需求”。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中就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诚然,从资本家个人来看,工人只要出得起钱,他和另一个资本家或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同样良好的消费者,即商品的购买者。每一个资本家在他的商品的价格中实现他的剩余价值,不管他把这商品卖给工人或其他主顾。但从整个资本家阶级观点来看,这就不对了。工人阶级一般地从资本家阶级取得社会生产物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其数恰恰相当于可变资本,除此之外,不会再多一些。因此,工人在购买消费品时,只是归还给资本家阶级他们所领得的工资,即分配给他们的可变资本。他们所归还的不能多一文钱;如果他们有可能储蓄一些,为了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小业主,那么,他们会归还得更少一些,但这是例外。
部分的剩余价值是以消费品形态为资本家阶级本身所消费的,而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货币将留在资本家手中。但谁能够买包含在另一部分、即资本化部分的剩余价值中的生产物呢?这个图式回答道:一部分由资本家自己,他们需要新的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另一部分由新的工人,他们被用来运用这些新的生产资料。(89)但这意味着先有资本家的扩大再生产的动机存在;如果新的工人被用来运用新的生产资料,那么,对于即将生产出来的生产物必然有新的需求。(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竞争的存在,资本家被迫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竞争力,这不就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动机么?)
人口的自然增加,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说,可以创造这增长着的需求,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照马克思的图式,人口中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的自然增加已经从被消费的那部分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照顾,因为那部分在绝对数量上是增长的。无论如何,不能由资本家消费其余的部分,因为全部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消费就意味着回复到简单再生产去了。这剩下了工人们,工人阶级也由于自然增加而不断扩大。但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个增加的本身,作为增长着的需要的出发点,是不感兴趣的。
供IV和IIV的消费品的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不象在那么一个社会(例如社会主义社会)里,那里的经济制度是为工人和他们的需要的满足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二部类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工人而生产大量的消费资料。相反地,一定数量的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工人之所以能够维持自己是因为在既存的供求条件下,他们的劳动力是有用的。(即对生产剩余价值有用,因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不是一定数量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需求,而是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因素本身是不断变动的,是资本家对利润期望的“因变数”(利润是自变量)。所以,问题是:工人阶级的自然增加是否会引起超越可变资本以外的不断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答案是极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图式里,工人阶级的货币的唯一来源是可变资本,因此,必须为工人的自然增加而预先准备好可变资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或者老一辈的工人必须赚足够的钱来养活他们的子孙——这些子孙因此不能算作追加的消费者;或者做不到这一点,下一代、青年工人,必须参加工作,(90)以获取工资和供自己需用的生活资料——在这个情况下,新的的劳动一代已经包括在被雇用的工人数目中了。由此可知,马克思图式中的积累过程不能以人口的自然增加来说明。
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一个社会不仅包括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除了这两个阶级外,还有一系列的其他人员:土地所有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和科学家。此外,还有教堂及其侍奉者、僧侣、以及最后还有国家及其官吏和军队。严格地讲,人口中的这些阶层既不能算作资本家,也不能算作工人阶级。但社会必须供养他们。(这些在古典经济学中称作“非生产阶级”,马克思则把他们列为剩余价值的分割者或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服务的人员)。在马克思图式的界限内,事实上社会只有两种的所得来源:劳动者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因此,所有上述除了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阶层只能作为这两种所得的联合消费者。
(91)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考虑到,即对外贸易。但把对外贸易看作任何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当地位的商品的方便之门,这种看法同样站不住脚。如果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实际上不以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对外贸易了,一切国家都是“本国”。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涉及积累时已经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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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3货币难题:
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考察这件事情,同样的困难又出现了。在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中,我们假定用来积累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从开始时就采取一种自然形态,这种自然形态要求把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一句话,剩余价值能转化为资本,只因为剩余生产物(剩余价值就是它的价值),已经含有一个新资本的各种物质成分。”[1]
这里假定一方面把生产资料简单地转移为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把相应数量的消费品转移为可变资本,这个过程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结构相矛盾的。不管剩余价值具有什么形态,不可能以积累为目的直接把它转移到生产地点去。它必须首先得到实现,它必须转化为实在的货币。……在它能够加到生产资本上去之前,剩余价值必须丢掉自己的自然形态,并采取纯粹价值的形态。这既适用于每一个人资本,也适用于“社会总资本”,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剩余价值必须实现为纯粹价值形态(货币)。因此,从整个社会观点看再生产:(93)“……绝不要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那里抄袭来的看法,并且这样去看事情,好象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便会将它这个特殊的历史的经济性质丧失掉。刚好相反,在这里,我们是要研究总资本家。”[2]
所以,剩余价值必须脱去作为剩余生产物的形态,然后才能重新采取以积累为目的的形态,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它必须经历货币阶段。所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剩余生产物必须有人购买——谁来购买呢?根据上面的揭露,仅仅为了实现这两部类的剩余价值,必须有在第一和第二部类以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才能使剩余生产物变为现款。就是这样,我们还只到达了剩余价值变为货币的阶段。如果这初一贩剩余价值要进一步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在积累中被使用的话,必须预期对将来会有更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也必须在两部类以外才能得到。因此,剩余生产物的需求必须每年按照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而增长,或则,反过来说,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必须每年按照剩余生产物的需求的增长率而增长,——积累只能恰恰按照第一和第二部类以外的需求增长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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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6-727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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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对解决这个困难的尝试
93-94对困难的说明:
我们看到,完全把货币流通抽象掉,虽然使积累过程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显得这样顺利和简单化,也有它的重大缺点。这个方法用来分析简单再生产时,很有它的道理,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消费是生产的一切,生产目的的一切。货币在这里只起着短暂的作用,它作为社会生产物在不同消费集团间分配的居间者,资本更新的代理者。但在积累过程中,货币形态起着一个重要作用:它不单纯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者,而且也起着作为资本和现象形态和(94)资本的流通要素的作用。即令剩余价值的转化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它却是资本主义积累在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生产转变为再生产时,剩余价值经历着两次变化:第一、它抛弃了它的使用形态,第二,它采取了一种适合于积累目的的自然形态。……这把我们引回到老问题上来了: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被谁实现的呢?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他的看起来好象天衣无缝的积累图式没有恰当地处理这一点。因此他两三地从不同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但他的各种努力最终都归于失效)。
99-100(马克思通过假定资本家把货币贮藏起来的办法来实现资本积累):“这种货币贮藏……决不表示贵金属财富的增加,但仅表示一向在流通中的货币的机能已经改变。以前,它是当作流通手段发生机能,现在是当作贮藏手段发生机能,是形成中的可能的新货币资本。”[1]但这个摆脱困难的方法对于我们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有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积累是指积累的最初萌芽状态,当它开始从简单再生产中发生的时候。对价值量而言,生产还没有扩大,它不过这样地重新安排,使得它的物质要素在不同方式下组合在一起。因此,货币来源之显得充分,是不足为奇的。但这样的解决只对一个特殊的时刻,即在(100)从简单再生产转变到扩大再生产的过渡时期,才是合适的——简言之,这样的一个时期不适用于现实,它只能在设想中意识到。一旦积累已经建立起来了相当的时间,当增大的价值量在每一个生产周期中投到市场上来时,这些追加价值的买主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就在这一点上,上述的解答失败了。由此可知,它是一个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解答。
(101)所以,资本家的货币贮藏不能作为摆脱我们困难的一条出路。这个结论的得出不见得出乎意外,因为这样表述令人误入歧途的。成为积累问题的,不是货币的来源,而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所产生的增多物品的需求的来源;不是在货币流通中的一个技术障碍,而是牵涉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一个经济问(10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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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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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马克思的最后提议:
马克思在结束时,要我们参考“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的最后部分,即恩格斯称之为“补论”的部分。这里,我们找到简短的说明如下:
“对于第二部类,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一部类金生产者用来交换IIC一部分的V+m。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他的剩余价值或将它转化为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的时候,他的V+m才不会加入第二部类去。但另一方面,又要金生产者方面的货币积累,结局会引起扩大的再生产,金生产的剩余价值中那不当作所得来用的部分,才会当作金生产者的追加的可变资本,加到第二部类去,并在那里促进新的货币贮藏,或给予新的手段,使它能向(109)第一部类购买,而无需直接再售卖给它。”
在解释积累中,一切可以设想到的尝试都归失败后,在我们被赶得东奔西窜,从AI到BI,又从BI到AII后,我们最后被引回到金生产者那里去,而马克思在他的分析开始时,曾经认为求助于金生产者“荒唐”的。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以及“资本论”第二卷,最后在结束时,始终没有对我们的困难提供一个久觅不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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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流通角度看这个困难
109困难所在:有效需求问题,而不是货币来源问题:
马克思分析中的缺陷,在我们看来,是错误地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一个简单的“货币来源”问题,而实际的争端是在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物品所投入的用途,而不是用来支付这些物品的货币的来源。至于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当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应该假设资本主义社会所安排的货币或其代替物,在数量上总是刚刚相当于在流通过程中所需要的。所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现实经济需要所引起的社会交换行为。尽管要记住的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在能被积累之前,问题经历货币阶段,但我们还必须追溯到剩余生产物的经济需求,这与货币从那里来的疑团是毫不相干的。
(113)因此,我们不应该问:实现剩余价值所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但应该问:这剩余价值的消费者是在那里?无疑地,就是这些消费者,在他们手中有这笔货币用来投入流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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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5关于简单再生产,马克思的正确观点:
“事实上——最初一看,这好象是一种怪论——把货币投在流通中,以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就是资本家阶级自己。但请注意,他们不是把它当作垫支货币,不是把它当作资本,投在流通中的。他们支出它,是把它当作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它不是由他们垫支的,不过他们是它的流通的出发点。”[1]
这个清晰而概括的阐述最好地证实这个问题不是仅仅幻想,而是十分现实的。它不是揭露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新的“货币来源”,而是以最终指出这剩余价值的消费者,来提供一个答案。在马克思的假设下,我们仍然是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这就是说,资本家阶级用他们全部的剩余价值来供个人的消费。既然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消费者,这不是诡辩,而是真理,即他们按正常事理说,必须拥有取得消费物品(即剩余价值的自然形态)的货币。交换的流通行为是下列事实的必然结果:个人资本家不能立即消费他个人的剩余价值,因之,也不能立即消费个人的剩余生产物,例如象奴隶劳动的主人一样。一般地说,剩余生产物的自然物质形态倾向于排斥这样用法。但是资本家的总剩余价值,一般地说,是包含在社会总生产物中,而以资本家阶级使用的相应数量(115)的消费品为代表——只要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形下——正如可变资本总额有它相应数量的供工人阶级用的消费品一样,也正如所有个人资本家的不变资本的总和是以相应数量的物质生产资料为代表。为了要以不能消费的个人剩余价值交换相应数量的消费品,双重的商品交换行为是必要的:第一,出售本人的剩余生产物,其次从社会剩余生产物中购取消费品。这两笔交易只能在资本家阶级的成员间,即在个人资本家间发生;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具、货币、因而在一个资本家与另一资本家之间易手,但并没有从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脱离出来。既然简单再生产必然含有等量交换的意思,同量货币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供剩余价值的流通之用。只有过度的热心会促使提出进一步的疑问如下:作为资本家自己消费的媒介的货币最初从那里来的?但这个问题简化为更一般性的问题时,即为货币资本最初如何到达资本家手里,而在这货币资本中,资本家们除用来进行生产投资外,还保留一部分供个人的消费。但如果这样提出来,这个问题就属于所谓“原始积累”的一章,即资本的历史起源,这将超出分析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范围之外了。
这样,只要我们停留在简单再生产范围之内,事实是清楚而无可怀疑的。这里,这个问题以自己的前提解答了。事实上,这个答案是简单再生产概念本身所预定好的,因为简单再生产就是以全部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消费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必须是资本家来买它,这就是说,个人资本家必然相互间购买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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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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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扩大再生产问题上马克思对问题的错误提法:
马克思似乎一直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盘问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货币的来源不能起任何有益的作用。问题毋宁是:需求能从那里发生——寻找剩余价值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问题在开始时就这样提出来,那么,就没有必要走了这么多的曲折道路来证实它能不能解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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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19问题的正确提法:有效需求由谁提供?
