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垮台的历史教训及其重大借鉴意义 -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傅斯年

“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

——蒋介石

“官僚资本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但为何“坏者欲去而无力以去，好者欲作而无力以作”，追根寻源还在于：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在建国最基本之经济问题上，思想混乱分歧，政策彷徨暧昧，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该“方案”不无感叹地言之：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党务革新方案》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作者：汪朝光著,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2-1,I S B N ： 9787509713082, 定价：￥49.00

国民党垮台的深刻历史教训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序言

汪朝光

1945年9月3日，当时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他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不过短短四年过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因为国民党军事失败，而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又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并在其年终感言中自记：“为人唾弃，为世讥刺，其耻辱悲惨于兹为甚。”这两段同为出自蒋介石自己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快速切换那般，颇为真实地传达出当时当地蒋介石由志得意满而难堪沮丧的个人心境，却又极富拷问意味，不仅是蒋介石，也是世人曾经反复追问的话题：国民党如何失去了中国？或者，作为一体两面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如何得到了中国？

追问上述问题，自然需要探究晚清至民国的中国历史演进，尤其是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演进。在有几千年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历史叙述的时间尺度动辄“世纪”或是“年代”，数年的时光实在是太过短暂。即便是对长逾百年的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数年也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已。但是，1945～1949年的中国，上承抗日战争的胜利，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虽不过短短数年，在后人眼中或许不过是惊鸿一瞥的瞬间，却以其历史演进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波及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而在个体生活改变的同时，更在集体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实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抗战胜利的喜悦激发了国人对大国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则使每个国人又一次在面对近代中国的特有命题——“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时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次抉择的结果，不仅决定了二十余年国共政争的大结局，也决定了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决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国家的基本格局。

什么是历史命运？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中活动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也。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画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1945～1949年中国历史演进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探究的现实意义。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

虽然如此，对1945～1949年中国历史演进的研究，却不似其所有的意义那般丰富，尤其是对失败一方的国民党而言。资料的不够开放，评价的政治禁忌，近距离的敏感，鉴人知事的困惑，等等，在在影响到研究的开拓与深入。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研究也在不断进步，研究的领域和问题都在不断拓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大量当年绝密的档案文献相继公开，给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条件，探究历史的真相，解读历史的意义。

本人从事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有年，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此次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厚爱，得以结集出版，正可以此对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演进有个人的学术分析和评价。考虑到学界对共产党历史研究的成果丰硕，本书所收入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历史的研究方面，涉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把握和掌控，国民党内对如何因应战后政局尤其是国共关系的考量与争论，国共两党对至关重要的东北地方的争夺及其成败得失，国共内战的军事个案探析，以及诸如经济、人事、地方、中间党派等战后中国社会问题，等等。

历史研究是对过往发生事实的梳理与探究，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是处在其所在的当下回望历史，从而也就难以避免所谓后见之明，更兼历史研究者本人的经历、地位、感情、个性等因素，也使得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评价可能难以避免所谓的主观性。惟其如此，本人更推崇叙事的历史，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相的历史。虽然叙事的历史可能也难以完全逃脱主观性的表述，但总较那些脱离历史事实的、空洞的、分析的历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吧。故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先验性或后验性地给出历史的答案或者结论，更在于从历史事实出发，重建历史的现场，梳理历史的脉络，探究历史的本源，从而为读者了解历史并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一些基本的出发点。

回到前言起始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如何失去了中国？本研究引用了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党务革新方案》的表述。该“方案”指出：“官僚资本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但为何“坏者欲去而无力以去，好者欲作而无力以作”，追根寻源还在于：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在建国最基本之经济问题上，思想混乱分歧，政策彷徨暧昧，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该“方案”不无感叹地言之：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就其对国民党执政危机根源之认识而言，此等表述不可谓不深刻，亦不可谓不沉重，何况还出自国民党中央大员的手笔。既然国民党已经从当年号称代表全民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沦落为不仅不能代表工、农、商之利益，甚而不能代表维护其政权基础和运作的多数党员和下级官吏的利益，“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那么，国民党怎么还能要求哪怕是自己的党员（更不必说党外的广大社会阶层和民众）为维护这“少数人之利益”而不惜奋斗牺牲呢？因此，当国共之争到了最后关头，对国民党而言，不只是社会“人心”已失，即其党内多数“人心”也不再归属于党。党内下层是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不少有权有势者则是只图利用权位、谋取个人私利，以至拔一毛而利其“党天下”所不为。以至蒋介石也不禁感叹：“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势已至此，夫复何言；一叶知秋，何论其他。难怪非国民党员的著名学者傅斯年近乎沉痛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读了这样的表述以及书中所引的其他国民党人自己的表述，对于国民党为何失败，读者诸君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而不必再劳动去喋喋不休地强加于人。

不过，对历史演进给出一定的解释，建构并回答历史的问题，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本研究中也难免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对不对，是否合乎历史本来的面目，则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亦非所可自说自话。当然，文责自负，这些看法无论对错，概由负其责，而不可推诿于所谓主观能力与客观环境是也。

本书各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海内外师长、同道、友好乃至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讨论、建议。对本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士众多，恕本人不在此一一列名，以免挂一漏万之疏失而致内心无限的歉疚，但他们的贡献本人将永念于心，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本人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和科研主管、图书典藏部门的负责人，对本人的研究一向持包容激励的态度，并予以不少的支持，借此书出版之机，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积极支持，使得可能并无多少市场销路的如本书这样的学术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也对他们的眼光和贡献表示衷心的谢意。

读者诸君是所有学术成品最终和最好的评判人，书既出版，则就不必再唠叨什么了，唯有以诚惶诚恐之心，等候读者的评判，但愿他们还能给出及格的分数，那就于愿已足矣。

附图书介绍与书摘：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丛书名：近世中国

作者：汪朝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2-1

I S B N ： 9787509713082

定价：￥49.00

内容简介

什么是历史命运？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也。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囝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同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画上了句号。闻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简介

汪朝光，1958年生，江苏南京人，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1984年12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十卷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编辑推荐

《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1945～1949年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抗战胜利的喜悦激发了国人对大国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则使每个国人又一次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时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次抉择的结果，不仅决定了20余年国共政争的大结局，也决定了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决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基本政治格局。

前言

第一篇抗战胜利后的国共纠葛及国民党的因应

第一章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

抗战胜利不期而至，国民政府的因应有得有失。得为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掌控局面，重建收复区统治，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的政策广受社会舆论批评，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的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

第二章战与和的变奏

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的根本问题，仍然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停战，召开政协。但是，停战缺少内在动因，国共的妥协只是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各自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

第三章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

国民党强硬派的主张与行动，是国民党面临可能失去一党垄断权力时的本能反弹；他们对国民党特殊利益的维护，有深厚的党内基础。六届二中全会的余波所及更延续至会后，使战后国共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最终导致大规模内战的再起。

第四章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

国家资本因战后接收而实力大增，达至其最高峰，由此导致国民党内外对“官僚资本”的强烈批评。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高层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国民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国民党的危机因应

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思维定式，以及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控制着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

第二篇国共东北争夺及其成败得失

第六章国民党内关于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

国民党对苏外交天平的偏转，使苏联对国民党的疑虑大增，从而更不利于其接收东北；其党内派系之争及个人情绪发泄，亦不利于其凝聚共识，作出合理适当的解决东北问题的决策。

第七章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

在美国的调停下，东北暂告停战，但由于国共各自立场迥异，停战期内的谈判一无成果。国共双方过往的脆弱互信，并未因东北停战而得以继续。相反，国共均在停战期内对全盘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东北问题最终牵动大局，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第八章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

苏联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如何既不失国家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国民党的立场徘徊不定，前方与后方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无法达成对苏政策的一致意见，谈判的最终失败并非偶然。

第九章战后旅大接收的国共苏三方博弈

国民政府接收旅大的失败与中共争夺旅大的成功，有其较为特殊的方面，

即中共因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基本一致性而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使国民政府难以达成接收旅大的任务。

