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
目 录
绪论
政治谋略
1•2 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1•3 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
1•4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1•5 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1•6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
1•7 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体战原则
1•8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10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1•11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
1•12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1•13 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够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
1•14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功臣，殊不知在张的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
1•15 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十牟年战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
1•16 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国民党当权，而毛则采取：要服从，但不能完全服从；要经过，但不能一切经过蒋当家。
1•17 洛厄尔•迪特默说：毛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造权威们的反
1•18 蒋介石总以为天下是他的，殊不知他的臣民早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去了。毛的智慧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
1•19 毛泽东发现一条定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我们应该抓两头，带中间
1•20 毛泽东抓住典型，在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
1•21 50年代毛泽东发现杜勒斯是个好教员。后来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又发现：”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他说，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教员，有反面教员。什么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地富反坏右等等对立面，在他看来，“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
1•22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年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
1•23 穷人们成群结队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边走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1•24 他真有点像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刻也不能脱离大地。一离大地，他就没了力量；一回到大地，他就力大无穷
1•25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军事谋略..
2•2 诱敌深入，关门打狗。虽有“铁军师”称号的张辉瓒也只能是瓮中之鳖
2•3 攻其必救，调动敌人。战国时的“围魏救赵”与毛的“四渡赤水”，异曲同工
2•4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2•5 釜底抽薪，深入敌后。蒋介石只知道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左右开弓，毛却指挥雄兵百万，一刀戳进了他的心脏
2•6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2•7 坚壁清野，陷敌绝境。
2•8 攻城打援，伏兵阻敌。
2•9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2•10 毛深谙以退为进，以迂为直之道，故能处变不惊，于生死关头力挽狂澜
2•11 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2•12 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重庆谈判，毛的谋略发挥到极至
2•13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傅作义之间的矛盾和空城计，使蒋的偷袭计划流产
2•14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2•15 围三缺一，虚留生路。李仙洲糊里糊涂作了俘虏
2•16 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2•17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胡宗南背着延安这个包袱，让毛拖着他在陕北的沟沟梁梁上转着圈圈，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2•18 慎重初战，掌握主动。
2•19 攻破一点，全盘皆活。首战东北是毛解放全中国的最妙的一步棋
2•20 攻心为上，瓦解敌军。刘戡的.. 7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
经济谋略..
3•2 毛没有模仿苏联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经验，相反，他找到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
3•3 毛把仁政分为大、小两种，他认为：为了长远利益，眼前利益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
3•4 毛批评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八仙过海里的铁拐李，而自己则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3•5 毛用哲学论证了他的“独立王国”论，以实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统一，最后达到建立一个能同时调动两个积极性的经济体制模式
3•6 “半独立王国”，这里既包含地方分权给企业，也包含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改革思想
3•7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外交谋略
4•2 “一边倒”
4•3 搞联合舰队，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
4•4 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
4•5 赫鲁晓夫说：“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而毛则是想让蒋介石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
4•6 毛认为中苏论战要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不要那么久，毛于是减少一千年，这是最大的让步，一让就是一千年
4•7 1970年.. 12月.. 18日，东方巨人向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发出了恳切的邀请
4•8 世界大三角：中、美、苏
4•9 强烈的反帝意识，是毛确立对外方针的基调
4•10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统战谋略
5•2 “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微，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
5•3 毛第一个发现人类社会的一个秘密：无论哪一个国内， 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都有左、中、右
5•4 毛主张“五湖四海”和“千军万马”
5•5 毛的拿手好戏是“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 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 作为反对当前最主要敌人之用”
5•6 古今中外恐怕再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毛那样 善于做精细入微的区分工作，善于以不同 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
5•7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5•8 三个“三分之一”
5•9 毛在“三大”上改变态度，张国燾认为这是 “毛泽东的变节”，有人指责毛“想当中央委员”
5•10 怎样赶毛驴上山
治党谋略
6•1 毛从不放弃党内斗争，但他也从不轻易把 对手推向不可挽回的敌对方面
6•2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有共产党的地位。 毛一开始就提出“党指挥枪”
6•3 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的组织系统一竿子插到底
6•4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
6•5 “组织上入党”与“思想上入党”
6•6 使农民成份的党员无产阶级化
6•7 对待“山头主义”的四步对策：承认之， 照顾之，削弱之，消灭之
6•8 正派不正派是组织活动上的问题， 正确不正确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6•9 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 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
6•10 团结——批评——团结
6•11 王明曾使毛吃尽了苦头， 但毛还要千方百计使他选上中央委员
6•12 许世友被毛一番话感动了， 他深深感到毛的伟大，张国燾的渺小
6•13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6•14 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才使他想到 必然要有一个党。他只知道事情的发展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6•15 从“总书记”到“主席”
