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莫利哀剧本中的约尔丹先生能写出好的散文，却并不了解这种文体，今天许多人正象约尔丹一样，在运用战略，也并不了解它。不过，他们同约尔丹先生不同的是，产生好的战略要比写出好的散文困难得多。战略这个词经常被使用，但实际了解其意义的人相对来说很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产生这种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原因。这个用得很多的词，长期以来只是指一位统帅所实际使用的科学或艺术。很明显，这种科学或艺术只是极少数人所从事的行当。其诀窍多少采取秘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跟着著名指挥官的范例去学，就象在其他各行学习名师的手艺一样。尽管战争比起其他任何手艺，是一个远较复杂的行业，但因为战争的发展缓慢，所以这种向经验学习的方式似乎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但是逢到变革时期，这种传统的传授手艺的方法就变得不适用了。作战行动的实施会造成许多显然不可解决的问题，其结果是旧有思想破产，并且使整个上层社会，而不仅是某些王公或将帅，都面临着那个时代的战略问题。于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人在战略领域内努力研究。这种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追随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的。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韦格提乌斯和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内去寻找当代战争的秘密；到了18世纪，纯理性主义又产生另外一些思想方法，后来被拿破仑出色地加以利用；在19世纪，人们仍然迷信拿破仑的成功，相信他对于那时的一切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不过在19世纪，又出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一代宗师的理论，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哲学，其地位介乎康德和卡尔·马克思之间。造成20世纪战争具有异乎寻常形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这种理论作了过分浪漫化的解释。 

　　 20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战略却蒙上了一层阴影。1914年到1918年的阵地战，常被人用来证明“战略破产”，但事实上，它所证明的不过是一种特殊战略的破产而已。主要在法国（但当时的法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战略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科学，一种虽然与战争有关，但已赶不上时代发展的思想方法。变革看来使物质较之思想、战争潜力较之作战行动、工业和科学较之哲学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披上了现实主义的外衣。结果，“战略家”被认为是一群赶不上时代的腐儒；一切的努力都集中在战术和装备方面。可是正因为时代的发展迅速，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一种特别高明的远见——而只有战略才能产生这样的远见。法国人在1940年遭到军事上的失败，但德国人也同样未能消化其胜利的成果；其原因是双方对于情况的分析判断都犯了错误，双方都是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的。 

　　于是欧洲的世界霸权随之崩溃，剩下来的是面对面的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由于有了核武器而显得更加可怕，现在已经对真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投下阴影，但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观念还不存在。我们只说一切都要归咎于新出现的核武器，但没有真正认清，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全盘性的观念，以致不能预知和控制世事的演变。在苏联方面，很早就有人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研究战略，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展了一套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总体战理论；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技术发展的考验的。在美国方面，人们嘴上推崇克劳塞维茨，而实际上轻率地想解决完全以战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技术问题。然而战略这个主题毕竟太重要，它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循着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开始以一种分析的体系为基础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多久，每一所美国大学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并都有充足的经费供其支配。研究论文大量积累，许多几乎是故弄玄虚的抽象思想体系建立起来。然而，正是这样，现阶段最需要的全面战略中的某些精粹内容开始一点一点地问世了。不过，这种热烈的思想追求对于欧洲却难以产生影响。某些材料偶尔也有人研读，但一般说来，欧洲人都认为只要采用美国的术语和美国的装备就够了——因为人们还是相信装备比思想重要，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尽管法国的雷蒙特·艾仑和英国的利德尔·哈特都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对一般的人民，甚至军人，都不曾产生影响，军人还是只根据技术的进步与战术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度支那、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战役失败的教训，这多少使人们模糊地认识到，有必要更好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现象。所以这似乎是很自然的希望：早在1915年被判死刑的战略，现在将恢复生命并进入鼎盛期。 

第一节 战略的分析　　

战略的含义　　

　　战略这个词作何解释？ 

　　依照军事战略的传统观念，它应该指运用军事力量以达到政治策略所定目标的一种艺术。这个定义是利德尔·哈特1929年拟定的，与克劳塞维茨的定义并无太大的差异。雷蒙特·阿龙在他的近著中，几乎一字不漏地照抄这个定义。 

　　依我看，这个定义的局限性太大，因为它只说到军事力量。我愿予以修正如下：一种运用力量使之对于政治策略目标的达到作出最有效贡献的艺术。不过，这个定义对于整个的战争艺术都可以适用。按照传统，战争艺术分为战略和战术，最近又加上了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后勤。如果战略既非战术，又非后勤，那它又是什么呢？战术显然是在会战中使用武器的艺术，其方式要能使武器产生最大的威力。后勤是补给与运动的科学。二者所关心的都是“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所以二者更多地具有物质科学的性质，例如工程学。 

　　劳埃德曾经划清“天赐的火花”与“物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区别，而在拿破仑的词汇中“天赐的火花”就是战略。从这里只要再前进一步（这是常采取的一步），就可以把战略等同于天才的火花。但是又有人说天才就是一种无限度忍受痛苦的能力，所以不管是不是天赐的火花，战略必须以思想和理智为基础。如果它既不是一种物质科学，又不是政策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依我看，战略的本质就是一种抽象的相互作用，用福煦的说法，它是从两个对立意志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战略是一种艺术，它使一个人不管使用何种技术，都能驾驭任何意志冲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其结果也就能使技术的使用发挥最高的效率。所以，它是力量的辩证法艺术，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 

　　这个定义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措词很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想了解战略的思想过程，以及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就必须从这个水准上来思考。 