第十章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合作与分歧

对于和旅大苏军当局的关系，中共高层更多是从全局意义把握和考量，不会太过计较具体得失，因为在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中，中共首先的、根本的目标是胜利，而非其他枝节问题，这恰恰表明了中共高层深谋远虑之所在。

第三篇国共内战面面观

第十一章军调部述论

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军调部无能为力。军调部的最终解散，既是战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国共两党关系分裂的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治的失败此后，中国的命运就将由战场的胜负决定了。

第十二章 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国共两党为坚持实现自己的理念，都不会轻易削弱军事力量。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缺少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军队是民国时期决定党派政治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因此，脱离政治现实的军事复员整编是很难进行的

第十三章国民党内战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而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当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实际已可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第十四章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

国民党的苏北作战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主力。中共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

第十五章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衰颓与败亡。

第四篇战后中国社会

第十六章战后初期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内战是经济恢复与重建中面临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

第十七章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之经纬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外公认的财政金融专家，惟当宋氏以行政院长身份登上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并亟思施展抱负之际，却折翼于其所擅长的财政金融领域，终至因此挂冠而去，退出政治中枢，其间之风雨波折，不禁令人感叹时移势易，造化弄人。

第十八章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昆明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第十九章大陆舆论对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反应

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主要新闻媒体迅速报道并发表了不少评论，《申报》《大公报》与《文汇报》或多或少对国民政府持批评立场，可谓民声的代表；《中央日报》则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可谓官声的代表。

第二十章战后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国共两党都希望通过争取中间党派作为自己的盟友，获得更多的政治砝码，由此造就了中间党派的地位。但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中间党派的地位又是脆弱的，他们没有可靠的实力在国共两党武力相争时独立存在，只能选择非左即右的政治立场，不是投靠国民党，就是亲近共产党。

参考文献

书摘

第三章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

毫无疑问，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年中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时局发展与演变之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此时国人关注的重点，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在所有有关这一时期的事件进程和矛盾关系中，国共两党仍是当然的主角。国共矛盾不能解决，国共关系不能缓和，就意味着战后中国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就国共力量的对比而言，国民党无疑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也决定了其政策走向将极大地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发展进程，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可谓战后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它不仅全面检讨了国民党的战后政策，确立了国民党战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且着重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关系之相关问题，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并使此一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基本终结了自政协开始的战后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内战战火再起。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国大陆学者虽在研究战后中国政治时对此次全会多有提及，但具体研究甚少，海外学者则仍未见对此之专门研究。本章以台北所藏此次全会史料为依据，重点叙述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协与国共关系问题之讨论经过及其结果，并分析其间国民党对共政策之转变过程与意义。大陆学者的研究，请参阅邓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文中对六届二中全会之前因后果有较为全面深入之论述，惟因资料所限，对全会之具体进程所述有限。除了政协与中共问题外，六届二中全会还就对苏关系、东北问题、政府施政与财政金融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有关情况见正文探讨。

一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及对共政策争论之背景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召开及其有关对政协及对中共政策之争论，缘起于1946年1月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付诸实施，就意味着国民党势将失去一部分长期由其一党垄断的权力，并改变所谓的“训政”体制，国民党内因此而有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声浪。而政协决议之能否实行，又在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和执政党国民党之态度，为了因应此一剧烈变化之局势，国民党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党内思想，决定国民党对政协和中共的政策。关于政协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进程之顿挫，请参阅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之顿挫》，《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在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中，最为国民党所不满的是关于宪法草案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前者否定了国民党所中意的总统制“五五宪草”，而改行随时可以倒阁的责任内阁制；后者则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容纳反对党，使长期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政权成为联合政府。这两个决议在政协讨论中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对此并非没有保留，但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并由于中共采取的以接受旧国大代表逼迫国民党让步的策略，使国民党无法反对这两个决议的通过。1936年，为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举行了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代表选举。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大始终未能召开。国民党要求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全盘接受当年选出的国大代表，遭到各党派一致反对，且被舆论批评为，“任何人不虽然如此，国民党内多数人对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宪草决议，能相信，十年前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选举能够公平合理。即说政府办理并无私心，可是以十年前所选的代表，来代表十年后的民意，又是谁也不能承认的。”（《国民大会问题》，《新民报》1946年1月18日）但国民党为了旧代表的既得利益，不肯让步，遂使此案形成僵局。为此，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大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在若干问题上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么，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政协文献》，历史文献社，1946，第124页）。也就是说，国民党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如宪草案与改组政府案等等，以换取旧代表的保留。实际上，还在政协召开前，周恩来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如果能在政协中商定宪草原则，国大只限于在形式上通过宪法，并增加中共和各党派代表，旧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还可永久保留我们批评旧代表的权利（《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页）。最后，在国民党于宪草和改组政府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并同意各党派约束其代表在国大支持政协宪草和中共与民盟获得在国大与政府中之否决权的前提下，中共及各党派才承认了旧国大代表有效。由于周恩来的谈判谋略，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并无损失，相反国民党则不能不为旧代表的合法性而做出重要让步。一直表示强烈的反对。关于国民党为何以政协宪草原则为反对之中心?请参阅邓野文。蒋介石在政协闭幕式的演说和《中央日报》发表的评论，都强调宪草修改原则不过为国大“参考”，并不因此影响国大的权限，从而透露出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决议的实际态度。《中央日报》在政协开幕当天发表的社论称，“政权之归还于国民，乃以国民大会为唯一的枢纽，而以五权宪法为正常的轨道。因此，召开国民大会才是宪政的成功。至于政治协商会议乃是国民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并不是民主政治完成和其完成所必经的步骤。”（《政治协商会议开会》，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1月10日）这实际反映了国民党与中共对政协看法的重大区别，中共期以其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而国民党不过视其为权宜之计。政协召开前，国民党本拟有甲、乙两案，甲案提出在国大未举行以前，以政协为解决国是之过渡机构，该会之决议，由国民政府付诸实行。乙案则提出在国大未举行以前，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增加国府委员名额三分之一，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同时修改行政院组织法，增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结果蒋介石批：似照乙案为宜。（《和平建国方案》，1946年1月，《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2卷2号）可见蒋介石自始即无奉政协决议为圭臬之意。

国民党关于政协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战后国民党内对内外环境和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一派为强硬派，视政协为应付时局之举，所谓以和待战，并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主力；另一派为温和派，主张考虑国内外大势，与中共谋和，并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中坚。两派对国民党根本利益的维护其实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后者之主张将使国民党现时就要让出若干以往独享之权力，自然引起前者之强烈反弹，并自诩为国民党利益更忠实的代表。但对前者而言，“不幸”的是，后者在国民党政协代表中居于多数。参加政协的国民党八位代表，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主张对共妥协，陈布雷倾向于妥协，吴铁城态度不定，只有陈立夫和张厉生持反对态度。国民党未为政协举行党的决策会议，而主要依靠政协代表与蒋介石的个人沟通决定政策，于此均对温和派有利。温和派认为：如决心在政协彻底解决中共问题，则应抱最大之忍耐，定最后之让步，持与各方融洽协商。他们的出发点是：国内方面，大战以后，民多厌战，如仍用兵殊非人民所愿赞同；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作战费用极难筹措；人民如仍无以为生，势必铤而走险，易受共党之煽惑裹挟，致与政府对立；国军风纪不佳，督之继续作战，一败即难收拾。国际方面，美国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国共均施压力，如过于反其道而行之，恐将招致共同干涉，或美军即行撤退；倘使美军民演变至“弃我如遗”，则影响之恶劣不难预计；复当防苏联因不满英美之故，更以共党之扰乱为有利，嗾使共党为所欲为。因此，军事解决困难殊多，亦为国际所不愿，惟有利用政协以求解决内部纠纷。他们认为，政协能合理合法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政权问题固好，即使不能解决，起码亦须使其他小党派能参加政府，并使中外同情政府之苦心，为国民党赢得国内外支持。《国民党关于政协的意见签呈》，《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0卷5号。他们之如此认识，对国民党在政协的让步确不无影响，但也激起了国民党党内更激烈的争论。

