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亚乌丁·萨达尔：棕色皮肤的撒哈布(先生)与东方化的东方人——心智被俘者、殖民代理人 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P136-148 棕色皮肤的撒哈布(先生)(Brown Sahib)与东方化的东方人(Orientalized Oriental) (“Sahib”为殖民地时期印度人对殖民者的敬称。其意为“先生”、“阁下”、“大人”等。萨德尔在此用“Brown Sahib”一次，意指接受了东方主义的本地人。综合音译和意译．本书在此将之译为‘棕色皮肤的撒哈布”。)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在这段时期，我们亦可看到存在于学者、作家与思想家之间的一种新的本土化东方主义的出现。以不同的方式，这些本地东方主义者被描述为“心智被俘者” (captive minds)、“棕色撒哈布”(brownn sahibs)、以及“东方化的东方人”，他们的观点充满了智识奴役的味道和对西方的全盘依赖。被俘虏的心智并不是不具批判性；不过只有在代表西方的意味上它才具有批判性。 索乌克(Nevzat Soguk)将“东方化的东方人”描述成： 身体住在“东方”，有时也在西方。然而在精神上以西方思想为食的人。她／他声称自己是“后-东方的(post-Oriental)”，或“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但在艺术、审美、民俗、媒体、教育等相互交织的领域中，他们却是“正在被东方化的”的习俗的实践者。她／他是非西方人，却把白已置身于西方的影像之中：西方的经验，西方的设计，西方的期望……。在她／他看来。“西方”总是更加易于理解而品于满足的，因而比“东方”更具有吸引力。 （Soguk，N.，“Refections on the ‘Orientalized Orientals’”，Alternatives，18, 1993, p. 363.） 东方化的东方人是独特的西方创造物。是超过一个世纪的有意识政策的产物。我们可以将这种创造追溯至麦考利(Macaulay)的著名的l835年(印度)教育备忘录：“如今，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培养一个阶级，它是我们与我们所统治的百万人之间的翻译官。这个阶层的人，从血缘与肤色上而言是印度人，但就其品味、观念、道德与知识上而言却是英国人”(引自Edwards，M．．Raj(London：Pan Books，l969),第l51页)。要实现这一目标，用印度统计局局长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于1871年所写的话来说，第一步是给予“穆斯林教育体制”以“致命的打击”。因此，穆斯林的教育机构被系统地连根拔起，而这些教育机构的产物，即那些挑战英国统治的领导人便遭到辱骂与奚落，被看做是穆斯林落后于人的根本原因。英国在印度、马来西亚、英属非洲、西印度群岛的所为，也是法国在马格里布与其他讲法语的非洲国家(Francophone Africa)、亚洲、西印度群岛，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所为。 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用维塔奇(vittachi)的话来说，以“殖民模式”重新排列被指派的各个人的“神经智识系统(neural intellectual circuitry)”，从而“以模糊的棕色殖民主义替代了鲜明的白色殖民主义”(Vittachi, V. T., The Brown Sahib Revisited(Delhi: Penguin, 1987),p. 14)。 因此，渐渐离去的殖民权力为新获独立的国家留下了并未逐渐消逝的遗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是由那些强烈赞同殖民主义文化的政治家、行政官员、官僚、作家、以及思想家组成的。从殖民权力手中接管了国家的政治家与政策决策者——如尼赫鲁、昂山、班达拉奈克（斯里兰卡总理）、李光耀、东姑阿都拉曼（马来西亚独立后首任首相）、恩克鲁玛（加纳首任总统）、以及肯雅塔（肯尼亚首任总统）——其思想已被深深地与广泛地殖民化了。他们的永恒目标是掌握欧洲文明，这意味着贬低地方历史、文学与文化，却十分认可欧洲的历史与文化产物。他们认为本土文化的每个因素都是落后的，只配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们经常以对本土历史的无知为荣．并以公开炫耀其无知为乐。 1960年代早期，当辛格(M．R．Singer)研究棕色的撒哈布时，他很惊讶地提到，在这些棕色撒哈布看来，“英国议会是民主之母，霍布斯(Hobbes)，伯克(Burke),洛克(Locke)与休漠(Hume)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哪个棕色撒哈布不了解莫卧尔王朝的基本情况，或不知晓著名的乌尔都语(Urdu)与北印度语(Hindi)的文学作品，甚至不懂得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他不知道是谁签署了英国的大宪章(Magna Carta)却是完全令人无法想像的”。