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座丰富的宝藏——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担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外交史。著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等。
    1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值得不断发掘的宝库 
    记者： 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即将出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编辑出版了多种毛泽东文稿，编辑这部《文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您在《文稿》的构思、立项和编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发现和感受？ 
    李捷：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库的一部百科全书，涉及面非常广，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思想。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作，在1993年出版了六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集中反映毛泽东军事思想。当时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资料不是很充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即该书的第六卷）仅有薄薄的一本，很不成比例。很多读者读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之后，都感到很不过瘾，不能满足学者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需求。于是，我们萌发了编一套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文稿的想法，以期弥补这一缺憾。这次《文稿》的编辑是建立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格局的调整和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都在上升。这是新中国长期发展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周边地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态势和事变，这也是中国发展、壮大、地位迅速提升的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从我们进行文献研究的人来看，这又关系到历史问题。一方面，对于很多态势，只有了解了它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虽然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一些智慧，来更好地应对今天的挑战。因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毛泽东关于国防和军事战略的思想是一个值得不断开发的宝贵的思想库。
    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经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再度携手，着手《文稿》的编辑工作。这是我们两家单位继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和《邓小平军事文集》两部厚重的著作之后的再次合作。从2008年5月开始，到2009年12月，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工作，完成了《文稿》的编辑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编辑组寻着历史的脚印，重新踏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国防战略的思想库，可谓琳琅满目。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反复斟酌、精心取舍，最后编辑成书，共收录了821篇文稿。
    2取舍之间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 
    记者： 在编辑过程中，是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取舍的？
    李捷：我们主要考虑了这样一些因素：一是文稿的代表性，即能够涵盖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军事领域的重大事件及重大决策，从今天的角度说，就是其历史蕴涵。二是文稿的思想性。文稿都是单篇存在的，使一篇篇文稿连贯起来，相互照应，彰显出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这就需要编辑者反复地考量文稿的代表性及其思想和历史的含量，加以综合平衡，去粗取精。所以说，编辑者的功夫既在文稿之内，又在文稿之外。其最高境界，无外乎“别出心裁，独具匠心”这八个字。
    我们要综合考量文稿的思想性。有时毛泽东仅做了很短的批示，如“照办”或“同意”，但其批复对象的内容很重要，一经批复即在当时产生过重要作用。综合考量文本的思想性、决策的重要性、批示的深远影响等，远远超过了批示本身的意义。我们采用注释来反映这类批示的深意。这些注释，都是编辑组成员在进行了历史考据之后，精心编写的。比如1956年4月2日，毛泽东有一个批示，是对彭德怀报告的批复，报告的主件是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是彭德怀同年3月6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也是经过集体讨论形成的。我们非常熟悉的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得到正式确认的。我们在注释中体现了上述报告的主要内容。这样，读者阅读时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我们取舍的第三个标准是文稿对当代要有一定的价值。其实这也是中华史学的一个传统，孔子编《春秋》、司马迁写《史记》也都渗透着他们的现实追求与理念认同。对历史资料、历史典籍的整理和取舍本身，体现了编者对历史及现实的认识，包括对民族未来出路的思考。
    记者：请您谈谈编辑过程中最主要的感触。
    李捷：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这么几点。首先，历史和现实始终是相通的。如同司马迁所言，研究史学和文献的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一种使命，也是一个努力方向，最终要“成一家之言”，我们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探索的价值会随着现实的展开日益彰显出来，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褪去光彩。
    其次，我们现在的国防基础是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一段遭受凌辱的历史，日本侵华战争将这一凌辱推向了顶峰。在百余年的屈辱中，华夏的有识之士始终感叹“有国无防”、“有边无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等人搞北洋水师等等，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有国无防”、“有边无防”的问题，是从老一代革命家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毛泽东在1950年就提出，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防体系也始于20世纪50年代，还有60年代的“三线建设”、研制成功“两弹一星”，都是这一努力的延续。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开始了从单一军种到多军种的战略性转变，后来还建立了第二炮兵。苏联成立战略导弹部队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仅比苏联迟了不到10年的时间。1966年，第二炮兵正式组建，这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点感触是，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国防战略思想，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加速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颇具借鉴意义。