政协闭幕后，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2月中旬，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宪草问题作原则探讨。有关情况，请参阅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时代出版社，1946。2月25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国共双方长期争执不下的军队问题作出原则规定，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26日。使战后国共关系之缓和达到高峰。为了回应国民党内对政协的批评，参加政协的国民党温和派代表均有公开言论为政协辩护，孙科称政协决议已经党内通过，成就很大，并称如六届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张治中宣传政协获得圆满成功，认为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保证国民党将百分之百地履行政协决议；王世杰、邵力子等也为国民党在政协的让步作了辩护。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页；《新华日报》1946年2月9日；《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3日；《时事新报》1946年2月24日。蒋介石的谋士之一陶希圣认为，政协“为政局转变之开端。本党之政策固以开放政治而统一军权为基点，然即令军权不能如愿统一，甚至再决裂而用兵，政治之开放亦为定局。盖必如此，始可在国际获得谅解，在国内致共党于孤立也”。为了因应政治开放后的局面，他向蒋献言，“本党必须把握最后之力量，培养社会之根基，改变作风”，“今后一定时期之内，本党必须能退始能进，且以退为进，必须能守始能攻，且转守为攻”。在具体作法上，他建议“党的作法必着着改变，其基本方向为转化由上而下之统治，为由下而上之竞争。党必施用压力及助力，使党员向实业、文化、地方自治、国防建设数者投身。尤期其各守社会的立足点，从事选举运动，以争取各级民意机关之地位”。陶希圣：《对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后政局转变本党之政策》，《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5卷10号。

但是，支持政协及对共缓和的力量并非国民党内主流意见，政协对国民党之冲击远较外界认知的更为严重。因为政协决议一旦实行，即意味着国民党将由无竞争的一党垄断执政权退而为通过民主竞争而取得执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相当部分的党员失去执政时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有国民党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因此其党内对政协的强烈反弹非为无因。与政协前后中共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政协的积极评价相比，国民党则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政协均以负面意见居多。1月至2月间发生的沧白堂与较场口事件，可谓一叶知秋，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国民党“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层阴影，对于闹嚷嚷、活泼泼的人民行动看不惯，一定要以拳头铁条打击别人表达意见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险了。以小喻大，则沧白堂的石块与较场口的铁条，可能就是国家大乱的缩影。”《民主的习惯》，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12日。然而情势的发展正应了舆论之担心。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内对政协的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以宪草决议为攻击重点。首先是支持国民党的宪法专家公开撰文，从法理角度攻击政协宪草与“五权宪法之精神大相径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尤其是“对于中央政制之拟议，几无一是处”；声称“如果曲解了五权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宪法”，主张坚持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的存在；五院行使治权，不容与政权相混；省长可以民选，但不主张省宪。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编印《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1946，第116、118、57、63页；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87~88页。政协宪草案规定由选民投票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是为国大，从而将有形国大化为无形；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从而随时可以发动倒阁；省得制定省宪，保证了地方自主权。这样的宪法当然对中共和其他非执政党有利，而不利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集权。实际即反对政协宪草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原则，而主张中央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以利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集权。同时国民党舆论工具又发表了一系列指责政协的文章，声称政协只能代表党派意见，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意见；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民”，不能“还政于党”；政协决议没有法理效力，不过供政府采择，应该由国民大会决定，等等。参见李旭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时代出版社，1946；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宪草修改原则批判集》。叶青（任卓宣）撰文对政协的攻击可为代表，该文称：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统一和民主二者。政协对于统一无所成就，对于民主的成就则是分赃。这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但是坏处则有之。对于统一，政协把它由现阶段彻底完成推到北洋军阀时代的联省自治。对于民主，政协把它由20世纪的民主政治（三民主义的）推到18世纪的民主政治，个人主义的，就中国而论，则是由北伐以后的民权主义推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代议政治。这不是开倒车吗？如果政协决议一一见诸施行，那就要造成中国退步，政协带有浓厚的反动性质。叶青：《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检讨》，李旭编《政治协商会议之检讨》，第179页。政协既已被他们认定为“反动”，则他们对政协的反对可谓“吊民伐罪”，国民党内反对政协火药味之浓于此可见一斑。公开的反对已经如此激烈，私下的反对则更无顾忌，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各种私下集会中，对政协的反对已蔚为潮流，这些反对意见可见《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和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6年1月至3月间的有关叙述。所有这些均为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及对共政策之争论准备了条件。

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对政协实际也不满意。1月1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他又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3、348页。“忍辱负重”与“至感痛苦”是蒋对自己态度的最好说明，也是他事后对国民党各级干部所不断表白的。

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感到了实行政协决议对于国民党和他个人统治地位的威胁，但他不会就此束手，而是谋划如何推翻政协决议。政协刚刚闭幕，2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印《政治协商会议之经过及有关文件》，1946，第49页。这里已透露出蒋不承认政协?议的讯息。10日，蒋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由宪草案入手，表示了他的意见：“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对宪草决议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1~43页。蒋的这番谈话，明白无误地要否定政协决议，在座诸位国民党高级干部更不会不领会蒋之心思，故追根寻源，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之反对实源于蒋介石，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政协以后国民党多数人视政协决议为无物，并对其大加攻击了。

二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及对共政策之争论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检讨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态度，并确定应取立场，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共问题本未列入会议日程，可是在1日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黄埔系）首先质问：共产党问题是否包括在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并提出关于各党派动向，尤其共产党方面，应作详细检讨。主持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经请示蒋介石后答称，共产党问题，总裁说可以包括在政协会议报告内。次日，蒋介石又将李宗仁关于政协后应如何训练党政人员以为他日政争之资本的电报批给吴铁城，并称“今后究应采取何种方式与异党斗争，确为当前第一急务。希即提出二中全会商拟具体方案为要”。接着，刘季洪（中执委、西北大学校长、CC系）等六人提议：“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主要目的，在求军队国家化，中共军队究竟能否遵照协议改编？有无诚意？政府有无把握使其就范？拟请先作报告，再行检讨。”这样，对共政策就在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要求与蒋介石的纵容下，成为会议主题之一。

关于对政治协商会议及对中共的政策，在六届二中全会的第八次和第九次会议上进行了激烈争论。3月7日，二中全会举行第八次会议，由戴季陶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均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12－1。首先由孙科报告政协经过，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政协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认为各党派代表在会中“对于每一问题都能殚精竭虑，多为国家民族打算，少为党派利益计较”；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

孙科报告后，首先发言的是张继（中监委、国府委员、前西山会议派），他一向以老资格反共领袖自居，持僵硬的对共立场。他提请与会者注意，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政协的结果，因此希望大家慎重考虑与讨论。他认为：政协就是容共，结果是政权中心发生动摇，因此对事关国民党存亡之政协，根本反对，并请总裁重新考虑，把政协协议根本推翻。他质问说：共产党绝不肯把军队交出来，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其法律名义和地位，让其来捣乱？既然政协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不赶快设法纠正？他的结论是：对政协协议根本反对，不如否决了，我们中央还有办法，好坏也罢，大家一致，不然共产党同在里面更不得了。张继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极端反对派，主张不承认政协决议，即使为此与中共决裂亦在所不惜。

发言赞成张继意见的还有若干人，如罗贡华（候补中执委）、苗培成（中执委、两湖监察使、CC系）、张强（中执委、CC系）、黄宇人（中执委、CC系）等。他们的意见是，政协是国民党的失败，而这个失败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前途的最大危机。他们主张将政协决议由二中全会否决，以后再另想办法。

