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资本商战血腥，回归经济善世立民
——读懂中国：《中国大形势》践履的诚信本色之二
二、疏离资本商战血腥，回归经济善世立民
不知是因为虚怀若谷，还是由于科学思维、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翰啸《中国大形势》虽然提出了震古烁金的大问题，畅想了人类未来社会文明生活的幸福愿景，但其笔触却在学术与经济的交合之界嘎然而止。
在心中有所酸楚，感叹世事唯艰的同时，恍然惊悚：就像曾以揪心撕肺的性情声嘶力竭喷薄而出的“正确诠释《老子》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科学地、时代地、艺术地完成其哲学体系的建立，使其成为现在进行时”的思考，因一睹李桂秋《铁杉之问》而看到了中华民族史诗的艺术经典从而找到心灵的依皈，在《中国大形势》中终于发现了在纯粹“理性人”冷漠残酷的资本运营围剿中，脱颖而出的具有人文情怀温暖而灿烂的中国道德经济学的现世寄予。
21世纪的中国，是需要道德经济学家，而且产生了道德经济学家的国度。面对如此的惊诧，就不能不促使俺暂时中断一直沉浸于中国古代道德哲学经典的思绪和正在从事的由《易龙图》所折射出的智慧思维的信息建筑建设工程，再一次萦怀于这一片现实的国土和破碎的人心上。因为一万年太长，只差这俩月的早晨和晚上了（哼一下你个慢剑阿飞与高连奎这个小年青不让俺盖别野偏要让俺建小产权房）。
经典，虽有古今的时间之分，却无真理的空间之别；真理，虽有客观的科学准确，却缺少了道德文明良善的高贵。“有志不分年老幼”，以为争得了什么金币辉煌之诺贝尔的炸药奖就可以凌辱于世界各民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过是自愚愚人专欺无知和弱小童叟的笑谈而已，早就决定了其作为压迫者必然暴卒的命运。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有志青年都有致力于消灭魔鬼而建功立业的光荣与梦想。
笔者此时最感豁然的，不是号称科学界最高奖项对中国籍公民的恶意排挤和打压，而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基因大智慧的尊严之处，正在其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优秀儿女的严苛规矩，决不允许其进入伪道学群魔乱舞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圈子，才不但使其在21世纪更加光芒耀眼，而且必将成为护祜整个人类的生命天使。
为什么呢？
这当然需要从《中国大形势》所揭示出的“中国与西方究竟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教父”、“为什么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是幸福社会”、“推动人类世界科学发展的到底是什么革命”及“政党分赃制是人格堕落，还是权力抢劫”说起。
《荀子·王制》有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刘清平在《也论中国古代哲学之所无与所有——与宫哲兵先生对话》一文中，引此的目的是要说明：“即使中国哲学的‘天人相分’倾向，也已经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倾向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根本不是从‘知’的角度把天、人分别看做是认知活动的客体或主体，而是首先从‘为’的角度来区分二者的。”
伟人有言，哲学分析界定范畴，科学运用解释范畴。也就是说，翰啸通过已有及新提出的范畴认知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笔者在此则意图通过翰啸所运用的范畴，界定中西哲学——亦既中国人及运用汉字思维的各民族人民与使用字母文字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总是认为，书评不单单要评书，更重要的在于对书中所表现出的思想高度及人格魅力给予准确的定位。因为道德哲学最终落脚点不是否定和革命，而是要建筑起人类正确认识世界的思维经纬网络的，虽然在其进行过程中必然要对错误的思想认识给予深刻的批判和否决。
科学文化史，尤其是道德哲学的人类文明史，决不仅仅限于对历史现象的呆板的素描记叙，更重要的在于对史实陈述中术语的更新换代所体现出的范畴的时代科学性、道德追求，及其越来越清晰和丰富的思维建树。这既是认识升华后系统思维表达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步进，事物丰度增多所蕴含的整生逻辑的必然要求。
因此，必须提醒，文化的科学系统性与文明哲学的道德智慧性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文化，在于标识人的交流媒介既符号、语言、文字、民族风俗、社会习惯及知识体系的系统完整性；文明，在于人本身区别和超越于动物属性的智慧思维位格的道德表征性。文化是民族的，文明是人类的。民族与民族的冲突在于文化习惯，民族与民族的和谐则根源于文明道德。中国的大一统版图，汉族的多民族融合史，表征的正是这一千古定律。
作出这一揭示，并非现世现用地以此证明享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浅薄与挑逗，或恶意的阴谋驱使，而是意在澄清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中的三个重大误区，并从而追索翰啸所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道德意义。
1.错把马克思与西方文化传统决裂，等同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精典名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句话，本是对西方文化传统及其哲学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表述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现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沙那样对待黑格尔，既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但，遗憾地是，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却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和全世界普遍真理的“一般原理”进行接受和运用的。因此，也就有了“打倒封建传统”、“打倒孔老二”等等过激的政治口号及“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错误意向和“全民英语”悲惨的“素质教育”的发生。