比如，毛泽东从来不把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看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他反复强调，军制和作战方法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思想与我们现在加快军事变革、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再比如，毛泽东认为，与强大的外部势力相比，我们始终处于弱势，怎样以弱搏强呢？重要的就是以心取胜。所谓“以心取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赢得民心，只有把国内的事办好，在国际上才有主动权。赢得民心并不局限于国内，毛泽东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很早就提出要开展人民外交，要把顽固坚持反华立场的统治阶级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区分开。另一方面是要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同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的势力作斗争。这需要我们发挥心智的力量，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物都是“硬件”，是“硬实力”，但“硬实力”的发挥离不开“软实力”。中国一定要拓宽自己的战略回旋余地，不能硬碰硬，千万不能以己之短搏人之长，要“以柔克刚”，打“迂回战”，打“拖延仗”。这些都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智慧。
    另外还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他重视人民的力量，这在今天仍不过时。人民战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战争也有不同的样式。在高科技情境下，人民战争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创新的。
    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我们还体会到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很先进。一方面，我们努力打破敌人的核垄断；另一方面，不能搞多，不能误入对方的核军备竞赛陷阱而拖垮自己。毛泽东的原话是“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毛泽东强调要同时研制核弹头和运载工具，这是很独特的。这个决策为我国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主动。我们试爆原子弹、试射导弹、组建战略导弹部队几乎是同步的。这种搞法，世所罕见。不能不令人折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我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奠定了国家核战略的基本方针。任何有核国家都不可能像我国这样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既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基本国际定位和国际战略决定的。这同时也展示了我们的自信：虽然我们有原子弹，但我们并不靠它来取胜，我们的制胜法宝是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除了上述思想之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军民团结问题等的论述，今天看起来也有新的价值。
    3史料新发现彰显毛泽东时代洞见 
    记者： 您刚才谈到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新见解。在《文稿》的编辑过程中，在历史文献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 
    李捷：《文稿》收入不少有意义的新史料。比如我们谈现代化建设，很自然就会想到“四个现代化”。我们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发现，国防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1952年6月制订出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初稿，核心就是国防现代化，尽管当时没有这个概括。应该说，军事建设的五年计划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同步进行的。这一计划经过反复修改后，最终纳入了国民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可以说，“一五”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再如关于西沙群岛问题。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对西沙群岛行使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分内之事。我们收录了毛泽东1960年8月3日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问题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是对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复。通过这个报告可以知道，1959年3月党中央就已经做出了定期定点在西沙群岛附近巡航、巡逻的批示。从那时起，至1960年8月毛泽东再次做出批示之前，人民解放军海军共巡航、巡逻20次。通过这个报告还可以知道，当时不仅对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作了部署，而且还有长远的规划。这就表明，我们对西沙群岛行使国家主权既是合理合法的，也是一贯有效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指手画脚。
    另外，这次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毛泽东同钱学森等人的谈话。这是一篇对话体的记录，是由钱学森事后亲笔追记的。那一天，毛泽东和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几位科学家座谈，与不同的科学家谈不同的主题。但遗憾的是，除了钱学森的这份记录，其他的谈话内容没有留下记载。《文稿》收录了这份珍贵的记录。
    在对话中，毛泽东说：“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钱学森说：“我有所闻。”主席说：“怕不止是有所闻吧。”主席说：“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钱学森说：“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主席问：“可以到夏威夷？”钱学森说：“夏威夷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谈到这里，主席就反过来说了，我们怎么对付其他国家的核威慑，主席的答案是：“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钱学森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搞了运载工具之后，就要接着搞反导了。这是1964年的谈话。说到这里，主席提了一句古话“有矛必有盾”，又说：“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按：就是研究‘盾’的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这份档案篇幅虽然不长，但非常有价值。
    关于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意见，我们也收录了一些重要史料。1970年7月，毛泽东在同朝鲜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海军不像样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后来海军根据这个意见，制订了发展规划，1975年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将规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电子对抗战方面的情况。1975年12月，他对叶剑英的报告批示：“很好”。这个报告说，这年的12月8日，召开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常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设备的抗干扰性能；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又重病缠身，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如此有远见的重大决策，殊为不易。
