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对“孔儒”的“尊”与“反”的争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随着2月份 韩德强 先生的《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3月份烈风先生的《 关于孔孟和毛主席批孔，答恽仁祥先生》；以及4月份 曹久强 先生的《批孔批周可以休矣》三篇文章的刊出，真是此波未平彼波又起。有些是理性评说，有些则是辞巧理拙，还有个别是人身攻击。本人日前以诗歌的形式写了一篇《我宁愿喊你一声——老师》，就遭到了“吃土”的辱骂。
反对“尊孔”的人，总是拿毛主席1973年写的那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诗，以及1974年所谓的“批林批孔”来做立论。殊不知，毛主席1974年8月20日还对到武汉汇报工作的李先念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695页）。
其实，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在他的那篇《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评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708页）。
现将毛主席对孔子评析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全文录入在这里，让热爱“”这块园地的朋友们共享。这是毛主席1939年2月在延安写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的一封信。《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是陈伯达写的，经主席审阅后发表在1939年延安《解放》杂志第69期上。毛主席在信中称该文为《孔子哲学》。
原文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我还是那句话：从孔中来，自孔中去。这，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公车上书】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一
伯达[3]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6]，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7]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8]。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9]，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夜
二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10]引了章，梁，胡，冯[11]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夜
注释：
[3]伯达，即陈伯达。
[4]见《论语·子路》。
[5]参见《中庸》。
[6]参见《中庸》。
[7]朱熹（一一三○——一二○○），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8]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9]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10]指陈伯达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三、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一九四0年陆续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第一0二和第一0四期。
[11]章，指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胡，指胡适。冯，指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0），河南唐河人。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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