这一方面源泉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基于“阴阳轴心说”宇宙观和整生逻辑而创立的生象文字（汉字）功能意义认识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混淆了文化与文明两个范畴的本质内涵，错把文明的同一性当成了文化的同一性；第三，受西方学术方式影响把人类与动物属性所具有的区别及应当具有或必须求得的人格品质，肆意地、不分清红皂白地具象化、断代化，纯粹理性化了。
类似“言必称希腊”、“一切经过共产国际”、按世贸组织规则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就是其典型代表的突出表现。
必须明确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传统”，是西方文化传统、社会传统，而非中国文化传统。这不单是文化风俗、社会政治体制的事实差异，更为鲜明和根本的是文字与宇宙观的差异。学术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基于的科学宇宙观，是牛顿的“质点中心说”（千万要清楚，这与“地心说”、“日心说”在思维逻辑上讲是完全同一的），即物质的质点时空，而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北极轴心说”，即阴阳轴心宇宙。他们所一再强调的“理学”的“辩证法”——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只是阴阳观外在的科学性所包含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其科学哲学性质的道德智慧所内在的全部内涵。
这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人格的伟大及思想上的人民立场，所以才敢于坚持真理，并将黑格尔对中华文明所西化出的“两极性”“内核”的颠倒，又重新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决裂”后的观念走向是中华道德文明“两极性”、“天人合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抉择马克思主义，这与其精神追求和远大的思想目标是一致的。作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其“合理内核”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宋明理学“朴素”的阴阳观。这一点记得学界高人是早就有了清楚表述的。
这正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要完成的中国哲学的西方化，也是《中国大形势》引用诸多史实所要证明的文明发源之地归中西谁属的重大意义。
“在以前，中国学者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才发现：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只是历史的回流，这一观点在不同的学科也得到了印证。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已经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我国实行察举和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与现在录用公务员的制度完全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任何人都有进入国家政治系统的权利。在古代中国，有近一半的官员都来自中国最下层农民的孩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
解读中国古代史时，除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唐诗、宋词等文学成就外，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强调声明：“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更是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既然不是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自然就有了后面的，思想上的与“传统的观念”、“传统的所有制”、“彻底的决裂”。
尤为重要的是，上面引语中的“经济”范畴，对应于汉语也许是“资本运营”、“物质商品”才更符合原文或西方历史的本来面目。不然，因其所引发的歧义就会使中西方的国家意识形态混淆不清，使洋奴“辩证论者”陷入强权诡辩而不自知，也就更做不到自警、自省、自励。
2.错把资本运营中的细胞范畴商品、价值、货币等，当成了真正经济学的基础范畴
现时代，人们反感哲学，而又赞美哲理；崇尚科学，却又常常被工具化；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但又朝思暮想一日暴富成为“大款”。这一方面是由哲学、科学、资本的本质的双刃性所决定；另一方面则源泉于人自身的双重性。
所以，我们在诠释《老子》时，特别地给“人”这一范畴下了一个定义：“能够独立于自然，文明发展的高级灵长目哺乳动物”。并强调，“文明发展——这才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变化之道》第97页）。为的就是提醒人们要时时刻刻注意到人与动物的相同与差异。用荀子的话则更加详细，人独立于水火、草木、禽兽的只有“义”。而这个“义”，又正是中国古代“性情论”中的“性”的道德规范。
也就是说，无论人本身，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性情”的混成体，既不能完全由“性”来苛求于具象的人，也不应只拘泥于“情”而使社会堕落于泥潭而不能自拔。毛泽东推行和倡导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伟大意义和良善效能也正在于此。
世界上各民族文化之所以不同，风俗习惯之所以异彩纷呈，正在于对“性情”二字的不同理解和规定。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礼仪规范，道德伦理。
