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我是中国人，只想说中国话
来源：长江商报
上世纪末，一本《耻辱者手记》让不少中国知识青年记住了来自底层的北大才子摩罗。可是随后的几年里，摩罗变得十分沉默，很少出书，几乎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那个曾经呼唤中国人要学会“咀嚼耻辱”的精神界战士终于发出呐喊，最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书《中国站起来》。昨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摩罗与刘震云、刘仰、老愚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
“中国为什么要站起来？站起来只是为了按照中国的利益说话。所以，《中国站起来》的主题就是我是中国人，只想说中国话。”在新书首发之际，摩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交代了自己“逝去的十年”的心路历程与思想转变。
◇现场
摩罗：我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儿子
昨日下午，《中国站起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发布会，摩罗与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刘仰，《精品阅读》杂志主编老愚等嘉宾畅谈民族精神被阉割的根源，呼唤中国崛起，但直言不要建构“崛起乌托邦”。
钱理群“临阵脱逃”
原计划到场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未能如期出席。摩罗说：“钱老师很不认可我对鲁迅等五四前贤的批评，为了减轻我经受的压力，最终决定回避。”
可是，会前一个多小时，就有不少老少读者慕名而来，拿着新书，等待摩罗的签名。期间，几乎无人走动，均安静用心倾听，报以阵阵热烈掌声。结果，活动超时一个小时，仍有许多读者依依不舍。
“粉丝没有读懂摩罗”
摩罗着重介绍该书主要内容后，侧重表达了自己从“被洗脑”境遇中摆脱出来，独立得出结论的艰难历程。
老愚直言：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粉丝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站起来》，或许五十年后才能读懂。《中国站起来》不是官方授意的，也没有受到官方压制和利益诱惑，而是经过摩罗深思熟虑与心灵震撼而完成的。因为他热爱中国这块土地，希望中国人摆脱掉几百年来被西方殖民者强加的卑贱品性，试图还中国人一个自然、高贵之身。
刘震云认为：“摩罗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者，散发着特别耀眼的光芒。很多人之所以批评是因为误解摩罗了，摩罗在书中告诉中国人一种民族生存的大道，而不是局限于现实的细节问题。”而在刘仰看来，摩罗呼吁回归传统文化，建立以精神享受为主，以降低物质标准的模式，都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系列图书的终结版
有读者提问，摩罗从自由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不可思议。摩罗回答，自己的思想基调是一致的，都是代表底层和弱势群体说话，反抗精英和西方殖民国家，新书《中国站起来》也不例外。“精英阶层对世界的描述只是一种谎言，违背普通人的生存现实，我以前沉浸其中而呐喊，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才明白。鲁迅批判阿Q总是想着宁式床，而费孝通总是想着怎样改变阿Q的命运，让他们有宁式床瞌睡。费孝通与鲁迅、胡适截然不同，他给出中国人快活自足的生活阳光面。我不是鲁迅、胡适的儿子，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儿子，这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要拆穿精英所编织的话语欺骗体系，揭示我们民族深层的精神与文化的自卑感与挫折感。”
老愚则认为：“《中国站起来》是中国系列图书的终结版，终结了一切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题，挖出了文化被阉割的根子、被殖民的文化。以后，中国系列的图书不必再出版了。”
◇对话
“今天的国人，更需要梁启超”
摩罗在沉寂的十年里，心路与思想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将之一一道来。
“站起来”说话
才更响亮
锐读：您自从上世纪末出版《耻辱者手记》等思想随笔集后，就很少出书，似乎沉寂了。这段时间主要在做什么？
摩罗：在过去12年里，其实我写了三本书，这本《中国站起来》出版最早。对于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和鲁迅强加给阿Q的卑贱化虚构和诬陷性描述，我都得做一番审视。所以，我选择了一百年来影响深远的“国民性批判”命题来展开。对我来说，这一工作乃是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因为以前，我以为西方人说话都是追求真理，鲁迅、胡适说话也是在追求真理，只想跟他们学。现在才知道，任何人只说对他自己和他那个群体有利的话。
锐读：这本书得到两岸三地的众多名家联袂推荐，您是否觉得“中国站起来”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呼声？
摩罗：中国崛起的趋势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两岸三地的文化人恐怕感受尤其深刻。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担忧，我们对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夸大，也没有超前，而是直到崛起的趋势极为明显时才敢于讨论。其实，拿破仑、汤因比、尼克松都预言过中国必将崛起于东方。当今西方学者讨论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也比中国学者早了十几年。
挖出“洋奴”的芯片
锐读：书中所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幕后旗手，谁是背后最大赢家？
摩罗：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正是他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时，被树立为文化领袖，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
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自然让那些提倡全盘西化的人和西方权贵得利。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不自觉地沦落为“洋奴”。“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
锐读：您认为维新派的思想识见远远超过五四精英，并提出“回归康（有为）梁（启超）”的口号。怎么理解和评价这两代人？
摩罗：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鲁迅是中国的月亮。这就是那两代人的区别。鲁迅的体验有点像犹太民族亡国以后的体验，绝望而又凌厉，爱之太切，才责之太深。鲁迅用一种诅咒的、妖氛魔气的、时而幽怨时而怒吼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梁启超用阳光的方式正面表达他的爱，对于治疗自虐症和自轻自贱症很有效果。当然，无论是康梁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同胞的那份深爱，永远是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今天的国人，更需要梁启超一些。中国人在月亮下自虐太久了，太需要到梁启超那里晒晒太阳了。
锐读：您痛斥那些“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中国精英为“洋奴”。当代中国“洋奴”有什么特征？
摩罗：小时候看《水浒传》有个印象，那些自以为是、蔑视对手的好汉，一旦被对手打败了，赶紧跪在地上向对手喊爹叫娘。“洋奴”是从失败的那一天开始产生的。西方殖民者把别人打败后，掐着喊爹叫娘者的脖子进行启蒙：听好了，你是卑贱的，我是高贵的；你是落后的，我是先进的，所以，你必须帮我干活，你的金子必须给我，明白？