6.16 他在党内的发言权时大时小， 有一段时间完全丧失，不过很快又失而复得
治国谋略
7•1 天下初定，不要四面出击
7•2 这种革命是和平的，不是暴力的，是赎买而不是剥夺
7•3 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7•4 毛一方面把某些人卡在敌人和人民中间， 另一方面又坚持除了敌人就是人民， 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两分法
7•5 能不能作个规定，说只准放香花， 不准放毒草呢？毛说不能
7•6 毛从“进京赶考”的那一日起，就开始警惕官僚主义
7•7 阴谋和阳谋
7•8 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 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
7•9 孙悟空没有个紧箍咒不行
7•10 毛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恨，爱其知识，恨其世界观。 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7•11 “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 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
7•12 从“新村”到“公社”
7•13 “冷眼向洋看世界”
7•14 “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 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 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
7•15 “有意大权旁落”
7•16 “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
宣传谋略
8•1 不要称毛泽东主义
8•2 毛认为最好是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子
8•3 宣传舆论阵地，虽看不见硝烟烽火， 但同样充满战略策略
8•4 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8•5 通过投诚的敌人向敌人作宣传
8•6 “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 于是毛劝蒋介石修改其政治学字典
8•7 毛从理论到实践再一次挫败了蒋“限共”、 “溶共”的政治算盘
8•8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辩证法
人生谋略
9•1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在毛看来他身上“虎气”为主，“猴气”次之
9•2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 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9•3 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9•4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9•5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9•6 “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 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极力奉行，毕生不改
9•7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是毛高小入学考试作文中的诗
9•8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9•9 “文革”中，林彪曾在毛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 毛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
9•10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 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9•11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9•12 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但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
9•13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主要参考文献
绪论
探讨毛泽东的成功之道，不仅是当今国人正确理解毛泽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理、继承、消化毛泽东文化遗产的一项庄严任务。
首先，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把欧洲“产”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农民的翻身愿望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合适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千百万党员、数亿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甚至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语）。
毛泽东当然不是神。但是他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个叉一个的困境，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就他本人而言，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他的乐观主义。
不管环境多么艰难、斗争多么残酷，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旺盛的斗志，从容镇定地处理着一切，从不悲观失望、灰心丧气，这是他渡过难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他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忍受任何艰难，独立支持很长时间，天大的困难也摇不动他，再凶恶的敌人也吓不倒他，他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三是他那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在苏区的艰难岁月里，只要有毛泽东在场，他身边的干部和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因为“毛委员有办法”。要是遇到了困难，大家就会去“找毛委员想办法”。而毛委员的办法确实层出不穷，而且招招见效。
在以上诸多因素中，毛泽东的谋略智慧又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谋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通过谋略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改造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试想，如果没有谋略，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那么革命岂不成了空谈，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区别？那么乐观主义岂不成了盲目乐观，与“天真幼稚”又有什么两样？那么坚韧顽强岂不成了固执倔，与“不识时务”又有何不同？
谋略，也就是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在于怎样改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最大的特征是其方法论特征，因此，海伦•斯诺说“毛主义是一种方法”。毛泽东为改造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战略、战术、计划、措施等等，都是他的谋略智慧的结晶。
中国人向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风靡世界，成为现代商战的经典。现代人从政、经商、搞公关，都离不开谋略。可是论起谋略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谋略家能够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的谋略不是一般的雕虫小技，而是一代大师的雄韬伟略。它博大精深，变化无穷，运用起来有出神入化之妙，堪称谋略史上的瑰丽精品。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①
根据阿兰《人间论》的观点，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的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所谓学者式，则是另一极端，仅仅满足子“努力理解”事物，“解释自己的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化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而不关心实际的运动。技师式的革命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又超乎这两者之上，“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他“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去发现、反省和发明”，而“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中评价道：“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
首先看陈独秀。陈在“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马列主义的最早传人。毛泽东曾经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②确实，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通绝对不逊于毛泽东。可是陈独秀这位教授先生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却多了几分书生气，远不及毛泽东那样实际。陈独秀甚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出发去规定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处理国共两党的微妙关系，结果在实际斗争中处处被动，使中国共产党在他这位老资格党人的掌管下反而带上了浓厚的“幼稚”色彩，与陈独秀相比，毛泽东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陈眼里是一套深奥的理论，在毛看来则是一种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毛一旦觉得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实际、更管用，他就马上付诸实践，去研究怎样从事阶级斗争，创造出一套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而在中国却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这些方法使敌人胆颤心惊，所以在敌人心目中，毛泽东这个曾师从陈独秀的“学生”，远比他的老师精明老练。
