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柳青的《创业史》是“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峰巅，其上承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式的史诗叙事滥觞，确立了当代农村小说叙事的“史诗”范式，直接影响了浩然、李准等同时代的作家，下启路遥、陈忠实等人的创作，对当代长篇小说艺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这部“史诗”继承了谁的怎样的艺术经验，又进行了怎样的熔铸和创造?柳青在创作《创业史》时，为何要中断下来写作《狠透铁》，《狠透铁》和《创业史》又有怎样的关联?本文在梳理资料文献的基础上，沿波讨源，试图探究《创业史》的艺术谱系、结构艺术、表现技巧以及内在裂缝等，为研究《创业史》提供新的视角。
正文
柳青的《创业史》是“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峰巅，其上承茅盾开创的“社会剖析”式的史诗叙事滥觞，确立了当代农村小说叙事的“史诗”范式，直接影响了浩然、李准等同时代的作家，下启路遥、陈忠实等人的创作，对当代长篇小说艺术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这部“史诗”继承了谁的怎样的艺术经验，又进行了怎样的熔铸和创造?柳青在创作《创业史》时，为何要中断下来写作《狠透铁》，《狠透铁》和《创业史》又有怎样的关联?本文在梳理资料文献的基础上，沿波讨源，试图探究《创业史》的艺术谱系、结构艺术、表现技巧以及内在裂缝等，为研究《创业史》提供新的视角。
《创业史》(第一部)1959年发表之后[1]，迅速得到了“农村社会主义史诗”[2]的评价，继而被公认为“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峰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以来，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被不断质疑和重估，其对之后的农村长篇叙事的影响也在不断被梳理和揭橥。萧子显在论“文无新变不能代雄”时说：“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那么，这部“史诗”继承了谁的怎样的艺术经验，有何“新变”，又进行了怎样的熔铸和创造?这一直是《创业史》研究中的“不毛之地”。柳青在谈到作家的继承和创造关系时曾举到《滕王阁序》的例子。他说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只不过是一个世纪前南北朝诗人庾信《马射赋》中“落花与芝兰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仿造。如果知道了这种关联，“那么就可以断定王勃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学天才，他仅仅是天资聪颖而已。因为意境的创造者是庾信。”[4]这显然不是柳青所谓的“仿造”，“落霞”与“孤鹜”、“秋水”与“长天”各自成对，动静结合，意境开阔，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可谓点铁成金。对于《创业史》的艺术谱系、传承技巧，由于种种因素，柳青也没有留下吉光片羽。我们只能顺着有限的文献资料里沿波讨源，爬梳寻绎，比较分析，从而理出《创业史》的艺术谱系。泛泛而论，柳青作为“延安讲话”哺育起来的革命作家，汲取了俄苏文学的艺术经验和文学养分。那么其究竟镜鉴了哪些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在精神气质和艺术经验上究竟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作品在主题上或者意义层面，又没有尚未被阐释的空间?《创业史》是否和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发生了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做出解答。
一、“题叙”的谱系：《创业史》和《母亲》开头之对照
《创业史》的“题叙”最为人们称道，也是最满意的一部分。柳青当年曾对人讲，要是全书都能够达到“题叙”的水平，那么他就很满意了。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将《创业史》第一部分上、下两部翻译出版，冈田英树评价道：“这部《创业史》确实把中国长篇小说已有水平引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为其直视现实的敏锐目光而惊讶，为其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兴奋，被对于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念的描写而征服的，恐怕不只是我自己。”[5]迄至今日，这个精彩的题叙依然魅力不减，让人叹服。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这位作家有着丰富而透彻的生活经验与人生经验，有着很出色的叙事能力，并且有着超出同时代人掌握理性的能力。就《创业史》开始的‘题叙’，我们就足可以形成这种印象。这是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精彩的‘题叙’。这之后，一些局部的叙述和描写，也依然存活。”[6]那么，“题叙”的写法从何而来，《创业史》的“题叙”精彩又在何处?
“题叙”的结构功能，类似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楔子”。好的“楔子”，常有玉振金声、驰魂夺魄的艺术功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楔子时说：“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物出物之谓也”，即以彼事作为此事的引端。《水浒传》以“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正楔”，中间“楔出劫运定数”、“星辰名字”等，可谓“奇楔”。[7]类似的诸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楔子在整个小说叙事中或假托转化、或交代缘由、或引出故事、或寄托寓意，正篇紧随其后，水到渠成，具有不可忽略的结构设置功能。不过，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中“楔子”与正文的关系，我们发现有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楔子”多从宿命论或循环论的角度对小说内容做一锤定音的总结，其基本情节常为正篇里中叙述者认同的人生经验的预示或象征。如《全相三国志平话》从司马仲相断狱阴曹引出小说故事，不过是为三国归晋作宿命论的阐释论证，同小说内容并无密切联系;《水浒传》的“楔子”将英雄出世归于“天命”、“天数”，称这些英雄为妖魔，在价值观念上也是混乱不定的;《镜花缘》中百花遭贬谪流寓尘世，也不过为众多才女的聪慧伶俐作宿命论的解释。《红楼梦》出现之后，“楔子”与小说内容的关系才有所改观，“它的两则神话故事与一个现实故事的巧妙配合，使整部小说既具有一种迷幻的艺术色彩，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哲理意蕴，而且楔子与正文内容相互映衬，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焕发出一道奇特的光芒。”[8]二是楔子常常和正篇的内容联系松疏散漫，甚至几乎没有联系。如《水浒传》中张天师与洪太尉，《儒林外史》楔子中交代的重要人物，在其后小说正篇中，不是没有后文就是没有显身。《创业史》的“题叙”从结构上完全可以视为“楔子”，但主要作用和艺术蕴含同上述古典小说的“楔子”迥然不同。追溯柳青的古典文学学习历程，我们发现，在学生时代以至延安时期，其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兴味索然，不是读不到底，就是读过就忘记了，”[9]建国前后，他才一字不漏地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孕育《创业史》。征之于他的创作，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几乎对他的创作没有产生些微影响。