在简单再生产下,事情是较容易的:既然全部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消费,资本家自己就是买主,因而提供了社会剩余价值的全部需求,并照此看来,他们在手中必然有必要的现钱供剩余价值流通之用。但根据这样的阐述,十分明显的,在积累的条件下,即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资本家自己,根据假设,不能购买全部剩余价值,他们不可能实现全部的剩余价值。不错,如果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要得到实现的话,为了实现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货币必须供应无缺。但这笔货币如果是从资本家阶级的钱袋中出来,这是十分不可能的。正因为已经假定了积累,资本家本身不能购买自己的剩余价值,尽管他可能在抽象上,有这笔货币来这样做。另外还有谁能够对包含着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商品提供需求呢?
(119)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要在社会上仅有的两阶级外实现,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样的。资本积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内。至少,资本论卷二没有指出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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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22马克思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
如果我们现在问: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什么对资本积累这个重要问题没有提供一个解答,我们必须首先记住这第二卷不是一个写好的全稿,而是一个半完成的稿子。特别是这一卷最后几间的外形证明这些部分是属于笔记的性质,用来澄清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作为教导读者用的最后结论。这个事实充分地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编辑了第二卷,因而他最能了解这本书。
121我们不能不钦佩恩格斯从这样的材料中设法“做出”这样“一点东西”来。但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这个详细的报道(恩格斯的说明这里没有摘——摘抄者)指出,在组成第二卷的三篇中,只有第一篇“关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流通”和第二篇“关于流通的原因和资本的周转”,在马克思的遗稿中,成为写好而可以会印的样子。第三篇讨论总资本的再生产,仅仅是断片的汇集,马克思自己也认为“迫切地需要修改的”。然而就是这一篇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二十一章“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对(122)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最关重要,但在第二卷中它是最不完全的。它包括印好后三十五页的篇幅,而在分析的中间就中断了。
除了这个外来的境况外,我们想提供发生巨大影响的另外一点。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考察,象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是以亚当·斯密的分析为起点,而除了其他原因外,由于所有商品的价格由V+m组成这个错误的学说,亚当·斯密的分析陷入了困境。对这个学说的论战笼罩着马克思对再生产过程的全部分析。他致力于证明社会总资本不仅必须按照不同所得来源的全部总额供应消费,而且还必须供更新不变资本之用。由于在这方面说理时所采取的纯理论形式是通过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来表达的,马克思倾向于主要从一个与积累相反的观点,从全部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消费的这一假设,来考虑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再三强调这个事实:他认为从社会总资本中更新不变资本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再生产问题。这样,另外一个问题,积累问题,也就是,以资本化为目的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被推入幕后,直到结束时,很少为马克思所论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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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3资产阶级学者关注积累问题的原因:
既然这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如此的重要,资产阶级经(123)济学者再三讨论它是不足为奇的。在经济理论史上,曾一再有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个关键问题,即资本积累在实践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企图加以解决。现在我们就要在下面看到在马克思前和在马克思后在历史上的这些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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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积累的历史诸条件
第二十五章 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矛盾
257回顾第一编中的问题:我们在第一编中看到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没有解答扩大再生产是为着谁进行的这一问题。如果从字面上看资本论第二卷末尾的图式,好象资本主义生产,总是自己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并应自己的要求,来使用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这是马克思在分析他的图式时所给人的印象。他好象反复地试图以货币手段,即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表现图式中的流通问题。
260-261毫无疑义地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分析,只是限于在完全由资本家与工人所构成的社会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普遍而独占的(261)支配条件下。但是,在此前提之下,他的图式除了为生产而生产的解释外,别无其他解释。
266-267另外,马克思缺乏对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的考察:马克思本人也承认,技术的进步,表现为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大(与可变资本相对而言)。其结果必然会使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在C与V之间的分配,不断发生变化。可是,马克思图式中的资本家,决不能任意进行那个分配。因为,他们在进行资本化之初,是受他们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所束缚的。依照马克思的假定,一切生产的扩大是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创出的自己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来进行的。——这里没有其他生产场所和生产形式,除两部类资本家及工人外也没有其他消费者——另一方面,使积累圆滑进展的前提,乃是两部类的生产物,要一点不留地参加到流通中去。因此,便产生下面的结果:即扩大再生产的技术形态,是由剩余生产物的物质形态来预告严格规定的。换言之,马克思图式上的扩大生产,每次都必须在这样的技术基础上才有可能,那就是第一部类及第二部类所造出的剩余价值都被使用着(这里,必须记住两部类只有通过相互交换,才能获得各人的生产要素)。于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每一次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间的分配,以及追加生产资料与(工人的)消费资料在第一部类与(267)第二部类间的分配,一开始就受图式中两部类的物质关系与价值关系所规定。可是,这些物质关系及价值关系的本身,已经反映一个特定的生产技术形态。这就是说,在马克思图式的假设下,积累进行之际,每次所规定的生产技术,也已预先决定了扩大再生产下一阶段的技术。换言之,倘若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图式,假设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大总是由在资本形态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此外,更假设(这个假设,不过是同一假设的反面)一个部类的积累,紧密地依赖于另一部类的积累,那么,生产技术基础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C与V的比例中)就成为不可能了。
我们仍可从另一方面来解释同样事情。无疑,当资本有机构成高度化,即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加得快的时候,在物质形态上就表现出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一部类)比之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增加得快。但是,在马克思的图式内,两部类的严格协调是被当作一辩自明的公理来看的,它排斥了任何部类内积累的变化。我们有充分的心不烦假设,在加大的技术条件下,较大一部分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不断从社会转入生产资料部类中去,不转入消费资料部类中去。既然生产的两部类,因为只不过是同一的社会总生产的分科,或者可以看作全体资本家的部分经营,这种假设(由于技术的要求,把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断从一部类转移到另一部类)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也符合资本的事实上的实践的。不过这个假设,只能适应于把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作为价值的大小来考察。根据马克思的图式及其诸关系上看,这一部分剩余价值,采取一定的物质形态,而这个物质形态又规定了它的资本化。因此,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是作为消费资料而存在的。它只有依靠第一部类才能实现。因此,把一部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由第二部类转移到第一部类的企图,终于宣告失败:首先失败于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上(这种物质形态对第一部类是无用的),其次,失败于两部类的交换关系上,因为这种关系必需使第二部类生产物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第一部类时,第一部类以相同价(268)值转移给第二部类。所以,在马克思图式的限界内,要使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有较快的增长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无论我们怎样去对待在积累进展中生产方法的技术变化,如果不推翻马克思图式的根本关系,那就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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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马克思的图式排斥了生产的跳跃式的扩大。它只容许与剩余价值的形成在步调上是紧密地一致的,生产逐步扩大,而这种逐步扩大是以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两者间相等同为基础的。
根据同一的理由,这个表式是假定一样包括两部类,从而包括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部门的积累。它排斥需求的跳跃式扩大,也同样地排斥资本主义生产的个别部门的片面发展。
因此,这个图式是所假设的总资本运动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粗看起来有两种典型的事实。即一方面,遍及全部生产的跳跃式的周期扩张;一方面,各生产部门极端不平衡的发展。英国棉业历史,从十八世纪最后25年到十九世纪70年代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富特点的一章,但根据马克思的图式它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最后,这个图式又和资本论第三卷所表述的资本主义总过程及其经过的见解相矛盾。提出这个见解的根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的生产力的无限膨胀能力与社会消费的有限膨胀能力之间的内在矛盾。
273图式是承认危机的存在的,可是,那完全是因为生产内部比例失调之故,即缺乏社会对生产过程的统制之故。但它排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由资本积累而生,它爆发为周期性危机,并驱使资本向不断扩大市场迈进。
第二十六章 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社会环境
273-274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环境: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和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侣等作为消费者,是应当计算在两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之内的。
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
这里适用的场合就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即在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274)会,也就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里,全部剩余价值,是由其占有者即资本家来消费的。这样假定的目的,就是要在此种条件下,表述社会生产及再生产的形态。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产队形资本家与工人以外,不知有其他消费者,从而,它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占着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所以,这两者的假定具有同一的涵义。
同样地,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上所给的假定一样,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把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作为前提,也是可以的。
个人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总再生产的要素,但这个要素有着独立的进程,它和其他要素的运动是相矛盾的。所以,社会资本的总运动,不是资本的各个运动的机械的总和,它在本质上不同的。譬如,个人资本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的价值总额,虽与社会总资本、及其组成的两部分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大小相一致,但社会生产物在各个部分上的价值大小之物的表现,就与个人资本在价值关系上的物的具体化完全不同。这样,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形态上,相互之间不一致,与总资本的再生产关系也不一致。在正常的流通条件下,个人资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进行流通或积累,只有当它为自己的生产物找寻市场和供自己特殊活动需要而寻找生产资料的时候,才依赖其他的资本。提供这种市场和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阶层是否资本主义生产者,就个人资本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事,尽管在理论上,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最适当的前提,就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是这个过程的唯一环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已达到了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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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275问题:个人资本的基本前提,是否对总资本也可适用呢?