战略的目的　　

　　一旦开始研究战略的目的，上述定义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 

　　可以认为，战略的目的就是对于所能动用的资源作最好的利用，以达到政策所拟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是进攻性的（例如胁迫对方接受某种不利的条件），或者是防御性的（例如保护某些地区或利益），也可能只是维持政治现状而已。因此，十分明显，象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公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用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己经产生某种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已深信再发动或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 

　　自然，这种结果可以用军事胜利来获得，但那并非唯一的方式。有时，军事胜利可能是无法获得的（例如对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力量）；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为有效，这常为事实所证明。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且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思想过程，使其对于战场上的直接军事胜利，以及所谓新的核威慑战略，都能同样适用。 

　　在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分析中，列宁曾经创造了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明白地指出决定性因素是心理性的。他说：“在战争中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延迟行动，直到敌人的精神崩溃，足以使一个致命的打击变得可能和容易时才动手。”不过，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考虑问题的。他把政治行动看成是一种心理上的炮火准备——这和克劳塞维茨的古典的军事观念恰好相反，后者认为要用军事的胜利来摧毁敌人的精神。所以，照我看来，可以拟出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如下：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 

　　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 

战略可用的手段　　

　　当我们再进一步考虑战略所应用的手段时，这种正确的推理过程就更为清楚了。 

　　要想达到所要求的结果，战略必须有一整套可用的手段，包括从核轰炸到宣传鼓动或贸易协定这个范围的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手段。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 

　　要想选择最适当手段，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选定敌人的弱点。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求的决定性精神效果。我们想要使谁屈服呢？最后必定是敌方的政府；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领袖人物身上做工作，可能比较容易（例如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或慕尼黑的张伯伦）。所选择的论据必须是他们所最易接受的。有时，最好的方法是直接针对某一部分舆论做工作，这种舆论可能影响对方的政府，或其同盟国的政府，或联合国组织。如果争执的问题颇小，则这样的压力也就足够了。如果所争执的问题比较重大，也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但在选择手段时，还需要对敌方的弱点和我方的能力都加以充分的考虑。举例来说，一个传统形式的军事胜利也许是不可能获得的，或是冒险太大的。如果是这样，也还有其他许多方案可以采用：（1）以引起国际行动为目的的革命暴动。例如在慕尼黑会议之前，苏台德区的日尔曼人所采取的行动。（2）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暴动。例如1948年在布拉格发生的政变。（3）经济压力。例如1935年对意大利所作的经济制裁。（4）与国际压力相配合的长期游击战。例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对抗。在作选择时，还必须分析：在所有各种可能的方案中，哪一种最足以对敌人领袖的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最后还是必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目标是什么？是否应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学说，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这是否可能？如不可能，则是否应以局部的成功为满足（例如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如果应当这样，则应在何处寻求成功？敌人的哪一部分兵力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在英国为海军，而在法国则为陆军）？哪个地理区域是它的生存所必需的？对其首都的占领是否极为重要或者毫无价值？是否仅作毁灭的威胁就够了？如此等等。这种分析工作必须不断地进行，直到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手段，我们既有能力使用它们，而它们也适用于产生我们所要求的结果。 

战略计划　　

　　现在就可以做出战略计划来了。我们讨论的是辩证法问题；所以对于每一个拟议中的行动，都必须计算敌方可能的反应，并做好防范的准备。敌人的反应可能是国际性的或国内性的，是心理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军事上的。所计划的每一个连续性行动和对于敌人反应的对策，应综合成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其目的是确保执行计划的能力，而不受敌人抵抗的影响。如果计划是良好的，则应无挫折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一种“防风险”战略，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自然，战略对于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一连串事件，都应有清晰的构想——但过去在法国，无论在1870年或1939年，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情况都并非如此。还应当记住，在国际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两个对手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同盟国甚至中立国的压力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苏伊士。德国人正因为未能掌握这一点，才在两次战争中失败。它入侵比利时而导致英国参战，又采取无限制潜艇攻击的政策，而使美国也投入战争。所以，正确断判国际形势对于我方行动自由的影响，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赖性更加突出了。 

战略的样式　　

　　依照双方所能动用的相对资源，以及所争执问题的重要性，战略计划通常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样式。下面是最典型的几种。 

　　（1）如果目标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所能动用的资源比较大（或者所拟采取的行动有可能使强大的盟国资源也被引入行动之中），那么，也许只要以使用这些资源作为威胁就能促使敌人接受我方所提出的条件。如果只想迫使他放弃其企图改变现状的努力，则可能更为容易。这一战略样式，称为直接威胁，作为核武器出现的结果，在今天最为流行。它也是威慑战略的结构基础。 

　　（2）如果目标仍只有中等程度的重要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却不足以构成一种决定性的威胁，那么，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必须采取比较阴险的方法：那可能是政治的、外交的、或经济的方法。这种战略样式称为间接压迫，曾为希特勒和苏联所惯用，这主要不是因为德国和苏联缺乏实行压制所需的资源，而是由于敌方力量的直接威胁产生了威慑效果。当行动自由有限制时，这种战略样式最为适用。  

　　（3）如果行动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所能动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但目标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那么要想达到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系列连续行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威胁和间接压迫与有限度使用武力相配合。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一系列连续行动，为希特勒在1935年到1939年所使用。不过仅当其目标的重要性显然较小时，他才能够获得成功。一旦这种“蚕食”的办法可能影响到主要目标时，他就还是不免陷入大战之中而不能自拔。英国的岛国形势使之通常都是采取这种间接实现的战略，这是利德尔·哈特曾经详细分析过的。那些据有坚强的防御地位（或受到自然良好保护）的国家、那些想动用较小的攻势资源并采取缓进的方法以期达到重要结果的国家，采取这种战略特别适宜。这种分段前进、间接实现的方法在18世纪的欧洲战争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那时各国所能动用的资源通常都是相当有限的。 