国外小说中虽对类似于“楔子”的部分没有确定的称谓，但开头的一二章常有类似于“楔子”的功能。尤其是在柳青推重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中，开头前两章都具有“楔子”或者“题叙”的功能和意义。《母亲》的前两章和全书有些游离。在这两章中，高尔基以简赅经济的笔墨，给我们描摹了俄国工人世代循环的生活景象。他们在沉重的生活重压下酗酒、斗殴、攻击和谩骂，过着粗野不堪和令人窒息的生活，让人一刻也不能容忍，觉得非改变不可。巴维尔的父亲符拉索夫，就是在这种生活的泥淖中凄苦挣扎、可怜死去的。因而，年轻的巴维尔一代的觉醒和参加无产阶级活动，是这种旧生活压抑下的必然产物，他们势必要举起改革和革命的大纛。如此以来，巴维尔的参加革命具有了坚实的历史原因和生活基础，人物形象的发展也有了令人信服的逻辑动力。柳青深爱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一章，肖洛霍夫简要地叙述了麦列霍夫家族的血统遗传，从血缘的角度初步勾勒了麦列霍夫家族的精神气质，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狂野彪悍的葛利高里。柳青则从社会历史的深层视角挖掘“创业”的历史意义和梁生宝性格品质的形成原因。在细节上，我们也能够察辨出《创业史》“题叙”和《静静的顿河》第一章明显的“互文性”关系。比如，普罗珂菲带回的土耳其老婆同梁三拾荒时遇到的生宝母子;普罗珂菲的老婆穿普罗珂菲的裤子同生宝娘穿梁三老汉的裤子;普罗珂菲村子里的畜疫同梁三老汉的两次死牛等等。但就概括的历史深度而言，《静静的顿河》过度钟情于血缘，显然不及高尔基的《母亲》深刻。
“题叙”的精彩之处在于，柳青开篇气势不凡地开掘历史深度，“把《创业史》的内线伸向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去，使《创业史》所描写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环节，同整个历史的链条结合起来。只有从各个历史的环节中看历史，才能看出真正的历史，《创业史》的史诗效果从这里得力不少。”[10]一万七千余字的篇幅让农业合作化运动自下而上、自觉而起，让三次“创业”失败的梁生宝发出“世事成了咱们的啦”的时代感叹，和《母亲》中的巴维尔一样，他被境遇逼迫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执旗者。这就和《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农业合作化小说截然不同，也同对《创业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肖洛霍夫的农业集体化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草婴译为“《新垦地》”，本文采用周立波译名，以下简称“《被》”，人物姓名亦从周译)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这些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先是上级开会动员，接着是下派领导干部，而柳青硬是不给蛤蟆滩派遣工作组。王汶石最为钦佩的就是《创业史》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叙述模式，柳青“是那么吝啬，连个工作组也没有给蛤蟆滩村派。”[11]从艺术上而言，《创业史》“不派工作组”的处理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但这明显不是柳青的创造，最起码在高尔基那里，巴维尔的成长道路就提供了经验;就思想上而言，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期待。与此同时，梁生宝的母亲的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她同《母亲》中巴维尔的母亲一样，在对亲生儿子朴素温情的信赖、包容与爱恋之中，给予了梁生宝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勇气以及道德理念的巨大支持。
二、“以人物结构作品”：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俄苏作家对柳青的启示
柳青在访谈和读书笔记中，多次以高尔基的《母亲》为例，分析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母亲》对《创业史》的“题叙”以及梁生宝的塑造也的确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就作品的艺术结构而言，对《创业史》产生决定影响的却是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柳青认为，类似《静静的顿河》这样的长篇小说，用主要人物结构作品，众星拱月式地层次清晰地安排周围的人物，矛盾冲突递进式地展开，小说的深度和质量也因此迥然不同。[12]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就是完全按照这样的结构方式完成的。在前四章里，梁生宝虽然没有显身，但一切情节无不围绕其展开。直到第五章，令人充满期待的梁生宝才徐徐显身。这种写法的弊端正如路遥所云——“我的导师柳青似乎说过，人物应该慢慢出场。长卷小说中的一种现象是，有特别辉煌的开卷和壮丽的结束，但中间部分却没有达到同样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难言的遗憾。我个人觉得，天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似乎就有这种不满足。”[13]实际上，葛利高里的出场并不迟缓，路遥含而不露地道明了柳青“以人物结构作品”的艺术渊源。路遥和陈忠实的创作，都继承和吸纳了柳青“以人物结构作品”的结构方法，不过路遥的小说艺术始终没有跳出柳青的经验。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幡然觉得“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从而摸索总结出适合自己的以“人物文化心理”结构作品的写法，突破了柳青的束缚，“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14]也推进提升了当代长篇小说写作的艺术水准。
柳青是最早并长期关注肖洛霍夫创作的当代作家。就技术层面而言，肖洛霍夫对其创作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柳青在西安高等师范读书时，就读过《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和《被》。在延安随军转战时期，金人翻译的《静静的顿河》[15]随身不离，被翻得破烂不堪。在柳青的朋友和熟人中间，有这样一件事曾被传为美谈——那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把一切笨重的东西都丢掉了，却把厚厚的英文版《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始终带在身边。[16]
“文革”柳青受到批判，罪名之一就是四十年代在延安时，迷醉于肖洛霍夫的作品。从1941年2月份起，柳青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承担延安向重庆邮寄稿件的任务。当时叫“文化站”，实际只有柳青一人。[17]柳青早期的不少短篇，即发表在由茅盾主编在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上。《文艺阵地》四十年代初期刊发了不少有关肖洛霍夫的文章，如柳青《牺牲者》刊载的1940年6卷3期，发表了杨振麟翻译的犹黎·卢金的《萧洛霍夫在一九四〇年》。1942年6卷4期发表了王语今翻译的肖洛霍夫的《在顿河上》。同年7卷4期辟有“苏联文学专辑”，刊有戈宝权的《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文章。戈宝权盛赞“肖洛霍夫的笔是犀利的，他特别善于运用丰富的哥萨克人的语气，来充实全书的色彩和内容”，《静静的顿河》是关于苏联国内战争的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甚至可以同《战争与和平》相颉颃。《被》是表现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最好的作品”。柳青作为《文艺阵地》的，应该比较关注上面刊载的文章，这些都应该对柳青接受肖洛霍夫产生过影响。