（Singer M.R., The Emerging Elite (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 1964), p. 47） 殖民时代，即使是那些从未成为过正式殖民地的国家，也确立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完全分离。在学科方面，现代教育由西方学术构建而成，并只建立在西方学术的基础上。现代教育要求非西方的学生吸收那些内在于、且贯串于西方思想与学术的所有分支之中的东方主义构建。因此，人们学到的东方的历史与思想是已经由西方的高级权威决定、评估与描述的。因而，毫不奇怪的是，非西方的或来自非西方的学者在其自身社会所做的杜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展示了与西方学术完全吻合的连续性。 （西奴吊架网小编注：下面的部分中，较之原书，这里有部分文字省略了，主要是和东方主义不是特别关联的部分，或讨论伊斯兰一些比较生僻的内容） 过去，我们可以将东方主义视为强加于东方的事项；但如今，东方主义存在于东方，在东方发挥作用．并造成了动荡的意识形态分离。这种分离有其社会、政治与经济后果。这种来自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的影响便是紧张与论争。其中，西方看起来是中立的、不参与其中的观察者；它发现，东方化的东方人的观点极大地抬高了西方的历史与观点，并赋予其以更强的权威。 如上所示，毫无疑问，奈保尔与萨尔曼·拉什迪是近期最出名的棕色撒哈布：前者建基于现代性；后者自认为是“后现代作家”。如大多散棕色撒哈布一样．奈保尔抓住每个机会炫耀自己对印度、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无知。拉什迪求助其文化背景中的“特殊知识”而塑造一种建构的无知。二者均试图以“凡俗之光亮”反对“宗教之黑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用东方主义的传统色彩涂绘伊斯兰。奈保尔的著述《信徒之闻：伊斯兰之旅》与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都成了现代与后现代东方主义的经典文本。奈保尔承认其在对伊朗和伊斯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其伊朗之行。他说．一直以来，他都熟悉穆斯林，但对他们的宗教．他一无所知。 这种无知遍及各个方面．而且是根深蒂固的。知识并不能治愈这种无知。奈保尔启程了，边走边看，并以曾到过那里的一代代西方旅行者的信念与规约为准诉诸评论。他是现代的夏尔丹、自尼尔和由Gulbert of Nogens与圣伯纳德所繁衍的Montecnce．是他们的合而为一。当他的共产主党向导建议他“要理解这些．我应当前往圣城库姆，与街上的人们聊一聊”，奈保尔加以拒绝。这不仅是因为，对他而言，掌握当地的语言有明显的困难；更是由于，他不想自己的偏见被粉碎。他的无知是多层次的；几乎在任何一个场合下都会被揭露出来。 然而，奈保尔的无知并不仅限于宗教、历史或当代事件方面，甚至还扩展到了方法论上。他在卡拉奇的一个市场上挑选了一本名为Chachanama的小册子。这是一本类似于《一千零一夜》一样的民间故事书，很受学校孩子们的喜爱。没有哪位记者、历史学家以及哪怕只接受过极少的鉴定培训的人会把Chachanama视为一本历史文献；这就类似于试图通过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交谈来书写文艺复兴的历史一样。然而，奈保尔却将这本民间故事书中讲到的次大陆的历史、伊斯兰的到来．以及各种各样的征服描述成好像它们就是历史事实一样! 在奈保尔的现代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被归入两个分界清晰的范畴里：世俗主义是好的，而伊斯兰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任何事都是坏的。他对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专 制主义”充满赞扬．却瘸恨齐亚将军的“专 制主义”。这仅仅是因为，齐亚试图以伊斯兰的观点来证明专 制主义的正当性。巴基斯坦的军事独 裁政治很糟糕是因为，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共和国；但是．印度尼西亚的独裁却是好的，因为，它是世俗共和国。接受伊斯兰教作为个人信仰是对伊斯兰帝国主义的屈从；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与文化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假如把世界分做黑与白两部分，毫不奇怪，奈保尔不可能理解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人们为何会“皈依”伊斯兰教。