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一）

　　2009年11月8日发布

　　（按：现在发布198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的撰写的《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小丛书。笔者以为了解60多年前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的由来、泛滥和反华逆流是重要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华人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和某些科学家缘何选择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等行为，也许是有帮助的。至于一个人当时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具体情节和原因的历史考查，仅仅依据某人的访谈叙述中的转述是不够的，需要有当事人和相关听证会全部档案记录，否则难以搞清历史真相。

　　笔者在2007年3月18日的博客上发布了该书的提要如下：

　　《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提要

　　学术交流网/美国著作提要/2006年12月15日首发

　　书名：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黄安年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84年10月第一版

　　字数：34000字

　　页码：68页19cm

　　统一书号：11717.652

　　中图法类号：D771.2

　　定价：0.21元

　　印数：20100册

　　类别：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

　　目录：

　　一、麦卡锡主义的由来

　　二、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滥

　　三、猖獗的反华逆流

　　四、统计阶级内部的争斗

　　五、麦卡锡主义的破产

　　提要：

　　本书阐述了美国的法西斯主义--麦卡锡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新变化下的由来；分析了战后初期美国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滥，尤其是1950-1954年麦卡锡主义泛滥高潮时期的情况；详细揭露了这一期间美国猖狂的反华逆流；勾画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志阶级内部的争斗；指出了麦卡锡主义的特点及其破产的根本原因：“既使美国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损于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引出了若干必要的教训。

　　说明：

　　1983年向中国美国史年会提交了《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论文稿，这份论文稿（油印），考虑到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出版，没有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对于该专题研究资料，无私地向某造访的研究者提供详尽的研究资料来源，遗憾的是该研究者在出版麦卡锡研究著作时丝毫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并称“《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没有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没有说明。”

　　本书是国内最早研究介绍这一论题的普及知识读物。

　　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撰写了《麦卡锡.J.R》条目（见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版外国历史卷II第614-615页）

　　2004年10月5-9日学术交流网美国论著研究栏目全文发表了《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小丛书内容。

　　湖南理工学院白马湖论坛(http://www.huas.cn/bbs)转帖了《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一书全文，见http://220.168.209.131:82/bbs/dispbbs.asp?boardID=2&ID=2520&page=3，还有一些往网站摘要刊登了《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内容。也有人大量摘取书中内容而在署名时不提来源于本书。

　　2.《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版权页。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694

　　下面是小册子的第一部分，2004年发表在学术交流网上

　　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一）

　　黄安年著发表：《麦卡锡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学术交流网/美国论著研究/2004年10月5日首发

　　目录

　　麦卡锡主义的由来

　　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滥

　　猖獗的反华逆流

　　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麦卡锡主义的破产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股反共，反民主的反动逆流。这股逆流中的代表人物是参议员麦卡锡，因此，我们把这股逆流叫做麦卡锡主义。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麦卡锡主义还打击了许多进步人士，影响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至今在美国，人们一谈起麦卡锡主义还带有鄙弃和惊恐的复杂心情。当时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人物，现在都毫无顾忌地慷慨陈词，竞相谴责麦卡锡主义的丑恶，极力表白他们自己当年同麦卡锡主义的斗争，尽力洗刷他们自己同麦卡锡主义的种种暧昧关系。人们有理由要问：在有着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美国，居然滋生并泛滥了麦卡锡主义，这是为什么？然而过不了几年，麦卡锡主义不仅为美国人民所厌弃；而且也为美国统治集团所不取，这又是为什么?我们写这本小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麦卡锡主义是如何滋生，猖獗和破产的，从而引出必要的教训，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历史和认识美国社会多少是有益的。

　　麦卡锡主义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超级大国。它以世界宪兵自居，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1945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声称，美国“已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现在要巩固这种地位。杜鲁门还说过，在世界各国，美国将要展开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他说：“恺撒[1]、成吉思汗[2]、路易十四[3]、拿破仑[4]或其他任何十个伟大的领袖所担负的责任都不能同美国总统今天所担负的责任相比拟。”1945年12月29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使美国“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1946年4月6日，杜鲁门还在芝加哥发表了演说，他说：“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美国应保持强大，以便实现对世界的领导权”，杜鲁门鼓吹“全世界应采取美国的制度。”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发表了对外政策咨文。咨文声明：世界已分成两个敌对营垒，苏联的“极权主义”“危害着美国的安全”；美国要承担责任，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支持各国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浪潮”。杜鲁门的这篇咨文，被人们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一个妄图称霸世界的宣言，标志着美苏间的同盟关系已被“冷战”所代替。

　　“冷战”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普遍使用，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5]在1947年9月出版了《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的小册子以后的事。和美国的“冷战”政策相呼应，美国政府同时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受到压抑的美国的法西斯主义，这时就乘机抬头了。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总统颁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也就是《忠诚调查法》。根据这个法令，美国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先后有二百五十万公务员，三百万武装部队成员和国防订货厂商的三百万雇员受到了“忠诚调查”。这些公务员，武装部队成员和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如果政府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不忠”行为，这些人就要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如果这些人拒绝宣誓效忠，拒绝声明“不同情共产主义”，他们也同样会被解雇，根据美国国会陆续透露的材料，受到“忠诚”调查的美国公民，累计有一千三百多万人。许多人只是因为自己曾经认识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或对一名进步人士表示过同情，就遭到了不幸。有一位公务员，在“忠诚调查”后被解雇了，原因是“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曾经批评过苏联”。还有一位女教师，只是因为她说过“苏联也有公共卫生设施”之类的话，也同样遭到了厄运。当时，美国总检察长曾告诫人们说：“不要参加可能有颠覆分子出席的会议，任何时候也不要同哪怕是你们亲近的朋友谈论尖锐的政治问题，不要出钱去保护犯有不忠诚罪的高等学校的旧相识或从前的朋友，不要发表批评法西斯主义分子或纳粹分子的意见。”后来，杜鲁门在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美国的“忠诚调查”被“用来恐吓和迷惑美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下从事“忠诚调查”的人员，常常根据蓄意捏造的罪名和道听途说的“证词”，对美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政治迫害。一个受到了“忠诚调查”的“嫌疑犯”，实际上就成了一名“罪犯”。这个人在最后被证明自己清白无辜之前，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假定他有罪。邻居们不敢和这个“嫌疑犯”打招呼，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和“嫌疑犯”的子女接触，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嫌疑犯”的子女，甚至连参加童子军的资格也被取消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先驱者托马斯•潘恩[6]曾自豪地赞扬美国是欧洲各国被迫害的酷爱自由的人们的避难所。”这时，潘恩的话已经成了一句空话。美国统治者早已背叛了潘恩的上述革命原则。

　　1947年11月，美国总检察长克拉克公布了取缔九十个进步团体和组织的名单，宣称这些团体和组织是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颠覆性的组织”。半年以后，克拉克又宣布取缔另外三十二个进步组织。当时，为非作歹的反动的三K党[7]和其他三十九个右翼团体，都没有被取缔。为此，著名的耶鲁大学有二十—二名法学教授给美国政府和国会写了一封呼吁信，信中指出：“现在已有令人震惊的迹象，就是对言论的迫害，如不加制止，可能发展到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册所未达到的程度。”

　　在杜鲁门总统执政初期的“忠诚调查”活动中，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8]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它是美国众议院在1938年5月26日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参加调查活动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反共分子。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调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组织。

　　所谓“违反美国利益”的“非美国”的活动，实际上它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共、反民主，迫害共产党、进步工会和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工具。到了1945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了美国众议院的常设机构。此后，它对美国共产党、美国进步团体和人士加紧了法西斯的迫害活动。经过这个委员会的调查之后，有三千八百名政府雇员被解雇了，然而这三千八百人中经法律程序由美国法院宣判后被解雇的政府雇员却只有三十六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9]的“新政”措施深恶痛绝，攻击“新政”是什么“搞共产主义”。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对“新政”派人士大肆抨击，对前助理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哈里•怀特进行了长期的严厉的盘问和威逼，致使怀特精神极度紧张，终于在1948年8月16日心脏病猝发身死。

　　1947年下半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对好莱坞十名著名电影工的所谓“共产党渗透”活动进行了传讯。这个委员会在调查中抓不到“共产党渗透”的确凿证据，却以电影工拒绝答复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他们回答自己的政治信仰为由，指控他们“藐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犯有“藐视国会罪”。这时，电影公司的老板宣布辞退了这十名电影工，受这一案件株连的尚有文艺界人士二三百人。1948午7月，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还参与了联邦最高法院非法逮捕、审讯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十二名领导人的事件，诬告美共十二名领导人犯有“阴谋颠覆罪”。1949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美共领导人犯有“以阴谋煽动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行，决定分别判处他们以罚款和监禁。同时，联邦最高法院还宣布，美国共产党是“教唆人们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阴谋组织”。