　　（4）如果行动自由很大，但所能动用的资源不足以保障军事胜利的实现，那么，也许就须求助于一种长期斗争的战略。其目的是使敌人士气低落、身心疲惫。为了保证这种斗争能长期坚持下去，所使用的资源必然是极为原始的，但其技术却要迫使敌人作极大的消耗，以至于无法持久，这通常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使用游击战术为主的总体战争。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低军事强度的持久斗争。通常应用于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并已取得成功。其主要的理论家是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种战略需要战争的参加者有相当的精神忍耐力，其先决条件就是在斗争中必须有强烈感情因素和高度发展的民族团结精神。因此，这种战略在解放战争中最为适用。不过，要能获得成功，则所争的目标对于作战一方的重要性必须远比对于另一方重大（在殖民地解放战争中就是如此）；或者必须获得正规兵力的援助，而游击兵力只居于辅助者的地位（例如1944年到1945年的欧洲解放战争，和1813年到1814年的西班牙战争）。 

　　（5）如果可动用的军事资源很充足，则可以通过军事胜利来解决问题。冲突将是很猛烈的，但应设法使冲突时间尽量缩短。只要在会战中消灭敌方的兵力也许就足够了，尤其是当所争执的问题对于敌人并非绝对重要时，更是如此。如还不够，则必须进一步占领其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使舆论认清失败的事实，并强迫他接受我方的条件。自然，如果胜利者早就埋伏了一支第五纵队在敌人的后方，那就更易于促使失败者认输。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例证。第五纵队在支援军事行动方面当然也可以起重要作用。这种战略样式称为以军事胜利为目的的猛烈冲突，那也是拿破仑时代的传统战略。其主要理论家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他的理论却经常为其门徒所曲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段，欧洲的战略思想也以这种样式为主流。它被误认为唯一的正统战略。所以才产生了1914-1918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都证明克劳塞维茨-拿破仑战略的局限性。军事胜利很象外科手术，要想成功地解决问题，则当时的军事能力必须足以保证军事胜利的迅速和彻底。在整个战术和作战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这种局面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稍后在讨论作战战略时将加以评论）。撇开这些特殊的时间，使用克劳塞维茨战略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斗争，最后形成僵局。例如，从1914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打的都是阵地战；德国人在1940年虽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胜利，但未能跨过英吉利海峡，并且终于陷在毫无希望的俄国战争中，在上述这些情况中，都是仅在长期耗消之后，才确定胜负，而巨大的消耗比起战争的目标，完全是得不偿失。其结局是，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完全筋疲力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拿破仑的战争中已早见端倪；拿破仑正是因为同时与英俄两国作战而终于失败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和他的门徒们，却似乎是只注意到那位皇帝的胜利，而不曾认清其战略的局限。很可能就是这种思想上的错误，才使欧洲丧失其世界霸权。 

结论　　

　　以上所讲的5种战略样式，只应看成是几个例子，而不是说战略的分类仅此而已。 

　　这些样式的主要价值在于使我们认清，战略可能选择的行动方案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战略思考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应用在战术或后勤上的思考过程几乎完全是有条理的，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合理使用现有的军事资源，以产生预想的结果；政治思考过程则必须能够判断何者是舆论所希望的，或何者是其所能接受的；因此，心理学和直觉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战略思想是一种精神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理性的，并且必须能够综合心理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资料。一个战略家必须具有分析和综合这两方面的巨大能力；要搜集资料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就必须进行分析，而综合则是为了根据资料产生出判断来。而所谓判断，事实上就是在许多不同的行动方案之间作一个选择。 

　　上述5个例子也表明，有许多战略家认为天下只有一种战略样式，那是错了。上述每一种样式都各有其提倡者，而且也都建立了一套理论，宣称那就是唯一的答案，或者至少也是最好的答案。事实上，每一种样式都可能是最好的答案，不过那只限定在某种环境中。如不对支配战略的各种因素加以适当的分析，则选择行动方案时，往往以习惯为依据，或为当时的风气所左右。结果是各国政府不能控制事变的发生，目标的冲突终于引起可怕的国际灾难。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再调整危机，与此同时，科学、工业化和心理作用对于军事艺术的影响日益增大。所以，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我们都更需要发展一种思想方法，使我们能够控制事变，而不受事变的左右。这就是战略为什么在当前如此重要、如此值得研究的缘故。 

第二节 战略的分类  　　

　　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战略可以是一个统一体，但当谈到应用时，则必须再加以分类，使每一类战略仅适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事实上，战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而每一活动领域中物质因素的特点彼此不同，从而产生出只能适用于那一领域的一连串特殊结果。例如海军战略一直是与陆军战略分开的。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互有差异又互相依赖的战略形式组成的金字塔。必须明确规定它们的含义，才能使它们结合成为一系列协调的行动，指向同一个总目标。 

　　在金字塔的顶端并在政府（即最高政治权威）直接控制下的是总体战略 [ 注：“总体战略”这个词当用于“总体战争”时，在我看来比英国人（特别是利德尔·哈特）有时用的“大战略”或美国人用的“国家战略”要明确。“国防”这个词除了制造思想混乱之外毫无意义，也达不到任何目的。 ] 。其任务是决定总体战争应如何进行。此外应替每一类特殊战略规定目标，并决定如何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一切方面协调在一起。 