马克思事实上是把总资本的积累条件与个人资本的积累条件(275)看作同一的。
(而罗莎·卢森堡则认为):实际上,总资本积累的现实条件,是与个人资本及简单再生产的情况,完全有别。
问题在于:如果在剩余价值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不是由资本家消费掉,而是充作扩大生产之用,那么,社会再生产成什么样子呢?社会生产物,除了补偿不变资本外,所剩下的,根据前提,不能消耗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中(这就是问题的主要因素),同时,工人和资本家自己也不能实现总生产物。他们只能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以及剩余价值的可消费部分,但在这样做时,他们只不过保证生产以过去的规模进行更新而已。至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可能由工人和资本家来实现。从而,在那种只由工人和资本家所构成的社会里,为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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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276解决问题的努力:
所有分析积累问题的理论家,从李嘉图、西斯蒙第起,到马克思止,都正好是从不能解决问题的前提出发。
为得要实现剩余价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这在直觉上意会到的一点使得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逃避方法: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封建地主,伏隆佐夫所说的军国主义,司徒卢威所说的“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体现为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等等人(276)物的“不生产消费”;更有,从西斯蒙第到尼古拉昂一切资本积累的怀疑派,所带来的作为完全瓣而起着很重大作用的国外贸易。另一方面,问题既得不到解决,于是,象基尔希曼,洛贝尔图那样,索性撇开资本积累不谈;或者,象西斯蒙第及俄国“民粹派”那样,尽可能设法防止资本积累。
不过,由于马克思对总生产过程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并以确切的图式形式来全例证,尤其是他对单纯再生产问题的天才说明,才开始暴露出积累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各种尝试中的弱点。但马克思不能立即提供一个解答,这一方面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刚刚开始,就搁下来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当时致力于驳斥亚当·斯密的错误分析,不免忽略了这个主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占统治地位,这毋宁增加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但是,在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的全面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特征的阐述(这个阐述表明了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内在矛盾和这些矛盾的发展,见“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暗含着对积累问题的解答,而这个解答是与马克思学说的其他部分相协调的,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与日常实践相协调的。因此,图式中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扩大再生产图式,由于图式中所有的一切关系不完整,它表明了需要某种较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更进一步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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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279罗莎·卢森堡的解答:(第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或产品的货币化)
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购买者,而不说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277)的。
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和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部分地直到现在),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为棉业供给纺锤、机台的大规模机器工业,以及金属工业及煤炭工业,都在英国发达起来。这样,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部类)就可以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阶层,实现更多的生产物。由于他们自己的资本积累,增大了对国内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部类)生产物的需要,帮助了这部类实现剩余价值和增大资本积累。
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铁路建设的本身,还不能认为是一个国家受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统治的证据。事实上,铁路那个东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侵入的主要前提之一。又如德国化学工业,供给亚洲及非洲等非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象颜料那样的生产资料。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部类,就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中,实现了它的生产物。由此发生的(278)第一部类递增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国家中,相应在引起了第二部类的扩大,因为第二部类要以消费资料供给第一部类中日益增加的工人。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马克思的图式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二部类的生产物,超过了以两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来计算的需要。在第二种情况下,第一部类的产物,超过了两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总量,虽然这个总量已经考虑到生产的扩大而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剩余价值并不以那种物质形态出现,这种形态足以使两部类的任何一个部类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成为可能和必要。——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的情况,相互交错,相互补足,并混合起来。
(279)我们如果假定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以外实现的,那末,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是和帮助它们实现的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按不同的情况,可以表现为消费资料的形态,如棉织物;或生产资料的形态,如铁路器材。如果某一部类通过输出它的生产物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此后在扩大生产时帮助了其他部类实现剩余价值,那么,这一情况,不会改变作为全体的社会的剩余价值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在这两部类以外得到实现的事实。同样的道理使个别资本家也能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即令他的全部商品,只能补偿其他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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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84积累的第二个前提: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
我们既然已经把第一部类的剩余生产物,作为生产资料,卖给非资本主义阶层,而使之变为货币,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拿回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呢?那些帮助我们实现剩余价值的贸易,仿佛又通过另一扇们,把被实现的剩余价值变为生产资本形态的可(280)能性,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于是,我们好象想避雨又碰着雨滴了。
(281)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生产物,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积累,如何依存于非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由美国南北战争时植棉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英国棉花危机,或俄土战争时农奴制俄国亚麻输出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欧洲麻织业的危机,就可以证明。此外,我们要知道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事实上,如何依靠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只须回想一下,为要养活欧洲工业劳动者大众(即可变资本的要素),输入农民用非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谷物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够了。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以其本身性质而言,决不允许只限于用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个别资本家想达到提高利润率(282)的欲望,有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就是竭力把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压低。另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大,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不断增大劳动生产率的首要条件是对自然与土地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便利进行无限制的利用。在这方面容忍任何的限制是与资本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不相容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今日还不过在全世界总生产中占一小部分。即令在小小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成为主流,但还没有征服生产的所有部门,例如小农的农业经营及独立的手工业。同样也没有征服北美大部分及世界其他大陆的各个地区另。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迄今大体上,只限于温带国家的产业,而在东方与南方,它的进展比较不大。从这些理由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果只依赖于在这样狭隘的限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那末,它想达到现在的高度是不可能的,甚至一般的进展,也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
283-284对前两个前提的总结:
于是,就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随后的资本积累时期之间,发生了两个不同的交易——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向纯粹的价值形态的转化和这个纯粹的价值形态再向生产资本形态的转化。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周围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易。所以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及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取得两方面来看,国际贸易,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因为国际贸易,在(284)实际的情况下,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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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289积累的第三个前提:可变资本的积累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剩余价值及不变资本的角度上来考察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第三个要素,是可变资本。积累进展了,可变资本也随着增大。在马克思的图式上,社会生产物包含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就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表现。然而,现实的可变资本,并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活劳动(为了活劳动的再生产才需要这些生活资料)。因此,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劳动的供应,而这种活劳动,为了满足积累的需要,能为资本动员起来。
(那么,除了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外),这种追加的劳动从哪里来呢?
