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承志的笔力以风骨见长，尤以《秋华与冬雪》最甚。3月的某天，戴旭读到这篇文，深得共鸣之后写过一篇读后感，我后来辗转读到这篇文章，与《秋华与冬雪》两相比较，久久不能平静。
一时说不清两个人的内在联系，却在之后的阅读中，总在不经意地将两个人放在一起，久久打量。打量着，就感到二人不仅应是格瓦拉所定义的那种“亲戚”，还应是跨越时空的——知己。
他们身上，都彰显着一种超拔历史与现实的大气与大义，一种在抽象与具象中游离的“高”和“大”。至今，虽从未与他们二人谋面，但我想说，这是两个硬骨之人，大写的人。
戴旭与张承志并非熟络，他们分属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道路的陌生人。尽管生活可能交叉——他们行走在同一城市，却并不妨碍他们的陌生。在那个历史节点之前，他们像两粒毫不相干的尘埃，各自飘悠在这个世界的两处，也许永远不会出现一个让他们相交的机缘，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虽然后世的漫画天才几米让平行线也相交了，但谁都明白那是言辞之秀，或者说是一种噱头效应，真正的平行线，哪能相交呢。
文字真是奇妙的东西，无论两个多么陌生的人，当他们体内沸腾着某种共同特质的时候，则会出现某种超离现实的感应，文字此时就充当了这样的介质。
“时代无情，总是牺牲它最优秀的儿子”，以此为交点，形成二人最大的交集，也使读者生出无尽的况味。
在接下去的阅读中，我不断从张承志中“发现”着戴旭，又从戴旭中“发现”着张承志。他们亦文亦武，显露着许多惊人的一致。
同是郑和，戴旭“经常毫无意义地想，如果是作为中央帝国的尖兵，郑和及他的船队本可以开疆拓土，建不世之功；如果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商队，郑和及他的船队本可以丰厚的利润唤起 国 君和国民的物欲，从而辟出一条世界贸易之路——像后来的欧洲国家那样……可惜，历史不能‘如果’”。
张承志在《港口印象》一文中，也说：“从郑和出海的刘家港，到最近兴起的张家港。从古代到现在，这些港口，以及航线上的中国和阿拉伯水手，一千多年都忙着贸易与运输，从未有过殖民与侵略的目的。”
——简直与戴旭的“中国600年无人懂海军”如出一辙。
张承志在《凝视黑夜》中，写道，“我们敢于暴露异色的脸孔，敢于坚持异端的话语……它使我写了二十多年，但没有一个字为权势讴歌。”
张承志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但均以退职为结束，“因为生命的本质，不能玷污和束缚”，“读者作证，在我出版的六十余册书籍中，并无附庸文字。”
2004年，当张承志得知小布什获得连任，“刹那间我的视野一片黑暗，心头掠过一阵清晰的疼痛”、“那些冷漠自私的选民，使我感到难忍的疼痛。咽下一股苦涩，这时我看见了窗洞里的黑暗”。
这些语句，怎么读，都令人想起戴旭的那些疾呼——“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一碰到要出动军队就说我们会引起中国威胁论。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威胁世界吗？”、“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
他们有着对真理和正义的共同膜拜，有着对他们身处体制的“另类”解读。由于张承志的穆斯林身份，也因为他浓郁的民族情结，有人说他的民族主义过于“偏执”，对此，我给予一定的历史理解，无论近代还是远古，他的那个民族与西方的对峙中被欺凌宰割惨烈相，使得他对世界阵营和道义有着比常人深刻得多的认识，他的文字充满着对强权的蔑视和对弱者的同情。
而戴旭，也是天生的锋锐，他对著名某“家”的冒犯，对平庸的挑战，对权威的冲撞，“不自量力”的屡屡撞击铜墙铁壁，奋不顾身的“炮手”，在围追堵截中的坚忍突破。所以，他崇尚托夫勒，“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远比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更为重要……即使谬误也有它的好处，中世纪制图产家画的地图错误百出，也不精确……可是没有它们，伟大的航海家永远也不可能发现新大陆”；视弗洛姆为知己：“最主要是具有敢于说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和公众舆论的勇气”。
——如此敢于“兴风作浪”，难免为世俗不容。
一个人，无意之间，他并不知晓他的思想和言行在默默“耦合”着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即使他们始终陌生，即使生命根本不给他们如子期伯牙、张劭范氏那样的生死机缘，也是常人不可企及的奢侈与幸福啊。
