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欲说还休的顾准
——《顾准文集》读后感
刚刚读完《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的，没有编者。该书集合了顾准《希腊史笔记》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一些经济文稿。
通读下来，感觉他是一个头脑清楚，心灵明澈的人。读希腊史很用功，但整个笔记参考的著作一共不过七八本，这可能和他真正开始希腊史的研究太晚有关系，很多重要的著作来不及梳理。更由于是笔记，很多内容杂无章法，思想也不够系统。这样来说，他的希腊史笔记并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但是由于他头脑够清楚，又勤于思考，所以得出了很多让人警醒的结论。他的书本来就不是为发表才写的，因此思想上很放的开，得出的结论也足以警世。但是实际上，就他弟弟陈敏之做的《顾准小传》来看，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开始准备系统地阅读中西方的历史，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但是不幸这个工作开始没多久他就因肺癌去世，所以我有点怀疑顾准的思想到底是不是如当今学者鼓吹的那样有深度。
不管怎么说，顾准的人格魅力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一个瘦弱书生在别人用拳头砸向他的时候，还能高呼“我不服，我就是不服”，这就足够让人唏嘘不已了。孙冶方晚年经常提到自己的价值规律的思想是受顾准的启发，而且提到自己至死难忘的顾准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些人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像顾准这样在体制内受压制的知识分子，据说还有张中晓、林昭，是很得当今某些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们的欢迎的，所以时时把他们祭出来，翻翻旧账，发发思古幽情，感叹一下自己生不逢时怎么没有生在欧美那样自由民主的国家，自己的的爹娘怎么就是黄皮肤黑头发。但是顾准有两点很让那些人不舒服：一个是曾经明确表示“我不反对社会主义”，这让右派们很是有“鸡肋”之感；他言必称希腊，实则处处为中国操心，这种感情也让人肃然起敬！这让他们中间的媚外情绪很难在顾准身上找到归宿。所以顾准在他们那里真是欲说还休，吞吞吐吐，不好表达。
若说他的代表作，我觉得应该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书里的《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集中表达了他的代议民主观。他对希腊史的研究让他倾心西方的民主，但是现实中国的境况又让他对雅典的直接民主和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失去信心，从而转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他更多是在以亲身经历来批判由直接民主引起的专制独裁，在承认议会的缺点的同时，认为这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专制的批判，得之于他丰富的希腊史知识，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在此顾准的一个错误我们应该提出来，他在《僭主政治与民主》中，提到了“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李）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和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设计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
首先，李卜克内西建立的是“斯巴达克同盟”，而非“斯巴达团”。斯巴达克何辜？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结果被顾准改来做军事斯巴达的形象代言人。这一点提出来不是出顾准的丑，相信他也有这个雅量，勇于改正这个低级的错误。关键是他那些死不悔改的粉丝们，偏要说这是一个“精彩的笔误”，“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攀上了真理的顶峰”，“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云云。韩非子教导我们“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顾准的拥趸最为欺人的是不仅在“愚”的情况下做出“诬”的事情，最终竟然还发出“精彩的笔误”之赞叹，实在令我们也“赞叹”不已！所以为顾准先生计，为顾准先生的拥趸计，我们还是希望这些讨论的学者们：不同思想观点的冲突交锋是很平常的，没有必要搞成非愚即诬，让我们围观者看笑话。
其次，把“斯巴达克”慌慌张张地认作“斯巴达”，我们很怀疑顾准有主题先行之嫌，即心里先存了一个偏见：民主模式要么雅典式要么斯巴达式，西方如今的民主制度自是雅典的遗产，而苏联中国则毫无疑问就是斯巴达的孽种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不满，可能坚定了他这种认识或者说偏见。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传统是他不熟悉的，文中多次出现基本史实的错误。比如，在《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一文中，他竟然让汉代两个皇帝同时系周勃下狱，让人不知所从。如果这仅仅是编辑的失误的话，我们也请那些在当代为顾准出书，立身成家的学者们好好读读中国历史，不要在一边高呼“《河殇》大合唱”，一边犯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怪不得编辑了，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顾准名目张胆地讲“汉文帝”怎样杀郭解的，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不过说实话，这些错误并不影响他表达他的思想而且还是无碍于他的那些拥趸继续对他吹捧。但是他有一点失误却是拥趸们盖也盖不住的，终于坦诚顾准先生“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高建国《顾准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于《读书》2005/02）。不过，在这句话之前还粉饰一下“因缺乏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之后也粉饰一下“但他决不主张全盘西化”。噫！给别人立传如同给自己立传一样暧昧不清，借用顾准先生的一句话，“悲夫”！
如今，对顾准最高的评价莫过于说他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人”，这点可以从孙冶方的类似“托孤”之类的话里找到根据，他一再强调他的价值规律的思想是受顾准的启发。但是，哪个学者敢说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是靠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完全没有前人或今人的启发？有启发是一方面，能不能创造出来是另外一方面。人家牛顿说自己因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远了些，但是只有一个人是牛顿。在这里，我们除了对孙冶方的高风亮节表示钦佩外，对顾准也不能过度拔高，孙冶方也只有一个。
顾准晚年身边的一些人如今都是为中国市场经济呼喊地最为声嘶力竭，也是最能呼风唤雨的一帮人，从这点看，他被奉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人，而且如今也享受这帮人的膜拜也就不奇怪了。他曾经偶然获阅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并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先知似的发出预言：在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当成为“经济人”，也应当成为“道德人”，否则将引起巨大灾难；中国没有道德和共同价值的调节是万万不行的。据吴敬琏等人的回忆，顾准在晚年时曾让他们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从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情况看，他的信徒们可能一味想着如何成为“经济人”，忘却了他另一番教导，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除了和国内的资本家眉来眼去外，貌似和国外的某些人也不清不白，道德上大大的靠不住了。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先生，面对自己的弟子们沦落至此，对如今市场经济的状况恐怕也要重新费番脑筋了。
他的实事求是很可以做我们当代知识界的榜样，但是若被某些人利用来当作反对人民的利剑，顾准先生地下有知，也必不会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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