王明就出身来说和陈独秀一样，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王明的马克思主义墨水喝的显然比毛泽东多。王明虽然在莫斯科镀了一层金，却脱离了中国国情。他只知道革命导师在凡版凡条说了些什么，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需要什么；他只知道照抄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却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结果他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看不起读死书的人，也许就是从王明们开始的。埃德加•斯诺说得好，与王明之类的苏联留学生相比，“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 ③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无论在对敌斗争中还是党内斗争中，他们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可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比不上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把策略也就是谋略看成革命成败关键的人。他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用来考虑政策和策略问题，并谆谆教导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毛泽东“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所有这些，不正是一个“技师”的特点吗？
然而毛泽东不是一个一般的“技师”，而是设计中国革命、规划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家。他重视经验，却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爱好理论，却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精于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各种具体方法和策略——谋略。这就是毛泽东成功的秘密。
1939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定了三条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这是每个革命同志都应具备的三项基本素质，这三项基本素质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谋略的主要特色，就是把最坚定的革命目的和最灵活的革命手段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超群绝伦的地方。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毛泽东：“他具有火一般的热情，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⑤正是这一点——坚定的目标和灵活的方法，或者说，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奇妙的统一，所以任何人都奈何不了他，而他却可以战胜一切敌人。
日本议员冈田春夫曾三次谒见毛泽东，冈田春夫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高深的智慧。”⑥
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则说：“他（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⑦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有人把毛的哲学称作“斗争哲学”，毛说一点也不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⑧这个哲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敢于斗争，二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讲的是勇气和决心，善于斗争讲的是谋略，即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毛泽东对待任何问题和敌人，从少数人闹事问题，到政治舞台上的十二级台风，甚至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威胁，都采取这样一个两点论：一是不要怕，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具有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二是认真对付，谨慎从事，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谋略），力求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根据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毛泽东看来，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的。不藐视就会被强敌吓倒，不重视就无法战胜敌人。毛泽东屡屡抨击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盲目冒进，不讲究斗争策略。
毛泽东是紧紧围绕着实践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直接来自当下的或过去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离开了实践的思想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思想；二是服务子实践，直接指导当下的实践活动，他认为第二点更为重要，因此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做”的革命意义。
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郎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最显著的特征是，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毛的著作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相当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⑨
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其伟大之处不是精心构建理论体系，而是从行动中发现真理，并把普遍真理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新岛淳良据此把毛泽东称作技师式的革命思想家：注重行动，但不盲目行动；既注重行动又富有思想，而思想乃是可以直接行动的思想。
毛泽东是公认的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甚至把他称为“中国的圣哲”。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写道：“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⑩这个问题不仅是早年毛泽东思索的中心，而且是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通过对各种方案的比较斟酌，最后他认定应以俄国式的方法，即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从而摈弃和平的教育方法、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方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方法、无政府主义的方法、罗素式温和的共产主义方法等。早年毛泽东之所以从众多的社会思潮中独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选择了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相信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毕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通过有效的斗争，促成他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等等，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为了促进这些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制定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案..所有这些，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讲，都可称之为斗争的艺术、转化的方法；从特定的军事和竞技角度而言，则可称之为克敌制胜的谋略、以弱胜强的技巧。
海伦•斯诺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革命能改变一切。”“毛主义是一种变革的方法，革命的方法。”⑾认真研究过毛泽东的著作和革命实践，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浓厚的方法论特征。可以说它是一种成功之道，一种致胜之术或斗争艺术，包括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民族斗争等等。它的实质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行动的方法、方案、策略等等成为中心问题，如何有效地去行动、或怎样行动才最有效成为问题的焦点。
毛泽东的思想或理论，相当于一门“革命的技术科字”，它既不同于基础理论科学，也不同于具体应用科学。基础理论他可以从马恩那里“拿来”，具体应用他一般交给他的左右和下属。毛泽东注重的是从理论到应用这个中间环节。对他的同事和下属来说，他是理论家、战略家；而对他的老师和先哲来说，他是行动者、实践者。因此毛泽东毕生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最有效手段去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即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问题在于方法和手段，即怎样去消灭、怎样去改变。他在方法的选择、手段的运用上所下的功夫，比在目标的设计、目的的明确上所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他的全部理论著述，特别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可以看作一部革命的方法论全书，同时也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谋略智慧之大成的谋略全书。