　　在杜鲁门施政初期，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不少反对劳工运动的立法。这一类立法，仅1947年就有二十多个。例如工1947年6月23日，美国第八十届国会正式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10]，即“劳资关系法”，规定：禁止同情罢工和工人的纠察活动，禁止工会与雇主订立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合同，禁止在工会中容纳共产党员，资方有权要求工会赔偿因罢工而造成的损失。

　　《塔夫脱-哈特莱法》反劳工的性质十分明显，杜鲁门为了争取1948年总统竞选时能连任，需要工人的支持，于是杜鲁门否决了它。但是，国会众、参两院紧接着又以压倒的多数票通过决议，推翻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在“劳资关系法”生效后的四年内，杜鲁门总统本人就九次运用这个法案来对付工人的罢工。

　　以上情况，清楚地说明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扩张侵略和对内的反共，反民主的政策，是麦卡锡主义赖以滋生的最适宜的土壤。麦卡锡主义的滋生，还同麦卡锡本人的政治诽谤和迫害活动分不开。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出生于1908年11月14日，父亲是威斯康星州东北部小城市阿普尔顿附近的一个小农场主。麦卡锡兄弟姐妹七人中，他排行第五。1929年，麦卡锡离家到附近马纳瓦的蔬菜店工作。1930年，他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一所耶稣会开办的马克特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35年毕业后，麦卡锡成了威斯康星州律师界的一名成员。1936年，他在一个地方选区担任民主党的社团青年俱乐部的主席。1939年，麦卡锡又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地方巡回法院的法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卡锡于1942午8月14日参加了海军陆战队，担任空军中尉。1944年，他离开了部队。1945年，他在百事可乐公司当推销员，为公司的赢利出了力。1946年11月，麦卡锡在罗伯特•拉福莱特发动的“进步运动”[11]基地威斯康星参加共和党参议员竞选，击败了对手罗伯特•拉福莱特的儿子小拉福莱特，当选为参议员。1952年，麦卡锡在竞选中又连任参议员。接着，麦卡锡又担任了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及其附设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

　　麦卡锡从事政治诽谤活动，同希斯案件有着密切关系。阿尔杰•希斯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密友，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希斯作为罗斯福的顾问，参加过雅尔塔会议，[12]担任过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的秘书长，并在著名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主席。1948年8月，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时代》杂志编辑钱伯斯，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供认：希斯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曾私自复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复制品，是希斯通过钱伯斯之手转送给苏联谍报部门的。因而钱伯斯确认，希斯是一名苏联间谍。希斯则矢口否认。在一段时间里，调查没有取得进展。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13]则一直揪住这个案件不放。尼克松认为，如果钱伯斯的供认属实，那么就会使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陷于极其狼狈的境地。在尼克松的极力推动和追究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安排了希斯同钱伯斯的公开对质。特别是后来，在马里兰州威斯敏斯特钱伯斯农场的南瓜地里，钱伯斯交出了“南瓜文件”。在一个南瓜里面，藏有三个很小的金属微型胶卷筒，胶卷上有希斯交给钱伯斯的一部分国务院秘密文件的复制件共数百页，其中有属于绝密的大使级电文。这一物证，证实了钱伯斯的指控。1949年底，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伪证[14]罪对希斯起诉。1950年1月21日第二次审判时，陪审团判定希斯有罪，处以五年徒刑。

　　这一案件的判决，使反共势力如获至宝。对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尼克松从此发迹于政界。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希斯案件无可怀疑地证实，在美国政府的最高级组织中存在着由苏联指挥的颠覆活动。”[15]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希斯被定罪后不久就打电报给尼克松称赞说：“希斯的定罪全部应归功于你的耐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国政府中存在的叛国逆流终于以人人制艮的方式被揭露出来。”[16]当时，反共势力准备以希斯案件为突破口，对民主进步势力发动攻击。正如有的历史学家的评论说：“许多美国人认为，对美国过去几年的动乱已有解释了。这个国家已被象希斯这样的人叛卖给它的敌人之手了。在国务院中，到底还有多少卖国贼据有重要位置呢？”但是，杜鲁门认为，尼克松等共和党人的这种做法是“采取转移目标的手法”，“他们企图，利用这个共产党问题搞政治斗争”。

　　就在希斯被联邦法院定罪后的第十九天，1950年2月9日下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城共和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声称美国的危险来自某些官员的背叛，整个国务院已经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麦卡锡认为，美国在“冷战”的每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损失，因为“敌人来自内部”，“共产党横行于国务院”。麦卡锡扬言：“我手头有国务院里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仍然在国务院工作，并且正在草拟和制订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还手举一份清单说，这就是一份二百零五名共产党员的名单。惠林城的电台，当晚广播了这条消息。麦卡锡的惠林演说，立即成了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轰动了政界。麦卡锡接着就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内华达州的雷诺城等地，大放厥词，重弹他在惠林城的所谓指控。不过那份名单有时变成了二百零五名“危险的嫌疑分子”，有时又变成了“五十七名持有党证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在麦卡锡沿途煽动反共活动期间，有一位新闻记者问麦卡锡，能否让记者看看他手里的清单。麦卡锡说当然可以，但是他接着又说，名单已经放到行李包里去了。其实他手头并没有一份美共党员的名单。麦卡锡为了扩大事态，还给白宫[17]发了电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麦卡锡的所谓指控，根本没有什么新材料，•他所掌握的唯一“证据”，只是一份国务院早巳对联邦政府公务员进行“忠诚调查”后所提出的甄别材料。原来，早在1946年7月，国务卿贝尔纳曾写信给美国众议院，信中谈到：国务院对三千名政府职员初步进行了甄别，认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宜长期在联邦政府任职，这二百八十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经被解雇了。麦卡锡则把国务院的上述名单中其他尚未被解雇的二百零五人，统统称之为“共产党人”。

　　1950年2月20日下午，美国参议院开会前夕麦卡锡在这次会上作证。他信口开河，胡诌了几乎六个小时，手里还不断地翻动两年前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这些影印材料，已经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作了正式结论。麦卡锡居然把这些材料当作所谓“国务院里已知的八十一名共产党间谍”案的“确凿证据”，其中一人还被指控为现在仍为白宫起草讲演稿的人。其实麦卡锡所宣读的上述材料，有的和国务院毫无关系，有的被他随意篡改。例如麦卡锡把“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改为“三个俄国人”，把“据报导说”、“据说”等词全都删去；把“可能曾是”和“可能是”改为“曾是”和“是”；把“有损名誉的材料”改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对原来档案材料中联邦调查局作出的可以录用的结论，麦卡锡则避而不谈，或者干脆篡改为联邦调查局认为有问题的结论。还有一份材料，原始档案是这样记载的：“他的反省材料没有公布1941年6月以前的历史，没有进行审查”，“这只是一份参考资料”，麦卡锡却在会上宣称：“根据这些材料，他是一个大家知道的共产党人”。麦卡锡在参议院不择手段地恣意篡改事实，连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的一些反共老手也感到惊讶。

　　麦卡锡的反共叫嚣，很快使他名噪一时，成了美国新闻的显要人物。反共、反民主的政客和共和党内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人，都寄希望于麦卡锡。在这种情况下，麦卡锡接二连三地对美国共产党、进步工会、团体进行猛烈抨击和恶语中伤，同时又激烈地指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以来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对美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放纵”。这时，麦卡锡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了反共势力的急先锋。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18]的调查材料，约有50％的人认为麦卡锡的作为有利于美国，有29％的人不赞成麦卡锡。最支持麦卡锡的要算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他们当中的骨干，都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中国的反共分子。此外，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从1938年以来所调查的大批材料，也都成了麦卡锡恶意伤人的重磅“炮弹”。

　　1950年3月，美国著名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幅讽刺麦卡锡主义的漫画。画面上有一只象征专门从事诽谤活动的很大的圆形泥浆桶，上面写着“麦卡锡主义”，下面还有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支撑着这只大圆桶。这幅画形象地告诉人们：麦卡锡主义就是毫无根据的诽谤和恶意中伤，它贴切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共、反民主逆流的特征。从此，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很快在美国国内流行。

　　注释：

　　[1]恺撒(前100一前44)，古罗马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公元前46年建立独裁统治，集大权于一身。

　　[2]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铁术真。古代蒙古首领，军事家和政治家。1206年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版图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

　　[3]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午间的法国国王。1661年后在他亲政期间，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4]拿破仑(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皇朝皇帝(1804--1814，1815)。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严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

　　[5]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他曾写字总数达一千万字，上万篇的文章，经常由二百多家报刊转载，受到了美国政界、新闻界的重视。

　　[6]托马斯•潘恩(1737--1809)，十八世纪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1776年1月，在美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发表了宜扬独立和革命思想的《常识》，鼓舞了殖民地人民进行独立革命的斗志。

　　[7]因Ku—K1ux—Klan的缩写而得名，原名黑色骑兵团，1866年改称三K党。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老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之一。至今一直存在。