马克思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认为可变资本的增加完全而且直接地归因于工人阶级(已经受资本支配的)的自然的繁殖。这完全符合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这个图式只承认资本家与工人两个社会阶级,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绝对的。在这些(285)前提下,工人阶级的自然增殖,就成为资本支配下增加劳动供应量的唯一源泉了。可是,这种看法,与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相矛盾。工人的自然繁殖,无论在时间上,在数量上,都不和积累资本的要求相适应。马克思自己曾出色地指出,自然的繁殖不能与资本突然扩大的要求相协调。如果自然繁殖是资本发展的唯一基础,那么,积累周期地在紧张与疲劳间摇摆中,是不可能持续的,生产领域的飞跃扩张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积累的进行也成为不可能了。由此可知,积累的进行,不管是对可变资本的增大,或对不变资本的要素,都需要无限制的自由运动,从而,也需要对劳动力的供应具有无限制的支配能力。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劳动者的产业后备军”来达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显然没有承认这一后备军的存在,同时,也没有给它留一点余地,因为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的自然繁殖不能形成一个产业后备军。这个后备军是从资本主义领域以外的社会储藏库中招募得来的——它只是在需要时被吸引到工业无产阶级中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从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汲取这些追加的劳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分析产业后备军的时候,只考虑到下列情况:1.机器驱逐成年劳动者,2.农业上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结果,农村劳动者流入城市,3.脱离产业从事不规则工作的劳动力,4.最后,当作相对过剩人口底层的剩余部分(286)——贫民。这些范畴的本身已经表现着种种形态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残滓,表现着在各种形态上被使用的过剩的工资劳动者。那些不断流入都市的农业劳动者,马克思认为也是工资劳动者——他们过去已经受农业资本的支配,今后也完全要受工业资本的支配。这里,马克思很显然是只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英国情况。但马克思漠视了一个对欧洲大陆上情况极关重要的问题,即都市及农村无产阶级从何处不断流进来的问题:农村及都市中间阶层随着农村经济及手工业小经营者的没落而变为无产阶级的不断过程,也就是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的崩溃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不断从非资本主义情况过渡到资本主义情况的过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欧洲的农业及手工业的没落,欧洲以外国家的种种原始的生产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崩溃,亦是如此。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侵入一切地带与气候,才能充分发展,它就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温带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上,它也不能只使用白种人的劳动力。资本需要其他人种来开发白种人所不堪劳动的土地。资本必须能够无限制地动员全世界的劳动力以便在生产剩余价值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地球上所有的生产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如果要想把它编入到资本的活动队伍中去,首先就需要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从原始社会关系解放出来,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中去,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历史基础之一。
(287)固然,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获得过程以及农民向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转化过程,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农业资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阶级及工业资本的发生的叙述,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个叙述中,马克思特别着重强调欧洲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说明资本的发生史即资本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情况。它们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从封建社会母胎内出生时的痛苦过程。当马克思进入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时,他又重新申述了他的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占普遍而唯一的(288)统治地位。
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及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成为这一过程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既然资本的积累,没有非资本主义环境,在任何场合下,是不可能的,那么,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唯一的,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不能提供一个正确的图景的。……资本如果没有全地球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那是不成的。为得要使积累运动顺利进展,必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带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劳动力,事实上还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范围内,——这是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因此,资本就(289)必须热烈要求统治这些领土和社会组织。例如,在印度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橡胶种植,当然没有理由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服务。可是,对某些国家的某些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事实上的支配,必然会导致资本的扩张,因而发生了力图把那些国家和社会,置于资本支配之下的现象。事实上,在原始的社会关系里,可以采取较大的强迫力量和更无情的措施,而这些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不能忍受的。
剩余价值的实现,则与此不同。它确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因此,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乃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的生存条件。而且,在这个限度内,又是资本积累问题的决定性力量。
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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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290结论: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
内外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确实起着很大的,但完全不同的作用。可是,它们并不是政治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290)是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德国与英国在相互交换商品上,主要构成了国内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但德国工业与德国农民间的交换,就德国的资本上看,表现为国外市场的关系。正如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中可以看到的,这些概念是严格而不含糊的。国内资本主义的交易,至多只能实现社会总生产物一定的价值部分,即被耗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反之,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能不靠外部来消费。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生产的本来的目的,是促进生产的动机,而另一方面,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更新(及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则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广泛基础,是前提条件。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发展同时,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变为更加迫切,更加不稳定,但不变资本及可变资本的根基将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混合体,绝对地,并相对地(相对于剩余价值),日益加大。因此,旧的资本主义诸国,相互间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并日益增加彼此间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相互间在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上,又成为日益剧烈的竞争者。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条件与总资本更新的条件,相互更加矛盾。而这种矛盾不过是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包含的矛盾的一个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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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对自然经济的斗争
290-291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
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最初是处在产生它的封建环境之中——在农村是庄园经济,在都市是基尔特(行会)手工业——以后,脱离了封建制度之后,它又主要处于农民和手工业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处于农业及商业的简单商品生产的体系之中。此外,围绕(291)欧洲资本主义的,还有非欧洲文化的广大区域,它们代表各个发展水平,从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或畜牧为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一直到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所处的环境。
这里可以区别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
资本主义为着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需要那些围绕它们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但北不是所有非资本主义形态都对它有用。资本主义之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是要把它们作为其剩余价值的销售市场,作为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并作为工资制度下的劳动力的蓄积场所。但资本不能依靠自然经济的生产形态来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因为,一切自然经济的形态——在土地公有制下的原始农民公社,封建的赋役关系,或其他类似的形态——都是主要为了自己内部的需要而生产。从而,对外来商品,或者完全没有需要,或者需要很少。并且,自己的生产物,通常也不感觉过剩,或者,至少也没有脱售它的过剩生产物的迫切要求。最重要的是在任何自然经济中,生产之所以继续进行是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庄园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把劳动力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置于法律及习惯的支配之下,借以维持它们的经济结构。因此,自然经济在每一方面都以它的强因的壁垒来阻挠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到处要对它所遭逢的各个历史形态的自然经济,不管是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社会也好,原始公社也好,家长制农民经济也好,进行一场歼灭战。这场战斗的主要方法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革命,战争),国家租税的重压,及廉价的商品。这些方法,或者同时进行,或者连续进行,互相配合起来。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斗争,它的强力表现为革命的形态(如17世纪,18世纪及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结局是属于292这一类的),而在欧洲以外诸国,对较原始的社会形态的斗争,采取了殖民政策的形态。这些方法,连同所实行的租税制度以及贸易关系,特别是和原始社会建立的贸易关系,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因素相辅而行的联合行动。
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社会的斗争,其经济目的,可详细地分列如下:
1. 直接占有生产力最重要的源泉,如土地,原始林中的野兽,矿物,宝石及矿石,外国植物产品,如橡胶等。
2.使劳动力“自由化”,强制它为资本而劳动。
3.商品经济的导入。
4. 农业之与手工业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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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93在原始积累时期,即从中世纪末起直到19世纪为止,欧洲资本主义最初的历史阶段,英国与大陆诸国的剥夺农民财产,是使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大量转化为资本的一个最突出的武器。可是,到今天,掌握大权的资本仍然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通过近代殖民政策——来进行。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只满足于通过商品交易所取得的生产资料,那是一个幻想。就在这一方面,资本已遭遇到困难,因为在地球上有广大地区是属于那些社会形态,它们没有商品交易的愿望,或者,由于全部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关系不可能出售劳动力,而这些生产力正是资本所感到兴趣的。当然,这些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及其矿藏、牧场、森林、河水及原始游牧部落的家畜等等。这里,如果资本依靠缓慢的内部解体过程,这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耐心等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通过商品交易而分离出来,那就等于完全放弃那些地区的生产力了。因此,对资本主义而言从殖民诸国剥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它自己的死活问题。可是,土著居民间原始的联合是他们社会结构的最坚固的保障,也是他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的最坚固的保障。因此,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对阻挠它发展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安排有系统的破坏与歼(293)灭。这里,我们已越过了资本积累的阶段,但这个过程一直进行下去。对每一次新的殖民地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对土人的社会经济联系的无情的战斗,同时,这些土人又被用强力夺去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如果希望把资本的积累限于完全“和平的竞争”——即限于象资本主义生产者各国间所进行的那样正常的商品交换,那么,这种希望,恰好是建筑在一个错觉的基础上:即资本,没有较原始组织的生产力及需求,也能进行积累,它可以依赖于自然经济解体的内部缓慢的过程。其实,具有跳跃式扩张的资本积累,决不能满足于等待非资本主义形态内部的自然分解从而转变为商品经济,正如它不能满足于等待劳动人口的自然增加一样。强力是资本所采用的唯一解决方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不仅在它诞生时,而且直到今日,都使用强力作为一个永久的武器。从原始社会看,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它们来说,除了拼命进行反抗和斗争,直至全部灭亡为止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对殖民地的永久军事占领,土人暴动及其镇压,就成为殖民地统治日程上的永恒现象。这样,暴力方法,完全是资本主义与阻碍它积累的自然经济组织之间冲突的直接结果。自然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自然经济组织对资本主义剩余生产物的需求,对资本主义是同样必要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有意识地,有目的地,破坏自然经济形态的独立性,借以掠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使他们变为商品购买者。这种方法,从资本的立场上看,是最有利的,它产生最快的效果,因此对于资本是最合适的。实际上,这个方法必然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对积累所具有的意义,与其他问题有关,容后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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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商品经济的侵入