　　这个层次的战略毫无疑问应由政府的首脑亲自掌握，由国防部的一位参谋长以及某些高级国防委员会或一般的委员会辅佐之。前面所说的5种战略样式，都属于“总体战略”。这些样式表明，不同领域（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的相对重要性会根据情况而有一定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在某种样式内（第5种），军事才居于主导地位。 

　　在总体战略这一层之下，每一个领域（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其功能是在某个特殊领域内分配任务并协调各种不同的活动。应该注意的是，在军事领域内，这种全面战略的概念早已存在；其目的即为协调陆上、空中和海上的行动。不过在政治领域（例如一般政治策略、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宣传的协调）尚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经济领域（例如生产、财政和对外贸易的协调）也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但是在这些活动领域，战略又几乎每天都在应用而不为人所认识。由于不认识它，人们就不是通过有条理的推理过程得出一种概念，据此采取行动，而许多机会也就因此错过。事实上，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应有一个全面战略，由有关的部长来执行，辅佐他的是其参谋长或常务次长。 

　　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活动的每一个分支应有自己独特的战略类别。这是一个思想概念与实践结合的层次，这时必须根据技术的限制，把条件尽可能调整到最佳。在军事领域，德国人把这种结合的重要过程称为“作战战略”。不管人们是否已有这种认识，事实上，活动的每一个分支都早已有这种作战战略。其目的不仅要使全面战略所拟定的目标同有关分支的战术和技术能力在使用中相配合，而且还应能使那些战术和技术朝着指定的方向发展，以求能最好地适应未来的战略要求。所以，作战战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常为人所误解。以陆上战争的传统战略为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战术的和后勤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与作战地区面积相比的兵力大小，战略和战术机动力，进攻和防御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战争所应采取的形式（阵地战或运动战，速决战或消耗战，等等）；因此，也是这些因素决定战略可能性。由于对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和结构缺乏了解，我们在1914年的陆地战面前惊惶失措，在1940年我们更遭到出乎意料的失败。而二者都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在战略这个层次上还有一种平时战略；它主要涉及新装备的生产，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居于落后的地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战略变得非常重要；它已被称为“后勤战略”。在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真正的战略（而不是预算和财务计划的大杂烩）之前，在它在这个战略金字塔中占有应得的地位之前，这种战略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执行，因而我们还不能以最低的代价保持我们的威慑作用。 

　　很明显，以上对于各类战略的分析，并不能使问题简化，反而证明这个主题的复杂性。不过，必须认清，战略虽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却能产生实际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被发现，就使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将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维持和平。 

第三节 战略的原则  　　

　　当选择行动方案时，是否有某些战略原则能作为思想的指导路线呢？传统的军事战略曾经拟定了这些原则；甚至于还有人相信它们是可以普遍适用和持久有效的原则。所以，与随着装备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战术相比，战略被认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艺术。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战略是否永远不变。尽管如此，假若这些原则是能够发展演变的，则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固定点，让战略思想环绕着它旋转，而只有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跟着演变的进程变化。 

　　对于这个重要的主题要想作精密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我打算就这个问题的主要思想概念作迅速的审视，但是读者们不久会发现能得出的结论实在不多。 

理论　　

　　若干最负盛名的战略作家所提出的原则，有相当大的差异。我在下面对它们的综述太简短，以致在某些方面也许曲解了它们。但我的综述至少表明，这些原则可以归为3类。依照克劳塞维茨的想法，战略一共只有3条主要的原则：（1）集中兵力，（2）狠狠打击敌人的主要兵力并在主战场中求决战，（3）若可能，应采用先守后攻的战术。这些原则都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二者都是军事战略。它们主要应用于我在前面所举的第5种战略样式。与克劳塞维茨相对立，利德尔·哈特提出了6条积极的原则和两条消极的原则，实质上可以归并成为下述4条：（1）使用间接手段迫使敌人分散其实力，（2）选择意想不到的行动方案获得奇袭的效果，（3）打击敌人的弱点，（4）必要时通过次要战场上的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原则也象克劳塞维茨的一样，只与全面战略和作战战略有关，但一般应用于上述第3种战略样式。毛泽东制定了6条原则：（1）敌进我退，（2）敌退我追，（3）战略上以一当五，（4）战术上以五当一，（5）补给取之于敌，（6）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这些也还是只与全面的和作战的军事战略有关，但应用于上述4种战略样式。列宁和斯大林制定了3条主要原则：（1）在总体战争中，国家与军队必须在心理上团结成为一个整体，（2）后方非常重要，（3）心理行动应替军事行动铺路。这些原则与总体战略有关，那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适用于许多战略样式。现代美国战略思想也产生了2条原则：（1）分级威慑，（2）灵活反应。这又是总体战略，但把重点放在威慑和对武装冲突的限制上，这些主要应用于上述第1种战略样式。回过头来看，马汉也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原则，即公海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麦金德却认为大陆战场是至高无上的。到了30年代，杜黑预言空中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最后，以福煦为代表的法国传统战略学派也曾总结出两条高度抽象化的原则：（1）兵力的节约，（2）行动的自由。这些原则都是如此的抽象，所以可应用于一切的战略样式。 