　　[8]以反美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马丁•戴斯（1900-1972）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故又称戴斯委员会，1962年改名为国内委员会。由于它臭名昭著，受到了多方面的抨击，1975年1月被撇消。

　　[9]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1882--1945)，1933年起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1937、1941、1945年三次连任。1929一1933年美国发生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台后宣布实行“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加强国家干预，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措施。

　　[10]由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共和党众议员弗雷德•哈特莱联合提出的法案。

　　[11]罗伯特•拉福莱特(1855--1925)，1885--1891年间任国会众议员。1901-1905年连任威斯康星州州长。1905年后四次连任国会参议员。从十九世纪末起，以威斯康星州为基地；发动了改革运动，历史上称“进步运动”。1924年他又组织了进步党，参加总统竞选失败。

　　[12]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了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并达成协议。

　　[13]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年)，1947--1950年任美国第八十、八十一届国会众议员，1951--1952年任美国参议员，1953--1961年连任副总统，1969--1974年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1974年8月9日因“水门事件”下台。尼克松总统曾于1972年初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联合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14]法律用语。这里指证人希斯在案件调查和法庭审理时故意进行虚假的证明。

　　[15]《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6]《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7]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开始建于1792年，1800年时尚未完全建成，1814年对荚战争中被英军所毁，1815--1817年重建。

　　[18]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国舆论研究所。1935年由乔治•盖洛普创立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现设在华盛顿，是美国最大的民意测验组织。

　　　　　（二）

　　反共反民主思潮的泛滥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美国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麦卡锡的言行，是麦卡锡主义的集中体现。麦卡锡利用国会议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1]和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收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材料，并对他们进行迫害。当时美国上至党、政、军、财、文及各界知名人士，下至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老百姓，都遭到了麦卡锡的攻击，无一幸免。有人把麦卡锡称为“我们时代的最大的蛊惑家”，“无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政治投机家，一个极权主义者，一个法西斯主义分子”，还有人揭露麦卡锡的言行是“谎言的标志”。1976年出版的英国《牛津大辞典》，在解释麦卡锡主义的定义时，就强调了它的反共特点。上述词条指出“麦卡锡主义是一种反共活动，它力图“从政府中搜查出共产党嫌疑犯，并把他们清除出去。”在麦卡锡主义泛滥时，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排斥异己，破坏法制，政治迫害的同义词。当时，就有人写了《麦卡锡主义和大谎言》一书，揭露它是用残忍而可恶的方法，强迫人们去接受美国的政策。麦卡锡本人则公然宣称，他的主张就是“准备斗争的美国主义”。他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斗争》[2]的书，系统地记载了麦卡锡的反共、反民主的言行。

　　无论是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还是施政初期的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是“美国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时期，这种歇斯底里导致了政治迫害事件”’“给许多无辜的人扣上了罪名”。但是，杜鲁门却强调，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是由于某些煽动家“利用国际恐怖和阴谋的气氛”来为他们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杜鲁门抱怨麦卡锡不该指责他反共不力。杜鲁门声称，他自己不能对非法调查负责。他认为，早在罗斯福执政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开创了非法调查的先例，从此以后，这种做法充斥了整个国会。艾森豪威尔后来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则强调，杜鲁门政府要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负责。艾森豪威尔说“先于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其人，麦卡锡主义就已问世了”，“麦卡锡主义是比麦卡锡其人大得多的一个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管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如何相互推诿，极力洗刷他们自己应对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负责，如果没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推波助澜，麦卡锡主义是不会泛滥成灾的。

　　正是杜鲁门自己，于1950年8月初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攻击美国共产党的特别咨文。杜鲁门还签署了政府一些部、局有关解雇公务员的程序法案，并授权这些部、局的负责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可以从相应机构中解雇任何人。1950年9月23日，美国第八十一届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3]。根据这个法案，凡属美国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及其外围组织都要向美国司法部登记，并提供有关自己组织的财务等全部情况，还要逐个登记成员的名单，并禁止其成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中任职，也不准他们领取出国护照。如果违反上述规定，要判处五年以下徒刑或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罚款。这样，美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组织就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被宣布为“阴谋破坏性”的组织。

　　1950年底，杜鲁门根据《麦卡伦法》，宣布美国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不少反对美国侵朝战争的进步人士。根据《麦卡伦法》，美国政府分别给一百七十多个进步团体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杜鲁门还批准成立了一个“颠覆活动管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951年4月到1952年8月，举行了十六个月的听证会，力图把美国共产党定为“受苏联支配和控制”的组织。根据《麦卡伦法》，凡参加“阴谋破坏性”组织的外国侨民，都将被驱逐出境。从1952年5月起，美国国务院在发给美国公民的出国护照中，还特别印上了这样的字样：“本护照对于持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旅行者无效。”1952年6月，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又通过《1952年移民国籍法》[4]，规定：要严格限制那些“不可靠的”外国人移居美国，外来移民从每年入境三十四万人减少到每年十五万人，其中亚洲移民总数不超过两千人。还规定：凡是没有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当时有几百万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否则也要受罚甚至坐牢。即使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如果“行为不端”，也随时可能被取消美国国籍。杜鲁门鉴于这个法案的一些条文同1798年客籍法[5]几乎相同，拒绝签署。但是，杜鲁门的这种姿态，并不妨碍国会对杜鲁门拒绝签署的否决。根据《麦卡伦法》，仅1953年上半年，就有四十八万移民被撵出美国到了墨西哥。

　　从1950年3月下旬开始，美国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就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等十人的“共产党间谍”案进行了调查。拉铁摩尔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第一流的远东问题专家。1941—1942年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在重庆担任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1944年间，拉铁摩尔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太平洋战区分局工作。毋庸置疑，拉铁摩尔对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忠心耿耿的。然而，麦卡锡却骇人听闻地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是一个“超级间谍”。麦卡锡说：“有关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他还说：“在美国国务院的间谍网中，拉铁摩尔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麦卡锡表示，在审理拉铁摩尔的案件中，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搞掉拉铁摩尔。

　　1950午4月6日，正在阿富汗访问的拉铁摩尔奉召回国。在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拉铁摩尔列举大量事实，表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并且公布了蒋介石和宋美龄赞扬拉铁摩尔的私人信件。主持调查的委员会也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的“罪行”。过了四天，麦卡锡把曾任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主任、一个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带到委员会上作证。布登兹说：1944年，上级党组织工作人员要他把拉铁摩尔看成是共产党人。拉铁摩尔的辩护御币对布登兹的证词提出了疑问。布登兹后来承认，在他所知道的有关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售从来不知道拉铁摩尔是一名共产党员。布登兹还说，他正在写一本书，书中提到了拉铁摩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委员会最后作出结论：“麦卡锡关于拉铁摩尔是俄国超级间谍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麦卡锡对这个结论很恼火，他指责调查委员会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了绿灯”。在麦卡锡的高压下，拉铁摩尔最后还是遭到了政府的清洗。从此，拉铁摩尔的著作和论文被禁止发表；美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读者文摘》[6]，在1951—1954年间只刊登了拉铁摩尔写的三篇文章；1955—1960年间，拉铁摩尔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1968年，美国才出版了拉铁摩尔的书。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加紧了政治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查尔斯•波伦写了一本《历史的见证(1929——1968)》的回忆录，书中谈到了麦卡锡主义泛滥的背景。波伦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挫折和蛮不讲理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恶意颠倒事实，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恐惧状态。”1951年，麦卡锡拚命攻击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决策人物乔治•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马歇尔(1880——1959)是罗斯福的得力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7——1949年间又担任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1951年6月麦卡锡在参议院的一次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项巨大的阴谋”，“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服务”。艾奇逊(1893——1971)自1941年以来任助理国务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副国务卿，并继马歇尔任国务卿。麦卡锡称艾奇逊是“红色的迪安”，指责艾奇逊在亚洲“出卖了中国”，“雇用并保护了共产党人”。由于麦卡锡的一再诋毁，马歇尔和艾奇逊都被迫先后辞职。

　　1952年，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麦卡锡起劲地抨击罗斯福和杜鲁门在1933——1952年民主党执政期间是“卖国的二十年”。由于艾森豪威尔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得到了胜利，1953年1月，共和党上台执政。美国《华盛顿邮报》[7]在1952年3月24日预言：“如果艾森豪威尔昨夜当选，麦卡锡主义今天就会消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他在施政之初，对麦卡锡主义的纵容和姑息，比杜鲁门当政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10450号行政命令，命令宣布：凡有“叛国嫌疑”，“与国家安全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人员，都应予以解雇。据艾森豪威尔自己提供的材料，在这一命令公布后四个月内，就有一千四百多名政府官只被解雇。1953——1954年间，有八千人被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有五千人被迫“自动辞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审查。•艾森豪威尔的上述命令，为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4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签署了第八十三届国会通过的《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宣布：美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不受法律保护”。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在众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这个法案列举了十四种情况，作为确定某人是否是共产党员的依据。这样，某人只要同任何一个进步团体的活动稍有联系，他就有被捕的可能。

