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位无产阶级的导师，曾有多少人宣称信奉他的学说，有多少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涌现！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学者和政客将其指责为疯狂的幻想和谬误。20世纪以苏东地区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为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提供了口实，马克思甚至为集权主义的罪行背上了黑锅。很多曾经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为了选票或是变革，或公开或隐蔽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过时了！”这句话经常出于一些学者、政客甚至是普通人的口中，而今马克思似乎成了我们时代最熟悉的陌生人，毋庸讳言这也是马克思在当今的尴尬处境。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上空徘徊，如今它的创始人自己也变成了幽灵，很多人先入为主地对他避而远之。随着岁月流逝与时代变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面对着各种质疑和否定，[1]但有人依然坚信马克思[2]是对的，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T.伊格尔顿[3]就是其中之一。为此，T.伊格尔顿最近写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2011）[4]一书，其中归纳了当前西方十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一一加以批驳。该书文风简洁明快，在反驳对立观点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了阐发，在一些问题上可谓独有创见。

一、资本主义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切题性

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确充满了丑恶，但资本主义随后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扩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没有一点用武之地。T.伊格尔顿对此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也不会过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些新变化并不表明资本主义高枕无忧，这种调适正表明其深层次的焦虑。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这只是对长时间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而不是除旧布新的完美跨越。最具决定意义的，并非是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自己的原有主张。让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信心的是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任何改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其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愈发无情和极端。一批曾经的社会主义者转而宣称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体制，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以求为自己背弃马克思主义寻找借口。他们最终下定决心，还是因为看不到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别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普遍的政治无力感是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去大众信任的主要原因。的确，当变革已经成为空谈，就很难说服人们维持对变革的信念，但这时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追求变革的坚定信心。

T.伊格尔顿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富差距仍在扩大，资本集中度和侵略性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情况下，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同说纵火的手段比以往更狡猾、更多样，因而救火已然无用一样不可理解。传统左翼党派的“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状态”这一口号，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耸人听闻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巨大的贫富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自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中，其实包括着一些静态的和不断反复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5]

二、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

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但将其付诸实践的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实践就是明证。在反驳这种观点之前，T.伊格尔顿先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健忘症。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剥削的产物，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的，只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使人们得以忘记它过去的黑暗和恐怖。

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苏联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当然，T.伊格尔顿也承认，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是商店里的蔬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成绩就不该被我们铭记。即便如此，苏联社会主义的功绩还是不能盖过它所造成的损失。或许我们可以说在苏联成立之初所面临的那种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一个独裁式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后来转向斯大林主义也是合情合理的。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让那些能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得最多益处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

T.伊格尔顿强调，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等人。在社会总财富本不多的时候，根本没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分化，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这是冷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而不是虔诚的理想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间生产专业分工明确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它想要消除物质匮乏而必须依赖的全球性资源。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沮丧的艰巨任务，普通百姓恐怕也不会甘心忍受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困苦。

因此，除非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民选机构的控制下依照社会主义价值逐渐展开，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集权政府强迫人民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集权强迫来奠定经济基础的努力，反而破坏了以大众民主和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如果一个国家连屈指可数的几条高速公路都无钱维修，如果一个国家连保障人民抵御疾病或者饥饿的措施都没有，那么上述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都无从谈起。社会主义还要求缩短每天的工作时数，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人民有时间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治成为可能。T.伊格尔顿形象地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得让人民有鞋穿，还得让人民穿上好鞋。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并非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源，社会主义就会扭曲变形，容易变成斯大林主义式的集权社会主义。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苏联出现一些与社会主义内涵背道而驰的残酷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土崩瓦解，社会建构支离破碎。在最需要社会主义的地方，反而最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真是整个20世纪最大的悲剧。当然，T.伊格尔顿还考虑到，那些格外顽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可能会说：“其实苏联面临的内外困难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集权主义的教条。”对此，他指出，马克思本人就十分反对死板的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独断专行的国家权力。马克思相信政治代表要对选民负责，并坚定地拥护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是，斯大林主义不仅不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反而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最佳证明。如果我们想为斯大林主义的出现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根据，那只能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答案。[6]

三、马克思主义并非宿命论或决定论

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将人视为历史的工具，否定人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主义将一切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把丰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

T.伊格尔顿认为，两条重要的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另一条就是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但这两点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阶级斗争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所在。即便如此，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位置。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T.伊格尔顿何出此言呢？他指出，许多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有机的统一，但在马克思看来，构成人类社会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分化。人类社会充满互不相容的利益，它的逻辑不是凝聚，而是冲突。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样显然是不对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也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阶级斗争。它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最大特征呢？也不尽然。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

马克思相信，生产力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会直线式地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生产力有时也会陷入停滞。无论哪个社会阶级，只要掌握了物质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生产力似乎一直在“挑选”那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开始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矛盾之时，政治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社会阶级将最终接管此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手中的权力。马克思还宣称，只有在前一个阶级已经将生产力发展得足够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社会阶级才可能当家作主。

很显然，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会腐蚀我们的道德。即便如此，他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应该将道德和物质割裂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绝非一部直线进步的史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历史看作是持续不断的向上运动，因为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了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开辟出越来越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不断用新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马克思诅咒阶级社会的道德沦丧，但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谴责，他还认识到，人类精神上的充实需要物质的基础。我们不应盲目地为现代性欢呼，但也不能轻蔑地将现代性说得一无是处。