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CC系）的发言代表了另一种意见，即承认政协决议的现实，但须有一定条件，而对宪草决议则不承认。他在发言中称：政协的召集是求国内的团结，适应国际的情形。总裁这种苦心孤诣，我们应绝对尊重和原谅。但政协事实不但变更了政府的根本性质，而且动摇了党的法统，宪草案修改了总理遗教，是我们党的羞耻，也是国民党最大的让步，结果是助长了异党气焰，减低了同志斗志，动摇了革命精神，增加了党内离心力，暴露了本党弱点，鼓励了政客投机取巧，侥幸分子造反作乱，使国民党面临最大的危机，如不予挽救，前途实不堪设想。

全会发言者中主张有条件接受政协决议的意见最多，其中有谷正鼎（中执委、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长、CC系）、李中襄（中执委、CC系）、任卓宣（候补中执委）、张道藩（中执委、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CC系）等。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使党员对中央丧失了信心，发生了离心力，值得反省警惕。但失败既已成为事实，自然只有设法补救。他们因而主张，政协协议的实行应有条件，最重要的是宪草及国大问题不可让步。他们提出几项建议：（1）必须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并且一定要在共产党军队真正国家化以后，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2）不能媚共，本党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再不可以有容共媚共分子；（3）五权宪法不能动摇，如果没有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4）宪草应交国大讨论，由国大自由采择，不能约束党员代表接受政协宪草。

反对政协最为积极的代表人物之一谷正纲（中执委、社会部长、CC系）在会上作了声泪俱下的发言。他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耻辱，最大的失败。但是从另一角度，因国内外形势的关系，要应付现实的策略，不失为适当的运用。不过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本党掌握的政权可以交出，但是本党的理论及思想绝对不能被曲解及缴械，所以宪草案不能由五权宪法变为三权宪法。三权宪法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实在是违背现代潮流、被革命的东西，是阴谋家想从多党联合政权制度下，达到一党政权的毒辣手段的过程。因此什么都可以让步，唯独对于五权宪法，绝对不可以让步。他激动地说：今天在此大会中，在总理遗像面前，在全体同志之前，本人要求保留我这个权限，我要为这个制度奋斗到底，同时希望各位同志，为拥护我们总理的遗教，为本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必须为这个制度奋斗到底。速记录记载：谷此时边说边流泪。此前，谷正纲在1月31日国民党决定接受政协决议的中常会中已经流过一次泪。为了反对政协决议，谷正纲两次在党内讨论时公开流泪，可见其反对态度之坚决。对于政协决议，他主张有条件接受，在维持我们最高理想和军令政令统一之下接受，咬牙切齿地接受。因为国内外情势，都希望和平，尤其老百姓切盼和平，我们如果不取这种政略，则破坏和平的责任要加在国民党身上。从谷正纲的发言，我们确实可以感知当年国民党强硬派对于政协决议之“声泪俱下”与“咬牙切齿”。

在7日的会议上，萧铮（中执委、CC系）就国大代表名额与中共是否有秘密协议问题提出质问，得到黄宇人、张继等呼应。参加政协国大小组的张厉生（中执委、内政部长、CC系）解释说，共产党和民盟曾要求国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名额，我们没有答应，同时对河北、察哈尔等省有谅解，即共产党有政权的地方，可以容纳若干代表名额。萧铮追问：是不是共产党和民盟有否决权？张厉生答称：因为国大我们有多数代表，他们要保留相当代表的数目，这样对于若干问题有商量的资格。张厉生对这个问题闪烁其词的解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不满。同时参加政协国大小组的吴铁城，在与会代表的一再追问下说了老实话，他称：当时共产党和民盟是有这个条件，如果要他们承认旧代表，就要保留他们四分之一的代表名额，这确有谅解。黄宇人认为这一秘密谅解违反党纲党章，要求中执会惩处，但吴铁城推说，这不是我们八个代表的意思，是经过党团的商量与总裁的指示而奉命去办的。

在7日会议关于政协和对共政策的发言中，对政协和中共较少批评，而着重于主张从国民党自身缺点找问题的发言者居于多数。白云梯（中执委、蒙古族）、格桑泽仁（候补中监委、藏族）与傅启学（候补中执委、贵州教育厅长）在发言中认为：讲民主，就必须讲妥协。民主政治，就是妥协政治。站在国家的立场，凭良心说，政协前国内外情形的恶化，实在不容再坏下去，非有一个补救办法不可。政协的召集与决定事项，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办法，固非全妥，但是除此未必有更好的办法。政协的结果，在某种观点上说，本党有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宁可说是我们过去不努力，或努力不够的结果。如果我们单是暴露了一身的毛病，而不认真医治，外面的医生们在跃跃欲试，恐怕我们最大的失败还在后头。解决办法应是集中力量，一致努力奋斗。

由于在7日的会议上，反对政协及其决议，指责中共，批评国民党让步过多的言论几成一边倒，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主张对共妥协、实行政协决议的人士，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在反对派的声势和强大压力下，均噤口不言，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唯有邵力子（中监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一人，出面为政协决议作了正面辩护。他在发言中首先说明，当时所以委曲求全，前提是为了国家和平，停止?事冲突，恢复交通，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可完成经济建设。但以这样的前提实在有许多难题。第一我们急于要实施宪政，召集国大，通过宪法，但是在军事冲突没有停止，交通没有恢复的情形下，开国大通过宪法，这对国家是否有益？所以若干问题要忍耐。第二关于国大代表问题，凭良心说，假使本党能将所选的代表牺牲，重新选举，是最好的方法。但因为有这难题，所以有许多地方不能不让步。不让步就得破裂，但冲突不停，国家前途不得了，因为本着这个良心，所以我们认为不能破裂。既不能破裂，又要在5月5日召开国大，通过宪法，承认已经选出的代表，只能在宪草问题上让步。邵力子坦承，我个人的见解与总裁命令不符合，与各位意见更不符合，宪草修正原则有不妥当处，可以纠正与改进，但我不承认它根本违反五权宪法。他表示：我是参加宪草组的，如有不对，我应向各位领罪，各位有提议要处分，我可以接受，不过把卖党卖国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不能接受。黄宇人、苗培成、任卓宣在当天会上发言称：自今以后，如果党要免予灭亡，尤其要铲除党内党外挟各党派以自重的卖党卖国作风；认为出席政协的几位代表对五权宪法认识不清，信仰不坚，犯了很大的错误，违犯了党纪，破坏了党纲，应由全会议处。关于中共和民盟在国大的否决权问题，他认为在和平团结合作的前提下，国民政府提出适合这个原则的宪法草案，为什么不能通过？国民党提出的宪草，只要符合天下为公的精神，怎么可以料到各党派一定要破坏我们，不给通过。邵力子的发言虽为许多强硬派所不满，但亦被认为“为人算有担当”，在道义上得了一分。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由于7日的会议发言者甚多，许多人尚无发言机会，而又有话要说，在8日六届二中全会的第九次会议上，继续辩论政协和对共政策问题，由居正（中执委、国府委员、司法院院长、前西山会议派）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均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19。戴季陶（中执委、国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前西山会议派）首先发言，他与前日发言打头炮的张继一样，一向反共，并以老资格反共领袖自居。他在发言中称，对于共产党问题，将近十五年没有请求发言了，现在不能不说。他认为世界和中国局势，第一件事是和平，第二件事是和平，第三件事还是和平，只有和平才是我们的生路，可是看前途如何，心里非常焦心和担心，担心什么？就是怕历史重演。他以李自成、张献忠起于陕北为例，认为中共也正在陕北积聚力量，对国民党形成重大威胁。但是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并未提出任何新办法，而是重复了所谓智、仁、勇的老套。最后，他要求与会者对中共问题，必须认真费一番心思，下一番决心，否则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后代？他在发言中虽未明确提及政协，但实际持反对态度。

在8日发言中反对接受政协决议的有方治（中执委、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CC系）、唐纵（候补中执委、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埔系）、孙镜亚（候补中监委、前西山会议派）等。他们在发言中充满了国民党长期垄断政权而形成的自大与傲慢，言辞激烈地声称：民主同盟是什么党？还有那些社会上没人知道，根本没有党员的党，我们与他协商，不知道用意何在？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他们认为，政协的召开，完全是由于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时至今日，应该解决共产党问题了。