306-307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所谓“和平与平等”:
(306)生产资料的取得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独立社会遭到破坏之后以及在破坏的过程中,(307)如何把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引导进去。一切非资本主义阶层和社会,为资本的利益计,不能不一方面成为商品的购买者,他方面成为生产物的出卖者。这里,看起来似乎找到了“和平”与“平等”,正常交易互利,“和平竞争”与“文明影响”的起点。因为即使资本可以依靠强力,夺取其他社会团体的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顺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它仍然不可能强制这些社会团体购买它的商品或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在自然经济曾经流行的地区,交通工具——铁道、航路、运河——的采用对商品经济的散播,是不可缺少的。商品经济的胜利侵入,因之,多半是以大规模的近代交通建设开始:例如贯通原始森林和切断山脉的铁道线,跨越沙漠地带的电线,以及驶往遥远港口的海洋轮船等。如果把这种变革当作是和平进行的,那是一个错觉。东印度公民打着商品旗帜与各香料国家所保持的关系,是海盗式的,并具有榨取和欺诈的性质,正如今日美国资本家与加拿大印第安人间的关系(美国资本家向他们购买皮毛),或德国商人与非洲黑人间的关系一样。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迫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307-313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欧洲文明,也就是在欧洲资本下的商品交换,对中国所发生最初剧烈的影响是由于鸦片战争。当时,为了使英国资本家赚钱,中国被迫购买印度农场出产的毒物。(308)中国政府开始禁烟运动。(309)这个运动产生了两重结果,玉石,是中国内地,特别是湖南、四川及贵州,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另一方面是英国为强迫自由输入鸦片计,发动对华战争。这就是通过鸦片烟枪,强迫中国对欧洲文明开放的伟大的开端。
(311)鸦片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可以在北京设立使馆,可以在天津及其他口岸通商。当英国反鸦片同盟鼓动反对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地区传播毒物,当议会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宣称吸食鸦片最为有(312)害的时候,1876年的芝苤条约却保证,鸦片自由输入中国的便利。同时,欧洲诸国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对欧洲人——不论商人或传教士——保证给以土地的商租权。为了这个目的,有意的欺诈,有力地支持了合法的论据。首先,条约上文句的含混,使欧洲资本得到侵入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借口。它以利用条约文字上的漏洞为起点,后来要挟中国政府准许教会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在全国各省取得土地。他们是以1860年法国协定附件中传教士德拉马臭名昭著的歪曲中文原意的翻译为根据。法国的外交部和基督教会一致谴责这个天主教士的狡猾的欺骗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坚决主张法国传教士以欺骗方法至圣先师的权利也必须推广给基督教徒享受。
(313)无论在战争期中或在战争之间的间歇期内,欧洲文明使者都忙于大规模掠夺和盗窃中国的宫殿,公共建筑及古代文化的纪念物。例如,1860年法国人掠夺中国宫殿及其神话般的宝藏,又如1900年各国竞相盗窃中国的公私财宝。欧洲人每进一步,不仅带来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且也标志着伟大而古老的都市的化为废墟,广大农村的农业荒芜,以及偿付战费而征收的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中国四十个以上的通商口岸,都曾付出流血、屠杀与摧毁的代价。
第二十九章 对农民经济的斗争
313-314一般进程的特点:
对自然经济斗争的最后的重要一章,是农业之与工业分离,农村工业从农民经济中排除出去。手工业在它的历史初期,是次要的职业,是文明和定居的社会里农业的附属物。中世纪欧洲手工业的历史,是手工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庄园分离开来,向专业化、也就是向城市行会的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在工业地区,生(314)产是从家庭手工业经过工场手工业,再向资本主义工厂大工业推移,但在农业地区,家庭手工业,仍执拗地固着于农业。作为农闲期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对供应农民经济的自己需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从农民经济中逐渐夺去某一工业部门,以便于在工场集中大量生产。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命题,农业中其他手工业部门,也发生同样情况,但没有那么显著罢了。为了使农民大众成为商品的购买者,资本应首先把农民经济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内——农业——这个范围是不容易立刻屈从于资本的统治的。而在欧洲的所有制条件下,也只有经过重大的困难才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表现上,这个过程好象是和平发展着的。它很难识别出来,仿佛单纯由经济因素产生作用。工场的大量生产,一方面具有较高的专门化,对生产过程又有科学的分析与管理,另一方面,又有改进的机器和国际原料资源,其技术的优越性,确非原始的农村工业可比。但实际上,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决定于一些因素,如租税重压,战争,以及国家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因此,这个问题之属于政治权力和刑法的范围,不亚于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314-328美国的例子:
这一过程没有比在美国进行得更彻底的了。铁道——由欧洲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投资的——把美洲的农民一步一步从合众国东部推进到西部。在他们经过大地区前进中,他们以枪炮,猎犬,酒精与梅毒,来消灭印第安人,并强制地把他们由东部赶至西部去,以便攫取印第安人所撤出的土地,加以开垦与耕作。美洲农(315)民,即“公有地的居民”,在南北战争以前,是一种与今日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遥远的农场上,差不多与外界隔绝,度着自给自足的生活。(316)这样的田园诗,南北战争后,就迅速地消逝了。(317)工业繁荣起来了。现在,(318)那种时代——小中农差不多可以不需要现金而生活,如果迫切需要的话,他可以小麦脱壳换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现在经常需要现款。需要很多的货币来支付租税。他又很快地被迫出售他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从制造家手中购买他所需要的制成品。(319)然而,自“大战争”(翻译成“伟大战争”可能更顺吧?)以来,美国农业的这种变革还不是结局。这只是把农民卷进来的漩涡的开始。这个农民的历史,自然会引导我们到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自然经济、自给的生产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这些都必须加以排斥,而代之以简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需要商品经济,以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市场。但一旦把简单商品经济生产捧上舞台后,两者就会为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发生竞争。资本主义的最初目的是孤立生产者,切断保护生产者的社会联系;其次就是要从小商品生产者手中夺取生产资料。
随着工业的发达,农业被迫向西移动。(320)1825年孟禄(Monroe)领导的美国议会,决定把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之东移向密西西比河之西。印第安人拼命反抗,可是——至少在四十次对印第安人讨伐战争中,那些幸免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象粪土般地被扫除出去,象赶牛群般地被驱入西部,在那里又象羔羊般地被监禁在“保留区”中。印第安人曾经让位给农民,现在,则轮到农民让位给资本而自己则被驱往密西西比河的西岸。
美国农民沿着铁路线移往西部及西北部的乐土,在那里大的土地投机商及其代理人说得天花乱坠。可是,那些最肥沃、处于最方便位置的土地,却被投机公司保留,用之于纯粹资本主义经营的大经济上。在荒野中,在疲劳的农民四围,出现了作为他们的可怕的竞争者及不共戴天的仇人之“波南查农场”(Bonanza farm,使用最好机器的农场——译者),这种农场是一种新旧世界所没有见过的大资本主义经营。这里,使用近代科学及技术的一切手段来生产剩余价值。(321)美国农民,很难和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相竞争。当美国的金融,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全部变革,使美国农民不得不抛弃自给的生产,而进入市场的生产时,农产品的价格,由于耕种面积的急速扩大,而大为降低。正值农业依赖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市场,突然从地方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并成为资本家巨大商行疯狂投机的牺牲品。
1879年是欧洲和美国农业历史上值得记念的一个,因为这一年美国小麦开始向欧洲大量输出。
由市场扩大所产生的利益,不待说是由大资本独占的。小农一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大农场竞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成为投机家的牺牲品。这些投机家买进小农的谷物,借以压迫世界市场。在强大的资本势力之前,农民是无力抵抗的,他们陷入了债务。这是农民经济没落的一个典型现象。
(324)那些背负重债接近破产的农民,只有做些工资劳动,以补充他们的收入,或者根本放弃农场,此外别无他途。如果他不象几千个农场那样,因无法支付债款而陷入债权者的爪牙,那么,他很可以丢掉那块已经对他成为地狱的“乐土”。在八十年代,到处可以看到被抛弃而陷于荒废的农场。
(325)美国这些没落农民,转移到何处去呢?他们手里拿着手杖,随(326)着“小麦中心”和铁道而迁移。小麦地带,主要转移到加拿大及沙及卡及万(Saskatchewan)和麦肯基河(Mackenzie River)沿岸。在那些地方,虽在北纬62度地带,小麦仍能生长。而美国一部分农民,就是向那些地方移居,但在加拿大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近年来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进入了小麦输出国之列,但它的农业比其他地区更广泛地为大资本所统治。(327)加拿大农民实际上到处置身于资本和资本主义投机的罗网之中。然而大量移民不仅从欧洲,而且也从美国继续涌至。
这就是在世界规模下资本统治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它把脱离土地的农民,从英国驱往美国东部,再从东部驱往西部。并在印第安人的经济废墟上,把这些农民再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当这些农民又破产了,他们再度从西部被驱往北部——由铁路领先,以破产为结尾,资本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而在其前进的途中点缀着普遍的破坏。继九十年代农产物价格大跌之后,出现了农产物价格的上涨,但这对于美国小农民,正如对欧洲农民一样,是无济于事的。
(328)农产物的价格虽有腾贵,但农场主比之佃农,相对地更加减少。今日已经远超过美国农民全体三分之一的佃农,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于欧洲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他们实际上是在资本下的工资奴隶。他们比生拼命劳动,为资本创造财富,而自己所得的,不过是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
328在过程相同,但历史场面不同的南非洲,资本主义与小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和平方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332由于资本的竞争而遭到破产的独立手工业,其本身虽少有骚动,但同样也是极为痛苦的一章。资本主义下的厂外包工,乃是在这一章内的最黑暗的一节。但我们不必在这里详细研究这种现象。
332-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斗争的一般结果
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经济斗争的一般结果是:资本以商品经(333)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因此,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设的前提,仅仅代表积累运动的客观历史倾向及其在逻辑上的结论。积累过程普遍地企图以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它的最终目的是努力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得唯一的、普遍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里开始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况。一旦这最后结果达到了——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会发生——积累即将停止。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变成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旦现实符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时候,那就是表示它的终结,即积累运动的历史到达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到了终局。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因此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象图式所规定的产,简单地分解为社会生产二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类间的内部(334)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生产的两大部类。有时可以单独进行积累过程,两部类间互不依赖,但即使是这样,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交错,相互穿插的。由此所生的复杂关系,即两部类的积累进展的速度与方向的差异,资本积累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上的不同关系,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可能以硬性的公式规定出来。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资本的统治已达到顶点的那一瞬间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下,这个图式,正如对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理论表述的出发点的简单纯再生产表式一样,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已。就在这两个虚构的东西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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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国际借款