主要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原则在性质上往往是对某些特殊情况的一般指导路线，而并非可以普遍应用的法则。这就解释了它们的多样性。只有福煦的那些东西还称得上真正的战略原则，但它们表述得太一般，以致初看起来很难从中引出具体的结论。不过我们将会发现，在战略问题的分析方面，它们提供的框架还是不坏的。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精确的意义。作为一个起点，值得温习一下本书对战略所下的定义：“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在这种意志的战斗中，两个大致相似的体系将彼此对抗；每一方都将尝试采取准备的动作，以求打中另一方的要害，其目的是想造成恐怖，使对方瘫痪和惊惶失措。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心理上的，过去也早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任何战略中都有两个相互有差异而又同等重要的成分：（1）选择所应攻击的决定点（这取决于对方弱点之位置），（2）选择有助于达到决定点的准备动作。因为双方都会采取这同样的步骤，所以两方面的准备动作将发生冲突。哪一方能阻止对方的动作，至使自己的动作达到目标，哪一方就将获胜。这就是福煦所谓“保持行动自由”这一传统战略术语的意义。所以意志的战斗就变为争夺行动自由的斗争，每一方都企图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不让对方有行动自由。 

　　如果我们远较敌人强大，则保持行动自由就容易；我们只须使用足够的力量来阻止敌方的动作，同时保留适当的资源，以供决定性打击之用。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形，事实上是很少遇见的。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自己的资源必须作明智的分配：既要保护自己不受敌方准备动作的妨碍，实施自己的准备动作，又要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资源的这种最佳分配，在传统的战略术语中叫作“兵力的节约”。 

　　所以这种抽象的分析可以简化成下述的公式：“必须合理地节约兵力，才能获得行动自由，然后才能达到决定点”。但是在实用时，我们又必须研究使用何种方法，才能达到节约兵力和行动自由的目的。 

　　这样就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从来很少有人作过系统研究，也许就是这些问题具有一种神秘感的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那些作为战略决定原材料的各种可能性。 

第四节 战略决定的成分  　　

　　任何战略决定抓必须在下述3个“主要坐标”所形成的框架之内采取。这3个坐标就是：（1）时间，（2）空间，（3）所能动用的兵力之大小和精神素质。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支配任何情况。不过还应加上一个更复杂的因素，那就是我所说的“动作”。左右连续情况的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就是这个因素。 

（a）动作的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因素可以支配其他因素；它是冲突辩证法的直接产品，换句话说，是双方之间的抽象对抗。拿击剑术作比拟，很明显，有许多可能的行动方式和反应方式。在进攻方面共有8种态势：“攻击”，攻击可在“威胁”之前或之后实施，“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追击”。在防御方面共有6种态势：“戒备”，“挡开”，“反击”，“摆脱”，“退却”，“脱离”。至于说到实际使用的力量，则有5种可能的决定形式：“集中”，“分散”，“节约”，“增加”，“减少”。 

　　这样一共获得了19个单元，可根据时间和空间关系因素进行排列组合。弹动这些单元组成的键盘，就能奏出战略的组曲。 

　　下列表1把所有这些行动都列举了出来，给予定义，说明其应用的条件，指出所期待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切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行动自由，或者是想要获得和重新获得它，或者是想要敌人丧失它。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确保行动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保持主动，这也正是动作中的一个基本因素。 

表1、以击剑术做比拟  　　

　　拿击剑术作比拟，初看起来，似乎与近代战略并无太多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表2给出了由相应的决定产生的各种行动的实例，上栏的决定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下栏取自当前的威慑战略。对于总体战略，间接战略，甚至财政、外交和政治战略，也都可以制成这样的表。例如，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944年的阿登攻势，在威慑战略方面与苏联的洲际导弹计划类似；1943年到1944年间，同盟国在地中海的海军行动，与战术核武器的发展类似。在传统战略中，安全的含义是兵力的合理分配，而在威慑战略中，其意义则是获得对敌人的某种技术优势。在传统战略中，行动自由是主动的产物。而在威慑战略中，却依赖潜力的优势（即安全）加上求生能力，再加上与逐步升级的可能性有关的不确定性（即威胁）。 

表2、战略类型之间的对比  　　

　　如果我们想在实施我们的战略时弄清在进展中的动作是什么，可能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些比拟是合适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b）动作的原则　　

　　对于如何行动的问题，我们固然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选择，但在同时，我们又面对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称之为“力量的合理应用”。其含义是首先取得可以动用的实力，然后选择行动方案使这些力量产生最大的效果。目的是集中兵力以击败敌人的主力，因为主力若被击败，则其余的部分就会自动崩溃。我方兵力的主体必须集中对付敌方最强之点，决定性的会战也必须在主战场上进行。这就是19世纪末叶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战略，它也是1914年著名的法国第17号计划的基础。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狡诈”。其基本概念就是重视行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所选择的行动方案应有最好的计算，使敌人丧失平衡，迷失方向，受到欺骗。通常必须分散我方自己的力量（或努力）以引诱敌人也照样去做。目的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打击敌人的弱点，以获得胜利。必要时可在次要的战场上，甚至可在遥远的战场上采取如此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利德尔·哈特在他所著的《英国式的战争与战略》一书中，对这种战略曾有卓越的分析。他认为这种战略是克劳塞维茨战略的解毒药，而且也是典型的、传统的英国式战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不过今天都已过时了，例如普鲁士人从菲德烈二世的梯次战斗序列中演化出“几何”原则，约米尼以对于拿破仑胜利所作的一种解释为基础产生出“地理”原则。 