　　早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参与了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迫害活动。奥本海默(1906——1967)是闻名全球的科学家，主持过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工作。奥本海默曾是美国政府所属的三十五个各种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奥本海默辞去了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以后，奥本海默仍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所长，并且担任了政府的顾问，持有参与政府绝密机要工作的许可证，几乎极少有人怀疑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尽管这样，奥本海默最后还是遭到了清洗。

　　1953年11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威廉•博登，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子埃德加•胡佛[8]告密，指控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理由是“奥本海默的妻子和妻弟都是美共党员”。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下，埃德加•胡佛立即把奥本海默当作“叛国嫌疑犯”进行专案审查。当时，奥本海默正应邀在英国讲学，接受英国牛津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的称号。奥本海默接受这样的称号已经是第六次了。当奥本海默从英国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就通知奥本海默接受审查。1953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安人员取走了由奥本海默保存的全部机密文件。麦卡锡还扬言，要在参议院内公布奥本海默的“罪行材料”。

　　1954年春季，美国原于能委员会奥本海默案件五人调查小组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在听取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以后，调查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位“忠于美国的公民”，把他当作苏联间谍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调查小组仍然拒绝恢复奥本海默参与政府绝密工作的要求，理由是他“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他的社会关系使人极其不安”。艾森豪威尔在日记里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总的结论一直是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奥本海默博士本人有不忠诚的情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不是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经过几个星期的审查，五人调查小组就奥本海默案件投票，确认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人物”。

　　麦卡锡的诽谤和阴谋迫害活动，并没有局限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容许的范围内。麦卡锡抨击的对象，还对准了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一批有经验的外交官，并且干涉政府的其他外交事务。例如艾森豪威尔准备挑选，詹姆斯•科南特担任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高级专员，麦卡锡则极力反对，理由是科南特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没有表明他的反共见解。艾森豪威尔准备提名沃尔特•史密斯将军为副国务卿，麦卡锡也拒不赞成。史密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后来又当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大使。麦卡锡不赞成的理由是，史密斯曾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有诽谤罪的预审听证会上作过证。

　　1953年3月，麦卡锡还特别阻挠艾森豪威尔提名波伦任美国驻苏联的大使。波伦在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的顾问。麦卡锡声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档案材料，波伦起码是一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因为波伦有个亲戚是美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的总领事，这个亲戚与一个苏联女人有牵连。所以波伦不宜再当驻国外的外交官。麦卡锡还说，波伦在艾奇逊的国务院班子里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波伦也不宜在美国驻苏大使这个关键性的岗位上工作。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感到，麦卡锡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干涉美国政府对外交官员的任命，对美国共和党是很不利的。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理会麦卡锡的反对，还是让波伦当了驻苏大使。

　　在这前后，麦卡锡还派自己的主要助手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去调查“美国之音”[9]的活动。麦卡锡指责“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调查结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对美国政府有什么不忠诚的行为，但最后仍以各种名目解雇了几十名“美国之音”的雇员。

　　麦卡锡的上述行为，开始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不满。1953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人们会怀疑，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究竟是艾森豪威尔还是麦卡锡有更大的权力？”麦卡锡对此老羞成怒，指责艾德礼是英国工党里的一名“共产党员”。

　　注释：

　　[1]议员在任期内，出席国会期间及来往于国会途中，除叛逆和破坏治安等重罪外不受逮捕，在国会会议上或官方出版物上的一切言论，不受国会外任何人的责问。

　　[2]此书在纽约出版。1977年重印。

　　[3]又称麦卡伦——伍德法。是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和众议员伍德联合提出的。

　　[4]即麦卡伦——华尔特移民法。由参议员麦卡伦和华尔特联合提出。

　　[5]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于1798年6月25日颁布了摧残人民民主权利的客籍法。根据这个法案，总统有权在两年内驱逐对美国有危险的外侨出境，并有权下令逮捕外侨。

　　[6]《读者文摘》是1922年创刊的美国资产阶级刊物，摘录各种书籍和杂志的文章。用几十种文字出版。发行量国内高达一千万份左右。

　　[7]美国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创刊于1877年，在华盛顿出版。与《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同为美国有影响的“三大报”。1952年总统竞选时，明显地支持共和党。

　　[8]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1921——1924年任司法部调查局副局长，1924年起任局长，他任局长期间改组了该局，1935年改称联邦调查局。

　　[9]“美国之音“成立于1942年2月24日，当时是一家私营广播公司，以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国广播。1948年，为美国国务院国际宣传署所接管，1953年8月归美国新闻署领导。

　（三）

    猖獗的反华逆流

　　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反民主活动中，麦卡锡疯狂地反对新中国，同时抨击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称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重大转折。美国扶植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苏联试制原子弹的成功，对于美国称霸亚洲的企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期间，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围绕美国的远东和对华政策展开了自罗斯福执政以来的几次大辩论[1]。在野的共和党，力图把美国在亚洲政策的失利归咎于共产党的“渗透”和民主党政府的“退让”；他们扬言要追究罗斯福、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于麦卡锡主义恰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就有人说：“美军在朝鲜登陆，麦卡锡主义就在华盛顿登陆。”

　　1953年5月，麦卡锡和指挥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沆瀣一气，建议美国政府封锁中国海岸，并进攻中国大陆。6月，麦卡锡在一份报告中极力反对结束侵朝战争，阻挠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7月28日，麦卡锡又在另一份报告中反对承认人民中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1月，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对英国同新中国保持外交和商务贸易关系还进行了攻击。

　　与此同时，麦卡锡全面抨击美国民主党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华政策。麦卡锡认为，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2]上都把中国“出卖”给了苏联。麦卡锡还认为，罗斯福委派史迪威[3]去中国的活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基础；而1945——1947年杜鲁门派马歇尔使华，又帮助了中国共产党。麦卡锡断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政府推行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政策。在麦卡锡掀起的歇斯底里的反华逆流中，美国国务院的不少“中国通”和负责中国问题的外交官都遭到了清洗。

　　1949年下半年，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4]发生了一场大辩论。美国共和党和院外援华集团内的反共分子，指责杜鲁门政府抛弃了国民党。他们说白皮书“是国务院中亲共分子的绝妙的辩护词”，他们指责“亲共分子”“图谋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协助共产党“征服”中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反共分子还认为，白皮书所反映的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把亚洲置于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有人甚至说，是“四个约翰搞垮了中国”。这四个约翰是指约翰•戴维斯(史迪威的幕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史迪威的幕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金•费正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华大使馆顾问)以及约翰•介石(即蒋介石，因“约翰”与“蒋”是谐音)。当时，史迪威是戴维斯、谢伟思的顶头上司。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富有生气，史迪威主张美国应当改变一意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于是，蒋介石对史迪威严重不满。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些人还认为，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戴维斯，谢伟思等人“与中国共产党勾结”，戴维斯、谢伟思的行动适应了苏联、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需要。

　　1950年2月，麦卡锡抛出一个所谓“五十七名美国共产党党员名单”，其中就有谢伟思。3月，麦卡锡危言耸听地宣布，谢伟思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的同伙”。到了1951年冬，谢伟思就遭到了清洗，罪名是谢伟思盗窃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文件。谢伟思被免职以后，准备在纽约租一套公寓房子，当日寸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5]也愿作他的保人，但是，谢伟思的房子还是没有租到。因为邻居和房东认为他是一个“可疑人物”，害怕牵连自己。

　　史迪威的另一名高级助手戴维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到了1953年底，美国国务院里的几个中国问题专家和熟悉中国问题的外交官都先后被免了职，但麦卡锡还是没有放过戴维斯。麦卡锡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包庇戴维斯。1954年11月，国务卿杜勒斯终于被迫解雇了戴维斯。当时，戴维斯还不满五十岁，连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也没有，他就靠制作家具来勉强养活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直到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1972年12月，戴维斯才被美国司法机关宣布无罪。

　　由于同情中国共产党而蒙受不白之冤的美国外交官，是为数不少的。1942——1943年间，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原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远东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又译范宣德)即是其中之一。1947年，杜鲁门曾提名文森特为美国驻外公使，但是国会不予通过。1950年3月，麦卡锡抛出的所谓“十一名共产党嫌疑犯”的名单中，为首的是拉铁摩尔，接着就是文森特。麦卡锡说：文森特是苏联在美国国务院间谍网中的一员，“是一个应该解雇而且是应该立即予以起诉的人”。专门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对文森特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专案审查，文森特受尽了屈辱，最后还是被迫辞职。文森特的夫人后来回忆说：文森特曾在沈阳、长沙两次遭遇严重的危险，那是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时期，终于安全度过了。而这一次的专案审查，差点送了命。直到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前夕，才恢复了文森特的名誉。