主张有条件接受政协决议的发言者有程天放（中监委、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CC系）、吕晓道（候补中执委）、张九如（候补中执委、江苏参议会副议长）、刘文岛（中监委、鄂湘赣宣慰使）、郑亦同（候补中执委、CC系）、薛笃弼（中执委、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们认为，对中共自去年起采取绥靖政策，一直到现在，有点像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态度，也许有一天要采取丘吉尔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宪草修改原则与五权宪法完全违背，不能接受，但他们也都主张，政协协议既经本党代表参与审议，总裁亲任主席名义，自不便全部推翻，除宪草案外之各项，均可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接受，并提出具体意见：（1）国民政府改组后，国民党中常会成了无用的机构，要想法子；（2）在国府委员中，本党委员的态度必须一致；（3）本党国大代表事前应明白规定其必须服从党的命令；（4）新推选八位代表参加协商。程天放质问说：反对党既根本不要国大，又不反对有国大，实际则把国大取消了。请问世界上哪个政治组织，哪个机构可以无形？假如我们要求共产党不但要将军权交出来，取消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成为无形的共产党存在于中国，试问他们能否接受？张九如则用迹近煽动的口吻说：我每天关心中共与政府方面的商谈，愈关心便愈气愤。到了二中全会开会，我的气已减了一半，还有一半能否减去，要在将开的国民大会中判断。此言之目的在于鼓励二中全会对政协的反对意见，同时要求国民党国大代表将来对政协宪草案予以否决。刘文岛担心，经过内战外战，各地人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共产党利用民间疾苦，未必不能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但他自信国民党有军队，有人民，有土地，而且都占多数，应该全党一致，跟共产党拼命。

在8日的会议上，只有邓飞黄（中执委、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发言未多批评政协和中共，而着重检讨了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认为：检讨失败的原因，比检讨失败更为重要。我们不必讳言，我们自己的缺点过多，在这种恶劣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和平，二是战争。讲战争，则目前国内与国际各方面都一致需要和平。所以原则一定要和平，要和平只有协商。虽然这次协商中有许多事实没有顾虑到，并且有些我们应该反对，但和平的原则却是全国所需要的。检讨既往，正所以策励将来。如果我们党的组织仍是松懈，政治仍不清明，那么正是在政治斗争时给共产党一个进攻的口实。将来如果实行选举，谁能保证五年十年以后的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我们要是再不革新，将来的失败定比今天还更厉害！

综合两天的会议，共有26位代表发言（不计报告人与质询人），其中中执委和候补中执委20位，中监委和候补中监委6位；反对接受政协决议的9位，占发言人数的35％；主张有条件接受的12位，占发言人数的46%；两者合计占发言人数的五分之四以上，形成压倒优势。而所谓有条件接受政协决议，因为在关键的宪法问题上否定了政协决议，中共绝不可能同意，因此实际也等于不接受。这部分发言者表现了强烈的反共情绪，显示对政协的反对与反共是互为联系的，他们反对政协是因为政协的所谓“容共”动摇了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地位。在发言中着重于从国民党自身找原因而未明确表示反对还是接受政协决议的有4位，其中2位是少数民族，在国民党内并无多大影响力；主张基本接受政协决议的只有1位，居绝对少数；而表示完全接受政协决议的没有一人，于此可知国民党内对政协反对声浪之强烈。主张接受政协决议的邵力子也认为宪草协议似须修改，因此只能认为基本接受。国民党参加政协的8位代表全部出席了此次全会，他们在会上尚且不敢或不便表示全盘接受政协决议，更不必说本就反对政协的那些国民党官员了。

对于CC系借攻击其他派系而企图独揽国民党权力的举动，尤其是他们限制总裁权力的提议，蒋介石很是不满。当革新派向其游说他们的提案时，蒋训以“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你们主张民主固无不可，但不要因民主而忘了集权。”程思远：《政海秘辛》，第189页。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使蒋感觉不能不出面说话，一方面对会议的反政协言论予以一定的限制，以维持国民党的道义形象；另一方面更对CC系结合其他派系的举动表示警告，以遏制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也确保自己的至尊地位。还在全会有关政协的讨论进行之前，3月4日，蒋介石在纪念周演讲，根据会议动态，告诫代表不能“徒逞感情，执持成见，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观察，感情用事，凭幻想和主观来决定行动，以致破坏整个的政策和终极的目的。”他强调召开政协出自他本人的决策，“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但是，蒋要的只是对政协的表面敷衍，而在实际上他也照顾到国民党内的情绪。对于最为党内反对的宪草问题，蒋表示“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宪草正在审议，而且将来要提到国民大会去采纳，国民大会的权限，自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尽有讨论的余地，各党派如有真诚合作的诚意，也不能漠视本党的立场。”他强调“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决不会不忠于党，不忠于主义，而且绝不肯违反了总理遗教的。所以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他还特别批评党内有人认为“只要大家承认了三民主义，对于五权宪法，不妨变通一点”的看法，“实在是错误的”。最后蒋总结说：“这一阶段，必须平心静气，体察国内国外的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达到一定的目标，决不可意气用事，感情冲动，以致破坏政策，而使革命建国的目的愈形遥远。”在会议就政协和对共政策发生激烈争论后，11日蒋介石在纪念周演讲中严词批评“这几天会场的表现，可以说我们党内的互信完全丧失了”。对于政协和宪草问题，他表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责备负责政协的八位代表，你们如果一定要责备他们，就不如直接来责备我。至于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个人将来到国民大会里面，也一定要负责力争，总要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党纲来加以修正。”蒋介石的上述讲话可谓左右开弓，一方面为政协代表开脱责任，也为自己召开政协的决策作了辩解，以使全会不至于通过正面反对政协的决议；另一方面，也在宪草问题上支持了党内反对意见，以平息反对派的不满声浪，同时在实际上否认政协决议。对于会上表现的强烈反共情绪，12日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演说中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必须忍耐，决不可只顾一人一党的权利和地位，漠视全国人民的需要，故步自封”；同时又声称“本党的力量比之二十年前，已大过好几十倍，尤其是军事力量，实足以敉平国内任何的叛乱”；“万一我们本着这种和平忍让为国的精神，还不能避免反动势力的叛变，我们自然可以采取有效的对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61~277页。这种表示既照顾到社会观感，而重点又在安抚强硬派，并表示出蒋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蒋的打压与操控下，会上有关政协和对共政策的争论暂告终止。

3月9日，在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又有100余位代表对国大中共代表名额问题提出质询，主席团不得不命张道藩再做解释，承认了中共与民盟否决权的存在。但张道藩同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俟蒋本人有空出席会议时再讨论此问题，实际是将此事束之高阁，避免在讨论中再起争论。3月14日，在全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李敬斋（中监委、CC系、前西山会议派）就国民党国大代表产生办法提出质询，认为如果否决了政协案，则国大代表产生办法就不必讨论了。主席白崇禧答称：主席团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指中共－－注）没有诚意，我们当然还要考虑，不过现在不问有无诚意，我们还是照着做。《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次、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19、626。于此反映出国民党决策层不愿政协与宪草问题再成为争论焦点的用心。