经过这样启蒙之后，失败者脑子里被植入了一个奴隶芯片，从思想到行动都被操控。芯片上的内容当然是以洋人的利益为中心的洋人文化。所谓“洋奴”就是自觉地给自己植入那种芯片的人，而草根是无此资格的。
呼唤崛起，但并不建构“崛起乌托邦”
锐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年轻一代频频被称为蚁族、蜗居族，他们生活压力巨大，有信心、有能力承担起中国崛起的历史重任吗？
摩罗：事实上，肩负崛起的使命并不像当新郎那样喜庆和浪漫，而是需要一些人付出惨重代价和牺牲的。少部分年轻人在获得重大回报中推进中国崛起，大部分年轻人付出汗水和辛劳之后，收获却不太相称，另有一小部分年轻人甚至可能在推进崛起的过程中成为牺牲品。在每一个富于诗意的词语背后，都能解读出不同群体的不同命运，其中包含着某些人的悲剧命运。所以，我呼唤崛起，但并不建构“崛起乌托邦”。
锐读：当前，我国国家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内贫富两极分化却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才能站起来？
摩罗：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能在崛起中得到解决，但崛起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个社会发展越快，其利益重组的幅度往往也越大，掠夺与被掠夺、损害与被损害的发生几率也越大。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每年奉献四万根手指，有的农民工因为讨不到工资而自杀，有的业主在拆迁中沦为自焚的禁品，以及急剧的贫富分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30年飞速发展留下的不可漠视的极其悲惨的经典故事。
我们所应当努力的是，尽量杜绝这种无视公民权利和公平原则的现象，建立相应的道德价值和法律体系保证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国家崛起的红利不应该为少数人所垄断，也不应该为大多数人所占尽，永远要为弱势群体留出分利空间。奥巴马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其价值动力也许来源于此。全世界都应该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中国自古以来就信奉“天下为公”和“大同理想”，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解读
呼唤国胆
“《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等书的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未来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摩罗说：郎咸平、宋鸿兵、时寒冰、戴旭等人分别从各种角度著书立说，维护中国利益和文化尊严，是当之无愧的国胆。五四时代的意见领袖则是一群地道的文人，不懂经济、政治、军事，也没有全面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可能不了解一个民族放弃自己文化后的恶劣后果，意气用事地抬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引领中国钻进西方人建构的利益格局之中。
不做“杨白劳”
摩罗说：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一种立场和倾向，即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他们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也可能纯粹是文人，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这是造成当代中国可悲现实的深层原因。
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杨白劳”正在把整个西方世界养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场傻乎乎的裸奔。美国人一边看笑话，一边夜以继日地数钱。中国送给他们的意外横财太多了。现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外国人到月球上也找不到。可是90%跑的是外国品牌，完全是“中国人付出一切代价却只能挣一美元，外国人坐在家里却可以挣几十美元”的模式。“中国站起来”将会打破西方殖民者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杨白劳”的命运才会改变。
◇交锋
摩罗VS易中天
摩罗《中国站起来》推出不久，易中天接受媒体采访，对摩罗新书中的部分观点表示异议，直言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沙尘暴”与国民劣根性有关。摩罗随即撰写博文《易中天有“道德飙车”之嫌》，予以回击。双方就中国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国民劣根性等问题进行争辩。
关于国民性问题、传销
易中天：今天的“道德沙尘暴”，恰恰源于积重难返的“国民性问题”。比方说，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自己的哥们，错了也是对的。总之，只要是“自己人”，什么都好商量。所以，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只有“二人之德”。
这样一种道德，显然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是道德。如果利益的诱惑足够大，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很可能变成“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方说，传销。这难道不是国民性问题？
摩罗：传销本身就是从西方社会输入的诈骗方式，这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劣根性。至今还有某个西方传销集团在中国合法传销。“只认自己人”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十分普遍的“圈子认同”现象。英国政府近代以来一直禁止在国内销售和吸食鸦片，却用用军舰和炮弹逼迫中国人买他们的鸦片，而且一直没有放松过逼迫清帝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他们奉行的游戏规则明显区分了“圈内圈外”。圈内人的生活应该受到保护，不许吸食鸦片。圈外人的身体必须摧残之，因为这样可以赚钱。
关于“国民劣根性”、利益圈子
易中天：国民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自然可以讨论。比方说，世界各民族，是不是都只有人类共性，没有民族个性？如果有，就不能说只有人类共同弱点了。
再比方说，什么叫“劣根性”？是不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如果是，那就谁都没有。所有的缺点和毛病，都是后天的，也都是可以改变的嘛！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叫不叫“国民劣根性”，而在于是否承认我们的国民性有问题。
摩罗：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中国人没有任何独特的劣根性。所谓“国民劣根性”，是殖民主义者的臆造。西方人也没有任何一种道德优势值得我们供奉在神龛里，值得我们每年送上1万亿美元还觉得很光彩。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将利益认同的圈子扩大，这个圈子应该以民族国家为边界，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可的那样，将中国权贵与西洋权贵作为认同圈子，却将中国的普通人群撇开。今天的中国应该努力将底层人纳入利益圈子之中。
时间:2010-01-10 08:24来源:长江商报
http://cjsb.cnxianzai.com/wenhua/wenhua/2010/0110/182848.html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pdf.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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