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眼光研究王阳明的力作
------余怀彦教授著《王阳明的五百年》评介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贵州师范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资深教授余怀彦先生新著《王阳明的五百年------中国与世界的王阳明》（贵州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是国内外第一本从中国近500年历史和全球视觉来写王阳明的书。我蒙余先生赠书后即展卷拜读，获益良多，深觉此书是近年来阳明学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力作。
该书以史实为据，揭扬阳明的真精神。王阳明才兼文武，事功卓著。我们统观其学术、事功，总感到在他的人格与学术品格上有一种奇特的结合：既内向，又重实践；既神秘，又讲现实；既真诚，又富于机变；既恪守道德，又心智自由。余先生书中虽未对王阳明具有传奇色彩的生平事迹作详尽介绍，但结合阳明所处社会时代，着重评析其生平中的几件大事，向人们展露阳明是如何将人格与学术品格完美结合起来的。如第二章中的“‘镇压农民起义’之辨”，不仅明确指出王阳明镇压的并非农民起义，而是“土匪、流寇以及一部分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暴动”（58页），而且指出“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官僚体系中”很少有人像阳明那样“了解劳动人民的苦难”（第60页），这使阳明采取了一系列为广大民众拥护的手段并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就取得奇效，“基本解决了中国南方数省过去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未能解决的土匪流寇向题和民族冲突问题，为明王朝这些地区营造了百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第64页）。余先生认为，王阳明绝非如某些现代学人所斥称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恰恰相反，他平定土匪、流寇以及一部分少数民族首领叛乱暴动的卓越事功“正显示了他心学的灿烂光辉”（第60页）。
以一种宽阔的学术胸襟来分析阳明思想，是该书的又一特色。余先生指出阳明当然是一代儒学宗师，但其所谓“儒”，“并非狭义的孔孟之儒，而是融化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广义之儒；他的心学，也并非只承续孟子到陆象山，而是‘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第7页）。这是符合阳明思想实际的判断。余先生更对“心学与关学”作了专门论析，不仅指出张载和王阳明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气质，故而阳明对孔子、孟子略有微辞，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朱熹多有批评，对周敦颐和二程亦有所保留，独对张载及其开创的关学给予很高评价，而且更指出“无论在气论还是在心论上”，阳明和张载“的观点都有很多一致，或互相借用的地方”；并谓：“在张载看来，‘气’属于宇宙本体论的范畴，而‘心’属于认识论和伦理的范畴，两者并不是冲突的，‘天无心，心都是人之心’。张载正是从他的气论，堂堂正正过渡到心论。”（第11页）“张载的结论正是王阴明心学的出发点。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从‘心即理’出发的。”（第13页）这一为以往学界殊少涉及的论析，实为余氏此书的一大创获。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阳明学？学者们对之当然可以见仁见智，而余先生则是从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历程角度来评价阳明学的。他认为尽管“中国近代化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但‘近代的萌芽’，作为近代的思想和物质因素的形成，显然要远远早于这一天。这些因素，早就在中国的社会内部孕育了”（第76页）。故其认同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先生的意见，指出“中国的近代哲学、近代文学和近代政治学，都是从王阳明和李卓吾开始的”（第77页）。此说深契吾心。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晚明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历程，而早期启蒙思潮发端于明代中叶兴起的阳明学。余先生在书中对此有多方阐析，如指出：“王学的核心是‘心即理’，以个人的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否定了外在的‘理”，也否定了外在的权威或经典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启蒙思潮正是据此打破儒学经典的桎梏，呐唤着独立思考，敢于为天下先的人物。”“王学的‘人人皆有良知’的观点，隐含着人是生而平等的，无高低贵贱之分，启蒙思潮由此引申出了许多民主和平等的要求。”（第130页）“启蒙思潮利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中特别强调‘行’的观点，提倡实学，为‘经世致用’找到了理论根据”（第131页）。通过诸如此类的论析，余先生得出结论：“中国的启蒙思潮，是融阳明心学和实学于一室。”（绵131页）他称许王阳明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拓荒者”，并满怀深情地写道：“壮哉王阳明！在近代中国人艰苦卓绝无怨无悔的奋斗中，人们不断地呼唤着你的名字；悲哉王阳明！在19世纪中叶的凄风苦雨中，中国人未能以你的学说为前引，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美梦，倒是日本人做到了，何以‘种之西域，收之东隅’？”我想，无论人们是否都能同意余先生的观点，他的这番话是能引起人们多方面、多维度深思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以世界眼光研究阳明和阳明学，这是余先生此书最重要的特色，也是其对学界的一大贡献。全书六章中，有三章专门谈论“阳明学在日本”、“阳明学在韩国”和“阳明学与西方”。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对日本近代化的深刻影响，这是中、日学界都很关注的，但“阳明学在韩国”则是海内外学界殊少涉及的话题。由于韩国最早接受的是朱子学，并一直以朱子学为“正”，而视阳明学为“邪”，致使阳明学在韩国始终处于“异端邪说”、“斯文乱贼”，被朱子学打压的地位，研治并信奉阳明学者少，阳明学在社会生活中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所以，论述这话题确有很大难度。而余先生不畏其难地涉及这论题，他“评李退溪对知行合一的批评”，指出作为韩国官方哲学代表和学术泰斗李退溪基本否定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对韩国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无疑起到了极坏的作用”，“结果是，在500年前，基本处于同一发展程度的中、日、韩三国，在1860年，突然拉开了距离。日本由于接受了阳明学，注重事功，以我为主，锐意开拓，广泛吸收西方各方面的先进思想，迅速走上了明治维新的强国道路，抢搭上了19世纪现代化的最后一班车；而严厉打压和批判阳明学的中韩两国，却由于崇尚空谈的保守势力继续占上风，迷信权威，对学习西方严格设限，打不开局面，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终于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韩国更有亡国之痛”（第171----172页）。他注意到阳朱阴王的尹拯的心学思想，说尹拯“是朝鲜从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181页）；分析了韩国阳明学奠基人“郑霞谷的中和论”，指出：“郑霞谷的中和论”“代表了王学发展的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它不仅分中国一些流于空疏的阳明后学有所不同，也与提倡武士道精神，专注事功的日本阳明学相异。”（第189页）还对现代韩国阳明学的复兴作了绍介。余先生对“阳明学与西方”的介绍和分析，尤其是从比较的视角讲“王阳明与马丁·路德”以彰显阳明学在“人的发现”方面的意义，论“王阳明与贝克莱”以揭示中、西哲人在“心外无物”观上的异同，谈“王阳明与尼采”以阐扬意志的力量，析“王阳明与萨特”而从境遇哲学角度对阳明学作出新的诠释，如此等等，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余先生说：“按人数统计，西方人知道王阳明的，现在仍是很少数，但这并不排除阳明学已进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不断激起层层涟漪，对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第196页）阳明学是否确“已进入西方精神世界的核心”，并“对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姑置不论，但无论如何，余氏此说应是具有前瞻性意义的。
此外，由于余先生长期在贵州工作和生活，而贵州龙场驿又是阳洞“悟道”之地，是阳明心学发端的地方，故其对“王阳明与贵州实学”作了专门论析，此在阳明学研究中亦具有补白开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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