建国以后，肖洛霍夫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出版和再版，其研究也出现热潮，截至中苏关系恶化之前，评论界重要的研究文章有40多篇，同时还出版了辛未艾的《生活与斗争的教科书——谈“被开垦的处女地”》，《被》几乎被一致认为是“卓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18]。尤其是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被》，更是引起了中国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人们渴望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获得直接的指导和启示。1954年2月26日，肖洛霍夫在罗斯托夫地区高尔基剧院同选民会见，讲话中谈到他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请求他写一篇农业集体化的特写，来帮助中国这个人民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过他想，写文章鼓舞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可能不如尽快完成《被》的第二部更对中国人民有鼓动意义。[19]次年5月，肖洛霍夫获得“列宁勋章”，他忆及中国，致信感谢中国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的普通读者在和肖洛霍夫进行积极的交流和互动，作家们也在潜心地钻研总结肖洛霍夫的艺术经验，如刘绍棠、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的农业合作化小说，都受到肖洛霍夫的巨大影响。[20]柳青从延安时期就非常熟悉肖洛霍夫的作品，肖氏的作品也自然成为他创作的最佳范例。需要指出的是，《被》的第二部直到1960年才完成创作，因而柳青借鉴的，主要是《被》的第一部。我们从他这一时段文学活动中，不难看出他对肖洛霍夫的熟悉和推崇。1951年10月至12月，柳青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说，“虽然我们和苏联农业生产中的领导者交谈时几乎没有谈到一点关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可是我感到我是那么了解他们;因为我和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想起达维多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主角)的许多后进者。我想起伏罗巴耶夫(《幸福》的主角)，想起屠达里诺夫(《金星英雄》的主角)，想起瓦西里(《收获》的主角)和凯莎(《萨根的春天》的主角);他们从军事战线的阵地走出来，立刻进入生产战线的阵地，并且继续获得胜利。”[21]1952年，柳青落后长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在给县委办公室主任安于密介绍过的文学书籍中，外国的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国古典文学有《西游记》和《三国演义》。[22]1954年春天，柳青开始写作《创业史》，据拜访柳青者回忆，他走进柳青的屋子，“柳青同志正在屋子里伏案写作，桌子上放着一杯茶，一本肖洛霍夫著的《静静的顿河》。”[23]1956年高级社时期，谈到如何巩固高级社时，柳青介绍安于密好好读读《被》——“《被开垦的处女地》写得比较真实，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合作化的一些情况。苏联由于搞行政命令，搞冒进，弄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破坏，后来，他们又派大批工人下去，这些人也不懂农业，搞得更不好。我们现在搞合作化，一定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24]在《创业史》写作之前，柳青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历史、哲学、美学以及文学作品，“这时特别用心地读了关于苏联集体化的各种书籍。”[25]《创业史》出版后不久，柳青获得了极大声誉，也成为当时文坛的重要话题。沙汀在日记中提到，他和朋友聊到《创业史》，“我们一致肯定这是部好作品，有分量;但也一致感觉有些沉闷。原因呢，戈以为抒情的东西太少，我和安旗不以为然;他正是用抒情笔调发了不少议论，而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但是感觉沉闷。最后，我用托翁、萧洛诃夫的表现方法作了比较，因为，据安说，柳特别敬佩萧，他的书房里只有一张照片：萧洛诃夫的照片…”[26]沙汀以小说家的敏锐感，将柳青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比较，洞悉了柳青艺术谱系中的三昧。就抒情和议论而言，柳青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不乏比较之处，但不同的是，柳青所抒发和阐述的，往往不是自己对于历史、人生与社会问题的独立思考，而是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此暂不赘述。就小说的结构而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很大的不同。《战争与和平》的构架宏伟复杂，小说对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生活作了全景式的反映，既有宫廷、政界和军界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也有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和领地贵族的日常生活，亦有普通百姓的生活情状，可以说无所不包。小说以鲍尔康斯基家族、罗斯托夫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和库拉金家族这四大家族为中心，几乎贯穿着十九世纪初期俄国历史的所有变动，融合了家庭纪事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心理小说和哲理小说的特点，气势磅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史诗性巨著。正如法国小说家德·沃盖所感叹的，在托尔斯泰笔下，“一切都在这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前展开，他把人间的一切活动都搬上他的法庭，使人间的所有隐私和读者的灵魂沟通。读者感到自己为一条平静的江河所裹胁，总也碰不到头;这是生活在流逝，它触动着人们的心灵，突然把人们的种种行为所包含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暴露无遗。”[27]《静静的顿河》的情节结构设置，明显依靠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结构传统，这有着极为明澈的迹象和论据。这两部长篇所要处理的都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人民生活的史诗，历史既给予了人类严厉的惩罚，同时又开辟了新的篇章。肖洛霍夫在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画面时，“家庭和它的社会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准则是表现历史规律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在这些家庭中，众星拱月，珂尔叔诺夫家、莫霍夫家、李斯特尼茨家仅仅围绕着麦列霍夫家，葛利高里家的那几间小木屋始终是“史诗的思想结构的中心”，[28]葛利高里则是“中心中的中心”。勃里吉科夫犀利地指出，葛利高里“体现着长篇小说的史诗观念”，“《静静的顿河》中主要人物的问题规定着作品的总的结构。”列•雅基缅科否认了勃里吉科夫的说法，认为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的史诗观念”要比葛利高里的形象广阔得多，但他是从社会主义文学的角度去理解《静静的顿河》，因而诋毁批评勃里吉科夫这个很独特的洞见，以及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无可辩驳的现实。[29]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葛利高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关键的是，葛利高里将家庭的航船驶向了历史的广阔海面，在他摇摆不定的人生选择中，史诗般地呈现了顿河流域严峻而悲壮的历史。