　　柯乐布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问题的一名官员，也受到了迫害。他曾直率地向国务院报告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参战。1951年1月，柯乐布就接到了国务院的忠诚调查委员会的通知，对他的“忠诚问题”要进行审查。接着，停止了他在国务院的工作。同年6月，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列举了好几项对柯乐布的指控。在7月1日开始的听证会上，有人指责柯乐布是“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或者是与共产党保持来往的人。”到了1951年末，忠诚调查委员会对他的调查仍然一无所获，不过委员会还是宣布：虽然没有理由怀疑柯乐布对美国的“忠诚”，但是已经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柯乐布应该离开美国国务院。1952年2月，柯乐布被迫退休。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忠诚诉讼案，虽然最后宣布我无罪，但它还是断送了我在外交界的前程。”

　　对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柯乐布遭到的迫害，美国有的历史学者评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插曲之一”，“他们四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保证高于那些谴责他们的人。但是对他们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由于同情中国共产党或者客观地评论中国问题，因而遭受迫害的学者、作家也是为数不少的。凡是参加了太平洋学会[6]的学者，差不多都受到了迫害。194l——1946年间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工作，1947——1951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费正清，也遭到了怀疑。因此从195l——1957年间，美国《读者文摘》只刊登了费正清的两篇通俗性的文章。直到1966年，美国《生活》杂志才发表了费正清的一篇有关中国的特写。

　　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1890——1950)，1949年2月初突然被指控为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指控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的主要根据是：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所掌握的当年日本秘密警察的档案材料，以及史沫特莱自己写的赞扬中国解放区的著作[7]。从此，史沫特莱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国的任何刊物上发表和出版，也不准她在公共场合讲演。史沫特莱甚至很难在美国国内找到一所住房。因为当时人人自危，生怕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前来纠缠。后来，她提出去英国的申请，美国当局又不准她出国。护照局的一名官员说得很明白即使日本的档案不能证明她是“苏联间谍”，护照局仍然确信史沫特莱是共产党人，不然她怎么会写赞扬中国红军的书呢?

　　1949年10月初，史沫特莱写信给朱德总司令，揭露美国当局对她的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信中写道：“我之所以落到这个境地，纯粹是因为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讲演和广播，也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支持、现在仍然支持新中国。”信中还写道：“任何进步的、甚至自由主义的或中立的活动，都被叫做共产党活动，即使美国人民不相信这类事他们也不敢对此说一句话。”“我对美国的情况是如此沮丧。我看到的只是法西斯主义。”在这以前，1949年8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撕毁了原定出版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8]一书的合同，理由是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美国当局还拒绝批准史沫特莱到中国的申请，后来她被迫迁居伦敦。1950年5月，史沫特莱在长期抑郁中积愤成疾，不幸患胃癌去世。临死时史沫特莱遗嘱把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

　　《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1905—1972)，也遭到了迫害。斯诺于1928——1941年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工作，1930年专门访问了陕北根据地，次年写了《西行漫记》一书。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斯诺视为“危险分子”，禁止发表他的文稿，并吊销了他到中国旅行的护照。后来，他被迫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斯诺才被允许到中国访问。进步女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福斯特•斯诺，也受到了麦卡锡的迫害。她写的文章和书不能发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对1980年访美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说她精神上受到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1898—1976)1941年在美国演出时曾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50年，美国政府吊销了罗伯逊的出国护照，一度还不准他在国内演唱，因此唱片公司再也不敢为他灌音。罗伯逊向法院提出申诉，但是法院以无管辖权为由予以驳回。1952年10月，罗伯逊以出席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但罗伯逊回国后，美国政府又一次吊销了他的出国护照。

　　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美籍华人和旅美华侨的遭遇也是很惨的。留美中国学者返回祖国大陆的正当要求，被美国当局无理拒绝。1951年，有九名留美中国学者回国，途经檀香山被扣留，理由是他们的学识为共产党中国利用，“美国是不能容忍的”。随后，美国当局又禁止一百五十名留美中国专家回国。美国政府还切断了美籍华人和旅美华侨同中国大陆的正常通讯联系。1948年，华侨从美国汇回祖国的侨汇有七百万美元，1949年下降到只有六十万美元。

　　注释：

　　[1]即1947——1948年关于对华援助的辩论；1949年夏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辩论；1949年秋关于是否承认新中国的辩论以及1951年春关于美国侵朝战争期间对华政策的辩论。

　　[2]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的波茨坦宫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主持会议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3]约瑟夫•史迪威(1883——1946)，曾任美国陆军准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并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持较客观的态度，后与蒋介石发生矛盾，1944年10月被美国政府调回美国。

　　[4]美国政府和国会用白色封面发表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这次发表的白皮书，长达一千另五十四页，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起，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它是美国侵华政策失败的自供状。杜鲁门政府为了回击共和党的指责，在文件中也透露了一些真相。

　　[5]迪安•腊斯克(1909——1994年)，1949年2月起任国务卿。

　　[6]1925年成立于夏威夷，是研究太平洋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学术团体，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垄断资本资助，定期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和《远东文摘》月刊。1961年7月解散。

　　[7]史沫特莱于1928年年底以记者身分动身来中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她先后去延安、山西前钱等地采访，并随新四军转战华东和华中。1941年底因病回到美国。著作有《中国红军在前进》等。

　　[8]此书于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先于英文原著出版。到1979年，已有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和中文等译本。

　　　　（四）

　　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人称赞麦卡锡是他们的“宝贵财产”。当时，艾森豪威尔是有求于麦卡锡的。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城，艾森豪威尔曾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说，讲演稿中原来有一段赞扬他的上级、五星上将马歇尔的话。由于马歇尔是麦卡锡激烈攻击的对象，艾森豪威尔为了取得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的支持，于是删去了讲演稿中这段赞扬马歇尔的话。

　　1953年春，麦卡锡发动了一场查禁进步书刊的运动。麦卡锡指派他的两名主要助手科恩和沙因去调查美国国务院驻欧洲各国使馆及其他驻外单位的图书馆藏书情况。麦卡锡指控有二百八十五个单位的图书馆内藏有三万册赞扬共产党和亲共产主义的书籍，他主张从图书馆的藏书中剔除这类图书。美国国务院为此曾发布命令，不准美国驻外单位的图书馆在任何情况下收藏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的著作。这次查禁的结果，有四十多位名作家和学者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其中包括托玛斯•杰斐逊[1]的选集，菲利普•丰纳[2]的史学著作以及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等等。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城市和学校，也发生了“禁书”以致“焚书”活动。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有人竟建议在公共图书馆内，凡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的人，其著作的封面上都印上红色标记，把字写得“大到一眼可以看到的程度”；还要标明是否共产党员以及的政治态度，并附上被传讯的次数。1953年6月14日，艾森豪威尔在达特默思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说，虽然他批评了“焚书”活动，但是为了避免同麦卡锡正面冲突，没有点麦卡锡的名。

　　艾森豪威尔的反共、反民主措施，和麦卡锡的阴谋迫害活动可谓狼狈为奸，不过他俩各有打算。艾森豪威尔指望麦卡锡的活动会有所节制，不至危及美国政府的利益。但麦卡锡则不受约束，自行其事。随着麦卡锡在美国政界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的个人野心也恶性膨胀，于是艾森豪威尔同麦卡锡之间的争斗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早在1953年初，在外交官任命问题上，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政府间的斗争就已经展开。麦卡锡在反对政府任命波伦为美国驻苏大使的问题上，虽然碰了个硬钉子，但并不回头。波伦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卡锡的这一失败，“带来了最后的灾难的预兆”。从1953年底起，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政府间的矛盾日趋激化。1953年11月，麦卡锡在一次广播演说中宣称“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一个问题。”他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包藏祸心地提到了美国政府“卖国的二十一年”，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艾森豪威尔本人。在这以前，华盛顿政界中已经有人把麦卡锡称为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了。还有人说：“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以来，在美国公共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有麦卡锡那么大的影响。”“老大党[3]一半是麦卡锡的，一半是艾森豪威尔的。”有的人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措施“简直与‘新政’无异”；个别人竟把艾森豪威尔本人也看成共产党的嫌疑犯”。于是，艾森豪威尔授权白宫发言人发表了两篇措词强硬的声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像麦卡锡那样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艾森豪威尔同麦卡锡之间斗争的激化，突出反映在军队的控制权上，具体问题从一些军事人员的处理开始的。1953年底，麦卡锡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间谍阴谋案，指控美国陆军驻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一个雷达中心站内有“共产党的间谍”。经过长期调查，上述指控并不能成立。但是，麦卡锡仍不甘心。1954年1月，他又揪住一位名叫欧文•佩雷斯的陆军牙科医生不放。佩雷斯是1952年10月应征入伍的，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服役。麦卡锡指控佩雷斯是进步的美国劳工党成员，并对佩雷斯发出了一份忠诚调查表。在调查期间，佩雷斯所在的部队不理会麦卡锡的调查，根据《医生服役法》，将佩雷斯的上尉军衔自然晋升为少校，随后又准备按佩雷斯本人的意愿，批准他在九十天内退役。麦卡锡闻讯大怒，立即通过调查小组把佩雷斯召到纽约询问。佩雷斯进行了答辩，随后向所在部队申请退役，很快即得到了批准。在麦卡锡看来，这件事足以说明陆军里面已经有共产党人渗透进去了。麦卡锡扬言罗要追究提升佩雷斯的决策人的责任。联系到1953年11月，麦卡锡的一名主要助手沙因被征入伍，麦卡锡曾要求美国陆军部任命沙因为陆军部长助理，并在陆军中享有某些特权，但陆军部断然拒绝了麦卡锡无理要求。于是，麦卡锡和陆军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1954年2月18日，麦卡锡的调查小组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出席作证的除了佩雷斯以外，还有基尔默营的司令官，立有战功的拉夫尔•兹维克准将。在听证会上，佩雷斯拒绝回答调查小组的各种挑衅性的提问。麦卡锡盛气凌人，命令代表陆军军部的法律顾问在二十四小时内提供涉及这一案件的全部人员名单。兹维克准将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麦卡锡便指责兹维克准将包庇共产党阴谋分子，并当众污蔑这位准将“不配穿军装”，“连五岁小孩的脑子也没有”，“应该解除司令官的职务”。陆军部长史蒂文斯闻讯后指示兹维克准将及其他有关人员：不要在麦卡锡的调查小组里露面，并声明史蒂文斯本人要出席听证会作证。这时，麦卡锡打电话给史蒂文斯威胁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我就要砸烂他的脑袋。”

