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摆出了两本书：《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
它们是我最早的启蒙师，始终记在心里；它们的存在，我却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一次，我回到我的老家：唐山地震后建起的三间房，共有七十余平米左右，高不过两米五。院子不大，等于一个小动物园：右边是狗窝、猪圈，母猪和它子女们的宿舍；左边是鸡舍、牛棚。不问可知，这是我家的财源。
承包土地为生的弟弟和侄子，欢迎我回来，沏茶倒水后，从柜底下拉出一只破箱子，摊在我面前。
“过年，打扫房子，我打尘土堆里把它拉出来，里头装的都是书，你上学时候用过的书，你看看吧。”
有《诗经》、《书经》、《易经》、《中山全书》，还有我的作文本等，我没有多理会。赫然刺得我眼睛发直的却是这两本书。
它们在我家住了七十一个年头。老朋友，老启蒙师呀！
1930年初，由薄一波等领导的唐山暴动失败了。我和另一同志守着两大柳条包文件，无法处理，急的没法。不得已，找到一个同学，直白地告诉了他：“这是我俩运来的共产党文件，请你帮助销毁。”
那个同学吓了一大跳，直眉瞪眼，说不出话来。我俩又叮问一句：“你不要为难！行，不行？说句痛快的。”
他点了头。在他家的灶膛里把两箱文件烧了。只留下这两本书，因为我觉着这两本书比大堆未成册的传单格外可爱。
被学校开除了，十分为难地回到家里。父亲、奶奶、哥哥、姐姐都为我担惊受怕，没有责备我。
外边的好心人很快送信来说：“上头发了通缉令，得教孩子躲躲！”
向哪里躲？实在没处去，父亲把我藏在破厢房里的一个大篓子里。
蹲在篓子里，我就用这两本书消磨时间。
《中国革命》里有共产国际第七、第八、第九次决议案，有《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另有柏山写的 《1925-1927中国大革命的教训》。这本书讲的都是对中国社会阶级的 分析，对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策等。七十多年前的我，实在看不懂。说它是启蒙师，只是因为全书讲的都是中国人民要革命，不革命没有出路。
应该怎么革命，走什么路线，采用什么方针、政策。在我心里是一盆糨糊。
对于《国家与革命》，我也看不懂。列宁是外国人，举的外国例子，我不懂;翻译的文字也不 顺口。翻来覆去地看，只有一句话，我真地记住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这句话，我记了七十余年，十分清晰，一字不差。
这句话，是使我一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钥匙，要用阶级分析观点看国家，看事物，剖析历史。
我曾逃到沈阳，才接上组织关系，组织就被破坏了;我逃到姑父的失业群里，吃不上饭；又回到县里，接上组织，参加三县暴动，再受通缉。
惶惶然不可终日，怕警察来抓。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反动统治阶级给我当了极好的辅导员。
我认定了；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阶级分析，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里，不承认阶级斗争普遍存在；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的条件下，不承认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听到 “阶级斗争”字样就跳的人，一定不是无产阶级的斗士。因为共产党党章上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
xxx同志常说：帝国主义反动派总在用“西化”、“分化”手段企图消灭社会主义中国。他们支持邪教法论功，支持民主自由主义者，支持民主分裂分子，暗地组织特务，在我国捣乱；它们内外勾结，走私贩私，制黄贩毒，制毒贩毒，用钱色行贿买权，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变成为大款们谋取暴力、为害人民的机构......这不是阶级斗争，不是两条道路斗争？
愿天下有良知的人，放眼世界，扪心自问：垄断资产阶级能给世界上受苦挨饿的人发善心么？人民不自求解放，行么？
200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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