柳青虽然对托尔斯泰很熟悉，但是个人的气质、禀赋、素养以及要处理的题材不同，这都使得托尔斯泰不能直接成为借鉴参照的镜像。而肖洛霍夫则不同，他长期关注并非常熟悉肖氏的创作，更为关键的是，《被》和他要处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题材上是一致的。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柳青对于肖氏这部反映农业集体化的名著不但并无赞词，而且曲解了人物。1951年冬，柳青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苏归来，谈及他的见闻感受，他感慨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联想到《被》，说梅谭尼科夫将自家的牲口拉到农业社，是“完全出于自愿。”[30]小说中并非如此，梅谭尼科夫入社完全出于强迫。牲口入社的前一天晚上，他“没有脱衣服，也没有熄灯，他去看母牛去了七次!第八次去的时候，天快亮了。”看着牲口，他“忽然感到喉咙被尖锐的硬块塞住，眼睛刺痛得厉害。他哭起来，离开牛栏。留了点眼泪，放佛好点了。剩下的半夜他没睡，只是不断地抽烟。”[31]这显然不是柳青没有读懂小说，而是在《被》被官方定为正面歌颂农业集体化的小说之后，柳青也许必须违心地顺着这样一个论调。在《创业史》中梁大老汉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其同梅谭尼科夫的相似之处。梁大老汉对自己的黑马的不舍，比梅谭尼科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势的压迫和儿子的催促之下，他无奈将大黑马交公入社，从此便魂不舍守，三天两头跑到饲养室，犒劳自己的大黑马。白占魁赶车虐待大黑马，梁大老汉追到集市，大闹不休，其形象之生动饱满甚至超过了梅谭尼科夫。大约1977年前后，柳青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被》，全然不屑，完全否定了这部作品。[32]对哪些地方不满，他语焉不详。柳青1951年评价梅谭尼科夫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顺从老大哥的官方定调，曲解人物形象并不难于理解。而这次整体否定《被》，正处在中苏关系的对抗期。他这种表态，首先应是政治上的表态，其次才是艺术上的不满。“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柳青虽然偶尔也有《王老婆山上的英雄》这样逸出规范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严格遵从“讲话”精神。经过建国前夕的“转弯”[33]之后，柳青在思想和创作上完全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规范。在他看来，这是党性问题、原则问题。而《被》如刘绍棠认为的那样，“我们更无法从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找到理想人物，达维多夫当然不配”，他对富农、反革命分子失去警惕性，还和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封他一个‘正面人物’，恐怕还需要打八折呢!”[34]《被》虽然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修正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实际上却与之格格不入。肖洛霍夫始终忠于生活真实，随处可见“残酷的、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不是那种被弄得七扭八歪的、变了形的、似似而非的真实，而是原原本本的、真正的真实”。[35]这显然是柳青极为不满的。另一方面，柳青也有可能觉得《被》在艺术上不如《静静的顿河》，或者藉对《被》的不满隐匿自己的艺术谱系。
比较《创业史》和《被》，就会发现，除了梁生宝的形象塑造借鉴了《母亲》中巴维尔的完全正面化之外，他们在小说中的结构功能和统领作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小说的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梁生宝和达维多夫一样，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新社会使得他们完全自觉起来。梁生宝的母亲则是因为逃难而和梁三老汉结合，达维多夫的母亲靠卖淫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两人的内心独白和情感活动也极为相似：“我们要给他们建设美好的生活，就这么回事!费多特现在戴着父亲的旧军帽跑来跑去，可是二十年以后，他就会用电犁来耕这块土地了……他就不会过苦日子，不会像我在死了娘以后那样：又要给妹妹洗衣裳，又要补袜子，又要做饭，又要赶到厂里去工作……费多特他们会幸福的，就这么回事!”[36]《创业史》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为主线，围绕活跃借贷、购稻种、终南山掮竹子、水稻密植和统购统销等事件，展现下堡村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历史面貌和农民思想情感转变，塑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被》中格内米雅其村农民在达维多夫的领导下，以召开贫农积极分子会议、清算富农、家禽牲口公有化、娘儿们造反、春耕春播为中心事件，注意描写一个接一个的群众场面。达维多夫禁受不住“毒蛇”罗加里亚的纠缠，两人有了肉体之欢，和真诚的革命同伴拉古尔洛夫发生了裂隙，同时又跟十七岁的赶牛姑娘华丽雅发生爱情。罗加利亚生性放荡，背着丈夫同别人偷情，并引诱了农业合作化的领导者达维多夫。她觉得达维多夫成了机械的革命的螺丝钉，没有人性，心被囚禁了。达维多夫在出轨后既严厉自责，又控制不住自己对罗加利亚的喜爱。为了让心上人华丽雅出人头地，达维多夫让她远离是非之地，派她到城里学习当农艺师。梁生宝也曾受到“坏女人”素芳的骚扰，不过他抵抗住了诱惑，收获了改霞的爱情。梁生宝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坐怀不乱，“拿崇高的精神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最终，徐改霞去长辛店当了工人。而素芳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罗加里亚的改造和变异。她被旧社会腐蚀毒害，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女性。她童年遭受不幸，结婚后又常遭丈夫的暴打和公公的厉声斥责，这时候正气勤朴的梁生宝成为她爱慕的对象。她忐忑不安地表达以后，梁生宝的严厉呵斥使她羞愧不堪，罗加里亚式的那种放荡在姚士杰的引诱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革命新人的“道德败坏”则被模式化地移植到了富农身上。素芳对姑父姚士杰大手的期待，带有浓郁的自然主义倾向，这点上《创业史》的描写甚至超过了《被》。后来柳青遭到了批评，大概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度，在重版的时候进行了删节。