　　1954年2月24日，麦卡锡设下了一个圈套，他在参议院千名议员的办公室内举行了一次秘密午餐会。麦卡锡和调查小组里的全体共和党议员，邀请陆军部长史蒂文斯赴宴。双方事先商定，午餐会上谈的内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在午餐会上，麦卡锡诱导史蒂文斯同麦卡锡的调查小组签订了所谓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写着：“我们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谅解”，“陆军部长将把佩雷斯的提升和光荣退役的有关人员名单全部提交调查小组委员会，这些人将要出席调查小组委员会作证。如果委员会需要，兹维克将军也将负责出庭。”这份备忘录，麦卡锡当即在记者中散发。第二天，报纸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并且用了使陆军军部极其难堪的大标题，诸如陆军部“投降”、“屈服”和“退却”等词句。当时，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参议员麦卡锡今天下午获得了柏高英和康华利[4]所无法获得的事业——使美国陆军投降”。《纽约时报》的一位军事记者也说：“不管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承认，麦卡锡参议员分享了军队的指挥权”。漫画家布洛克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艾森豪威尔从刀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对麦卡锡说，“先生，请手下留情”！这幅画表现了艾森豪威尔和美国陆军部向麦卡锡投降。麦卡锡本人更是得意洋洋，在下面散布说：史蒂文斯在签字时低声下气，“即使下跪也不过如此。”史蒂文斯和艾森豪威尔对此极其恼火。艾森豪威尔授权史蒂文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史蒂文斯从未在原则上退却，也不能容忍侮辱军方人员的事件发生。接着，陆军部在艾森豪威尔直接支持下，准备对麦卡锡的挑衅进行反击。

　　1954年3月11日，美国陆军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说明戴维严沙因事件的真相，公布了自1953年11月沙因入伍后的一系列恶劣表现。沙因被派往狄克斯堡受训期间，麦卡锡及其法律顾问科恩曾要求陆军部给沙因以种种特权，并要挟陆军部，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就要“搞垮陆军”。在陆军部公布上述文件的第二天，麦卡锡反咬一口说，陆军部公布文件的用意是想把沙因当人质，以威胁麦卡锡不要揭发陆军军部内的共产党间谍问题。于是，国会决定举行陆军部和麦卡锡的听证会。

　　听证会从1954年4月22日开始，延续了五十七天，一共举行了三十六次。美国的电视台转播了这次听证会的实况。听证会上，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开始时形势似乎对麦卡锡有利，他犹如会议主持人那样控制着会场。但是到了第九天，陆军部的特别法律顾问，波士顿的高级律师约瑟夫•韦尔奇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一份有力的证据。韦尔奇质问麦卡锡有一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文件，是怎样到了你手里的？这份秘密文件是重新打字的，从法律上说，这样就等于重新发表。麦卡锡自知理亏，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样，韦尔奇实际上就揭发了麦卡锡是个违法分子，因为麦卡锡有一份偷窃来的文件，所以他违反了联邦法律。而麦卡锡拒绝答复韦尔奇提出的问题，他又犯了藐视国会罪。面对着观看听证会实况的全国两千多万电视观众，韦尔奇还出示一幅照片原件，当众揭露麦卡锡改头换面的卑劣手法。原来是麦卡锡的助手罗伊•科恩，始了听证会主持人詹金斯一幅照片：史蒂文斯在一个空军基地对着戴维，沙因微笑。实则史蒂文斯根本没有同沙因在一起拍过照。照片原件上同史蒂文斯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人，根本不是沙因。韦尔奇指出，是科恩把那个人像剪了下来，换上了沙因的像。对韦尔奇豹揭发，科恩矢口否认。科恩说他不知道这张照片是被剪过的，更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韦尔奇不客气地责问麦卡锡：“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从一个屁精[5]那里来的?”麦卡锡厚着脸皮反问韦尔奇说：“我想你本人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什么叫屁精?”韦尔奇答道：“参议员先生，‘屁精就是神仙的近亲”这次舌战，使麦卡锡当众出丑，是麦卡锡的一次挫折。

　　麦卡锡失利后，心怀叵测，一意要搞臭韦尔奇。在6月9日的听证会上，麦卡锡突然提出约瑟夫•韦尔奇的律师事务所雇用的一个名叫费希尔的青年的政治身份问题。麦卡锡指责费希尔参加了美国共产党控制的律师协会，韦尔奇“不自觉地帮助了费希尔”。其实费希尔一度参加过的律师协会根本不是美国共产党控制的，对此，麦卡锡也向韦尔奇表示过相同的见解。韦尔奇对麦卡锡的出尔反尔，当场给予反击。韦尔奇说明了上述事实真相，并指着麦卡锡说：“参议员先生，我还没有真正搞清楚你的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会到什么程度。我几乎没有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韦尔奇还说：“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他不会对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好处的。”韦尔奇对麦卡锡的斥责，博得了在场听众的鼓掌。按照听证会的规定，与会的人是不准鼓掌的。但是，在场的法警并没有把鼓掌的人撵走。

　　6月17日，陆军部和麦卡锡的听证会结束了。尽管最后的结论对陆军部和麦卡锡都进行了指责，但是麦卡锡从此一蹶不振。鉴于科恩已经声名狼藉，7月19日，他退出了参议院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这时，麦卡锡已相当孤立了。

　　注释：

　　[1]托玛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杰出代表，1776年《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1801-1809年美国第三任总统。

　　[2]菲利普•丰纳，旧译方纳，美国著名进步史学家，著作有《美国劳工运动史》等近百部。

　　[3]美国共和党的别名。

　　[4]柏高英、康华利都是十八世纪中期北美独立革命时期入侵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英军将领。他们先后于1777年10月，l781年10月向美国革命军队投降。

　　[5]英语中屁精(Pixie)一词与照片谐音，和妖精，男子同性恋同义。这里韦尔奇一语双关，暗指科恩和沙因搞同性恋。

　（五）

　　麦卡锡主义的破产

　　麦卡锡的活动，引起了美国朝野上下许多人的严重不满。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担心，如果不同麦卡锡适当划清界线，将不利于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1954年的某一天，参议员斯图亚特•赛明顿当面嘲笑麦卡锡说：“美国人民早已注意你了”“谁也没有你那样愚蠢”。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议员帕尔默•霍伊特说：“现在该是共和党声明与麦卡锡断绝关系的时候了，不要等到他把我们拖垮为止”。俄亥俄州共和党的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也承认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

　　还在1954年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已经向艾森豪威尔发出警告“麦卡锡实际上已发展到了妨碍对共产党进行调查的地步”。杜鲁门认为，“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里最宝贵的人”。艾森豪威尔则说：“麦卡锡可能是马林科夫[1]在美国最好的一个助助手”。后来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还写道：“麦卡锡主义损害了不少人，也损害了美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安全地不受到享有国会豁免权的人滥用权力所作出的轻率指控的危险。教师、政府雇员、乃至部长阁员也动辄得咎。被指控为与共产党有牵连或为共产党的成员的无辜善良的人，直到今天还无法给自己完全洗掉污名”。美国一位历史学家编了一本题为《麦卡锡主义》的书，书中指出，“麦卡锡意味着耻辱”，“他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大于任何国外的共产党人。他败坏了宪法，洁律、总统、国会和国务院，军队以至每一件他企图改变的事物的名声”。