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毛泽东的方法即谋略的胜利。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谋略家。
①《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②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146页。
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1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⑤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 154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
⑥《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344页，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
⑦《红星照耀中国》第 55页。
⑧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 108页。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页，人民出版社 1983年。
⑾《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 146页。
第一编政治谋略..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①“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
1920年.. 9月，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因为他此前己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
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比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粱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央带毋庸置疑的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线划开，使世世代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但是，现实的反差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
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线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作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人民的中国。
①毛泽东：《在中国乒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 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再呼下去。他沉痛地向斯诺回亿这件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效改革的实现。”①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取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
1927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记取教训，“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国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
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③
①《红星照耀中国》第 11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47、48页。
③1957年 3月 18日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3 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
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
毛泽东对农村充满兴趣、充满信心。有人提出秋收暴动直取广东的进军路线，他反对说：“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打游击，翟秋白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不去广东，在长沙就近闹一闹可不可以？也不行，因为长沙敌人力量强大，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
后来，别人没有听他的，还是要去攻打长沙。可事实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损伤严重。于是毛泽东收拾残部，到了文家市。在那里，毛泽东宣布了他的决策：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农村去，即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山大王。不过，他补充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不是过去的那种山大王。
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
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城市中心论者”用十月革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他们老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到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城市去闹。毛泽东则灵活得多：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最终都失败。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受挫就没有退路。他形象地说：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屁股一样。一个人没有屁股坐不稳，一支军队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大本营，一场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失去社会依托。
于是他精心选择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区域，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的核心。红军以此作为攻守进退的后盾，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而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
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
毛泽东主张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
①《毛泽东选集》第 101页。
1•4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毛金蝉脱壳，摆脱了张国燾的威胁，率军北上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
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
张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会见陈昌浩。陈向毛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毛的劝告。
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军团凌晨二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
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营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于1936年 10月 10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程。
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波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壮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①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73页。
1•5 只谈军事，不谈政治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经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开遵义会议时，他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们彻底击倒。但在会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有意绕开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他紧接着博古和周恩来发言，主动进击，讲了一个多小时，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主观专横，早为多数红军指挥员所不满。博古虽为总书记，但在政治局常委中已孤立。毛把攻击的重点对准李德，他指责李德用“短促突击”取代红军的传统战术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和博古为自己辩护，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军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李德甚至说他的战略指导没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进行反驳，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但都取得了胜利。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也就是说是军事指挥路线错了。毛还把这条错误的路线概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讲话博得热烈掌声，因为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说出的话。在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名与会者除何克全（凯丰）支持李德、博古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由周恩来提议停止原来由李德、博古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军事指挥权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
