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裔 的讨论(转)
昨天晚上一气翻完。耐读。对亚当-斯密提供了一个与刻板印象（“自由贸易”，“看不见的手”）相当不同的解读，梳理了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几次转移，讨论了中国的崛起。批评了将中国经济发展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吻合亚当-斯密的理论模式。中国不是新发展出市场经济，而是回归到市场经济，而且有可能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的是布劳代尔式的区分：有资本家还算不上资本主义经济，关键是资本家要掌握政权。）对于改革开放的解释，受到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解释很大影响。
有时间再写个长点的摘要，以供讨论。
对斯密的解读, 作个粗略的概括：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的经济平等。而斯密曾经说过，自由的国际贸易，最后会带来全球各国力量的平等。但是，西方殖民主义以武力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北方国家的持久富余，以及南方国家的长久贫穷。考虑到武力这个亚当-斯密尚没有系统考察的变量，今天中国（作为南方国家）的崛起是如何可能的？
1.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立法者与政治家的科学，而其自己的理论正是法律与政府的理论或原则。
2. 斯密并不是最小政府的信奉者。相反，他支持一个强国家，其创造并复制市场存在所需的条件。国家必须履行以下职能：a.国防与警察权，保护人民免受内外威胁；b. 司法； c. 提供贸易与交通基础设施；d.货币与信用管理；e. 人民的教育，以抵消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知识上的不利影响。
3. 斯密将会反对“华盛顿共识”建议的“休克疗法”。他支持经济与贸易的自由化，但绝对反对突然的改革，而支持渐进的，谨慎的改革。政府对市场的使用有社会的目的，同时又要服从社会的约束。
4. 以下洞见——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企业的竞争最终会使得利润率降低，最后使得经济扩张的终结——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斯密所提出的。企业竞争会使得利润率越来越低。在这个时候，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贸易通道，可能暂时地缓解这个困难。然而，在完全的贸易自由之下，竞争又会继续进行，市场供应一充足，利润率又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和销售商可能联手限制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就停止了。 市场经济的过程并没有找到克服因利润率下降而无法继续扩张的困境。
5.在斯密看来，利润率的下降——如果不是降落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的话——是一件好事。 这说明市场充分竞争，垄断得到消除。斯密将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层：吃租金的，吃工资的，以及吃利润的。前两个阶层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重合。因为在经济扩张的时候，租金和工资都会上升；经济收缩或停滞的时候，租金和工资下降。而吃利润的阶层，其利益却可能和社会整体利益对立，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扩大市场，另一方面想减少竞争。前者对社会通常是有利的，而后者却是有害的。
6.而从这三类人对于公共事务的知识看：1.吃租金的地主通常过的太安逸，对经济过程如何管理不甚了解；2.吃工资的理解不了社会整体利益，更理解不了自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共讨论中很少有他们的声音；3.吃利润的因为财富而有政治影响力，又因为直接管理经济，因此对自身的利益实现由最多的知识。
7.因此，在公共决策当中，立法者应该提防吃利润的资本家。与通常想象的想法，斯密对资本家并不友好，反而是对劳工友好。工资的提高，在斯密看来，是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劳动者的勤劳的结果，资本家抱怨它并无合理根据。斯密以北美殖民地为例说明这一点。殖民者在新大陆不用面对地主，他们急迫地想多生产，于是以高工资招工人；但是工人们也想当老板，所以在赚到钱之后，就会离开他们的老板。这样下来，工资就被抬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得到非常人道的对待。这在斯密看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8.然而北美殖民地是例外。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家，竞争充分，达到足够的富足。斯密讨论了两个国家：荷兰，以及中华帝国。中华帝国在斯密看来，已经很早就已经达到了其疆域与资源所允许的自然的富足。斯密并不认为“看不见的手”自身能够超越这个限度。在此临界点，必须是通过政府的法律与制度来实现超越。
9. 斯密鼓励劳动的社会分工，即不同生产单位（如城乡，以及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分工，但并没有在技术分工上着墨很多。《国富论》靠近末尾部分讨论到了技术分工，但却是以批评的口吻来写的，认为那种让一个人在工厂里只做一两道工序——几个重复的动作的技术分工是损坏其体能以及败坏道德德性的。 而要抵消这种败坏，政府是有责任的。
10.中国在斯密看来，是以“自然”的路径达到了富足：先是农业，再到手工业，再到海外贸易。荷兰的致富路径却不是“自然”的：先是海外贸易，带来手工业，最后提高了农业产量。 而中国的缺陷在于，其法律限制海外贸易，从而限制了经济的扩张。斯密这么说，并不是说欧洲的法律要比中国好，更不是建议中国去学欧洲的变态法律。他仅仅意味着，中国的海外贸易限制，使得其“自然”的经济增长未能实现它的潜能。更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建议，英国的“不自然”的的经济发展路径，必须向中国的“自然”的路径转变。 在斯密那里，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11. 国际贸易使得保护的成本变得很高。一方面，国家变得富足，更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富足却又败坏了公民的武德。在此情况下，斯密建议，政府要设置常备军。以军事技能的专业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是必须由政府来做的事情，不是私人能干的。
对中国的分析：
1. 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的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储备，而是这个储备的高质量——体现在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加上中国国内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能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都不是外国资本发善心提供的，而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产物。
