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十年祭》在黄苇町曾任《红旗》杂志主编，对苏联解体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读完了他的书，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一是对他在十年前或五年前就能把苏联问题看的那么透彻，尖锐，犀利而震惊；二是对苏联事变前的政治状况而震惊；三是对中共党内现在的状况和苏联解体前的状况惊人的相似而震惊。我认为这本书就像一座警钟，在惊醒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警钟长鸣，中国才能避免苏联的悲剧。下面我把我认为最让人震惊的话抄在下面。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他说：“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的，也是被他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的。而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指出，一个导致社会不稳定领导和人民相互疏远的重要因素，就是苏共领导者的双重人格。他们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人民的双重标准，更容易使领导层失去群众的信任。”
他还说：“权利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就完了。”
还指出苏联干部的特权也是导致和民众隔离的重要原因。他说：“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稳定，执政党领导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资财富和生活享受。自30年代起，苏联对领导干部实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为30：1.到了1953年，已经到达了50：1，甚至更高。此外，还实行向领导人员秘密发放工资附加款。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有许多钞票的大信封。钱的多少取决于职务的高低。不交税，也不纳入缴纳党费的计算基数。除现金方面的特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和其他特殊待遇。特殊待遇慢慢变成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当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吧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
“东欧各国每一次动荡和领导者的决策失误，几乎都与领导脱离群众直接相关。波兰工人反应说，工人找自己党的领导人，经常吃闭门羹。一般情况下，下面的意见，只有强化到无法阻止时才有可能传到上面---，而往往已经太迟。剧变后一些群众认为，他们起初走上街头，并不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只是通过行动让当局倾听一下群众的意见。结果事与愿违。当领导层一再无视群众的要求时，这些普遍的不满情绪就会被反对者所利用。”
在苏联解体五周年时说：“苏联剧变刚发生时，我也 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黑市倒爷，包工头等新生资产阶级，戈尔巴乔夫的投降主义，导致反对势力步步紧逼。但这些原因，都不能解释剧变中两个最大的迷：
一是有这样悠久历史，众多党员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利的大党叶利钦登高一呼便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
二是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等新兴资产阶级，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叶利钦的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中占74%，在地方政权中所占比例更高，达到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3%。
因此，五年后回过头看，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而是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因此，尽管点燃剧变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所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 的自我改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剧变发生前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以掌握高层权力的若干党政要员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是大约9.6%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３％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７６．９％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
的观点我就摘抄这些。无疑是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批评苏联状况的同时，却对中国的改革大唱赞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赞扬，并认为中国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无疑麻癖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者的神经，认为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完全是在重复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在一步步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在党内干部中，更是存在着极其相同的思想状况。少数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少数人支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而多数希望干脆实行资本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执政共产党的宿命）而实际上在领导者的高层，早就想改变共产党的名字，变成社会民主党。而和共产党干部们相反，多数老百姓（包括许许多多的私营企业家）希望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道路，我认为下的结论委实太早。苏联的解体是在苏共执政７４年后，而中国共产党（他写时才５０年）现在执政６０年，那么７４年后会是什么样？８０年，９０年呢？而中国共产党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唯一道路是走回头路。而许多人在喊，不能走回头路。为什么不能，当我们走到了悬崖边上，又没有其他路可走时，为什么不能走一段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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