梁生宝的爱情纠葛，显然也参照了《被》的结构模式。在爱情态度上，则很明显受到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梁生宝与保尔的爱情，就会发现，这两部小说的衍生互文关系，以及情感处理态度的同一性。《创业史》中，改霞做出进城当工人的决定之后，想征求一下梁生宝的意见，等了五个晚上，终于等到了梁生宝。她觉得自己以前对把身心全交给党的生宝比较拘谨，决定在之后的交往中主动些，她“柔媚地把一只闺女的小手，放在生宝穿的‘雁塔牌’白布衫的袖子上”，“夏夜的微风把她身上的雪花膏气味，送到梁生宝的鼻孔里去，”“她的两只长眼毛的大眼睛一闭，做出一种公然挑逗的样子。然后，她把身子靠得离生宝更贴近些…”他闻到了改霞脸上的雪花膏味，心“已经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这个对自己倾心相爱的闺女搂在怀中，亲她的嘴，”但“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他一想：一搂抱、一亲吻.定使两人的关系急趋直转，搞得火热。今生还没有真正过过两性生活的生宝，准定有一个空子，就渴望着和改霞在一块。要是在冬闲天，夜又很长，甜蜜的两性生活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员也是人嘛!但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37]其实，梁生宝的顾虑有两个，一个是他对有万说的：“人家想进工厂哩。你思量，既有这意思，咱何必惹那个麻烦?咱泥腿子、黑脊背，本本色色，不攀高亲。咱要闹互助合作，又要闹丰产，咱哪有工夫和她缠?你往后甭提这层事了。”[38]梁生宝不止一次慨叹自己不像改霞那样有文化，他自己无法越过这个文化壁垒;二是他搞的互助合作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他是党的最听话最虔诚的儿子，他首先属于党，这是亲娘老子也不能撼动的。因而，他和改霞的分手择路，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爱情选择，而是一个革命利益权衡和服从的过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切尔尼亚克上校释放了保尔，惊恐不安的保尔偶遇冬妮亚，躲在她的家中，两人独处一室，“在黑夜里，他闻到了她的发香，又似乎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的脑子很昏乱……她那柔软的肉体是多么顺从呵……但是青春的友情比一切更宝贵。”[39]与其说是“青春的友情”阻遏了年青人的冲动，不如说劫后余生的保尔没有心情享受爱情的盛宴，或者说潜在的身份和地位的沟壑拦截了青春的激情。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沟壑”，最后终于发酵成冬妮亚小资产阶级的作风和“卑鄙的个人主义”，保尔对冬妮亚说：“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40]因而，保尔在同丽达的爱情上，表现出革命圣徒的克制和纯洁——“她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究竟是一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发觉的，所以她的拥抱才使他这么冲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跟他十分靠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然而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愿望克服了。”[41]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感情”，延宕并终止了这场爱情。在保尔看来，爱情会给革命者“带来许多不安的痛苦”，妨碍了革命理论的学习。他的学习时间不够了，学习没有了效率——“从前我跟谢加尔同志学习的时候，我真是句句能记住，但是跟你在一起，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里学了之后，我还不得不到托卡列夫同志那里再补习一遍。”[42]三年之后，已经成家的丽达质问保尔为什么中断了同自己的友谊，保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件事不仅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该负责。那些生动地描写坚毅勇敢的、彻底献身于我们事业的革命者的书，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使我产生这种做人的愿望。所以，我用‘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43]所谓“牛虻的方式”，即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党的事情、集体的、国家的事情相比，在投身崇高的事业的时候，必须舍弃自己的任何的个人考虑。
梁生宝秉持的革命伦理和情感态度，是当时意识形态规训孕育出来的一种典范，同时也是苏联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辐射和衍生。这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民族或人民的利益，成了抽象的共同体。在这种崇高的国家公意或者集体伦理的规约下，个体不许思考也无需要思考与本身相关的生命意义、价值伦理问题，一切都被宏大的国家、集体笼罩遮掩住了。这种“伦理”是“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铁丝编织起来的，缠结在个人身上必须使个体肉身血肉模糊。在人民伦理中，个体肉身属于自己的死也被‘历史必然’的‘美好’借走了，每一个体的死不是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牺牲，就是为了‘主义’建设的‘伟大’奉献。个体的肉身不是靠着偶然的死才活着，而是早已为了‘历史必然’的活着而死了。”[44]因而，梁生宝式的爱情抉择在今天看来迂腐甚至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一旦时间的距离拉开，这种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与现实的悬置隔阂也就愈来愈清晰地显露出来了。
三、《狠透铁》：《创业史》不可剥离的“副文本”
在《创业史》的写作间隙，柳青创作了中篇小说《狠透铁》(发表时题为《咬透铁锨》)。1958年，在《狠透铁》发表不久，在座谈会上，柳青说：“至于‘老汉’的事迹，这篇小说因为故事的限制，没有写到百分之一。他那股忠诚和顽强劲儿，我在长篇里用另外一个名字写着。”[45]“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创业史》中的高增福。高增福比梁生宝年长，境遇比梁生宝困窘，在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同梁生宝一样坚决，是梁生宝的坚定支持者。他大公无私，对互助组的忠诚和办事的认真劲儿，同狠透铁如出一辙。因而可以说，狠透铁的形象是高增福的有机组成部分，高增福的形象是狠透铁的延续和发展。用热奈特的术语来说，《狠透铁》是《创业史》形象系列的一部分，是这个正文本的“副文本”。更为重要的是，《狠透铁》虽然在艺术上简单粗糙，无法同精雕细琢的《创业史》比拟，但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表现出的认识价值以及慷慨悲凉的格调，同《创业史》那种热火朝天、凯歌高奏的乐观主义判若云泥，两部作品共同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认识和判断的一体之两面。就此而言，《狠透铁》是《创业史》不可剥离的互文本。我们不仅要思索，同一时期创作的两部小说，对农业合作化的态度为何差异如此之大，有着怎样的矛盾心态?又有着怎样难言的隐忧?