在结束了有关政协的讨论后，六届二中全会决定由63人组成政协报告审查委员会，以张知本（中监委、行政法院院长、前西山会议派）、谷正纲、林彬（中监委）为召集人，负责起草有关政协报告的决议。3月16日，全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讨论有关政协报告的决议案，蒋介石亲任主席，坐镇会场，以保证决议案的通过。本次会议的发言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党史馆：62/628；各项?议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1946。谷正纲作了有关政协报告决议的说明：关于政协，此次审查委员会共开三次审查会，三次小组会，收到五件提案和关于政协宪法的基本原则。到会非常踊跃，讨论非常热烈。对政协的态度可分三类，一接受，二不接受，三有条件接受，其中除一位表示不接受外，其他均愿有条件接受，并推举委员六人，连同召集人三人，组织小组，先行审查。我们认为政协议案在全会里政治性较为重要，故在讨论时至为审慎。一方面注意国际观感，一方面注意国内各党派意见，还要注意本党同志和社会人民的意志，因此我们对于政协报告之决议草案，分三个大纲：第一，说明和平救国的重要，本党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前提，不惜以最大之容忍，为多方之退让，委曲求全，以求协议成功。第二，我们表明几个愿望与态度，（1）政治民主化，政府要改组，容纳各党派参加，国民党要遵守和平建国纲领的规定，同时希望各党派也要遵守；（2）军队国家化及三人小组整军方案均应切实实行；（3）五权宪法是全党同志共同一致的愿望，经过大家研究，认为是很重要的，表示本党的奋斗与最高的愿望，同时表示我们对于国大的希望，我们尊重国大的职权，由国大作最后的决定。

在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时，政协决议的反对者们仍不甘心。段锡朋（中执委、CC系）提出，应在决议里加入中共破坏的有关事实，并得到李文斋（候补中执委、CC系）、萧铮的呼应。此时蒋介石只能亲自出面，表示他们所提意见，可交秘书处修正后再由主席团核定，但他强调，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在文字的推敲，我们是中央委员，应自己到各地实际奋斗，希望各位特别注意这一点。在蒋介石亲自坐镇下，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表示“在协商进程中，凡属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本党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为多方之退让，委曲求全，俾底于成”；对于政协决议，“自当竭诚信守，努力实践”。然而，对于政协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该案独责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此种指责显然只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关键的是，决议明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种实际推翻政协决议的主张，势将引起中共之强烈反弹，从而危及政协决议实行之前途。该决议案在文字上对政协决议并未多所涉及，但却用了大段文字指责中共，并对宪草问题作了鲜明表态，而这样的决议还是在蒋介石亲自坐镇掌控下才得以通过，于此亦可见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决议呼声之高涨。

在上述决议通过后，吴稚晖（中监委）又要求发言，主张对于宪法有三个原则必须坚持：（1）一致遵照三民主义，不违反总理遗教；（2）凡不违反遗教的各党派人士意见都可以采用；（3）各党派人士拟订的宪草是协商的原则，不是制宪的原则。总之，国大开会时，第一送五五宪草，第二送协商会议结果，第三送本大会所赞成通过的意见。此外代表个人以及人民的意见，经过合法手续，都可以提交国大。他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赞成。二中全会为此通过决议，要求：（1）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组织，用集中开会方式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上述决议为未来国大所要通过的宪法订出了明确原则，从而将全会对于政协宪草的反对意见具体化。同日，全会在蒋介石的建议下，决定国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中执会闭会期间，提请中常会选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对于政治的最高指导机构。这两项决定着眼于将要进行的政府改组，以保证改组后的政府仍置于国民党控制下。这两项决定不仅违反了各方在政协上达成的有关谅解，而且违反了政协综合小组达成的“一致认识”：国府委员之选任，除国民党员外，不应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其一切施政之准绳，即为和平建国纲领，此外不受其他任何约束。见《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协议》，《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2卷1号。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对中共政策的争论以关于政协报告之决议案的通过而落下了帷幕，此决议既对政协未表公开之反对，维持了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敷衍了党内温和派；又对中共严加责斥，并在宪法问题上推翻了政协决议，满足了党内强硬派的要求。就其基本面而言，此次全会实为国民党强硬派的胜利，也为蒋介石所乐观其成。

四六届二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转折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结束，并不意味着其影响之终结，相反，此次全会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变化，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从而为国共内战的重演开启了大门。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社会舆论多对国民党抱有期望，望其“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国民党中有以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即是国民党的失败者，并传还有翻悔的主张。如果所传确有其事，相信也是极少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碍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的实现，希望也予详细讨论，如何消除这些错误观念。”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些期待归于落空，各党派及社会舆论对二中全会多为批评之声，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经财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诉诸国民党的智慧》，天津《大公报》1946年3月4日；《所望于二中全会者》，重庆《时事新报》1946年3月2日；天津《益世报》1946年3月7日。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君劢，撰文全面而尖锐地反驳了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的宪草修改意见。他认为：（1）照五五宪草所规定之国民大会，人数虽多至1500名，而在全体选民，仍占绝对少数，此与代议政治何异。何况国大三年开会一次，会期仅一月，名为有形，实等虚设，其去中山先生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意义，不啻十万八千里。以四权属于千五百人，名为尊崇中山先生，实假中山先生之名，以行专制之实；（2）国民党主张采用总统制，然在其心目中，政府之权力，宜如英制，但不要对议会负责。总统之地位，宜如美制，以防止政府动摇。试问内阁操全国之大权，而不对任何机关负责，恐按之法理人情，均说不通。今次修改，为总统有权，行政院有责之制，固非总统制，亦非内阁制，纯为针对国内实际情况而设；（3）省宪之名，闻者为之疑惧，然吾国即有省宪，亦不怕其因此而分裂，况各省自制省宪，为国民党早年宣布之政策。他认为：十余年来政府借三民主义四字，以为妨害民权之借口。目下既已还政于民，中山先生之遗教宜善为规定于国宪中，方不至令人借中山先生之名义，以掩其施行专政之伎俩。见孔繁霖编《五五宪草之评议》，第309~315页。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进程与结果尤其引起了国民党多年的对手中共的严重关注。政协结束后，中共确定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举例言之，国民党本来担心，中共参加国民政府所提人选恐多不知名者，农工妇女当各有代表一二人，如此将影响国府之形象，因此主张必须向共党要求提出毛泽东为委员，以示合作之诚意。见《关于政治协商会议改组政府案陈布雷、张治中呈蒋介石》，1946年3月10日，《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2卷4号。实际上，中共提出准备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为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八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6页。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毛、刘、周三人全部包括在这个名单中，由此可见中共当时对参加政府还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国共双方关于制宪和改组政府的谈判未有结果，所以这个名单没有提交给国民党方面。国共关系一时大为缓和，可谓自抗战初期以来所未有。但是格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对国民党能否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不无怀疑，中共党内对“和平民主新阶段”路线不无争论，尤其反映在各地中共负责人对裁军整编的不同态度上。而在二中全会召开前，国民党的一系列动作（如较场口案和反苏反共游行），已经引起了中共的担心，但中共还在等待全会的结果，以决定自己的反应。3月8日至16日，正值二中全会就政协和对共政策进行激烈争论期间，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开会，对宪草进行实质性讨论。中共代表周恩来根据国民党内支持政协的人士尚且主张修改宪草的动态，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在3月15日决定就宪草问题作出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中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条文，省得制定省宪改为制定省自治法。在做出这一让步时，周恩来曾提出这一问题不能单独解决，要国民党对履行政协决议作出明白表示，即就政协决议不再提出其他修改要求，并约束其党员在国大赞成政协宪草，国民党中执会只任命参加国府的国民党员，其他党派成员由各党派分别任命。周恩来此时实际沿用了政协讨论国大代表问题时的策略，希望以此形式上的让步，而保留政协宪草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实质精神，同时使国民党强硬派失去反对政协宪草的借口，以实行政协决议，稳定大局。当时参加谈判的民盟代表并不同意此让步。亲历其事的梁漱溟认为：“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244页）甚而接近国民党的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曾表示，他们一贯主张中央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但既然是大多数协议，青年党为求和谐起见，愿意放弃其主张，同意大家意见。见《孙科在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馆：62/628。

