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超：候外庐学派薪火相传

　　黄先生长期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助手，积极参与侯先生的研究工作和诸多事务的处理。正是由于长期的薰陶感染，使黄先生充分理解和接受了侯先生的基本立场和学术方法。也正因此，刘泽华先生曾指出黄先生深得侯外庐学派之精髓，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陈寒鸣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通过通信和侯先生建立联系，侯先生则让黄先生及姜广辉先生指导他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说，黄、陈二位先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方法甚至撰述风格，这非常好地体现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中。让人痛心的是，黄先生临终前还在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出版，可惜他这一宿愿是在去世八年后才得以实现。而出版这部书的绝大部分工作及经济负担落到了陈寒鸣先生身上。陈先生不付师托、勉力而为的精神令人敬佩。

　　虽然这本书在印刷方面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达到的学术水准和成就相当可观，而且较强地展现出新一代侯门学者研究的特色。这一特色中最为主要的部分是对侯外庐学派的立场和方法的继承。在此，我们仅谈两个方面：一是十分关注社会和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侯先生本人极为重视将唯物史观贯穿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将思想看作社会存在的反映，主张研究思想必须搞清其社会基础。为此侯先生深入地研究了我国社会历史，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对于这一最为明显的侯外庐学派特征，《中国儒学发展史》有较多继承。在此，我们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此书在导论中首先探讨了作为儒学社会基础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并认真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宗法社会自周朝初年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而没有被打破，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形态表现。儒学便是在这一社会土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土壤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形态、思想特征和功能发挥，而儒学又为宗法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二是十分关注社会下层民众和儒学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中国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学史》中，侯门学者非常注意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主”观念和泰州学派等平民儒学的挖掘，其基本出发点当然是这些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践价值。这清晰表明了侯外庐学派第一、二代学者的平民意识。这一意识也为《中国儒学发展中》明确继承，其表现就是对于社会下层民众和儒学关系的勘查和梳理上。首先，这本书梳理了儒家在两千余年间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肯定了儒学具有关心下层民众的维度，并指出这一思想具备积极的历史意义。其次，这本书的们努力挖掘平民儒学的思想材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黄宣民先生亲自寻访出并点校的颜山农的材料。这既弥补了《中国思想通史》和《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中的缺憾，又深入揭示了明代社会下层民众对于儒学的接受和实践形态，为明代儒学平民化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重要资源。

　　（《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册)，黄宣民、陈寒鸣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