如果用比较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性情论”表面上相当于“心物二元论”，但事实上又有着根本区别，“性情”是“以人为本”的“真在”“轴心说”（用金岳霖的话讲就是“式-能不离”）；“心物二元论”则是“心主物从（唯心论）”、“心从物主（唯物论）”的“质心说”。黑格尔的“质”、“量”理念两分的“辩证法”（马克思所称的“合理内核”），虽然试图在科学的意义上弥补这一缺憾，但是，因为其字母文字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实际上“心物两分”又被偷换成了“质能两分”。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及西方现在所追求的科学哲学的意义和症结都在于此。所以，西方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科学上，从根本上说都是有着重大缺陷的。用马克思的话则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就是说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启蒙并没有得到彻底完成。
汉字的解说，就是如此。说简洁，就简洁；说复杂，也复杂。简洁在于文字直接的范畴属性，一般无须定义；复杂在于范畴既有自身位格独立品质的界阈（利贞），范畴之间的关联关系中又有同一的根本质性（元亨）权衡。这在《周易》中是开宗明义的，可惜一直以来未被学界认识而已。在对事实的阐述中，其基准是明确的，是在字、句、段、章的“普遍联系”的“复共轭”中体现真、善、美的。因此，是不允许在假设的圈子中进行无意义的“辩证”的。自然思维的“辩证法”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是对范畴的澄清界定的思想方法。
但是，由于字母文字的理念规定性，“人”（包括任何字母文字的语词形式）只是理念，这一点柏拉图的澄清是对的。而一旦将其命题为“范畴”，就必然相应地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词或概念，如灵魂、上帝、人格同一性等等，来综合地进行“齐同一”说明。每个词或概念的“理念”在思想上虽然是清晰的、纯粹的（如同数），但事实上与“物”却是割裂的。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所谓“范畴”在语言运用中只能表达一个“死物”——器（所谓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局部的、静止的）。自然，“人”这个范畴，在西方哲学中到现在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了。
以至于恩格斯将语言哲学开除在了自然科学之外，而海德格尔在宣布西方哲学已内化入西方的自然及人文科学之后，承认了其使命的终结。原因当然不是两个人没有认识清楚哲学的现实本质，否则就不会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提出了；而是字母文字本身承担不起哲学的载体——“思维工具”这一使命。那么西方的灵魂，也就只能寄存在“科学假设”和由人为规定的理念“上帝”之器——“公理化”来规定所谓“三俗”的“普世价值”了。
所以，也就有了两个历史的巧合：培根的“思维工具论”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都没有得到最终完成。网上发现思东书屋建立起了时代哲学金字塔“思维工具论”，笔者只知其不是我们中国易学传统的思维建筑导图，却不知是不是培根或恩格斯最后所要完成的理想。是，则证明汉字的强大功能对字母文字的包容性，为西方哲学的起死回生立下不世功勋；不是，则就陷入比较论者所言称的“鸡同鸭讲”一类的语言之幕的黑洞而不能通约了。
在此笔者只是想说明，一个人要想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不但要过自身的“自我中心”关，还需要过语言文字关，知识体系关和思维“自反”关。
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是具象的，对物的；一般来讲范畴的使用是从小到大，类似于感觉的由轻到重，由少到多，由近及远，及至从有（结构性）到无（规律性）。
哲学的研究则不同，其对象直接地虽是范畴，但又不能离开“物”以及自身的思维运动。尤其是与物理学最小的“量子”才是本源基质相反，最大的范畴才是大道（科学）哲学思维建筑中的最小的砖头瓦块、基础细胞，是“无中生有”地“造字”。所以哲学研究方法论真正说来不但与科学研究方法论是拧劲的，与日常经验的表述则更是别扭的、“扭量”的。东方的经学家、西方的神学家们说不清这种关系时，就用一个“悟”字来蒙混过关（甚至聪明如海德格尔也不得不弄个“道说”，以渡此难关）。殊不知，一个“悟”字，所表现出的构形组合正是“思维”（心）与“自我”（吾）、“文字”（口）的“左右”、“上下”、“内外”阴阳“颠倒”的“拧劲”生成关系（这还仅仅是八卦思维，离“六十四卦”还思维差一个指数量级呢）。
如此，也就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被凸显出来：谁找到了那个最大的、蕴含于体系内的全部事物又贯穿于事物全部运动过程之始终的那一范畴，谁的理论也就找到了（相对的更）彻底性的哲学根基。而且，也正是这样的范畴，决定着他的理论的根本性质和最终归宿。
唉，费了半天的劲，也不知道说明白没有。反正自己知道，这些东西不讲出来，下面的事就没办法进行。
就是说只有讲到这里，补上以往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遗漏掉的这个学术前提，再谈商品、产品、价值、价格、货币、生产、生活、市场、价值规律、经济体制，包括食、衣、住、行、医、“五有”等等范畴，才有了可靠抓手，立足根基。不然就会混沌，就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没理的，在混沌假设下，也恰恰更能辩证出极具说服力的懵人的“普世价值”。“辩证法”，是字母语言与事物的“矛盾”性的必然产物，不是自然的内在规定性。所以，西方才既对“果核中的宇宙”认不清，对“看不见的手”也道不明。讽刺地是他们却无奈地运用了“核”及“手”这些令人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其思维黑洞不打自招。
众所周知，“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在历史上首先建立起科学的价格理论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诸范畴做了最彻底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价格运动的规律做了最科学的说明。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价格问题从理论到政策都做了许多的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黑龙江省价格学会于1982年10月至1983年12月编写的《物价干部培训教材》）。”
请注意，马克思是从“商品”“诸范畴”，入手加以研究的。就像原子论者一样，从“原子”入手，只能研究“物质”的运动，而无法进入“能”的描述。这样就有了“短板”，爱因斯坦的伟大就在于对连接了物与能的“质能公式”的确定，爱因斯进的悲哀也正在于还在以物的思维去“束缚”：能。