2. 海外华人资本起到了关键的连接作用。在外国资本家还摸不透中国的时候，是华人资本熟门熟路地在中国打开局面，而外国资本跟进。而这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条件，不是其他国家都具有的。
3. 中国的改革不是新自由主义路径的。虽然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建议在中国也很受尊重，但中国人考虑首先是国家利益。中国人欢迎国际资本，但欢迎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它们促进中国自身的生产与技术能力（举的是一系列合资企业的例子）。
4. 管制的解除，以及私有化也是有选择性地，缓慢地进行。最核心的改革并不是私有化，而是让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竞争。
5. 政府花大量资金建立新工业区，发展新工业，更新高等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业带（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的形成，政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但同时不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毛泽东普及基础教育的惊人成就基础上，中国基础发展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国大学对外相当开放，并有大量的海外留学人才可使用。
中国的发展是如何符合斯密的模型的：
1. 政府利用市场作为治理工具。在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时候，做到缓慢进行，不干扰“公共的安宁” （public tranquility）。
2. 让资本家相互竞争，使得利润率下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3. 鼓励社会分工，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以抵消技术分工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4. 国内市场优先，以农业发展作为工业化的基础，然后再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 （因此遵循的还是中华帝国的“自然”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是突破了其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5. 中国政府并并没有成为资本家的经济管理委员会。通过让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利润率下降，而劳动者的待遇在逐渐上升。提到了“民工荒”现象。
以中国的农村政策为例，说明是如何符合亚当-斯密对于“自然”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崇（即以农业为基础，到工业，再到国际贸易）。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乡镇企业在看来，是“没有剥夺的积累”，制造了市场与竞争，提高了农民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促进了劳动分工。（至于乡镇企业是如何衰落的，就不谈了。 ）
认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巩固了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成就，而不是像其一些左翼认为的那样，是对革命的背叛。改革的根源是在中共革命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有其自身鲜明的特征：走“群众路线”，党/ 军队与其支持基础之间的双向交流过程。这解释了：1.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像苏联那样消灭农民，而是提升农民。2. 为什么改革后，中国出现源于本土的自发的乡村工业化浪潮；3. 为什么中共抵御知识分子-党官僚城市资产阶级化的方式是送他们去上山下乡；4. 为什么邓的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以及为什么胡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农村扩展卫生，教育与其他福利项目建设。
认为，不管城市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多么痛苦，文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就是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并为以后经济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中国农村重要的工业化阶段就是文革十年，大量社队企业是在文革当中建立并壮大的，而在改革后就变成了乡镇企业。但同时，文革的混乱也危及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成果。而改革是重新巩固这些成果。
认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给予下层阶级自信以及战斗精神，中国下层人民的自信，是南方国家中极少的。官方对于革命传统表面上的尊重，也为下层人民的反抗提供了重要的话语资源。
中西现代化路径的比较，以及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评判：
1. 中国的巨大的人口有两个效果：第一，是可以实现小型经济中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分工；第二，同时也使得技术创新不如小型经济那么容易。1785年到1833年，广东一个省从印度进口的棉花就是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的五倍。经济规模小的结果是，略微进口一点东西，就能非常促进生产。英国可以让世界各地低价为其提供原材料，而其产品以高价倾销世界各地。而中国走同样的路是不可能的：巨大的生产规模会提高原材料价格，同时降低成品价格，使得中国根本无利可图（其实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工厂”现实中不正是体现出来了吗？中国现在是原料和能源饥渴，而产品价格却走低，利润微薄）。
2. 中国的路径跟西方一样，依然是依靠高能源消耗的。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也使得其成功模式不可能被广泛推广——世界承受不起这样的发展模式。但胡的“科学发展” 转向，在看来，不仅是对中国重要，对于世界的未来，也具有长远的意义，值得深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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