《狠透铁》的副题是“一九五七年纪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事件之上创造而成的，而狠透铁，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据柳青说，“《咬透铁锨》所反映的，是他亲自参加处理过的一个真实事件，故事本身很完整，他没有进行更多的概括与加工，就写成了。”[46]狠透铁在解放前夕即和地方工作队接头，组织农会，并担任了小组长;农会被取消以后，自己被选为人民代表;一九五四年春，水渠村以他为首，成立起由十一户穷鬼组成的合作社，他是社主任;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小社并入大社，他担任水渠村的生产队长。他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无怨无悔，伤透了脑筋，累坏了身体，脑子里没有比农业社重要的事情。为了合作社，他白了一半头发，得了风湿性腰腿疼;社里没有饲养室，他腾出土改时分给自己的高瓦房，自己住在破草房里;大女儿满月，他几乎忘记了这件事。但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急速冒进，基层有限的民主管理被破坏。水渠村的民主改革本来就不彻底，这就给了觊觎私利、老奸巨猾、能说会道的王以信机会。狠透铁这样这样一个立场坚定、忠诚老实、一心为民的基层领导，被王以信视为眼中钉调虎离山，造谣中伤，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完全被孤立了起来。狠透铁受尽了委屈，也碰了不少钉子，但他孤军奋战，无怨无悔，凭着一股倔劲，坚持“一切当着群众的面办”的原则，最终揭开了王以信的真面目。虽然坏人最终被揪了出来，但狠透铁的悲凉恓惶的境遇，还是让人痛心叹惋。柳青对群众的人随王法草随风的“势利”和“圆滑”，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说，“皇甫乡的实际例子比这篇小说写的还要严重……在上级党的领导采取措施揭露敌人的真面目以前，群众中一部分被利用的忘本分子很活跃，为敌人打掩护;大部分群众是死气沉沉，奸溜溜的。有些人肚里打转转，嘴里说不出话。问题一揭露，群众如洪水冲破了闸口……”[47]因而，《狠透铁》是一部带有提醒和警示意味的隐忧之作，蕴含着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出乎意料的跳跃的判断和担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在他1978年为《狠透铁》再版拟定的出版说明中体现得更为明确：“作品有一种明显的精神，就是对所有制改变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认为，群众的觉悟在民主的管理中才能提高，干部的能力在民主管理中才能增强，阶级敌人在民主管理中才能暴露。”[48]然而在《狠透铁》中，小人得道，民主被破坏，一切工作不是以群众的利益去衡量，表面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主导的是个人的私利和恩怨。在权利的威慑之下，即使觉悟的群众也喑哑不语，因而王以信的那套东西就能畅行无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跳跃和冒进，为无数个王以信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在其身上，集中体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致命缺点和严重偏差。因而，狠透铁的遭遇是一面镜子，我们窥视出了时代的悲剧。而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逻辑，确实也是顺着这个轨道来运行的。这和他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必然性”的《创业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创业史》是代表时代的宏大历史话语的话，那么《狠透铁》则是代表无情现实的私人真实话语，其价值不可低估。
《狠透铁》1958年发表时，《创业史》尚在创作之中。有人冷嘲热讽，讥笑柳青惊天动地、扯旗放炮地从北京到皇甫村安家落户，憋了六七年工夫，才拿出了这么一个主题阴暗、不合时宜的中篇。直到一年之后《创业史》开始连载，才堵住了一些人的嘴巴，大家也被《创业史》的宏伟深沉、史诗气度和人物生动等折服，并誉其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创业史》中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原因的揭示、现实基础的表现以及未来前景的展望，自然被视作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和判断，而同一时期创作的《狠透铁》，体现出柳青在与时代“共名”中的另外一种心境，则被大家视而不见。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创业史》或者《狠透铁》代表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看法，但将《狠透铁》视为《创业史》不可剥离的“副文本”，将二者综合起来审视柳青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现实认识和历史判断，无疑是一种稳健而妥当的研究视点。
四、“白羽茅草”神话：《被开垦的处女地》与《创业史》之比较
柳青在创作《创业史》时，《被》无疑是作为重要参照的，这从上文的比较不难看出。同时，柳青对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典范进行了修正和改造。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洁化”，以及将农业合作化运动自上而下“命令式”改为自下而上的“自发式”。与此同时，这两部都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的小说在精神气度上也发生了霄壤式的变化。
客观地说，肖洛霍夫的创作无法纳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被》也很难被视为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典范之作。首先在时间上，《被》(第一部)的创作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早了两年。其那种严格按照现实的毫不遮掩修饰的现实主义精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格格不入。表面上看来，小说是在为集体化唱赞歌，但对集体化的残酷以及存在的种种弊病也毫不遮掩，突出了人性话语，从而隐曲地传达出自己对农业集体化的认识和判断。肖洛霍夫从开始文学活动时就力矫时弊，力求质朴洗练、贴切传神，反对那种华而不实、词藻艳丽的甜滋滋、酸腻腻的叙事格调，作品充满火辣辣的现实感。在1927年写的《浅蓝色的原野》的序言中，他说：“某个没有闻过火药味的作家，非常生动地讲述着国内战争……讲述着散发出芳香的白羽茅草，而实际上羽茅草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淡黄色的草，没有任何香味。”[49]当时的一些小说在描写时——“在顿河和库班地区的草原上，红军战士死去时，嘴上总是说着豪言壮语。”在肖洛霍夫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弟兄间互相残杀、儿子杀死父亲、土匪父亲打死红军儿子、粮食委员为了救小孩子牺牲自己、女革命者私生活混乱等等，革命的巨浪撞击生活的岩岸，并没有溅出幸福的浪花，而是迸溅出痛苦的泪珠、血腥的气味和忧郁的雾霭。人们“死去时是那么难看，多么平淡，”揭穿了这种“银色羽茅草”的神话，毫不妥协地反对粉饰生活、诗话事件，追求浑然质朴的小说叙事。在《被》(第一部)中，他依然坚持火辣辣的现实主义。在1965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他重申了这一主张——“同读者对话要坦诚，要向人们讲真话——尽管真话有时是严酷的，但永远是勇敢的。”我们看到，书中的达维多夫、纳古尔诺夫、拉兹苗特诺夫以及他们所依靠的骨干，不是道德完美的英雄模范，而是存在严重缺点甚至令人反感的“圆形人物”。如农业集体化倚重的骨干梅谭尼可夫、刘比施金、乌沙科夫、狗鱼老爹等，大多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劳动没有劲头，瓜分富农的浮财却兴趣十足。小说远非苏联官方所钦定的集体化的颂歌，大胆地、毫不掩饰地真实记录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带来的人祸，是“苏联政府在集体化运动中的困难总结报告，集体化运动的困境和失败。”[50]《被》第二部的结局惨淡悲凉，有读者向肖洛霍夫提出了“力所不及的要求”，《尤里·米洛拉夫斯基》的第二部保留了主人公，而“肖洛霍夫的第二部书中却杀死了纳古尔诺夫和达维多夫”，“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肖洛霍夫明确表示：“不能听取这样的建议。但是，今后我将遵照心灵的指示写作。”