同样，如果我们还是以“商品”为起点，也就只能在“商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怪圈中“纠缠”，而无法脱身。这就是范畴及逻辑的作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信，你就试试。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对几个范畴关系进行一下模糊的比较（需要提示的是“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与用“所有制”来做区分，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新华词典】第514页。
经济：⑴指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它是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⑵指社会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相关的金融、保险等活动或过程。⑶个人或集体的收支情况。⑷节约。即以较少的耗费获得较大的成果。⑸经世济民。旧指治理国家。
【新华词典】第1306页。
资本：⑴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商品是资本的三种物质承担者（或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用来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商品体现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时，货币、生产资料和商品才成为资本。它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⑵比喻借以牟取利益的某种事物。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如果说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原因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并通过对资本运营“最科学的说明”，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结论。也就是说，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政府去代替资本家来获得它，而是告诉治国理政者怎样避免或杜绝它，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但是，历史好像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抛开外在的世界政治环境条件不谈，这也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研究“经世济民”的“经济”有关。这一点不澄清，我们就会拿批判的工具，做建设的工具用，或者说“给个棒锤就当针”了，从而张冠李戴，甚至李代桃僵。一如翰啸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指出的用凯恩斯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搞“发展”一样，所谓的“经济发展”肯定进入不了“常态化”。
那么，从产品入手，并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模式，是否就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呢？答案是，“照搬苏联”也没有成功。包括反过来“学习新加坡”、“羡慕阿根廷”、“模仿美国”，等等，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都是惨痛的。
当然这里还是需要说明一下，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论，应当说虽然也因为启蒙运动的规模展开借鉴了东方的历史，但其主要还是以欧洲（包括美国）的社会历史及社会制度为蓝本的。所以，其科学性虽然不应怀疑，但不要忘了中国是有着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传统文化的。这不但在于生象文字与字母文字两种语言所造成的思维方式、人的品格的不同；还在于在社会化大生产把人“物”化、或工具化之后，西方人因为信仰上帝的宗教传统，其还可以在教堂里觅得些许的临时短暂的心灵安慰，包括罪恶的无赖摆脱。中国人则不同，是自然神论，一旦失去自然的天纵自由，国人的灵魂将无处安放。所以只能要么甘心为奴，要么就只有成为权钱拜物教的禽兽。这些因为说来话长，现在，不妨暂时放下这个讨论，只将其看做背景而考察一下下面几个范畴或关联谓词的关系。
产品﹥商品；商品→资本运营；产品→经济；
商品→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利润（剩余价值）增加；
产品→劳动生产率提高→人的解放。
通过这些关系式的表达，再分析一下翰啸所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不知道这里为何不建议让政府直接给民众发钱。呵呵，其实书中有答案，我只是一时没找到）。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以生存必须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的社会模式。”
意思出来了。哦，原来翰啸是从对“消费”这一范畴进行分类出发间接地对“商品”进行分类，立足点依然是“资本运营”的世界经济的资本操作模式上。只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彻底地否定，他的思维方式是大调个地颠倒改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知”与“为”差异，和“辩证法”的旋转门效应明确无误。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要把“资本模式”“斗争”死；翰啸则是劝其安乐死。两个人似乎都忘了一件事儿：（资本霸主们早就在心里恨恨地说）你们说的我早就知道，当初我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也早就做好了斗争的一切准备。我们不但有钱，还有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如果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做，我就不是资本大亨，而是哲学王了。我不是没那个德性，就想图个痛快么？我是流氓我怕谁？民众的死活，哼，干我屁事？我还养活了为我服务的工人呢。