为什么我们大学的科学与工程学部有很多穆斯林?对奈保尔而盲．这些问题太复杂了而无法理解．因此．他沿循了一条精选的无知之路：嘲笑(ridicule)。其第二次穆斯林世界的“旅行”——《超越信仰：改宗民族中的伊斯兰远足》——完全重复了以往。这本书表述的谬论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阿拉伯人，那你只能算是伊斯兰教的皈依者——伊斯兰教只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因此，巴基斯坦人、伊朗人、马来西亚人、以及印度尼西亚人都只能是脱离了其传统与历史的不正宗的穆斯林。这些人注定是永远不幸、永远烦恼、永远低劣的。奈保尔对“真正的”印度法西斯主义的同情世人皆知；其无知与偏执令人无法理解；奈保尔的阿谀奉承(1ionization)表现了对西方文学所建构的东方主义的无限热爱。 当然，真实性是东方主义者的修辞。只有东方主义者拥有权威来测定与伊斯兰和非西方有关的事项是“真的”还是“假的”；其他人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的过于无知使得他们无法了解其过去的真实事项。后现代主义回避了所有关于真实性的思想和那些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观点。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的事业是根据他们的内在逻辑发展科学、道德、艺术与文学的颁域。后现代主义强调每一种艺术的纯洁性和作为整体的文化的自主性，将现代性视为其逻辑结论。一方面，表面上后现代主义力图推翻“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理性、科学、宗教、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赋予一种重要的叙事以特权，即自由世俗主义。正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世俗主义囊括一切的保护伞下，所有其他关涉真相的重要观点与观念都被假定为是平等的。毫不奇怪，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一书中认为．伊斯兰比世俗主义低下，因此试图使之世俗化并去除伊斯兰的所有神圣的内容。 东方化的东方人将其本土文化视为西方之镜。非西方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西方自我的满足：非西方的人是不存在，或者与他者概念化或文化上的现实之人类关系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文明都是西方文明，一切历史都是西方的历史。文化被集结在一个等级秩序中：每一种文化都些微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在历史的倾斜面上，拼命地试图成为像现代性一样的文化。或着被后现代主义．即西方文明的顶点所同化。所有的社会都朝向一个惟一的乌托邦般迈进，即最终的西方社会组织原则：世俗主义。 《撒旦诗篇》企图通过窃用伊斯兰的神圣领域，并将之世俗化．试图使伊斯兰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属物，成为世俗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这正是我们在面对启蒙运动的制度创建者时已遇到的方案。《撒旦诗篇》贯彻了这种伎俩，并连带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专长：嘲笑与奚落。由此，伊斯兰——赋予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以意义的世界观——成了多余之物。当无知(包括被建构的无知)与傲慢结合起来，致命的混合物便产生了。拉什迪与奈保尔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伊斯兰的憎恨是在殖民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棕色撒哈布规划的产物。而且，作为理想的殖民代理人，棕色撒哈布坚持到底，甚至比西方的东方主义走得还远，从而完成了其殖民雇主的最终愿望。在结论性的分析中．他们确认了在东方主义者的论述中一致被提倡的事项：伊斯兰教的低劣与落后。这正是著名的印度思想家阿西·南迪为何将奈保尔与拉什迪的作品描述为“野蛮的与种族灭绝式的”作品之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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