　　事实上，所有这些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普遍效力的。“几何”原则确已死亡（尽管有人会问，它在30年代的法国军事理论中曾否披着另一种伪装而复活），我们且不去考虑它；其他每一个原则都会导致一个行动方案，它在某些环境中可能最佳，但在另外的环境中却可能最糟。“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只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况：（1）当我们远比敌人强大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又何必去为理论操心？）（2）或者敌人虽然较大，但兵力分散，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狡诈”原则是在我们自己较弱、获得局部优势极有价值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它要求我们自己的兵力分散程度不可超过敌人。“地理”原则在军事战略中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采用的条件是：战场上交通困难（例如拿破仑时代欧洲的情形），并已构成了一种有良好划分的棋盘（现在这个棋盘由洋和洲所构成）。 

　　所以对于行动方案的选择，务必以对当时情况的研究为基础。往往需要先后采用几种不同的原则。 

（c）战略的“调式”　　

　　当研究行动计划时，通常必须决定总的态势；这又要看哪一个原则对于双方的相对地位最为适用。这就回到如何选择前面所说的某一战略样式的问题上。根据刚刚讨论过的原则，这些样式可分为两种调式：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 

　　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1、第3和第5三种战略样式。其基本概念是：军事力量为主要武器，实现胜利或威慑都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维持。这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事实上，也就是“力量的合理应用”原则的重述。这种战略曾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官们采用，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两国的领袖所遵循。现在操纵核兵力的潜在冲突的，也是这种战略。不过直接战略也可以应用“狡诈”原则，尤其是在采用间接路线时为然。 

　　间接战略调式中有第2、第3和第4三种战略样式。一切不直接利用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只用不太直接的方法以决定胜负的斗争形式都以这种战略为基础。这些斗争形式可能是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例如一次革命战争），或者虽也使用军事力量，但采取分段跃进的方式，中间夹着政治谈判（例如希特勒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所采取的战略）。由于直接战略所带来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足以造成不堪忍受的互相毁灭，所以在今天，这种间接战略也就越来越时兴了。不过，这种理论既复杂又微妙，尚不能被充分了解。在冷战中它正在不断被使用。今天，核武器的威胁已经使直接战略无能为力，所以间接战略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战略。 

　　事实上，两种战略调式仍然同时存在，而且相辅相成。在今天世界上，辩证法的斗争具有两个方面。在直接战略的调式中，表现为核辩证法，其结果是双方的巨大经济和工业潜力都抵消掉了。与此同时，在间接战略调式中政治辩证法从威慑体系的裂缝中钻了出来，正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发展着。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用大调，也可以用小调。 

（d）易变性因素　　

　　但还不止于此。在创造一种战略概念时，还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可用的资源及其应用的易变性。 

　　世界一直在迅速地前进，尤以当今的时代为然。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譬如说1963年的德国与1938年的德国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世界的舆论并非受着同一种信仰的支配，所以其反应也各不相同。战略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1945年的飞机到1950年就废弃不用了，1950年的飞机到1960年也废弃了。其他不必赘述。 

　　所以战略家不能依赖历史上的先例，他手头也没有永久不变的度量标准。战略思想必须经常考虑变化中的事实，不仅考虑可以想见的将来，而且考虑多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战略不再可能依照死板的客观演绎法来发展；它必须以假设为起点，并利用真正有独创性的思想来产生答案。 

　　一直到近年为止，战略的这一个方面都是很难掌握的。在过去的长时间内，世界的变化缓慢，所以拿过去的经验作为决定的基础似乎是合理的。历史在今天仍然还有价值，但单凭历史不够了。保罗·瓦莱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许多年前就曾意识到那种完全信赖历史的危险。现在，战略还不得不利用假设，但战略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起作用，正如它已经随着空间的变化起作用一样。它必须抛弃那些僵化、危险的假设。例如美国人最近创造的某些理论就利用这样的假设，它们以对概率的数学评估为基础。相反，战略必须建立在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而且必须有一个组织时时对这些可能性加以观察，以使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正在走向成熟和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同那些正在消失的可能性区分开。这是动作的另一个要素。它要求我们有预测的能力，以防止突然袭击，并保证自己与时代并肩前进。 

　　要想对估计中的未来情况，做出一个如何在未来利用新的或改进的工具进行处置的答案，需要有一种发明的能力，这里并无成规可循。所能够说的就是那绝对不能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很不幸，军事演习受“规则”支配，所以从根本上说，那也是一种例行公事。）要获得发明能力，必须发挥想象力，发明是深思的结果。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代战略也象我们的文明一样，被进步神速的科学拖着向前跑。其结果必然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作彻底的改变。应当重视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不管是新装备的生产也好，心理气氛的改变也好，国际权力平衡的交替也好，任何行动的时间间隔现在都是按年来计算；但这些却是足以控制将来的因素。 

　　现在，准备要比执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为一个未来效力有疑问的防御体系耗费成百万的巨资是无益的，而获得充分的情报、培养远见卓识是必要的。这两个要求意味着今天必须集中力量和不惜耗费，以创立高度有效的情报和研究组织。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赶上时代的发展，才能在时机成熟时以充分考虑作出的决定控制力量演变的过程。 

　　在这一小段结束时，我可以作一个并不夸张的简单比喻：战略家好像是一位外科医生，被请去给一个病人施行手术，那个病人的身体正在继续不断地以极高的速度成长着，所以他对于病人的详细解剖部位无法确定；而他的手术台也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下，同时他还必须在现在就订购五年后才使用的仪器。 

小结　　

　　很明显，战略的棋局是复杂的。不同层次的一切战略，都必须拿到一起作为背景以供作出决定。电脑也许有助于选取下棋的步子，但它不能预测一切可能的行动和反应，而只能预测前几步棋。所以任何想使战略“科学化”的企图都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在特殊的时间条件下，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少，才会有此种可能性，拿破仑时代曾有此特例。 