也就是说，由于前提陷在“商品”的范畴、“人”的解放上，道德标准就无处落脚。资本家的黑心，你就无法把它真正地掏出来给受压迫的民众看，就无法将其思维中扼杀整个人类的毒菌晾晒在阳光下。毕竟理论与生活是两重天，老百姓每天都要过日子。
但是，翰啸的三个消费层次的区分，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就是如果我们对应地将产品（包括人的劳动生产和自然生产，这样也就把资源、能源纳入了）分为三种形式：
生存品→个体生存必须的（私用的）；
消费品→公共社交、公务运转、礼仪、安全的需要（共用的）；
奢侈品→物质上特殊待遇的、奖赏的、引动物质进步的、精神上共同享受的、环境上装点脸面的。
注意，这里有个思想转换，就是不以所有、具有或拥有“权”观念为安全，而以民众能用、可用“权”范畴为保障。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起到其职能所要求对民众生活需求产品的“服务保障”作用，从产品出发来建立生产、分配、流通的经济学，不就是经世济民，而非资本运营了吗？那么摆脱钱、权的思维不就有了抓手了吗？就像二两拔千斤对人民币功能意义的阐述一样。
信息时代，价格是由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或美联储的印钞机）及民众在实际需求的使用比较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商品”的“价值”理念确定的。各国政府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他们就没有理由再为华尔街或金融垄断寡头充当鹰犬和打手，以媚俗作秀地撕咬百姓利益了。因为，到了那时，华尔街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金融大姥们都已经回到那个小盒——永远的家中睡安稳觉去了。战争，哼，理想地说，打都不要打。华盛顿号，就只剩下给大男孩子们做游戏或为电影制片厂做道具的功能作用了。
俺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反正，产品，不是因其私性的所有权，而是因其共有的享用权才体现了人的安全感和幸福度的。不然，就没有人去歌颂太阳的光辉和月亮的皎洁了。
这是俺20年前就发现的“经济”的一个秘密。但没当一回事。以为算不了什么，那些演算数学模型荣获诺贝尔炸药奖的“经济”大师们比俺懂，他们怎么做都是有道理和有数字根据的。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就像俺老婆看到俺笨手笨脚地劳动时说的那样：“唉，愁死我了！”
3.注重了分散游离之观念的改革，忽视了完整学术体系的建设和对“普遍真理”牢固性的质疑与坚守
拆东墙、补西墙，或否定传统本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是百年来西学东渐及蛮化的揪心剂，却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彻底西化了。所以，当得出上面的“转换式”之后，笔者当下地意识到：全乱了套了。李云龙也管不了自己的兵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之处，不单在于学术上的革命，更重要地在于其所代表的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生活权利和利益，也就是人民立场。而本小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后，尤其是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印发（《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之后，证明中央的核心决策层对此已经有了高瞻远瞩的明确认识和着手进行系统纠正。
悲哀地是，不但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系统的官僚霸主、山大王、腐败分子置之不理，甚至想方设法对抗和抵制，而且就是思想理论界、科学文化界及艺术界的洋奴学霸、全盘西化的民科宿主依然懵懵懂懂走小脚女人的呻吟之路。
“八荣八耻”的自律、自醒、自警；“反三俗”的“宏观调控”；陈奎元两次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9月28日发表的王伟光的文章等等意味着什么？
这时真不想再提起万人痛恨的蒋该死，但是，即使占在蒋该死的立场上，考察中国精英们的现时表现，他那句“文伯无能，丧权辱国”的骂声，不也太适合龙永图、吴建民、厉以宁、茅于拭之流了吗？
对于中国当下思想理论界，第一问题不是“钓鱼岛”、“金融危机”的战况，而是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以及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经济学、中国文字学……
这是每一个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过去，毛泽东、金岳霖是我们的楷模；当今吴文俊、董光璧、赵定理就是榜样；而翰啸就是未来之星。
和平发展时期，在学术上建立起强大的思想武器，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福音。
只有完整准确的道德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才是经济善世立民的内在机制保障。这是一条经济之路，当然同时也是一条艰辛之路，无恒心，无牺牲壮志者只能请您走开。
劳动是人的第一责任，有目的的劳动更是形成和塑造人格的行为基础，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
不劳而获就是耻辱。为获而欺诈劳动者，就是卑鄙和恶毒。必须认清资本的本色，资本不是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者才是。经济不是“发展”，而是“慈”与“俭”，是自主发明。
规则——权衡；定盘星不是百姓中的部分（集体）或个体（民），也不是本质的法则律条（人），而是人民共和体。
还是不要跟俺提什么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和胡适吧，他们的弟子在中国台湾，而不在中国大陆。他们过去没有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未来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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