334-336外债与资本转移:
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换言之,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包含对迄今为止的资本落后国家——在那里资本原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的——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外债,铁道建设,革命与战争。最近十年——1900到1910年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特别在亚洲及邻近亚洲的欧洲部分,如俄国、土耳其、波斯、印度、日本、中国及北非等,表现很是显著。正如通过战争、社会戎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一样,现今在经济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解放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创造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于此类。这种革命,尤其是象俄国及中国那样的革命,不完全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直接政治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保证了过时的前资本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它们已经包含有和资本统治(335)发生直接对立的新的矛盾。这些因素造成了这几个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但同时也障碍并推迟了革命力量的最后胜利。战争通常是某个青年资本主义国家脱离旧资本主义国家束缚的方法,是一个近代国家取得资本主义独立而所受到的大洗礼。这就是为什么军队的改造与财政的整理,总是成为争取经济独立的先驱。
铁道网的发展,大体上反映了资本的侵入。铁道网的急速发展,在欧洲是在四十年代,在美洲是在五十年代,在亚洲是在六十年代,在澳洲是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在非洲是在九十年代。
与铁道建设及军备有关系的公债,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一切阶段,如商品经济的侵入,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等而发生。对于资本的积累,贷款发生下列作用:(甲)把非资本主义阶层的货币变为资本,也就是,把作为商品等价物的货币(中间下层的积蓄),以及作为资本家阶级的随从阶层的消费基金的货币变为资本;(乙)利用国营企业——铁道建设及军需品的供应——把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丙)把被积累起来的资本从旧的资本主义国家移入新的资本主义国家。(336)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时,贷款把资本从意大利的城市转移至英国;在十八世纪时,从荷兰转移至英国;在十九世纪时,从英国转移至美国及澳洲;从法国、德国及比利时转移到俄国;现在(1912年),则是从德国转移至土耳其,从英国、德国、法国转移至中国,并以俄国为中介转移至波斯。
在帝国主义时代,外债作为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独立的一个手段,起了很显著的作用。作为帝国主义阶段特征的那些矛盾,具体地表现在近代外债制度的内在矛盾上。外债虽然是上升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解放的不可缺少之物,但对于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也是一种最确实的手段,用来维持在青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管理它们的财政,对它们的外交政策、关税政策及商业政策施以压力。公债还给旧国家所积累的资本开辟新的投资场所,但同时,由于对投资国家创造了新的竞争者,而限制了投资场所。
国际借款制度中的这些内在矛盾,是一个确切的例证,它证明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及其资本化条件之间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差异。剩余价值的实现,仅仅要求商品生产的一般扩大;反之,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则要求简单商品生产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排除;由此可知,剩余价值的实现及其资本化的限度是不断在紧缩中。在世界铁道网建设上使用国际资本,即反映了这个差别。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铁道的敷设及其所需的借款,主要是用来驱逐自然经济及扩大商品经济。用欧洲资本所敷设的北美铁道,以及六十年代的俄国铁道公债,都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二十年来,在亚洲和非洲的铁道敷设,则差不多只是服务于帝国主义政策、使经济垄断化,并把落后社会的经济屈从自己而已。至于俄国在东亚及中亚细亚的铁道敷设,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借口保护在满洲铁路工作的俄国工程师;利用派遣军队的方法来为军事占领满洲做好准备。俄国在波斯、德国在小亚细亚及美索不达米亚、英德在非洲所获得的铁道敷设权,都具有与之相同的目的。
337-338西斯蒙第论借款与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
在1825年英国的危机中,有人提出这样的见解,即这个危机可以由英国资本与南美需要之间的“特殊”发展来说明。(这个人就是西斯蒙第)。他在“新原理”第二版中,极正确地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西班牙领美洲,开辟了提供工业生产物的巨大市场,我想这(338)对英国制造工业的复兴,是起了根本的影响。英国政府也同意这个见解,于1818年危机后七年间,竭全力把英国贸易开展到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里奥·德·普拉达,智利及秘鲁等最远离的地方。政府在决定承认这些新国家之前,必须时常调动军舰来保护英国商业,而军舰的船长负有与其说是军事使命,不如说是外交使命。因此,它抗拒了神圣同盟的叫喊,而当全欧洲决意破坏这些新共和国的时候,英国承认了它们。可是自由美洲提供的市场,不管是怎样大;如果它们购买英国商品的手段不是突然地、超越一切限度地被这些新共和国的公债所扩大,那么,就不能够充分吸收英国在满足消费需要以外所生产的全部商品。每个美洲国家,向英国借贷一笔金额,以巩固自己的政府。虽然这些借款被全部用来为国库购买英国商品,或者,支付那些由私人订购而已经运出的货物。同时,为开发美洲矿山,成立了许多拥有巨大资本的公司。可是,那些公司所花的货币,都流回到英国来,或是用来支付立即要用的机器,或是用来支付那些运到使用场所的货物。只要这样特殊的商业维持下去,在这种商业中,英国人只要求美洲人用英国资本来购买英国商品,供自己的消费,英国制造工业的繁荣,是惊人的。用来促进消费的,不是收入,而是英国的资本:英国人自己购买并支付了运到美洲去的商品,他们从而放弃了使用这些商品的享受。”[1]西斯蒙第由此得出他的独特的结论。只有收入(即个人消费)才确立资本主义市场的现实限度。西斯蒙第并且利用这个例子,再一次对资本积累提出警告。
338-341类似情况:
直至今天,1825年危机之前的情况,依然是资本的高涨和扩充的典型事例。而这种“特殊的商业”实际上是形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这种情况特别在英国资本的历史上,有规则地反复出现在每次危机之前,(339)比如:1836年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市场上英国商品的泛滥,可是,这些商品也是用英国货币支付的。……相同地,五十年代末美国北部史无前例的工业发展——其结果导向南北战争——也是由英国资本资本供给的,而这些资本,又给英国工业在美国开辟了广大市场。
(341)最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就在于除英国资本外,德国、法国及比利时资本也大量参与对外投资,特别是外债,而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小亚细亚的铁道敷设,是完全由英国资本进行的。但以后,德国资本侵入小亚细亚,实行安那托利亚-巴格达铁路大计划。德国对土耳其的投资,也引起德国商品对土输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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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四册,第四章“商业财富依赖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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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43理论分析之一:
英国或德国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由于不能在本国资本化,就投资放到阿根廷、澳洲、好望角殖民地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铁道建设、水利事业及矿业等中去了。机器、材料及其他物品,由输出资本的国家供应,并用这笔资本来偿付这些物品。实际上,这个过程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任何地方,连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在内,都是如此。资本自身必须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在自己活动之前,把自己变为生产资本。当然啦——生产物,在前一场合,是被外国人享用;反之,则留在本国享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乎生产物的享用,(也就是不在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乎剩余价值的积累。剩余生产物在国内既然没有需(342)要,资本就闲置着而没有积累的可能。然而,在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尚不发达的外国,非资本主义阶层,或则自愿的,或则被强迫的,产生了新的需要。国内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从积累的目的看来,是不相干的(当然,这是假定在“积累没有可能”的时候);对资本来说,重要的是让别人来享用资本的生产物。生产物的“享用”,一定要靠新的消费者来实现,来支付,因此新的消费者,又不能不具有货币手段,因为紧跟着铁道敷设和采矿业的资本连同剩余价值一起,逐步的得到实现。那些流入外国的资本,不论变成新的独立企业中的股份资本也好,或者作为政府借款,通过外国政府,在工商业中找到活动的地盘也好,对于整个局面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不论在前一场合,有些股份公司失败而不久即告倒闭;或者,在后一场合,债务国最后宣告破产;也就是资本的主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有时损失了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也是无关重要的。这一些情况,从全体来看,并不改变事实的本质。在危机之时,个别资本也会在原产地丧失掉。重要的一点是老国家所积累的资本,要在其他地方找到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机会,才能使积累继续进行。在新建国家里,有广大的自然经济等待着人们去把它转变为商品经济,或是已有的商品经济可以被资本取而代之。旧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典型对象是铁道敷设和采矿业,特别是金矿业。这些投资,是最适合于在一直为自然经济所支配的社会中引起活跃的商品交易。这两种因素在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旧经济形态的急剧解体,社会危机的发生,近代社会关系的出现,也就是以商品经济为起点的发展,以及资本的生产——在这一切的过程中,这两种因素是可以作为里程碑来看的。
因此,对外贷款以及对外国铁路和矿山股票的投资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积累图式中的缺陷。在这些场合,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一种以前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在外债或国外投资,不是由小资产者或半无产者的储蓄来支付的343情形下)。至于老国家的资本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得到实现后才向新国流入,这个问题对于现在的积累场所是毫不相干的。流入阿根廷以兴建铁路的英国资本可能过去是以印度鸦片形态在中国实现的。再者,投到阿根廷铁道上的英国资本,不仅作为货币资本,成为纯粹价值形态进来自英国,而且它的物质形态作为铁、煤、机器等物,也来自英国。换言之,剩余价值的使用形态一开始就以适合于积累目的的使用形态出现的。但是可变资本的实际使用形态,即劳动力,主要是外国的:即是说,作为老国家的资本剥削的新对象的,正是新国家的土著劳动力。如果我们在同一地位上进行研究,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劳动力与资本来自同一国家。事实上,举例来说新发现的金矿——特别是最初的时候——是以引起从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移民,并大部分是由这些从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工人开采。因此,很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一新国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料及劳动力,都是来自同一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因此,实际上就在英国已具备了积累所需的一切物质条件——即已经实现为货币资本的剩余价值,在生产形态上的剩余生产物,最后,劳动后备军。但这里在英国积累没法进行,因为英国及其老的买主,一点也不需要铁道,也不需要扩大的工业。只有当一个具有非资本主义文化的新的分布很广的地区登上了舞台,扩大了消费者的队伍时,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积累,才成为可能。
343-358理论分析之二:
那末,什么人是这个新社会的新消费者呢?什么人最后偿付这些借款呢?什么人实现那些以外债设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剩余价值呢?
两个例子:英国在埃及、德国在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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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353英国在埃及:
十九世纪后半期埃及及国内历史的特点,是下列错综复杂的三种事实:大规模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似滚雪球般的激增的国债,以及农民经济的崩溃。埃及直至最近,还存在着徭役劳动以及瓦里(Wali土耳其高级行政长官)和以后的克梯夫(Khodivo埃及总督)对土地所有关系的无限制的暴力政策。但是,正是这种原始条件,对于欧洲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基础。在经济上,最(344)初的问题是货币经济条件的创造,因此,国家就用直接的强制手段创造了这些条件。近代埃及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至三十年代为止,他采用简单的家长制方法,即为了国家的需要,他每年向农民“收买”全部收获物,再以较高的价格,让农民买回为生活和播种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数量。此外,他又从东印度订购棉花,从美洲订购甘蔗,此外还输入靛蓝和胡椒。同时又发给农民正式指令,规定种植哪些东西和种植多少。政府又宣布棉花与靛蓝为国家垄断,并保留买卖这些东西的垄断权利。埃及采用这种方法,以实行商品交易。必须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也曾努力想提高劳动生产率。譬如,修浚旧运河网,掘通水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在卡里甫(Kaliub)修建尼罗河堤坝的工程。这个工程引起了埃及许多大资本主义企业的创立。这个工程,以后扩大到四个广大方面:第一,灌溉计划,第二,交通路线,第三,棉花栽培,第四,砂糖生产。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埃及人民陷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罗网之中,无法脱身出来。法国资本带头,英国资本继之而起。其后十二年间,两国资本的竞争,左右了埃及国内的一切纷扰。法国资本恐怕是欧洲资本以牺牲原始社会形态作为积累的方法的最特殊的代表。不堪使用的尼罗河水闸及苏伊士运河的完成,都是法国资本活动的结果。埃及首先负担供给二万个徭役农民的无偿劳动者若干年,其次,承购相当于苏伊士运河公司总资本的百分之四十(70,000,000马克)的股票。这一切都是为了开凿一条运河,而这条运河将使欧亚间的全部贸易绕过了埃及,从而不利地影响埃及在这个贸易中的地位。这70,000,000马克形成了埃及庞大国债的核心,其结果是二十年后带来了英国对它的军事占领。在灌溉系统里,也开始了突然的变革。原始的牛拖水车有一部分被蒸汽抽水机代替了。尼罗河上开罗与阿斯旺(Aswan)间已经使用了近代的轮船。但是,引起埃及经济条件最大的变化的,乃是棉花栽培事业。由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及英国的棉花荒的结果,埃及掀起了棉花种植的狂热。大家都种植棉花,首先是总督及其家属。他们不仅掠夺了大量土地,采用种种技术,而且使用了强迫劳动。埃及的劳动力,仍然是徭役农民。国家对这些徭役农民的劳动力具有无限制的处理权。数以千计的农民已经使用于卡里甫水坝和苏伊士运河的工事上。现在为了灌溉和在总督地产上种植棉花,也争取这些强迫劳动。原来供给苏伊士公司使用的二万个农奴,现在克梯夫自己也要他们了。于是他便和法国资本之间发生了最初的争执。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宣告,判给苏伊士运河公司以67,000,000马克的赔偿金。克梯夫也很同意这个判决,因为结局他还是可以同样从农民——由于他们的劳动力而引起争执——身上搜刮出来。灌溉事业也很快地着手进行。这可以从英国与法国订购大量的良心式唧筒及蒸汽机牵引车等。……福莱工厂(Fowler Works)突然间大大地扩充起来,以满足埃及总督的需要,而这笔钱却必须由埃及来支付。
(346)埃及人还需用第三类的机器,即轧棉机与棉花打包机。这种机器设备,在三角洲诸城市,装起了几十个。许多城市,正如英国工业城市一样,开始冒烟。巨大财富在亚历山大港及开罗的银行中流通起来了。
到了次年,棉花投机的失败到来了,棉花价格在美国战争结束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由每磅二十七便士下落到十五便士,十二便士,最后竟跌到六便士——翌年,伊斯梅尔·帕沙又一次投入甘蔗生产的新投机。现在埃及农民的强迫劳动必须与奴隶制已被取消的美国南部各州竞争。埃及农业再度遭到混乱。英法资本家找到了迅速积累的新地盘。1868-69年,预计每日生产二十万公斤砂糖的十八个大型糖厂预定成立了。它的生产能力四倍于当时最大的工厂。其中有六个厂由英国签订合同设立,有十二个由法国签(347)订合同设立。由于普法战争的结果,交货时英国占了主要部分。……可是,工厂所需的必要数量的甘蔗不可能全部供应。这样,1873年埃及的巨大资本企业时期,就以砂糖投机而告结束。
这些企业的资本出自何人呢?国际借款。这些借款当然是有担保的。(348)但由于被挥霍,剩余的部分又投机失败,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贷款。
初看起来,这种资本的活动,可谓荒唐之至。一笔借款接着另一种借款,旧债的利息,以新债支付,而从英法借来的资本又用来支付对英法工业资本的巨额订货单。
当全欧洲为为伊斯美尔的荒唐的经济摇头叹息的时候,欧洲资本正在埃及大做生意。这种生意在规模上是独一无二,异想天开的。它可以说是圣经中关于埃及肥牛的传说的现代的、难以置信(349)的翻版。它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至今是空前绝后的。
首先,每一笔贷款都包含着高利贷的因素,名义上出借的款子中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留在欧洲银行家的手中。结果,高利贷利息,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支付,但如何支付呢?支付的钱又从何处得来呢?出这些钱的必然是埃及自身。它的来源就是埃及农民经济。农民经济不仅供给土地与劳动力,而且供给货币。对于最后一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租税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势力之下,它是压榨农民的工具。对于农民所有的土地,地税中逐步提高的,此外还征收不断增多的附加税。
(350)现在农民最后一滴血,已经吸尽了。埃及国家,作为欧洲资本的吸血工具,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而归于无用了。克梯夫伊斯梅尔被免职;资本可以开始清算它的业务了。(过程略)
(351)现在可以明白了;尽管表面上看来,欧洲借贷资本与欧洲工业资本间的交易似乎是荒唐的,因为这种借贷资本用来偿付埃及对工业资本的订货,而一笔借款的利息又用另一笔新借款来支付,但这种交易是建筑在对于资本积累极其合理和健全的关系上面。这些关系,如果剥去所有障人眼目的中间环节,那末它们包含一件简单的事实——即埃及农民经济,大部分被欧洲资本吞没了:作为租税支付给国家的大块土地,无数劳动力及巨额劳动生产物,结果都变成了欧洲资本,而被积累起来了。很显然,只有利用鞭子的力量,才能把通常需要一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压缩(352)为二十年到四十年,而且,正是埃及社会关系的原始性,才提供了资本积累的优良条件。相对于一方面的神话般的资本膨胀,另方面的经济后果是农民经济的衰败,以及商品交换的生长,而商品交换的生长是根源于全国生产力的加强利用。……不待说,埃及由于欧洲资本的助力,商品经济得到飞跃的发展,但它事实上也就成为欧洲资本的所有物了。正如在中国及最近的摩洛哥一样,埃及也表明,在国际借款、铁道敷设、灌溉设备及其他类似的文明事业的背后,正潜伏着作为资本(353)积累者的军国主义。东方诸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再由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不够迅速的,从而它们被国际资本吞没下去,因为它们不可能不把自己出卖给国际资本,而完成这些变革。它们狂热的改变形态也就意味着它们被国际资本吸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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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58德国在土耳其:
(353-355)从英国资本到德国资本(略)
(355)这里积累的基础,完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德国资本,在亚洲土耳其建设了铁路、港口、及灌溉设备。在所有这些企业,德国资本,从亚洲人(以他们作为劳动力而被德国资本雇用的)身上,抽取了新的剩余价值。可是,这些剩余价值,不能不和生产上所使用的德国的生产资料(铁路器材、机械等)同时实现。那末,谁帮助它的实现呢?一部分是由铁路、港湾的设备等所引起的并在小亚细亚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培养的商品交换;一部分是当商品交换不能急速增长,以适应资本实现的要求时,通过强制力量,国家机器,把国民实物收入变为商品;这些商品换成货币以便实现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这就是对外国资本所创办的独立企业给以收入补助金以及对借款给以担保品的真实目的。在这两种场合下,以各种不同的条件抵押的所谓“什一税”,是由土耳其农民以实物缴纳的,这种租税逐渐提高到12%至12.5%。亚洲地方的农民,不能不维纳“什一税”,因为,若不如此,宪兵与中央和地方官吏就简单的从农民身上没收这什一税。“什一税”本身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古代亚细亚专制政治的表现,它不是由土耳其政府直接征收的,而是通过旧政制下的租税征收者所谓租税包征吏之手来实行的。
(357)什一税与盐、烟草、酒类税、丝税、渔业税一道,抵押给阿托曼公债管理国际委员会作为铁路补助金和借款的担保品。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保有考查承包吏的合同的权利,并规定什一税收入必须直接存入这个委员会的地方办事处的金库中。如果找不到承包吏时,那就由土耳其政府把什一税的实物形态贮藏起来,而仓库的锁匙,移交给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为了自己把什一税出售给别人。
从而,小亚细亚、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与德国资本之间的经济的新陈代谢,是以下述方法进行的:谷物,作为原始农民经济的简单的使用生产物,产生于柯尼亚、巴格达、巴士拉等地,它立即落入租税承包吏之手成为国家的征课。只有在那里,在承包吏的手中,谷物才变为商品,并作为商品再变为货币,而交给国家。这笔货币就是从农民的谷物变来的,而农民的谷物当初不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现在作为国家的担保品,这笔货币用来支付铁路的建设和经营费用,也就是在修筑和经营铁路时,从亚洲农民和无产者身上榨取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剩余价值。此外,当建设铁路之时,还使用了德国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因之,亚洲农民的谷物变成货币后,还用来把从德国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变为货币。在完成这种机能中,货币从土耳其国家手上,转移到德国银行的金库内,在这里,这些货币作为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积累起来,它以发起人的盈利特权费,红利和利息等形态,列入格运纳尔西门子、斯汀斯及其共事的董事的账上,列入德意志银行的股东和顾客及其全部附属公司的复杂系统的账上。如果没有那些特权所产生的租税承包吏,那么,一系列的复杂变化,就会不愿为最简单最明显的形态:即农民的谷物,直接交给阿托曼公债管理者,也就是交给欧洲资本代理人之手,它已成为德国及其他外国资本的实物形态的收入。它在摆脱亚洲农民的使用形态之前甚至在变成商品和它自己的价值实现之前,它即已实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这是欧洲资本和亚洲农民经济间血腥的赤裸的新陈代谢作用而土耳其国家在其中的实际作用仅仅是一个为了资本主义目的而剥削农民经济的政治机构而已。这当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所有东方国家的真正任务。这种以德国资本支付德国商品的交易,表面上看来一个荒唐的循环,好象传递的德国人让狡猾的土耳其人利用它们文明的巨大工程,但在根本上是德国资本与亚洲农民经济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在国家强制下完成的。一方面它助长不断增长的积累,和“利益范围”的扩大,作为德国资本在土耳其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借口,另一方面是国家在亚洲农民经济的急速分解、破产以及被剥削的基础上培植了铁路建造和商品交换,而在这个分解、破产和被剥削的过程中,土耳其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愈来愈顺从德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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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保护关税与积累
359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地球上最广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了。但是,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
359-360自由贸易学说对资本积累的误解:
希望资本积累和平发展,希望“贸易与工业只能在和平中繁荣”,这种一方面主张世界各商业国家间的利益和谐,另一方面主张资本与劳动间的利益调和的正统的自由放任派理论,是产生于古典经济的狂飙时代。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欧洲短短的自由贸易时期,看起来这些希望好象找到了实践的证明,其实,那里的自由贸易建筑在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错误学说上面,根据这个学说,商品交换是资本积累的唯一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提条件,而资本积累和商品交换又是相同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等同了)。我们已经看到,李(360)嘉图及其学派都是把资本积累及其再生产条件,与简单商品生产及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等同起来了。
362对短短一段自由贸易时光的分析(略)。
作为国际体系的自由贸易的最初开始,表明仅仅积累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这里也表明:如果把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一般恢复保护关税的事情,解释为完全是对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性反应,那是颠倒事实的说法。
上述的说明,因下面的事实而失效。即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同,在转变到保护关税之时,起指导作用的,乃是农业上的利益,在农业利益上,问题不是英国的竞争,而是美国的竞争。此外,对刚刚抬起头来的国内工业,要求保护的,在俄国是对抗德国,而不是对抗英国;在意大利,则是对抗法国,也不是对抗英国。七十年代以来的长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萧条引起了保护关税的要求,但英国的垄断地位也不是那次萧条的原因。我们必须从更为深远处找寻造成保护关税转变战线的原因。
自由贸易学说及其对世界市场上利益和谐所抱的幻想是符合于用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一切事物的观点的。一旦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大工业资本充分地(363)建立起来而需要考虑到资本积累的条件时,这个学说就被抛弃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利益相反,这些资本积累的条件把争夺非资本主义环境所引起的对抗性提到显著地位来了。
自由贸易时代开始的时候,也正是各个国家分别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扩张的时候。在八十年代与保护贸易政策相并而行的扩张政策更见加强。……意大利与法国为攫取突尼斯的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斗争,成为七年后法国对意大利关税战争的序幕,通过这个剧烈的收场白,欧洲大陆上自由贸易的利益和谐说宣告终结了。垄断国内和国外的非资本主义领域成为资本的呐喊口号,而自由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式代表着非资本主义诸国在国际资本面前束手无策状态以及国际资本在全部或部分占领这些地区作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初期的竞争中所企图达到均衡形势。
唯有最老的资本主义帝国世风日下现迄今还能忠实地保持自由贸易,那首先是由于它老早就占有了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的领域作为活动的基地,从而使它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本积累机会。直至最近,英国因此是处于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地位,所以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求在保护关税的壁垒下达到自给自足,然而它们还是相互购买商品,并为了补充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更加相互依赖了。
实际上保护关税对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在今日已完全失去作用,它常常会相反地导致人为的保存陈旧的生产方法,国际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国际借款体系的双重性相同,不过是在积累的双重利益间所发展起来的历史对抗性的反映而已;即一方面是扩张,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化,另一方面,从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一切事物时所抱的观点。