　　通常，战略家必须采取计算的方法选定具有支配性的因素，它们为数可能是很多的，他将这些因素作为推理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没有一位艺术家在绘一幅图画时，会遵守一套完整的理论规则。他有时要做的不过是根据某些规则来检查他的作品，以保证其作品符合一般标准。 

　　战略也是如此。那也许就是许多错误都会发生的原因。 

第五节 战略的应用  　　

　　拿破仑在讨论战略的常识性规则时，说过：“对于这种艺术没有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实行。”这说明战略执行的重要。很清楚，以下各条都是必要的：（1）坚强的意志，（2）冷静的头脑以保证一切的决定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3）坚定的决心以保证始终集中全力去实现选定的目标。同时具备这几种素质的人是不常见的。所以事实上，真正合格的战争领导者很少。他们必须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 

　　说到思想，在执行中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了解，曾酿成了许多惨重的失败——包括1940年法兰西的失败在内。我所指的是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战略是执行政策的方法，而战术又是执行战略的方法。这就是说，战术为战略所用，而不是相反。 

　　有一批，例如富勒、劳吉仑和托因比——这里只列举现代的几个人——都曾试图证明，战略的演变以战术的演变为基础。照他们的看法，象希腊的方阵、罗马的兵团、蒙古的弓手、火药、速射步枪、机关枪、铁路、坦克和摩托化装备、飞机、原子弹等，都曾经引起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的结论是：应当集中努力去发明新技术，完善作为其结果的战术。他们又说，尽管战略必须指导战术，但战略却应从属于战术。 

　　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为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不过是部分真理），所以更是危险。 

　　在当前的权力平衡中，技术优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很明显，步枪不足以阻挡坦克，弓箭无法击落飞机。大家都知道罗马人能够征服当时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应归功于罗马兵团的武器和战术的优越。很明显，哪一方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领先，哪一方就拥有相当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优越的武器和战术给战略增添了更多可供利用的物质。 

　　不过，技术和战术的优势如果用来执行一种错误的战略，就不会发生效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牢记在心中。试想一下，我们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我们有的是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却并不曾使我们获得成功。事实上，那种最理想的战术是没有的，说某些战术好，不过是说它们与敌人的相比是好的。举例来说，在游击战中，飞机和坦克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尽管拥有核武器，但在朝鲜所能获得的不过是妥协的和平。这就是说，必须有某种东西来支配战术，事实上也就是选择战术。如果你决定用步枪来对付坦克，象我们在1940年的情形，那就要失败。同样，如果你想要用若干战术据点组成的防御体系来对付游击队的运动战，象蒋介石在某一时期做过的那样，也同样要失败。但是战术的选择，事实上就是战略。战略正是决定斗争进行的方式的：取攻势还是取守势，使用兵力还是暗中颠覆，使用兵力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和分阶段的，主要的斗争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原子武器是打算使用还是不使用等等。倘若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用加强财政和工业实力的方法，或采取1940年或1945年的模式用正规战的方法取胜，那将是荒谬可笑的。他们完全合乎逻辑地选择了游击战术，用拖垮法国人并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办法，来争取胜利。这就是战略的含义，也是为什么战术应受战略支配的道理。 

　　不过，战术的选择又并非战略的唯一任务。战略同时还应指导战术的演变，使其对于达成胜利能起适当的作用。举例来说，1918年的进攻战术所用的装备太笨重，以致不能实现突破。所以那虽然是“可能”的战术，却不是取得决定性结果所要求的战术。从作战战略的观点上来看，当时所要求的战术是一种能使运动尽量加速的战术——德国人在1940年利用装甲师才取得这个结果。因为在当时采用了不能配合需要的战术，我们的战略也没有效果了。所以，战略必须规定技术家的发明和战术家的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导行动沿着有利的航道推进，以达到任何冲突中的目标，即取得决定性结果。 

第六节 结论  　　

　　在吉劳道所写的剧本《西格弗里德》中，德国的将军们似乎不时在寻找这样一种万能的公式，好象点金石一样，能够解决一切战争问题。这个描写是对战略的一种歪曲，正好象炼金术是对科学的歪曲一样。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太复杂，不可能凭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控制。现代科学最终还是使古代炼金术想把贱金属变为贵金属的愿望实现了，但所用的方法却与炼金术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现代科学已经把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所以寻找指导人类命运的方法和手段是现代科学的责任。而在过去，指导人类命运只能使用粗糙的经验主义的方法。 

　　在这种寻求中，战略是一种最重要的思想演练。国际政治是通过战略而行动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战略的思想方法将应用到纯政治领域，甚至应用到有对立意志冲突的任何领域。 

　　只有了解战略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才能在不可避免的任何未来冲突中，不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对当年欧洲的毁灭曾经是负有责任的。如果我们能精通战略的原则，也许将能够避免一切的冲击。说不定（谁知道？）对战争艺术的了解会导致一种和平艺术的诞生，这种艺术不以思想倾向为基础，而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例如今天的威慑战略。 

　　但是，战略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决定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政策的需要，而政策基本上受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取胜的那种哲学所支配。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对它所选择的哲学，也取决于它试图保证那种哲学必胜所来用的战略。 

在战争中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战略既不是一种智力竞赛，也不是万应灵丹。我希望这一本小书能使读者认清这种事实。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明了到底什么是战略。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虽然很复杂，但应能指明实际的途径，以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最近的历史中是不乏实例的。 

