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意义（第三章）
虚构的资本和人身支配的回归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这个被马克思本人低估的，幽灵的维度，允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局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不只是，它依赖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的前景，并因此而不能把握何以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危机后都会变得更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个更加悲剧得多得多的错误，用沃夫冈·斯特里克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上是对的，今天，我们显然正在进入这场危机，但这场危机只是——一个长期的衰亡与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简单的黑格尔式的扬弃的前景，也没有施动者来推动这个衰亡，把它变成一个通往某个社会组织的更高层面的过程：
只有在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触目可及，一个革命的主体做好为人类的进步而实现这个社会的时候，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代，才会终结，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这么说更好：现代主义的——偏见。这种想法预设了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共同命运，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革命中，在集体的能动性、和对这种能动性的希望被毁灭之后，我们甚至不可能梦想这样的控制了。[1]
斯特里克列举了这个衰亡的不同迹象：更低的利润率，腐败和暴力的增长，金融化(也就是说，利润来自寄生于价值生产的金融交易)。美国和欧盟的金融政治的矛盾在于，大规模的金钱投入，却未能生成生产，因为这些钱大多消失在虚构的资本的操作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拒绝对爆炸性增长的债务(福利国家的代价)做标准的，自由主义的，哈耶克式的诠释：显然，数据表明，这些投入，大部分都被资本及其利润给吃掉了。如此，丽贝卡·卡尔森[2]把这点说开了：资本的金融化——通过资本的金融化，大部分利润是在负载利息的资本或钱那里生成的，这些钱在不通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的价值化的迂回的情况下，直接创造金钱(M-M’)——是怎样矛盾地，导致支配的人身关系的回归的——之所以说是矛盾的是因为，就像马克思强调的那样，M-M’是最非个人的、最抽象的资本。在这里，关键的是把握以下三个要素之间的关联：虚构的资本、人身的支配、和(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金融投机发生在(价值化的)事实之前：它们大多是由信贷业务、和投机性的投资构成的，在这样的操作中，实际上并没有钱被花到对生产的投资上。信贷意味着债务，因此，这个操作的主体或负载者(不只是个体，还包括管钱的银行和机构)，不只是以价值形式的主体的身份，参与这个过程的;他们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因此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的主体，这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并不是以商品化的抽象支配为基础的：
因此，信贷业务涉及的那种特别的权力关系有一个人身依赖的维度(债权-债务)，它不同于抽象的支配。不过，这种人身的权力关系，是通过这样一个交换过程形成的，马克思把这个交换过程抽象地描述为完全非人身的、和形式的，因为信贷业务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价值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通过悬置虚构的资本的价值化而形成的人身形式的依赖这个现象并不意味着，抽象形式的支配就不存在了。[3]
看起来，虚构的资本中隐含的权力的动力机制并不是一个直接的，施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人身支配按定义来说，是在直接互动的层面上发生的，而债务人主要还不是个体，而是对未来的生产进行投机的银行和风投基金。而且，实际上，虚构的资本的操作不也越来越不涉及直接的介入了吗，也就是说，虚构的资本的操作不是也越来越通过按程序来运行的计算机来进行了吗?不过，这些操作还得被重新翻译为人身关系，而就在这里，抽象的支配显现为人身支配。
那些不服从直接的商品化，却在劳动力的在生产中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的人，也受到了对未来的价值化的越来越多的依赖的影响——按说，虚构的资本的流通是应该为未来的价值化打开局面的：虚构的资本是以这样的预期为支撑的，即，未来，价值化会发生。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有了压力，这样，那些眼下不劳动的人，得做好在未来劳动的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教育的话题(生产-技术版的教育;为竞争的工作时长做准备);一个学生为支付他或她的学费而贷款，而这笔贷款，是被预期通过他或她的自我商品化来赔付的，也就是说，是被预期在学生找到工作时得到偿付的。教育也变成人们在讨论怎样处理难民——怎样把他们变成有用的劳动力——时提到的主要话题之一。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的选择被拔高为一种至高的价值，所以，社会的控制和支配，就不能以对主体的自由的侵犯的形象示人了;它们必须显现为个体的自由经验，并靠这样的经验来维持，让个体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种伪装为其对立面的不自由的形式很多：在我们被剥夺了全民医保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选择的自由了，也即，选择我们的医保提供商的自由;在我们不能再依赖长期雇佣而被迫每隔几年就要寻找下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现在，我们有重新发明自己、发现我们身上隐藏的新的、预料之外的潜能的机会了;在我们不得不为我们自己的子女的教育买单的时候，我们被告知，现在，我们是“自我的企业家”啦，我们可以像资本家一样，自由地选择怎样投资他或她拥有(或借来)的资源了——可以选择投资教育、健康、旅行……在持续地被强加的“自由选择”轰炸，持续地被迫做各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都没有资格(或者说没有足够的信息)去做的决定的情况下，我们日益看清了我们的自由的真实面目：它实际上是一种负担，一种剥夺了我们真正的选择——变革——的负担。资产阶级社会大体上清除了种姓和其他等级制度，把所有人变成了只有阶级差异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但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及其“自发的”意识形态，则致力于通过宣称我们都是“自己的企业家”，我们之间的差异只是数量上的(虽说大资本家可以为他或她的投资借到几个亿，穷工人也可以为他或她的充电教育借到几千块钱的嘛)，来消除阶级区分本身。可预期的结果是，这样下去，肯定会出现其他的区分和等级：专家和非专家，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公民和被排除的，宗教的，性的和其他的少数。所有还没有被包含到价值化过程中的群体(包括来自流氓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因此也就日益被各种形式的人身支配(从难民营组织，到对那些被认为可能犯法的人的司法管制，这是一种倾向于展露人道面孔的支配，比如说，它会做一些社会服务，来帮助难民平稳地“融入”我们的社会)吸纳。
[1]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Books 2016, p. 57.
[2] Rebecca Carson, ‘Fictitious Capital,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7
[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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