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许多年后他还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到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等人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如果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注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他的对手是共产国际作后台，而他却在斗争中赢得了大多数，原因就在这里。李德的军事指挥仅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实际上转到毛泽东手中，这就是遵义会议最大的积极成果。
政治的改变则不大。政治局常委只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其他人仍都在岗位上，包括博古在内。博古的总书记解除了，但接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
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博古等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分歧。分歧是很大的，只是毛队为当时还不到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不提政治问题，只提军事问题，受到批评的人就不多，这样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共同对付当时的危局。假如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会很多，那样到了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周、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都站在毛一边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作法很有远见。由于他团结了大多数，不仅博古成了张国焘的对立面，连李德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也支持毛泽东。张有一名部将曾想拔枪对准毛泽东，正是李德跑上去紧紧抱住了他，才没使悲剧发生。
当然，毛泽东也知道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军事斗争是重心，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
1•6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
毛泽东的对策是：我们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他们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也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
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让步：根据地政府改成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和红军都合法了。蒋介石管不管饭是另一回事，但共产党对他的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不然就达不到团结抗日的目的。
于是，毛泽东把政治战略作了如下调整：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斗争不是不要，但要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
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毛泽东都相应的作了改变。他提出要用争取和平的口号去反对内战，又用争取民主的口号去巩固和平。和平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新战略。
怎样争取民主呢？共产党虽然合法了，但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小党，况且蒋介石灭共之心一直未死，他早对共产党防了一手，怎么会给你民主，让你和他平起平坐呢？
毛泽东当然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民主改革为口号，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和全国民众，迫使国民党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革命。
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二是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
革命不宜，改革总可以吧。不过，蒋介石知道这两项改革意味着什么。
“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这样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岂不是要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把国民党的政权让一部分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吗？所以蒋介石不能答应。
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更是冲着当权的国民党而来的。当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站在人民中间。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那岂不是允许共产党有发动组织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自由吗？所以这一条蒋介石也不能答应。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这样，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最后，蒋介石拥有军事优势，毛泽东则拥有广大人民。这些人民又用蒋介石“送”来的枪武装起来，加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1•7 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体战原则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联合和斗争的关系都十分微妙。对顽固派无疑必须团结，因为他们也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团结就有可能使他们脱离统一战线，投到民族敌人的怀抱。但是顽固派又有其反共的一面，如果共产党为了维持和他们的统战关系而一味退让，就会被他们同化、吃掉。因此又有斗争的必要。如果斗争得不当，又会导致统一战线分裂。
怎样斗争才算得当呢？毛泽东采取了三条原则：
一是自卫原则。斗要斗得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打到头上，不能不给予有力还击，但是也不可无缘无故去进攻人家，输掉理由。输掉理由，在政治上就陷入被动，就被视为破坏了统一战线。
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要斗就要斗得对我们有利，决不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天天打，到处打，打又打不出个名堂，空耗精力而又不足以服敌。只选择最反动、最不可忍的打，而一打就打个痛快，让他知道厉害，不再敢轻易冒犯。三是休战原则。不要无休止地斗下去，要有所节制。当顽固派的进攻被我们打退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并且主动地与他们讲团结，表示友好和大度，以便巩固斗争的成果。
1•8 他俯瞰神州大地，很快从千里狼烟中找到用武之地，那就是民族敌人的后方
当日本人把国民党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那里很快就成为政治真空地带。毛泽东把进军的利剑插向这些地方，又是一次战略意义上的避实击虚。这些地方是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正是共产党军队发挥其传统战术优势，迂回穿插、侧翼包抄，在运动战、游击战中消灭敌人的理想之地。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我军在侧翼和后方包抄游击，毛泽东说，这样将迫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 ①
这些地方还有广大深受外敌奴役、充满抗日怒火的人民群众。共产党来到这些地方，好比十年内战时期来到农村，可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毛泽东深入敌后的战略，可以把抗日和兴共，把目前的民族斗争与将来的阶级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把整个敌后地区分成三类：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所谓敌占区；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毛泽东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
敌占区只能开展地下斗争。游击区则是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军民同仇敌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这样的地区随着敌人的被消灭，人民力量的逐步壮大，就会由游击区过渡到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就是后来的解放区。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远离大中城市，抗日根据地则来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许多大中城市的周围。所以毛泽东的敌后抗日战争，等于是把原来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向着它要包围的城市大大逼近了一步。当蒋介石带领人马在西南避敌锐气的时候，毛泽东已把人马布置到后来解放战争的前线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 387页。