但是，中共重庆代表团的让步并未在尚未结束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得到回应，国民党中央社在报道此事时擅自行文，更使同意让步的一方居于微妙地位。中央社的报道为：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其职权为行使选举或罢免总统，创制立法原则及复决法律之权；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均取消；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省单行法规。见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3月16日，当天《新华日报》的报道用的也是中央社稿。中央社报道各点，均为曾在会上讨论而未经各方一致同意者，尤其是省得制定省自治法与自治法规虽仅一字之差，然法理意义大有差别。孙科为此在16日的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特别说明，省自治法当时有人主张为单行法，这一点后来没有决定，只说“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见《孙科在六届二中全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馆：62/628。周恩来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见《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因此，中共和民盟随后向孙科提出抗议，要求“中央社及各报立即更正，以正听闻而尊重政协之结果”。见《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48页。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表现出的对共强硬态度，迫使中共不能不相应改变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在中共重庆代表团做出让步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把握住”自己，并批评说，如果“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6~98页。次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18日再次致电指示说：“修正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因为这些是基本的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是决不能容许动摇的，而如果动摇了这些，必给国民党保持独裁以极大便利，国家民主化就没有可能。同时我们现在同意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这种修改，在策略上亦给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企图和斗争以便利，使我们保卫政协决议的斗争增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对十五日决定，必须迅速加以挽救。”中央档案馆藏档抄件，卷90第10甲号。19日，董必武在宪草审议会上回复到中共以往“保障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提法。《董必武年谱》，第249页。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董必武等：“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东北一师等），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1页。由此，国共本已达成的妥协又成悬案，从此双方再无在此问题上互相妥协之机会与驱动力，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东北炮声已起，大规模内战战火之重起也已无可避免。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意味着国民党战后对中共政策的重要转折，主导战后对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全面反攻，在蒋介石的默认与支持下，实际推翻了政协决议，改取对共强硬政策。强硬派的主张与行动，是国民党面临可能失去一党垄断权力时的本能反弹，他们对国民党特殊利益的维护，有其深厚的党内基础，并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在六届二中全会中占了上风，其余波所及，更延续至会后，对战后国共关系之发展变化并由和而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强硬派的言论貌似不图私利，强调他们并不主张国民党独占政权，他们所要坚持的是所谓“革命主义”与“国父遗教”。然而，在这种冠冕堂皇、“天下为公”的表面文章下，隐藏不住他们对将要失去自己既得利益的深重担忧。政治斗争的结果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政协决议及由此开启的民主化进程将要实现的利益再分配，对于国民党这样长期把持政权、党员沉湎于特权而不思进取、竞争力日渐低下的政党而言，当然是不利的，引致他们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并非意外。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这样一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诸多发言者所担心的政权转移，会后不过短短数年即成现实，当然不是经由和平途径，而是经由战争，可是结果对于国民党而言则是一样的。第四章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

第十三章国民党内战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国民党在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失利，一向为史家关注。抗战胜利之初，就物质基础而言（包括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国民党已达到其执政时期的高峰。可又何以在短短几年间，即在内战中失利，其间缘由，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层面之因素，已为诸多学者所探究。有关研究状况，可参阅郭永学、吴祖鲲《海内外学者关于大陆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的研究综述》，《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文松《十余年来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01年第9期。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应为其军事失利。就军事层面的研究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为具体战役之成败得失，如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战役。本章则企望以内战初期国民党之军事战略战术为中心，对其成败得失作初步之考查与辨析，期使我们对国民党何以在内战中失利之缘由有更进一步之体认。关于战后之国共内战战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可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1998。

一战前之国共力量对比

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其对手中共。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关于国民党军的总数，目前缺乏国方的统计资料，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页之统计。陆军编组为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54个整编师）、3个独立旅，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海军编组为海防（青岛）、江防（江阴）、运输（上海）舰队及8个炮艇队，有舰艇129艘；空军编组为沈阳、北平、西安、汉口、重庆军区，有飞机443架。《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七八三-797；《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210~215页。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4页之统计，国民党陆军编组为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海军仅接收日伪舰艇即有288艘，空军飞机有900余架。其军力部署大致为，一线：（1）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7个军；（2）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下辖第十一战区（北平）4个军、4个整编师，第十二战区（归绥）3个军、1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2个骑兵师；（3）第二战区（太原，司令阎锡山），5个军；（4）徐州绥署（主任薛岳），下辖第一（南通）、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绥靖区，5个军、9个整编师；（5）郑州绥署（主任刘峙），下辖第一战区（西安）8个整编师，第四（许昌）、第五（开封）绥靖区6个整编师；（6）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辖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绥靖区2个整编师。二线：（1）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2个整编师；（2）衢州绥署（主任余汉谋），1个军、1个整编师；（3）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3个军、3个整编师、1个骑兵军、4个骑兵师；（4）重庆行辕（代主任朱绍良），6个整编师。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上述统计不包括国防部直辖之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部队。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状况，各说不一，此处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256~257页之说法。

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计有24个纵队（师）、11个旅，地方部队66万人；分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代司令员王世泰）、晋绥军区（5万人，司令员贺龙）、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司令员刘伯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军长兼司令员陈毅，1947年1月底改称华东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司令员林彪）、晋察冀军区（20万人，司令员聂荣臻）、中原军区（5万人，司令员李先念）等战略区，另有炮兵1个旅，14个团，17个营，38个连，没有海、空军。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23~338页的统计。因为各区部队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

就军队实力而言，国民党的海空军为中共所无，其陆军野战部队数量为中共的三倍以上，装备亦大大超过中共部队。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部队共有步马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轻迫击炮1559门，92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重装备数量明显偏少。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两者相较，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据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所辖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也远远超过中共，其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9000支，机枪1430挺，各种炮875门，而中共65家兵工厂月产步枪1030支，机枪15挺，迫击炮仅2门，基本不能生产重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3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164-1页。当然，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是否能在实战中发挥效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北京中央档案馆藏档抄件。而且美械装备部队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并由于美国一度实行武器禁运，使其效用时常不得发挥。蒋介石曾告杜聿明，“东北部队对于美械弹药应设法节省，不得浪费，希特别注意，通饬所属遵照办理为要”。蒋并将此情形告在美负责采购军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实情转告。美械子弹之奇缺实为严重情形之主因也”。《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6年12月29日），《蒋介石致毛邦初电》（1947年12月6日），《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2034、2072号。

正是因为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大军事优势，使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处理战后国共关系问题时，弃和而就武。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在关内的战争暂时停止，但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并未停止，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郭汝瑰日记》（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第4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87页。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要求第一步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歼灭苏北鲁南的中共部队；第二步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再击灭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队；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4月5日，蒋介石致电徐州绥署主任顾祝同与郑州绥署主任刘峙，要求“一面缩编，一面训练，以期随时可以应战也。”《蒋档•筹笔（戡乱时期）》：15823号。5月22日，蒋介石又给顾祝同和刘峙发去极密电，要求陆空军联合作战之训练工作应即策划准备，本月内部署完毕，6月1日开始联合演习，限于6月底训练完成。《蒋档•特交文卷•交拟稿件》：23册1999、2000号。可见国民党是以6月底为期准备战争的。

对于打一场全面战争，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如蒋所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军事优势，国民党才敢于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又发动另一场战争，并于内战之初在扩大占领区方面颇有收获。