这一个事实特别在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即与殖民地扩张和(364)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内部对立相适应的近代高额保护关税制度也是为了扩充军备而实施的。在德国,以及同样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向保护关税的转变,是与军队的扩充相伴而行的,并且还是为了军队的扩充服务的。它是作为首先在陆上,其后在海上,发展的欧洲军备竞争的基础而实行的。欧洲的自由贸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欧洲大陆的步兵制度,已经让位给保护关税,作为强烈转向海军的帝国主义军事制度的基础和补充。
因此资本主义积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具备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工厂、矿山及农场。若单从这一方面看,资本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两个阶段(即商品市场和生产场所),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陡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至于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科学分析上锐利的辩证法才能加以阐明。
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利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气力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只看见前一个方面,即“和平竞争”、技术及纯粹商品交换的奇迹,它和另一方面,即资本汹涌的暴力行动,截然分割开了,后者完全被看作“对外政策”的偶然表现,好象与资本的经济领域毫不相干的。
实际上,政治上的暴力,只是经济过程的一种工具。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本身提供了资本积累两个方面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365)纽带。只有把这两方面总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事迹。“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不仅在资本诞生时是如此,而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每一步的进展中,也都是如此。因此,资本主义准备着在更加剧烈的痉挛震动下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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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
365军国主义的任务:
军国主义,在资本的历史上,完成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与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相伴随。在欧洲资本的发轫时代即所谓“原始积累”时代,军国主义作为征服新世界及印度(应当是东印度,即北美吧?)出产香料诸国的手段,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其后,军国主义被用来奴役近代的殖民地,破坏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借以占有他们的生产资料,在社会结构不利于商品贸易的国家里强制进行商品贸易,以及在殖民地用强迫土著居民为工资而劳动的方法把他们变为无产者。欧洲资本在非资本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建立和扩大,对后进国铁道敷设权的勒索,作为国际放款人所提出的要求的履行,这些都通过军国主义来实现。最后,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争夺非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工具。
此外,军国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从纯粹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它本身即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
365-366拒绝把国家及其机关当作消费者来计算需要两个假设条件:
在我们考察什么人应该算作购买包含着资本化剩余价值的大量生产物的主顾时,我们常常会拒绝把国家及其机关当作消费者来计算。既然他们的的收入是派生的,他们就与那些依靠剩余价值(或部分地依靠劳动的工资)为生的,以及自由职业者,或今天社会中的各种寄生者(国王、教授、妓女、雇佣兵)被列入同一的类别。(马克思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这样解释只有在下述两个假设下,才能站得住。第一,我们必须假定,按照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国家除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及资本主义的工资以外,没有其他什么租税源(366)泉;第二,我们把国家及其机关单纯地作为消费者来进行考察。这即是说,问题如果涉及国家机关(或雇佣兵也可以)的个人消费时,重要的是消费中有一部分从工人阶级被转移到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手中,而由工人支付这笔钱。
(但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看法,实际上,存在工人之外的其他租税源泉,比如上一章谈到的殖民地国家向农民征收的租税,这就使得国家及其机关有可能获取落后国家的额外剩余价值)。
367军国主义费用的两种来源:
以间接税与高额保护关税为基础的军国主义,它的费用,主要是由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支付的。这两种租税,应当分别来考察。
367-374工人阶级作为租税来源:
对工人阶级来说,租税在经济上是有如下的意义:在生活资料价格上涨,而工资并不成比例地上涨的前提下,间接税就无异于把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一部分,转移到国家手中。这里正象从前一样,当作定额货币资本的可变资本,将用来促使相当数量的活劳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它把相当数量的不变资本投入生产,从而(368)产生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一旦资本变成了这样的循环,它就在工人阶级与国家间进行分割,换言之,工人们用劳动交换得来的一部分货币额,转移到国家方面去了。资本全部占有了过去可变资本的实物形态,即劳动力,而工人阶级只保留了可变资本的货币形态的一部分,其余一部分则被国家拿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在资本与劳动间的资本循环完成后发生的,也可以说它是在资本的背后进行的,它一点也没有直接触犯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各个主要阶段,从而对于后者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影响到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把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购买力转移给国家,意味着工人阶级对生活资料的消费相应地减少了。就总资本看来,它意味着,在可变资本(采取货币资本形态和当作劳动力的)和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容量不变的前提下,供工人阶级用的消费品将少生产一些,从而工人们在总生产物中所获得的份额,也少了一些。结果,在全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的数量,与可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将生产得少一些,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与其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数量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动,而根据我们的前提,工人的货币工资不变或至少没有增加到足以抵销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程度。这个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就代表着间接税的水平。
再生产的物质关系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劳动力更新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数量相对地减少,相应数量的不变资本和活劳动就可以腾出来生产其他商品,以满足在社会内部出现的新的有效需求。在国家方面,由于它通过租税立法而占有了一部分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从而出现了新的需求,但是,现在国家所需要的,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特殊种类的生产物,即海陆军的军火。
我们将以马克思的积累的第二图式为基础来考察社会再生产所起的变化(略)。
(373)(单从第一、二部类的图式关系看),不管总生产物如何减少,剩余价值依然不变,只有工人的维持费用下降了。
这种事实也可以这样来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价值,可分为三个部分:社会总不变资本,总可变资本和总剩余价值,其第一部分,不包含追加的劳动,第二及第三部分,则不包含生产资料。至于它们的物质形态,所有这些生产物都是在规定的生产期内出现的,虽然以价值而言,不变资本是在前一期生产的,而转移到新生产物中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全部雇用的工人也分为三类:专门制造社会总不变资本的,专以提供工人们全部维持费用的,最后,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
因此,如果工人们的消费减少了,只是第二类的工人将受到失业。根据假定,这些工人,最初就没有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的解雇,从资本的观点上说,并非什么损失,而是得到了利益,因为它降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成本。
反之,在国家方面同时发生的需求,对于实现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诱人的领域。参加可变资本流通的一部分货币额,脱离了流通,流入国库便成为一个新的需求。当然,对于租税的技术而言,事情发生的次序稍有不同,因为间接税的总额,事实上,是由资本预垫给国家,而在销售之时,在消费品价格上,由消费者再归还给国家的。但从经济方面看,这没有什么差别。关键在于:这笔具有可变资本职能的货币额必须首先作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媒介。其后,工人与资本家间作为商品的买卖两方面进(374)行交换时,这笔货币当作租税,从劳动者手中移入国家手中。作为资本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额,首先在与劳动力交换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其后,在国家的参与下,它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即是说,作为一个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力的新的购买力,它对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新产品发生兴趣,而这个生产部门既非为工人阶级,也非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因此,它对资本提供了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新的机会。以前,当我们认为从工人勒索到的间接税,必然用来支付官吏薪给及军队给养时,我们曾看出工人阶级在消费上的“节约”意味着工人们而不是资本家们被迫支付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的个人消费和阶级统治工具的费用。这个负担从剩余价值转移到可变资本;同时,也出现了相应数量的剩余价值供资本化之用。现在,我们看到把勒索工人所得的租税,用之于之军需品生产时,它对资本提供了积累的新的机会。
实际上,军国主义是以间接税为基础,向两方面发生作用。即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正常生活条件,它保证一方面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
374-375农民作为租税来源:
由农民大众(此处把农民当作非无产阶级消费者的总称)以租税形式支付给国家的货币额,最初并不是由资本预垫的,也不是从资本的流通中脱离出来的。在农民手中时,它是已实现的(375)商品的等价物,即简单商品生产的交换价值。此处移转给国家的,是非资本家的消费者的购买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这部分购买力已经可以供实现剩余价值之用,借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问题在于这一阶层的购买力,因军国主义的目的而转移给国家的结果,是否对资本引起经济上的变动?如果引起来了,那么,又是怎样一种变动?粗看起来,这里的问题,也是再生产的物质形态上发生变化的问题。资本不是去生产农村消费者用的大量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而是去生产国家所需的同一价值额的军用品。事实上,这种变化还要深入一步。首先,通过课税机构,国家所能够动员非资本家消费者的购买力较之他们通常用之于自己消费的购买力还要多些。
最初把商品经济强加给农民身上的,大家都知道正是近代的租税制度。在租税的压迫下,农民必须把更多部分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同时,又须买入更多的东西,租税把农民经济的生产物投入流通;并强迫农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物的买主。最后,在农民式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租税制度从农民经济中诱出的购买力比原来所能活动的要更多一些。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所贮藏起来以待数目增大后再存入储蓄银行或其他银行的款子,现在被释放出来形成一个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投资的机会。再者,为数众多的个人的细小的对种类繁多的商品的需求——这些需求通常在不同时间出现,并且可以通过简单商品生产来满足——现时为广泛的、性质相同的国家需求所代替了,但是,这个国家需求的满足,是以高度水平的大工业为前提。它要求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具备有利的条件。在国家军事定货的形势下,消费者的分散的购买力大量集中起来,它不受个人消费的任意选择和主观变动的影响。它的活动达到了几乎自动化的有规则的程度,它的成长是有节奏的。资本最后借助于立法和制造舆论的新闻界,控制了军需生产的这种自动的和有节奏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积累的这个特殊领域最初似乎拥有无限广大的能力。其他一切为资本扩大市场和建立活动基础的企图是依存于在资本控制之外(376)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而军需生产代表这一个领域:它的有规则的累进的扩大,似乎主要是决定于资本本身。
这样,资本把历史的必然性变为一个有利因素:即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头等容量的积累领域,资本越来越多的利用军国主义作为一个对外政策的补充借以占有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地产生作用,那就是把购买力从非资本阶层转移出来。这样,简单商品生产的代表者和工人阶级受到同样的影响。换言之,以他们为牺牲,通过掠夺前者的生产力和压低后者的生活水平,资本积累被提高到最大的限度。不待烦言,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
376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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