交集之外，也体现着文人和军人的不同视角，同为杨靖宇，文人张承志充满人性与民族精神的砥砺，“……而杨靖宇诞生了，他平衡了萎琐的历史，中止了日本的歧视。”
当张承志荡气回肠地感慨杨靖宇的死的时候，戴旭却以军人的天职拓延开来，“我也感动于杨靖宇的死。但杨靖宇的死在我看来是死得其所……国有军人，御敌卫国本是天职，战死疆场是无上的荣誉。国家罹难，它的儿子们不能不竭力死战。或者战胜，或者战死，是每一个军人的向往。相比于岳飞、袁崇焕，杨靖宇是幸福的……历史对军人的记忆就是他临难的姿势。”
把死亡读成幸福，这实在是一种鲜明的“戴旭式”的个人倾向，指示着另一个清晰的方向，即，他的内心深处，随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这样去“幸福”一把！
对于汉奸，张承志说，“我想去通化瞻仰，必须同时读一本中国汉奸史。日寇侵华期间的汉奸，有人说超过千万，有人考证说一共几百万……”
而戴旭则挖掘着中国汉奸的复杂成因，“汉奸层出不穷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奇观，这种奇观到民国抗战中蔚为壮观：军队成建制降敌。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帮助外敌？多少年来我们只是不假思索地痛骂他们，但有谁想过，这些汉奸的出现，与统治者不善待自己的子民，有着某种脱不开的关系？你平时把他当牛马践踏，怎么可能指望战时他成为一个战士一匹战马？难道他会捍卫自己做牛马的权力？这不是为汉奸开脱，而是告诉暴政者，不能把民心丧尽。”
两个成长、背景、信仰（张承志是穆斯林）完全陌生的人，冥冥中能够如此默契、心有灵犀，不谋而合，而又能够彼此呼应、填充，不能不令人感叹。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这种共同的认知，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他们几乎与争议同行，经常在诋毁与打压中匍匐前行。可是，他们共同的愤世嫉俗，又让他们有着死士的桀傲与不屈、勇士的洞悉与烈性，拼死奔突的姿势令天地动容。我通过文字阅读他们，文字，使他们挺胸昂立，迎着来自各方的枪林弹雨，依然决绝，挺拔。就在这山一样矗立、骨一样硬铮的时候，他们带给我的，是这样摧毁般的震撼。
震撼之余，仍有一种大义衍生的大美，将我紧紧纠缠、震彻。
从未像现在这样思考关于意义关于生命的东西，从未如眼下这般地痛恨那些虚俘的荒诞，那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媒体有一段在议论全民“失钙”，甚至有网民给某国家机关邮寄钙片，我却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硬骨与气韵。他们的文字是一颗颗嗖嗖射向我的子弹，将我此前的生活击得粉碎。原来，上帝就是这样平衡世界的，让大多数人生于安乐承载太平，而让这极少数人去面对忧患长臂挡车，担起天下道义。
诚然，他们绝非完美，甚至莽撞和生涩得为世俗不容，可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风骨是否应该被善待呢？懂得善待子民的优秀品质，至少说明这个民族的成熟和自视。这个世界不缺少“乐为西门说自由”的新名士，而太少为了大义而不惜身的“战车”。
还好，他们让世人看到了与此相反的可能。
我虽不曾直面他们本人，他们的照片却不难见到。我甚至从他们的“面相”，竟透出他们性情与品格的交集。他们都有着一张冷峻、威严的斩刻般的面孔，张承志的各种照片几乎都是不苟言笑，剑眉横卧中显露着难掩的深沉，只有他与牧民在一起喝奶茶收青草的场景中，才露出难得的微笑，这与他文中的忧患、对不义的愤懑以及对生命深处的终极思考不无关联。
戴旭呢，他书中和网上的照片中，大多紧锁双眉，面色冷峻，目视远方，让人联想到他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只有一张着便装的照片，大概正在接受采访，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竟然想象不出那应该正处于哪种场景，因为他发言的照片，多显示他争辩时的焦急与庄重，因为他的发言内容多为忧虑和灾难，这断与轻松娱乐无缘。
如果让我给他们“相面”，我想说，张承志为“粘液质”，而戴旭则为“胆汁质”。张承志极尽厚重和穿透，而戴旭则充满了呐喊、摇撼和颠覆。他们这些性情外化后的不同表现，固然与他们的年龄、成长及背景有关，却毫不妨碍他们在追求理想和真理上的殊途同归。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倒为他们这从未谋面的知己，格外新奇的同时，更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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