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不能单纯地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生产力方面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存在着许多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哪种可能性将会最终实现往往是无法预知的。即便当历史真的到达转折点时，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阶级，可以挑起历史的重担。即便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仍然能给我们很大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者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而且只要人类社会的剩余价值还不足以让全人类共享，这样的情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马克思并非是一位一味兜售进步的无知者，他很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

对于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宿命论的人，T.伊格尔顿反问道，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到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但他肯定不会认为“工厂法案”或者“巴黎公社”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宿命论者，他就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从水晶球中窥探天机的占卜术士，而是一个谴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产生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亡，工人阶级必须挺身而出，接过社会的领导权。

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始终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有着自由意志的人创造的。恰恰是资产阶级而不是马克思，喜欢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进化论来解释这个世界。马克思反对那些指责他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归于一种规律之下的观点。他发自内心地厌恶这种冷酷无情的抽象总结，并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将唯物主义方法作为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将其用作一种为满足自身而扭曲历史事实的模板，那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马克思也曾警告说，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看法不应变成忽略各国不同的环境，用命运确定的一般性道路来解释各国情况的历史哲学理论。

因此，T.伊格尔顿认为，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理的观点。只有那些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为不可改变的圣典箴言。总体来说，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是一个否定人类自由的宿命论者。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而恩格斯一生都对军事战略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可不像是那种相信听天由命的人做出来的事。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规律性，但持这种观点的绝不是他自己。将历史看作全无章法的随机事件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

T.伊格尔顿强调，人类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美好的未来，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只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犯下的罪恶辩解。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个阶段是为了其他阶段而存在的。社会主义是否有能力彻底补偿人类为之付出的代价？T.伊格尔顿引用霍克海默的话说道：“历史的轨迹穿过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事实作出解释，但却无法为这些悲伤和痛苦作出辩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篇章——共产主义——也足以令人欢欣鼓舞。但不能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气质，也就不能理解其复杂的深意。即便世间男女最终都皆大欢喜，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祖辈为他们的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有太多的人倒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壮志未酬，被人遗忘。除非我们可以起死回生，不然我们无以补偿这成百上千万的冤魂。这正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悲剧所在。悲剧不一定就是毫无希望，只是悲剧中的希望到来时往往伴随着恐惧和颤抖，而迎接它的往往是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T.伊格尔顿发出这样的疑问：资本主义果真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吗？没有资本主义，难道人类就无法发展马克思眼中那些最宝贵的人类财富，就无法创造物质繁荣，开发人的创造性，实行政治自决，保护个人自由和发展文化了吗？而在T.伊格尔顿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已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7]

四、参与型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想的替代方案

如果只是概而统之地说马克思是对的，而没有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提出中微观的建设性方案，那么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驳难免陷于老调重弹。T.伊格尔顿在该书中为此作出了努力，他指出，自由派社会主义者与西方自由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批判比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更为深刻，他们不满足于可怜巴巴地呼吁民主和公民权利。他们要求的是推翻整个压迫制度，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假设推翻了现存的压迫制度，接下来该怎么办？

T.伊格尔顿认为，20世纪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道路是没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深思的观点，那就是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必须以市场作为基础。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市场仍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资料是全社会共有的，但很多自治的合作社在市场中相互竞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企业的个体层面上，合作可以确保提高生产效率。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市场竞争可以避免传统的斯大林经济模式中出现的信息滞后、分配不均和缺少激励机制等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市场既有剥削性，也具有解放性，能把人从传统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T.伊格尔顿指出，就连托洛茨基也支持市场机制，这可能会令他的追随者大吃一惊。虽然托洛茨基只认为应该在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结合对经济的集中计划发挥市场的作用。托洛茨基认为，市场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弥补计划的不足，增加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因为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结算是无法想象的。

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私人财产、社会阶级分化和剥削，并让产品的实际生产者掌握国家的经济力量。从这些方面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是一种进步。然而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市场社会主义他们无法接受，因为它保留了太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将存在商品生产、不平等和失业，超越人力控制的市场力量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政府蜕化为总资本家，避免工人蜕化为集体资本家？避免市场带来的不良风气？

T.伊格尔顿认为，要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广泛的民主，这与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应当落脚于本地化、大众化，应当贯穿整个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民主不应仅仅存在于政治生活中，还应当扩展到经济生活中去。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而不是仅仅将政府事务托付给政治精英。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公民自己统治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马克思试图拉近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间的距离，方法就是将前者融入到后者之中，而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结果是“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都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受制于私利。在传媒和公共舆论领域，也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避免让一群权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商人政客利用他们掌握的媒体资源和话语权给人民洗脑，或者更直白点说，向人民灌输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让人民支持他们所支持的体制。现代信息技术也为民主政治和管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条件和可能。不仅如此，事实已向我们表明，目前资本主义的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方式同样耗时费力，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管理消耗的时间未必比资本主义更多。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仍将就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细节问题一直争论下去，毕竟还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方案。但目前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或许还在于，人们总是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讨论上，而很少去付诸实践。[8]T.伊格尔顿的这本书，再次雄辩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注释：
[1] 许多学者指出，需要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这样的区分是有道理的。但考虑到T.伊格尔顿在这本书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因此在本文中也不再作区分。

[2] 在本书“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当他在书中提到马克思的时候，他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3] 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英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

[4] 该书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中文版由李杨、任文科和郑义翻译，新星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5][6][7][8] 本节内容详见《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页，第16—33页，第34—67、68—131、132—162页，第26—33、195—205页。

[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