　　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大大地损害了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橱窗”的形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人们不知道麦卡锡参议员是否在有意帮助苏联。法国巴黎的一家报纸，对麦卡锡指责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是“共产党员”的演说发表了评论：“麦卡锡有失体面地攻击艾德礼，来自于他的前辈戈培尔[2]的诽谤，麦卡锡不会有比戈培尔更好的下场”。一位美国教授从欧洲旅行回国后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伤害美国最厉害的人，就是参议员麦卡锡。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份民众对麦卡锡活动的反映的材料，这份材料写道“当德国人想到麦卡锡，他们马上想起了希特勒犯罪情景的再现”。有的人把希特勒称作“德国的麦卡锡”，把墨索里尼[3]叫做“意大利的麦卡锡”，把佛朗哥[4]叫做“西班牙的麦卡锡”。还有的人说：“麦卡锡同希特勒一样，是政治凶手、强盗头子，民主恐怖的制造者”。

　　麦卡锡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民意测验显示，1954年3月，赞成麦卡锡的人有46％，反对的占36％，同年8月，反对的上升到51％，赞成的下降为36％。人们为了表达对麦卡锡主义的深恶痛绝，在麦卡锡的名字上刻—上了希特勒纳粹党的党徽卐字的标记。在纽约，有六千多人举行了对麦卡锡缺席审讯的大会。在威斯康星州，有四十三个县的代表组织了“麦卡锡必须滚蛋俱乐部”，开展了“乔[5]必须滚蛋”运动。许多工人、黑人、农民、青年、妇女、教授等群众组织和教会团体，通过各种形式谴责麦卡锡。在马萨诸塞召开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议上，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达拉斯召开会议，也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决议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美国共产党在竞选中开展了强烈谴责麦卡锡主义的宣传攻势，指出：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的法西斯主义，是美国人民的大敌。

　　在陆军部和麦卡锡的听证会后不几天，七十三岁的佛蒙特州共和党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撤销麦卡锡在参议院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当时，这项动议没有通过。1954年7月30日，弗兰德斯又提出了一项谴责麦卡锡的第301号参议院议案草案。议案草案写着：“参议院决定，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先生违反了参议院的传统，对参议院的声誉可能有所损害，因此，这种行为应受到谴责。”8月2日，参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七十五票比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议案草案，提交一个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特别委员会由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三人组成，主席是共和党人阿瑟•沃特金斯，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曾公开支持过麦卡锡。经过一个多月的听证调查，特别委员会一致通过上述议案草案，要求参议院就麦卡锡蔑视参议院和无理凌辱兹维克将军进行不信任投票。11月14日，麦卡锡在参议院会议上极力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但是这已无济于事了。

　　1954年12月1日，美国参议院就谴责麦卡锡的动议又展开了辩论。在辩论中，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罗素•朗发言表示，南方民主党参议员将投票赞成谴责威斯康星州的资浅[6]参议员麦卡锡，因为他一再无理地攻击参议院组织的委员会是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但是麦卡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的这种指控。共和党领袖、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威廉•诺兰发言，反对谴责麦卡锡。诺兰不同意麦卡锡指责参议院任命的委员会是什么“受人摆布的女仆”的说法，但是，诺兰也不主张“利用多数力量去谴责少数派的一个成员”。民主党领袖林登•约翰逊[7]发言，反对诺兰的上述意见。约翰逊强调，麦卡锡攻击参议院任命的特别委员会，这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但是约翰逊认为，谴责麦卡锡的决议的措词，可以斟酌修改。

　　12月2日下午，参议院就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草案进行了投票，结果以六十七票比二十二票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民主党的参议员全部投了赞成票，共和党的参议员有一半也投了赞成票。谴责麦卡锡的决议，列举了麦卡锡攻击参议院和参议院任命的委员会的一些事实，决议写着：麦卡锡“身为参议员，但其行为业已影响参议院的荣誉”，“干扰了参议院的宪法程序”，“违背参议院的传统，据此，特予谴责”。在美国历史上，一个参议员受到了参议院通过的决议的公开谴责，这是罕见的。

　　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后，很快麦卡锡就失去了在参议院各个委员会里的主席职务。但是，麦卡锡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55年9月，麦卡锡还给艾森豪威尔写信，顽固地坚持关于美国“面临共产主义巨大威胁”的谰言。同年10月，白宫回信拒绝了麦卡锡的这种没有根据的断语。

　　1957年4月28日，麦卡锡患重病住进了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疗中心。在病中，麦卡锡歇斯底里大发作，狂叫“他们要谋杀我!他们要谋杀我!”1957年5月2日下午六时，麦卡锡病故。守在麦卡锡身旁的，只有他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一个人。后来，麦卡锡的妻子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关于麦卡锡死亡的广播，她抱怨说：广播的都是相同的话，“他们全都错了错了!错了!他们厌恶麦卡锡，但是麦卡锡对美国是真挚的。”对麦卡锡的死，很少有人表示同情。有人发表评论：“麦卡锡是一个卑鄙的人，人们不能忘记他，也不能原谅他”。

　　虽然麦卡锡受到了美国参议院决议案的谴责，麦卡锡本人也已死去，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麦卡锡主义依然存在。美国政府和垄断集团只是制止了麦卡锡主义的某些无耻行径，但不可能同麦卡锡主义彻底决裂。多年来，美国的民主进步势力不时遭到迫害，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仍然被美国政府视为是对美国的不忠诚，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也经常被践踏，当年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人的名誉很晚才得以恢复，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麦卡锡主义的阴魂不散。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它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极右势力的利益。麦卡锡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极权和独裁。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美国早年《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8]的民主精神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美国资产阶级常把民主的政府形式、生活方式作为口头禅，以掩盖其阶级专政的实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说，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著名口号。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也提出过“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响亮口号。现在，这一切动听的言词已成了极权所有，专制所治，独裁所享了。罗斯福夫人在谈到麦卡锡主义思潮时说：“据我看来，麦卡锡的方法同希特勒的方法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兄弟阿瑟•艾森豪威尔也说过；“当我想到麦卡锡，我自然想到了希特勒”。

　　麦卡锡主义和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逆流，是一脉相承的。在1929——1933年美国严重经济危机和1933——1939年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威胁。当时，美国部分垄断资本集团企图仿效德国的希特勒，以法西斯暴力来压制国内劳动群众，借以度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些极右势力，制造恐怖气氛，扶植法西斯团体，鼓吹“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1936年，柯林神父领导的反犹太人、反共的基督教阵线宣称：“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纵的”，“要把美国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柯林神父还公开叫嚷：“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当时，马丁•戴斯主持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宣布：要“肃清一切非美国的活动”。美国的右翼团体“美国军团”甚至图谋发动法西斯政变。美国军团宣称，“美国需要的是彻底地变换一个政府，以便将国家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也打出了“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不仅在策略手法上显得更加狡猾，而且它的影响远比美国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要大得多。

　　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政治，与古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恐怖政治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9]在他所著的罗马历史中写道：“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特征，就是元老院的领袖人物，他们有的公开地有的秘密地亲自参加告密者的极卑鄙的工作。人们不能辨别出来谁是外人，谁是亲戚，谁是朋友，谁是生客，述说最近发生或因时间长久而记忆模糊的事件。在会议上或饭桌上偶然脱口而出的言论会因而遭祸，因为许多人，或者为庇护自己，但大多数因为患了这种传染病，争先恐后地指责别人。”他还写道：“到处充满着猜疑，就连家庭内部也免不掉恐惧。但感觉到最恐惧的地方是公共场所。人们的面色和情绪随着谣传带来的情报而变化，尽力表现不为凶兆而丧气，不为成功而欢乐。……闭口不言会认为反抗，坦白胸怀会引起猜疑”。“罗马人从来没有这般心烦意乱和心惊胆寒过。在会议中，在见面时，不敢向朋友们和生人们开口。就连没有生命和无声无臭的东西，如屋顶和墙壁，使人看了也发生猜疑。”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到处充斥“共产主义威胁”和“共产党的渗透”的滥调。麦卡锡全盘否定第二次界大战期间罗斯福联合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制造了“共产党渗透二十年”，“民主党卖国二十年”的谎言。按照麦卡锡的逻辑是，“战后初期的苏联要征服全世界”，“美国共产党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共产党的活动就是卖国活动”。按照麦卡锡的策略，先是说“共产主义势力威胁美国的安全”，然后说“共产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机构”，接着声言要揪出混入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分子，于是就诬指一些人是共产党，下令要把这些人清除出政府机关。在各种名目的调查和审讯中，主要问题往往变成某个人现在或过去是不是共产党人，是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在麦卡锡的词汇里，共产党人实际上就是“间谍”、“卖国贼”的同义词。