　　在尝试说明什么是战略时，我之所以决定以总体战略为其起点，是因为所有一切的斗争，不管那是猛烈的还是阴险的，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哪一个领域之内进行，还是多方面同时并进的，都要受到这种战略的指导——因为事实上，斗争本身就是总体的。诚然，如果仅以军事的眼光来看战略，它几乎是很难被理解，因为有许多重要的因素看不到。即使处于最有利的环境中（例如拿破仑的战略的实施环境），纯军事的观点也是不完全的，从而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基于同一原因，我不认为象雷蒙德·艾仑等人那样把战略和外交区分开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为地把同一个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又还不只具有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垂直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主张水平划分：画一条横线，把政策放在线的上面，把总体战略放在线的下面。这样可以正确地区分不同层次的责任，同时每个层次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就都可以看成一个统一体。 

　　不过在政策这个层次之下，当然还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战略，它们构成一座完整的金字塔：顶点是总体战略，其任务是协调每一个领域的全面战略；而这些全面战略又负责协调在其领域内的作战战略。在整个战略金字塔的下面才是战术和技术。军事战略仅仅是全面战略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根据环境的不同，它可以扮演主角，也可以扮演配角。 

　　我们已经知道，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按两种不同的调式演奏。大调式就是直接战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调式就是间接战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与计划。自然，任何战略都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调式，而在音阶上加以变化，结果就形成了许多战略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些“调式”和“样式”，都不过是在同一总结构内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敌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决定性成果，它们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其基础就是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不同的是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选定这些手段或是因为它们最能适应我方所能动用的资源，或是因为它们最有利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弱点。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 

　　在这种选择中，以及在尔后的作战指导中，其“试金石”都是行动自由。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础就是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奇袭或主动进攻）。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将遇到两种不同的理论：或者对于所能动用的力量，尝试拟出一种最合理的使用计划，所谓“计算机战略”；或者为了对抗的目的尽最大的可能，以欺骗敌人，即所谓”狡诈战略”，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运用方法可以用到直接战略中，也可以用到间接战略中。至于这两种方法到底用哪一种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则又必须根据当时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奠边府是一个主要用间接战略方法为主实施的战役中所发生的一件“计算机”不幸事件。相反，“霸王”作战本身是完全遵循直接战略的原则，而法国的地下抵抗却是其中的一个“狡诈”的方面。 

　　在分析战略推理的过程时，我们可以评价双方按辩证法来看的态势，他们的行动自由决定于下述四个限制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可以判断由于行动自由的争夺而发生的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态势变化。这种变化万千的辩证态势如同战争影片的画面，我曾称之为“动作因素”；正是它，把“计算机”和“狡诈”这两股线编织到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对抗行动，以求能够实现决定。 

　　在这个对抗行动中，问题并不仅是抵挡敌人的攻击，必须一方面阻止敌人获得主动，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直到决定已经达成时为止。所以，在动作中，我们必须看得很远，并保证把守住所有的要害，保证所订的计划是一套通向最后胜利的完整预测。 

　　不过，运用战略和下棋不同，战略的棋子并无永久的、固定的价值。战略倒是很象烹调之道，必须把各种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来，配料是根据菜的不同而经常改变的。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其能力由那个时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质装备来决定；它同时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与统治当时文明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战略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创造性的思想过程，其基础是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则又必须等到实际行动时才能知道。在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中，任何判断的错误，必将收到失败的苦果。这就是战略运用的巨大困难所在，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时代尤其是如此。 

　　战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事实直到近几年来才为人所认识，主要是因为有某些理论甚至认为战略的优点在于它只处理不变的因素，并且认为只有战术才是会演变的。今天，核武器的出现已经使我们必须认清，战略虽然可能具有少数的不变原则，但它必须在大量变化的、假想的行动方案之间去作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大量不同的战略“样式”，这同旧有理论所提出的有限的几条正统原则恰好形成对比。 

　　为了减少犯错误以及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最好的组织来研究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的传统思想路线必须放弃，因为今天远为重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拥有其有效性颇成问题的大量兵力。除非我们能有基础良好的研究组织，除非我们对于任何情况都有合理的分析方法，除非我们能精确地了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了解各种发明所提供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现代战略。我们距这种理想境界，尚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战略的许多方面还只是获得部分的探讨，或者全然未被探讨。政治和外交战略大部分还是空白，尽管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已有人加以使用。经济战略在和平时期的应用现在已有很好的了解，但如何将它当作一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则还是欠思考的。这些都是必须抓紧研究的课题。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对于战略中的心理因素的研究。我们应当能够把那些支配群众心理、军队心理、指挥官心理、部长心理、民族心理、国际舆论心理等等的因素分别提出并加以精密的研究，我们在心理领域不能采取现挣现吃的方法进行研究，应当有长远的计划。最近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太多了。错误的产生却是由于对实施战略的不同层次判断失误。在一些基本的研究中，心理学近来已成了一个热门学科，不过，其成果只是一些最多能应用于战术这个层次的技术。这些战术除非在一个正确的心理战略的框架内实践了，那是没有价值的。可见，问题在于确定一条全面的政策路线。毫无疑问，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有采用特殊的辩证推理方法，才能解决。 

　　从如此复杂的分析中，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全面性的结论呢？ 

　　战略是一门古已有之的艺术。但直到最近为止，它还是一种秘密传授的艺术。那种古老而神秘的艺术本来已经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近若干年来，在各种事变的压力下，它又被挖掘出来，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阶段。战略也许可以永存，但战略如果要驾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例如冷战、总体战争、革命战争和核战争，则它必须作相当巨大的改变。它必须放宽其眼界和作根本的修正。 

　　这就是我所想要说明的，因为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 

　　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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