[51]在现实生活中，肖洛霍夫也能够“遵照心灵的指示”，以巨大的道德热情和无谓的精神勇气抨击现实、关注民生，从未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三十年代，肖洛霍夫敢就集体化和肃反问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民请命，上书斯大林。在艰难严峻的时势中，肖洛霍夫没有在人民的疾苦灾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没有躲在自家的百叶窗后面创作精美的文学，而是为人民的命运奔走疾呼，无所畏惧。1931至1933年，肖洛霍夫先后写给四次上书斯大林，指责北高加索以及维约申斯克区等地区农业集体化带来的灾难。他说：这些地区的集体农庄出现了非常危急严峻的问题，牲口大量死亡，有些农庄甚至超过了百分之百分之七十五，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区死掉的牲口已经超过了三千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灾难性的。这样管理是不行的!”[52]他指责新闻媒体，面对这样严重的灾难喑哑无语，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1933年，顿河地区以及维约申斯克强力征购农民余量，采取了暴力的手段，大批农民被攻击、惩罚或者虐待，农民的粮食被掠夺一空，连种子也没有储备，“集体农庄庄员们和个体农民们由于饥饿现在正濒临死亡;成年人和孩子们都浮肿，他们吃人所不能吃的一切东西，从橡树的树枝到树皮以及沼泽地里各种各样的草根。”[53]对肖洛霍夫反映的问题，斯大林及时作了回答和处理。这既由于肖洛霍夫在苏联以及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作家良知。其之所以能够勇敢地揭示生活真相、为老百姓鼓与呼，不是因为其坚持“党性”，而是其始终能够坚守作家的良知，遵从“心灵的指示”，正直独立地展示人性的魅力或者人性被毁灭的过程，从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限制，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
肖洛霍夫的创作在艺术上给了柳青很大启示，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没有给其带来深刻影响。尽管柳青在《王老婆山上的英雄》以及《狠透铁》中也偶尔能够坚持人道主义或者揭示现实中的问题，在《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中关心农业生产与发展，但一直缺乏肖洛霍夫那样“遵从心灵的指示”并超越“党性”的独立精神。用柳青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坚贞不渝的“永远听党的话”[54]作家，“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55]因而他的小说所传达出的思想倾向，具有不可动摇的预设性，作家没有自己的声音或者自己的声音完全被掩盖了。这其中不仅有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因素，也和两位作家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经历“延安讲话”的洗礼之后，柳青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作家，也祛除了自己创作中驳杂的声音，不断努力与主流意识形态获得“共名”。他的《种谷记》、《创业史》等作品不仅仅是在讲述革命圣徒的故事，同时也是在身体力行革命的信念与理想。在相应的历史阶段里，这些作品由于政治话语的“坚定”和“纯洁”，获得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共名”，从而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
当然，柳青在与时代“共名”的同时，也有自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独立判断和非常复杂纠结的写作心态。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和之前的内容出现了明显的脱节，抛弃了“题叙”那样形象化的写法，代之以文件讲话的罗列来推动故事。梁生宝的互助组尚未巩固，一下子就跳跃到了“灯塔社”。为何要这样结尾呢?《创业史》的编辑、柳青的挚友王维玲道出了其中原委：《创业史》第一部从结局跳跃到1955年底，在这里是用心良苦的。他“急匆匆地交代了灯塔社的成立，此时梁生宝的互助组并不稳定、巩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刚刚开始显露一点，只是因为‘在宣传总路线的声浪中，就呼啦啦地联了社，’‘像动员好了的军队一样’建立灯塔社。这是生活真实、历史事实，很明显柳青在小说中是有所保留的，他没有像‘题叙’和前三十章一样，用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去作艺术的充实，而是大段大段地引述当初中央下发的文件，特别强调文件中规定的‘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实现农业合作化的进程。现在在批判‘保守主义’、‘小脚女人’的所谓右倾思想后，一下子就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打破了‘十五年’计划，一夜之间就进入了高级社，显然是有违原来的决定，对此柳青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宁可使联组建社成为一片空白，也要保持第一部形象的纯洁性。这样的不协调的构思，正反映了柳青政治上的成熟和艺术上坚守现实主义阵地，巧妙地‘立此存照’，抵制一系列‘左’的做法的意思。这就是‘题叙’和前三十章与‘第一部结局’留给我们脱节、割裂感觉的原因所在。”[5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写法是在无奈的时代语境中的妥协折中，似乎也隐约透露出了《创业史》续篇难继的历史宿命。但必须承认，1960年初版所引的文件以及议论过于啰嗦重复，在1977年删去也是应该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农业合作化与总路线、统购统销以及工业化的逻辑联系被斩断了，农民为何要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交售统购粮，富农姚士杰为何要极力反抗，人物的行动逻辑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漶漫不清了。这些告诉我们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情境，做简单地历史判断和艺术分析，而应该置身到时代的语境之中，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忠实而可靠的历史剖析和艺术解读。当然，这不是简单地辩护，而是在找出问题的同时，必须承认柳青及其写作依然有不可取代的优点和经验。比如从艺术观念上而言，他的“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的写作观念和“六十年是一个单元”的提法依然熠熠生辉，带给文学写作深远的启示。他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历史转型时期心态的把握无疑是大手笔的，塑造的梁三老汉、王二直杠、改霞等的形象已成为高度的人物典型，这已成为共识定论，也是与他同时代的沙汀、林斤澜、王汶石等诸多作家非常认可赞赏的。如曹文轩就认为，“这位作家有着丰富而透彻的生活经验与人生经验，有着很出色的叙事能力，并且有着超出同时代人掌握理性的能力。就《创业史》开始的‘题叙’，我们就足可以形成这种印象。这是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精彩的‘题叙’。这之后，一些局部的叙述和描写，也依然存活。”[57]柳青“以人物结构作品”，以梁生宝为核心，展开叙述，用欧洲尤其是苏俄现实主义的写法，硬是不给蛤蟆滩派遣工作组，很洋气地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中国农民的心理波动、震荡以及冲突，虽然难以超越时代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心理描写生动细腻、场面恢弘精彩、议论熨帖精辟，截然不同当时农业合作化小说派遣工作组、自上而下的叙事模式，代表着“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并对浩然、李准、路遥、陈忠实等人的小说创作以及当代农村小说叙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刻影响。陈忠实的《白鹿原》在汲取《创业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柳青“以人物结构作品”写法推至“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作品”，完成了从“史诗”到“秘史”的艰难跨越，将当代长篇小说叙事推至新的境地。因而，我们摒弃那些玩世不恭地嘲笑或者挑剔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精神的浅薄之论，同时也要警惕那些美化历史、掩饰事实的矫情之论。对于《创业史》，我们应该怀着拉马丁在读博纳尔的著作的心情去梳理我们走过的这一历史阶段——“我读这些作品时怀着对过去诗一般的热情和对残垣颓壁产生的崇敬情绪，”[58]但绝不会去“虚美”、“隐恶”。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注释