1•9 当上级撤销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不幸的是，毛泽东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始终不为当时党内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人接受。他们坚信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担心毛泽东这样做会把党和革命引人歧途。但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上海党中央根本无法有效指挥远在江苏苏区的毛泽东，毛泽东只是消极地参加李立三从上海发动的城市攻势，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大苏区的红军。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越来越高，而来自上头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李立三批评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德和博古嘲笑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巴佬”，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水浒传》中所写的“绿林好汉”。毛绎东受到接二连三的排斥和打击，先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最后只剩下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在政治和军事上毫无发言权。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他，他亲手创造的一切都落到李德和博古手里。后来还有人要他去苏联“治病”，不让他参加长征。长征开始前有人给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许多与他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上，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留在苏区的特许证。毛泽东受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连发放供应物品的后勤人员也对他另眼相看。索尔兹伯里说，“假如 1934年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①。
毛泽东没有去苏联养病，也没有躺下来叹气，而是静观形势的发展。王明上台之后，用他们的那一套全线进攻的冒险政策来代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在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全被断送。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红军左冲右突，老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湘江之战，死伤过半，形势已经恶化到危及整个红军和党的生存的程度。
后来到了延安，有人问毛泽东：“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为什么不早点进行？那样可以使根据地和红军少受损失。”毛泽东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错误有一暴露过程。如果早一两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已经看出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就和他们进行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将对革命不利。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部分干部的觉悟才得以提高，认识才会一致。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两年前，当上级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留了一句话：“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湘江惨败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血的教训使人们相信还是毛泽东正确，处在生死关头的红军指战员和党的干部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于是毛泽东活跃起来了。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惨败的事实，向错误路线发起了反攻。他躺在担架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不像李德和博古那样固执。玉稼祥当时也躺在担架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张闻天是个宽厚的理论家，当时根本提不出什么可以挽救全局的好办法。毛泽东不停地同这两个人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当然这三个人中最有办法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运用他娴熟的游击战术，很快使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一步一步地把中央红军带出长征险境，为这支幸存的队伍找到了北上抗日的出路。
不多久，两人便与他取得了一致意见，形成“三人核心”。政治局的另一重要人物周恩来，对李德的瞎指挥早有意见，很容易站到毛泽东一边。这样，李德和博古反而被孤立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获得多数支持。李德和博古尽管还留在政治局常委中，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指挥权已转交到由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小组手上。当然这三个人中最有办法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运用他娴熟的游击战术，很快使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一步一步地把中央红军带出长征险境，为这支幸存的队伍找到了北上抗日的出路。
于1927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无可奈何的撤退和转移，在毛泽东的手上，竟造成了一次中国革命的新转机。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谋略和胆识，使一支快要重演石达开悲剧的队伍绝处逢生。到了陕北，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切，与当时的“左”倾路线欲置毛泽东于死地不无关系。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江——前所来闻的故事》。
1•10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①
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 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
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
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①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37页，纽约，1967年。
1•11 尼克松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话时都喜欢使用一种囊括整个中国，横扫一切的手势①
冲突的时候又到了。1944年11月 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到延安进行国共调停。赫将军捎来重庆方面的话：蒋介石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毛泽东听后立刻嘲笑说：如果双手给人绑着，一只脚踏进门去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议出中共的五点建议，建议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国民军事委员会亦改组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等等。
赫尔利不仅完全同意这五点建议，而且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进去。但是在签字时，在场的巴雷特观察到，毛泽东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毛泽东肯定估计到，这些共产党乐意的条件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的。果然，后来落介石连字也没有签。抗战结束后，另一位国际朋友又关心中国的命运。斯大林电告毛泽东：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听后极不愉快，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②
斯大林建议共产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中共的合法地位。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的枪，一支也不交；不但不交，还要发展。
毛泽东早就代表人民说话了，现在更能代表，因为他已经领导了一亿人口的解放区，120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部队。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蒋介石这只纸老虎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毛泽东还是去了重庆。他不能不去，因为蒋介石已经三次来电邀他去重庆举行面对面的谈判，以便共商和平建国的大计。
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的把戏，蒋的和平邀请，一可以为他运兵到内战战场赢得时间，二可以向世界和全国表示他的“和平诚意”。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自有他那针锋相对的方针：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争，我们是寸土不让。他要谈，我们就以谈对谈；他要打，我们就以打对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主动权上输给蒋介石，这一次也决不会。蒋希望毛不去，可毛泽东偏偏站在他面前了。
蒋介石不是喊和平吗？于是毛泽东对重庆各界人士说：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他充满信心他说道：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
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但是毛泽东太了解蒋介石了。他在赴渝前就向刘少奇面授机宜：蒋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我军在前方胜利越大，我去重庆就越安全。
②《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08页。
1•12 “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富农路线”，并不姓“富”
富农也是“农”，不过富一点，是富一些的农民。毛泽东一贯关注农民问题，但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富农属于什么阶级？它不像地主可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