　　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完全是麦卡锡虚构的。杜鲁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承认：“美国并没有被人从内部颠覆的危险”。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指出了美国政府的反苏，反共宣传的策略：“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并且强调它当时的实际意义是美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10]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一个人受到了怀疑就等于有罪，如果这个人对政府或麦卡锡的指控有不同意见，这个人就是“不忠诚”。杜鲁门后来在谈到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美国国务院的安全问题的调查时说：“委员会把整个国务院置于怀疑之下，因为这样作就好象对聚在一间房里的一群人说，‘你们中间有个骗子’，但又没有把罪犯指出来，也没有拿出证据证明哪些罪行。结果是那间房里的每个人都是嫌疑犯；直到问题澄清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有人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事实真相，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利用这种东西来攻讦政府工作人员，使被害者无法自白。”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人们往往只能按一个人——麦卡锡的言论来行动，按一个主义——麦卡锡主义来思考。罗斯福的夫人埃利娜•罗斯福当时就说：“人们不敢把他们所想的说出来，人们不敢集会讨论不受欢迎的问题，人们怕被人看见和某些人谈话，人们怕被人知道在看某些书——他们怕，并不是因为怕做错了事，而是想象中的后果。”

　　美国作家海伦•尼尔林夫妇1952——1955年间曾在美国各地考察，后来写了一本《今日美国》的书。书中详尽地记述了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美国人人自危的恐怖情景。写道：“我们国家有一种在法律保护下变相的恐怖统治”。“美国的男女老少都陷入了一种大恐怖的气氛中他们被有计划地惊动起来。”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弄虚作假，不择手段是司空见惯的事。美国的一家工会报纸曾写道：“麦卡锡主义是那些最野蛮的部落才具有的肆无忌惮的疯狂行为，它决心要扑灭所有一切的抗议和批评，镇压异端思想，清除各种议论。”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1950年春主持过一个调查拉铁摩尔案件的小组委员会，泰丁斯认为，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从此，麦卡锡就记恨在心，伺机报复。1950年4月底，在国会议员中期选举竞选时，麦卡锡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在报刊上刊登了一幅伪造的照片：泰丁斯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11]握手。这样，泰丁斯在竞选中落选了。有—位公职人员突然被解雇了，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开过小差(那时他才九岁)。还有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恐吓性的文章，含沙射影地诬蔑科学家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这样，联邦政府几乎很难招聘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总之，如果麦卡锡蓄谋迫害一个人，即使这个人同美国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团体毫无关系，麦卡锡也会鸡蛋里面挑出骨头来。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一人遭难，亲友株连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有一位青年，他在一般人心目中既不左倾也不捣乱，只是因为他母亲在要求释放罗森堡夫妇[12]委员会里积极活动过，这位青年终于被解雇了。一位密执安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曾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了八年。1953年有一天，他突然被列为危害画家安全的可疑人物，并被取消了他的中尉军衔，理由是有人指控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后来查明，所谓“密切来往”者就是他的父亲和姐姐，但他的父亲和姐姐只阅读过一份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位学生的不幸遭遇，在1953年10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节目里，著名广播员爱德华•默罗曾广播过。在1954年3月9日晚上的另一次广播节目里，默罗又揭露麦卡锡是个骗子。默罗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个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从此，默罗灾祸临头，被扣上了“极左”分子的帽子。有一位新闻广播员，当时只说了一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结果就被迫害致死。1980年1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可怕的审讯》的戏剧片，主要内容就是描写一个很有作为的新闻广播员是怎样被主卡锡主义迫害致死的。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一个告密者，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随时可以告发另一个人。一旦这个人被列入“黑名单”，这个人就要遭殃。一位名叫琼•米尔的女士，她曾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受人欢迎的一项联播节目的女主角。一天，她的名字突然被列入“共产党嫌疑犯”的黑名单”，结果公司的老板当天就辞退了她。老板对她说：“你对国家一贯是忠诚的，不幸的是弓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麦卡锡专门豢养了一批假证人，这些假证人专在各种案件中出庭作伪证，哈维•马图索就是这么一个人。马图索于1946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1950年底马图索被开除出党，1950年2月，他和联邦调查局就挂上了钩。一次，在麦卡锡的导演下，马图索在有关欧文•拉铁摩尔案件的听证会上作证说：美国共产党利用了拉铁摩尔的著作来攻击美国。在麦卡锡调查美国国务院驻外单位图书馆案件时，麦卡锡对马图索说：“你正是我所需要的”。后采，马图索写了《假证人》一书，承认自己在许多案件中作了假证。例如，他在一篇关于共产主义与青年的报告中，点了许多教授、学生、工会工作人员，少数民族人士，甚至参加童子军的一些少年的名，只要马图索能想起的任何人，马图索统统都给他们戴上了“红帽子”。由于马图索多次按麦卡锡的指示出庭作伪证有功，麦卡锡特意将自己的《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斗争》一书送给马图索，并亲笔在封面题词：“给哈维•马图索，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美国是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表面上看，麦卡锡主义似乎披了—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合法外衣，实际上它恰好利用了国会的立法权、总统的行政权和法院的司法权来掩饰其扼杀民主的行径。这比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暴行，要隐蔽得多。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内的各种派别，在维护垄断资本根本利益方面无疑是一致的，然而具体的统治方法又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他们之间的争吵多么激烈，它们的立法、执法，都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下面，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它们都是“依法”成立的。但这些组织在根本上又都是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各个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的调查过程中，有些人因为拒绝承认对自己的陷害，往往就被判以“撒谎罪”；有的人因事隔多年作证时遗忘了一些情节，往往就被判以“伪证罪”；有的因拒绝回答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或拒绝提供亲友的名字，往往就被判以“藐视法庭罪”；有的作证时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13]拒绝自证有罪，往往就被指责为利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公布：各级法院可以自行决定取消被告援引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同年，最高法院又作出裁决：取消美国共产党援引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195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案件涉及国防或国家安全时，联邦法院有权强迫被告向国会、陪审员和联邦法院提供证词。这样，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麦卡锡之流的做法，使人觉得只要要求享有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权利，那就是犯罪。麦卡锡甚至猖狂到这种地步，把那些想援用宪法权利的人，也说成是援用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人。”

　　由国会出面组织的不少“调查”，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逼供。被告人面前坐着怀有敌意的检察官，新闻摄影记者在弧光灯的刺人灯光下，开动摄影机随时准备拍摄被告人出洋相的镜头，再加上好奇的听众，这样使被告人的神经极度紧张。一连几天的“调查”，随时可能被抓住把柄，给被告人扣上“伪证”，“藐视法庭”之类的罪名。1953年11月16日，已经下台的杜鲁门为了表白自己对麦卡锡主义的不满并攻击共和党政府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说：“为了政治上的便利，现政府已经浸透了麦卡锡主义。它放弃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它以‘美国主义’或者安全为名义，散布弥天大谎和对任何公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不少人在谈到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时说，那是“恐惧的年代”，“忧虑的年代”和“恶梦的年代”。

　　麦卡锡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世界，对外扩张、侵略和对内反共、反民主政策的特殊产物。它是对美国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动。麦卡锡主义的泛滥说明，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右翼企图变换统治手法，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然而麦卡锡主义的极端措施，既使美国人民深受其害，也有损于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是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最终摒弃麦卡锡主义的原因。麦卡锡主义得以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滋生，说明它也是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一种统治手段。麦卡锡主义的一度猖獗，它也提醒人们切勿放松对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的警惕。

　　注释：

　　[1]格•马•马林科夫(1902--)，1946年3月至1952年3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至1955年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3月一度兼任苏共中央书记。

　　[2]保罗•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的宣传机构首脑，以造谣惑众而臭名昭著。人们常把戈培尔当作造谣、诽谤的同义词。

　　[3]本尼利•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的独裁者，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犯之一。

　　[4]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1936年发动法西斯军人叛乱，1939年自任国家“元首”，施行独裁统治。

　　[5]乔(Joe)指约瑟夫•麦卡锡。

　　[6]指参议员的任期不长。

　　[7]林登•约翰逊（1908-1937），1953年起，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1963年11月——1969年1月为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8]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

　　[9]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元老派贵族共和思想的最后代表人物。反对帝制，主张建立共和政体。

　　[1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19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1]白劳德（1891-1973），1932——1945年曾任美共总书记。1944年发表了《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系统地宣扬了他的政治观点。

　　[12]朱利叶斯•罗森堡，美籍犹太人，电气工程师。1950年7月，罗森堡和他的妻子伊斯尔•罗森堡被指控犯有“盗窃原子秘密供给苏联”的“原子间谍”罪，经法院判决于1953年6月19日被电刑处死。

　　[13]1791年12月15日开始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有这样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自证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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