[1]《创业史》1959年4月起以“《稻地风波》”为题在《延河》杂志4月号开始连载，8月号改题为“《创业史》”，11月号载完。《收获》1959年第6期转载。1960年5月，《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2]《光明日报》编辑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史诗<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光明日报》1960年6月13日。类似文章有任文的《中国农村合作化初期的史诗——评<创业史>》(《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扬州师院中文科二(2)班文学评论小组集体创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评柳青同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第9期)、姚文元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7、18合期)等。
[3]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载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4]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94页。
[5]日本·冈田英树：《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的农民群像》，原载日本《野草》1971年春第3号，孙歌译，《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柳青纪念文集》1983年版，第223—224页。
[6]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7]《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版，第28页。
[8]刘相雨：《论<红楼梦>的楔子——兼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开头模式》，《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1辑。
[9]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0]何文轩：《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史诗效果的探求》，《延河》1962年第2期。
[11]王汶石：《漫谈构思》，《延河》1961年第1期。
[12]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一、二合卷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4]《静静的顿河》第一部1931年由贺非翻译，作为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41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了由金人从俄文原著翻译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6年由周立波从英译本转译，生活书店出版。
[15]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
[16]胡采：《简论柳青——<论柳青的艺术观>序》，胡采：《新时期文艺论集》，第18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83年版。
[17]蒙万夫等：《柳青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8]辛未艾：《生活与斗争的教科书——谈“被开垦的处女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6页。
[19]孙美玲编：《米•亚•肖洛霍夫年谱》，《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20]参见王鹏程：《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叙事经验之源》，《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21]柳青：《在农村工作中想到苏联》，《群众日报》1952年11月13日。
[22][24][25]安于密：《谈柳青在长安的思想和创作》，《柳青传略》，第177、187、200页。
[23]陈策贤：《难忘的印象》，《柳青纪念文集》，第71页。
[26]《沙汀日记》1962年2月28日，吴福辉编：《沙汀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27]德·沃盖：《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托尔斯泰(1886)》，《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8]亚•赫瓦托夫：《<静静的顿河>里的麦列霍夫一家》，转引自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29]列•雅基缅科：《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的悲剧因素》，转引自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第179页。
[30]柳青：《中国热火朝天—为苏联<文学报>而作》，《柳青文集》(第四卷)，第150页。
[31]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文集》(第六卷)，第79—80页。
[32]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柳青写作<创业史>漫议》，《延河》1978年10月号。
[33]建国前夕，柳青有回忆自己文学经历、兼具表态性质的文章《转弯路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宣传处编 ，1950年3月。
[34]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
[35]德•安娜•西格斯：《生活——真实的源泉》，《星火》杂志1965年第43期。转引自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第444页。
[36]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文集》(第六卷)，第265—266页。
[37][38]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86—488、22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
[39][40][41][42][43]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237、256、262—263、453页。
[44]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45][46][47]《延河》编辑部：《座谈<咬透铁锨>》，《延河》1958年7月。
[48]张长仓：《重读<狠透铁>》，《柳青纪念文集》，第240页。
[49]费·比留科夫：《肖洛霍夫的史诗中的农民》，转引自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第55页注释。
[50] “第二次肖洛霍夫讨论会资料”：《肖洛霍夫在美、德、日》，吉林大学外文系编1987年，第6页。
[51]肖洛霍夫：《深致衷心的谢意——长篇小说<新垦地>获得列宁奖金时在克里姆林宫的讲话摘录》，《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第233页。
[52][53]孙美龄编译：《作家与领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46页。
[54]柳青：《永远听党的话》，《人民日报》1960年1月7日。
[55]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月号。
[56]王维玲：《柳青洒在<创业史>上的生死情》，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57]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58]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反动》，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