    我们还发现了毛泽东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比较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197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话。他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这一论断对今天而言，特别有意义。
    4连点成线 档案中蕴藏历史逻辑 
    记者： 这些史料的确令人大开眼界。但档案是琐碎的，如何才能在编辑过程中使其呈现出内在的历史逻辑呢？
    李捷：编文献是有讲究的，从《文稿》开卷篇和压卷篇的选取可见一斑。开卷篇我们选取的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压卷篇我们选择的是刚才谈到的那篇“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记者：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的一段伟大历程，从依靠革命的暴力手段求得翻身解放、自立自强，到追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这一逻辑的延续符合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的理想。
    李捷：是的。勾画历史，有时需要凝练传神，有时又需要浓墨重彩。“大写意”时，要能够惜墨如金，要能“工笔画”、不厌其详。《文稿》里有一些琐细的内容，我们有意而为之，以彰显其内在的线索。比如关于研制原子弹问题。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就做出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对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倾全国之力也要造出原子弹、打破核垄断而言的。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是生产核材料。只有生产出六氟化铀235之后，才有可能造出原子弹。1964年1月，我国生产出六氟化铀235的合格产品。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有一个报告，毛主席批示：“已阅，很好”，记录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程。
    接下来是原子弹试爆时间的确定问题，这在1964年9月21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当天来信的批语中得到了反映。最终的试爆时间是1964年10月16日，之前选择试爆时间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气象条件、风向等问题。周恩来提出，做出决定的期限以不迟于9月24日为好。毛泽东看了来信，当机立断，批示：“已阅，拟即办”。从准备命令下达到试爆至少需要20天，而毛泽东的果决为进行试爆准备赢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
    爆炸成功，毛泽东很关注原子弹试爆的结果，要看看其杀伤力究竟有多大？毛泽东认真读了现场指挥张爱萍的报告，结论是“只要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接下来还有这样一篇文献，一个香港记者到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比基尼岛等的核武器试验靶场，报道说在核爆很多年之后，那里还有很多生物，有生命的迹象。1964年12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个报道后也非常关注，做了批示。
    虽然一篇一篇的文献是散点，但我们编辑的时候很注意把这些点连成线，尽量让读者同时看到历史的线索和细节。
    5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离不开国际视野
    记者：您是怎样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李捷：我从小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一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伟人。在求学的过程中，我对毛泽东思想研究非常感兴趣。1983年我考上了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这扎下了根，一直潜心研究毛泽东。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本来并不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我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结构。1997年，中央党校成立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持研究项目的姜长斌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了一个特别项目，专门研究冷战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我在这个项目中先后完成了两篇学术报告，一篇是《物极必反：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内政与中美关系》，另一篇是《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写这两篇文章纯属偶然，但当时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专门编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关问题大事记，有十几万字，目的不在于发表，完全是为了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要深入、扎实地搞研究、写论文，自编大事记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翦伯赞、齐思和等很多前辈都自己编过大事记。我从这一段经历中受益匪浅，它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觉得研究党史，一定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如果没有国际视野，党史研究就很难深入。
    编辑《文稿》时，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适当收录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国际局势判断的一些文稿。我根据自己的研究体验，认为一定要把这些内容收录进去。我们的国防战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对世界格局所作的综合考量。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走向、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都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密切相关，包括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趋势。
    我们要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交汇点上来思考，这也是当今时代不同于毛泽东那个时代的地方。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要首先立足国内，再放眼世界、胸怀世界。现在中国的地位提升了，国内与国际的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很多国内问题不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了，已经和国际连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但责任是适度的，不能承担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摘自2010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