二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失误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蒋介石还主张打速决战，他认为：（1）国民党以优势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中共决战之自由；（2）国民党军装备优良，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国民党的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蒋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级将领最初也对速战速决抱有莫大之期望。蒋介石在与马歇尔谈话时，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军队。白崇禧认为，可以在一年内结束“剿匪”军事。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自信在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内便能解决。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Inc Arlington，Virginia，1976，pp405－407；上海《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7日。然而，国民党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与其速决战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剿匪”军事非但未能结束，国民党却被迫在军事上转入全面防御。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他的设想，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1946年6月1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曾致函蒋介石，提出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联络；再以津浦南、北段、胶济路、鲁西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中共主力；再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邯郸，封锁太行山区，打通平汉路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回师会攻延安。以上部署及指导，应区分守势方面与攻势方面，分期实施，并以中共主力为目标，逐次消灭瓦解之。蒋对此并未有何反应。《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6号。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因此国民党军初期的进攻重点为苏北到山东一线，这样的部署有其政治和军事考虑。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国共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进行全面动员，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发动军事攻势；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沿交通线的阻击战，使国民党军的部署迟迟未能到位，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攻势发起后，国民党军的进攻面越铺越大，企图实行全面进攻，但在实际上，其军队的部署无法达成全面进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势，结果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3月东北开打，关内尚在停战；及至7月苏北大打，东北又处于相对平静中；直到10月才有了苏北、华北、东北的全面攻势。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认为，中共因此而于内战初期在军事布局上处于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指西北和东北--注）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31页。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也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如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7页。参谋本部亦有人认为，“今日全国无重点，用兵如此决无胜算可言”，建议陈诚“应在鲁南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扫荡陇海路以北地区”。《郭汝瑰日记》，1946年9月7日。根据中共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时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这样的兵力数为中共野战部队数量的二倍还不到，加之分散于各个战场，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之缺失，国民党将领并非全无体认。1946年11月，陈诚在北平召集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与会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众为寡、各战区协力行动的共识。《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 Rare Books and Mem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USA。在军官训练团讨论时，不少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为：“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亦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国防部三厅二处编《绥靖作战检讨》（2），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有鉴于此，1947年3月，蒋介石决定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计划。他对其设想作过如下的解释：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为此，蒋以山东作为国共两军的主战场，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分析：“进攻山东，是他（指蒋介石--注）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而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只是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郭汝瑰回忆录》，第244、420~421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334~335页。因此，蒋介石是否有确切的主观意图发起重点进攻尚须研究，但无论如何，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曾给中共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而因国民党军战区间和战区内的协同不佳，未能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军事处境，所谓重点进攻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也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换言之，如国民党战史所承认：“扩展空间之作战，必须全面进攻，不但行动迟缓，且兵力形成分散，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但不能牵制敌人……反而易于被敌人所牵制，授予敌人机动作战之好机。”《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123页。内战之初国民党军的失利，绝大多数发生于运动战中，诚非无因。

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页。内战经过的事实验证了中共的判断，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亦承认：“国军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三内战之初国民党的军事战术失误

战略指导既无章法，而在战术方面，国民党军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在全面内战开始后即不断失利。

其一为作战保守，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蒋介石曾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国民党军每逢运动战常常吃亏。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个师在鲁南向前推进，其中整二十六师推进最快，“惟以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师长马励武曾建议适当后撤，但徐州绥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后撤，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此诚军语所谓挂形也。”《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152~153页。中共华东野战军抓住此一机会，发起攻势，歼整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徐州绥署几乎毫无反应，尤其是陇海路南的十几万部队停留原地不动，听任路北部队被歼。以致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与军、师与师之间，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导致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这是“我们国军将领最可耻的一件事。”《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山东孟良崮战役即为显明例证。此役中共华东野战军一改传统战法，舍弱取强，表明他们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而国民党统帅部起初未能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完全没有料到其敢于强行楔入重兵云集的己方部队当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师长张灵甫先“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国民党统帅部亦认为决战时机已至，命令张部坚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七军增援孟良崮，同时周边还有第五军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企图一举围歼华野部队。这些援军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且不乏精锐之师，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压力。然而当张部在孟良崮苦战之时，援军却行动迟缓，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表现出缺乏协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于恳求的语气电令各部增援：“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427页。比较之下，此役华野六纵接到合围命令后，从鲁南昼夜兼程，只用两天时间便赶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完全出乎张灵甫的意料，表现出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可是直至张部覆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10里开外的界牌，炮声相闻，而终不见援兵之至，陈毅称此役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当不为过。战役开始前，张灵甫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称：“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此役之结果恰印证了张灵甫所言。战后蒋介石对此役“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5月29日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页；《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第55~57页。

其三为国民党军派系复杂，又掺杂着各种不同的人脉关系，加剧了协同作战之不易。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战役中，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为人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郑州绥署的进攻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致整三师被歼，赵锡田被俘。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国民党统帅部也因此而指责将领常有封建思想，视其序列以内之部队，为其永远指挥之部队，一旦有所抽调，即顿形不满，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挠统帅部之兵团部署，常闻某部队不可归某人指挥，使在同一战场之军队，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状态。《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裁编所谓“杂牌”而影响到作战士气。在整军过程中，同样的军队，“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指陈诚系统--注），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页。甚至因为整编而荒唐到了“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8日。此种情形对于部队作战能力之影响甚大。蒋介石过后亦承认，“自从去年部队缩编，许多军官转业之后，现存的部队往往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自己的部队不知何时被缩编，官佐不知何时被遣散。因为心理的不安，以致战斗精神亦大受影响。”《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20页。关于军事整编及其对国共双方的利弊得失，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

其四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对战略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国民党军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刘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刘峙轻率下令原为齐头并进、会攻定陶的整三师和整四十七师分别攻击菏泽和定陶，使两部之间的距离拉大，结果为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所乘，整三师全军覆没，刘峙因指挥无能而于战后被免职。1947年2月，守莱芜的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突围心切，率部出莱芜城后，未派部队占据突围路线外侧山地要点掩护，也未派部队留守莱芜以为支持，结果被中共华东野战军于前设伏，于后断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于狭长地段，机动空间有限，不能展开，只能被迫向内收缩，致互相拥挤，队形大乱，无法实施有效指挥。未有多少战斗即迅速瓦解，4万人的部队，不过4个小时即遭全歼，李仙洲及多名高级将领被俘。事后检讨，蒋介石认为失败“全在于李仙洲司令官指挥部署之错误及其怕敌心理所造成”，并训斥负责指挥的王耀武说：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尾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396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在对于战术的机械理解方面，张灵甫可为例证。孟良崮战役打响后，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固执于所谓居高临下的优势，将部队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251~253、432~433页。张灵甫最后只能以惨败身亡而结束此役。同时，军队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军至师，至少有四五级之多，命令来回反复，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莱芜之战，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判断华野将围攻李仙洲部，遂于2月16日令李部后撤，但徐州绥署和南京统帅部则判断为“共军败退”，严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队来回运动，疲于奔命。及至19日，华野出现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后撤。但是二天的动摇与延误，已经注定了李部的覆灭命运。所谓“旋进旋退，轻进轻退，举棋不定，措置乖方，涣散了军心，打乱了步骤，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莱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页。在情报方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苏北、延安、山东的情报均为中共事先所获，令其在军事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而且使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蒋介石亦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莱芜战役中，与中共有秘密联系的整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接受华野指示，临阵主动脱离指挥，导致该部因群龙无首而一片混乱，率先被歼，并牵累李仙洲的全盘行动。事后，韩领中共之意，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直到1年后，韩练成在西北任职时，其与中共的关系才暴露，结果又因张治中的关系而安然脱离，潜赴香港，再转往中共根据地。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的疏离，使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蒋介石一方面抱怨“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担心民众泄密，居然要求“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1947年6月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59、167页。可想而知，一支不能与民众交流的军队怎么可能在战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

国民党军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再打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如同其自身检讨时所称：“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剿匪战事之检讨》，第27页。国民党军的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即所谓“抓伕”。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如蒋介石所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后只能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军成了中共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据统计，战争第二年结束时，被俘后参加中共部队的前国民党军士兵已达到80余万人，这个数字占其时中共部队总人数（280万人）的286%，占中共野战部队总人数（149万人）的537%，可见国民党军士气之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313页；第4卷，第2~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郭忏自嘲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

战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是国民党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企求通过战争，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的主动行为。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其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以及社会动荡、后方不稳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虑，只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而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未必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何况国民党还不能或不善于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

当我们现在审视当年全面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之得与失时，我们的判断或许更具有学术意味，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后见之明。而对当时当地当事人而言，这是一场既决定自己也决定其对手命运的战争。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因为战争既由人担当，而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战争谁胜谁负的结局，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在一场攸关胜负的战争中，最先发现对手的错误并能改正自己错误的一方，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当我们论及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平心而论，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国民党垮台的历史教训及其重大借鉴意义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最新专题

130周年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