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份”与“文革”、“造反”
1. 关于“名份”——的论述有某种“绝对化”
“年代”书中关于“名份”的论述，对于我这个对此问题研究的门外汉来讲，确实有一种新鲜感，也感到所论述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总感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有着某种程度的“绝对化”倾向，特别是意图用“名份”说来解释“文革”、“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等等问题，感到这不但在理论上并没讲清楚，而且在社会实践中(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文革中的)也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1)按书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否推断：从古到今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争夺权力的行为，其参与者都是怀着要改变自己个人的“名份”而参与其中的?但事实上，这些参与者至少可分成二种情况的：一种是“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而投入到当时的各种争夺权力的行动中;另一种则是由于各种原因而迫不得已的卷入到争斗中去的(所谓“逼上梁山”)，这一类人并不是它主动的(至少在一开始投入时)就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名份”。而到最后的结果，已经证实了的，从古至今的改朝换代中，真正能达到改变“名份”之目的，只能是极少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只能维持原来的“名份”，甚至更差。上述"目的"明确的参与者，有可能达到了目的，更可能的是没达到"目的"。而第二种"逼上梁山"的参与者，当然大多数没能改变"名份"，但也确实会有少数的“幸运儿”是改变了“名份”(做了官，甚至当了大官等)。那么对这少数的“幸运儿”来说，我们能否“倒推”他的初衷(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吗?
(2)我们可联系文革的社会实践情况来分析一下“名份”与“文革”，以及与“造反”的关系。
第一，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能说毛主席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名份”，或说是为了“重新划分政治名份”而发动文革的吗?而对参与文革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讲，我认为也适用上述的“两种情况”。但在文革之初(在夺权之前)就出来“造反”者，应该是“第二种情况”的占大多数(不敢说绝对没有第一种情况的人)。也可以讲参加文革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唯独抱着想改变自己“名份”的愿望是少之又少的。或者也可以讲为“私”造反者一定会有的(如被打成“反革命”，要想“平反”者)，但为想当官而造反者是不大可能有的。
在“年代”中提到“文革就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重新划分政治名份的运动”，文革”是一场重新评定政治身份的造反运动"。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文革的实际情况的。从文革的结果来看，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名份”，有人从普通干部、群众成了“官”，也有原来的“官”跌了下来，但这两者的数量都只是他们原来阶层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原来的“名份”没有变。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是“重新划分”，“重新评定”。
第二，从“年代”书中关于“名份”与“造反”关系的论述中，我似乎又看到了“为当官造反”说的影子。在那本“准官方”编写的《上海文革史话》中，有一段编造出来的王洪文的话:“造反到市里当市长，造反到部里当部长，最小也是个厂长”。“年代”在书中虽然已去掉了原在《大崩溃》中也曾引用过的这类话，但我不客气地讲，从“名份”说里还是可看到有着这类话的影子(如“以革命名义改变自己的人生”等)。我感到在“年代”一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对“史实”的“叙述”与对“史实”作“结论”时，发生了“矛盾”。因为在叙述一些工人造反派主要代表人物当初造反之始的情况(目的或原因)时，并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有要改变自己“名份”的意图(也即“想造反当官”)。而这也是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然而在作“结论”时，却又很强调“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争取政治身份”的改变。
文革中的事实是:造反者众多，当了“官”的极少，即使是文革之初的一些老造反，在文革中、后期时仍为普通群众的是绝大多数。那么对于那些在文革中当了“官”的“幸运儿”，能否因为有了这个结果，就可以“倒推”他们的造反“初衷”(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名份”(当官)呢?我认为是“不能”的。但的“结论”似认为“可能”的。再者，文革中所谓的“造反派‘名份’”，是非常短暂的现象，并没有真正固化成一个真实的“名份”，更加谈不上“造反派试图实行新的名份规则”，争夺“对政治名份鉴定权”。
(3)“名份说”与“阶级斗争说”
①现在社会上通行的主流理论，讲中国在进行了“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已经没有了资本家，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那么按照这种理论，是否也可以说是没有了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已经没有了阶级之分。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互相依存的，既然没有了一方，也就没有了另一方，没有了这二方，那其他依附其上的所谓“阶级”当然也没有了，似乎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无阶级的社会。
现实社会却是一个竞争激烈，甚至残酷的场合，不仅表现在经济利益的争夺上，也表现在政治利益的争夺上。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又怎么来解释这种情况呢?“名份”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一切争夺都是为了改变“名份”，无钱的“穷人”要想改变成“老板”，无权的“老百姓”要想改变成“当官的”。
但是，真的能这么简单的就讲清了一切吗?恐怕是不可能的。
②历史上，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相适应的各个阶级，各个阶级之间有过激烈的斗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改变自己“名份”就能说明一切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也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就是资产阶级也很清楚的，所以才会有反抗和镇压，革命和复辟。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形式上的资本家是没有了，但这不能等同于全部资产阶级思想都没有了，不会再有复辟的危险了。毛主席生前的许多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了资本家，所以讲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还较好“理解”的话，那么在现实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在理论上又怎么讲清楚并使人们信服呢?比如在当前反腐斗争中挖出的一大批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他们是否有“阶级属性”?官方一再强调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是否有“阶级属性”?又如关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过去是很清晰的，现在又怎么来认识这种理论呢?当经济基础中，私有制成分占比越来越大时，相应的上层建筑方面是否也会有变化?还有，过去讲得很清楚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基础等，在"没有了阶级"以后，又该怎么来讲这些事?
③如果说中国因没有了资本家，也就没有了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了阶级，还可“理解”。那么在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呢?世界上其他国家里，还有否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现在主流媒体已根本不提这种话题，似乎世界上就像中国一样已消灭了阶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
(我写这一节，其意思已与“年代”一书无什么大的关系，只是借“名份”说发挥一下，讲点自己的想法而已)
2. 关于文革——一场放大到全社会的党内斗争
(1)毛主席在文革中多次明确提出中共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批资反路线”，“夺走资派权”，还非常强调“反修、防修”。我的理解是，当年毛主席是为了吸取苏共“变修”的教训，也敏感到中共也有步其后尘的可能性，所以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加以防止中共的“变修”。所以，文革实际上就是一场中共党内的严重斗争，是一场把党内斗争放大到全社会，让广大群众一起来参与的特殊的党内斗争，是一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绝对领导下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无论是所谓“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明确表态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并没有一种共产党的反对派公然出现在文革中。
(2)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而且是在现行体制下进行的，并不是要把原来的一切都推倒重造。所谓“斗批改”，就是想把那些不满意的改得好一些。记得毛主席曾讲过文革也是一场“试验”。但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这个“试验”还是“失败”了。文革中遭遇到的阻力之大，可能也是大出毛主席的意料。当然，这中间的原因是很多的，如原来的利益集团顽强抵制，文革中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有失误，各派矛盾引起的严重武斗等等。但我认为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既然还是在原来的体制下搞运动，必然还要大量保留原有的东西，无法较彻底地解决问题。而个人的生命有限，精力和能力也有限的，伟大如毛主席者，也无法完美地操控一切。所以文革不可避免地“失败”，可悲的不仅是“失败”，还遭到了最严重的反弹!
3. 关于“造反”——文革的“造反”与传统的“造反”是两回事
(1)文革以前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的“造反”与文革中通常所说的“造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传统意义上所讲的“造反”，是一种要求推翻现有政权的暴力行为(至少也是一种不服从当时政权管辖的行为)。而文革中所讲的“造反”，只是借用了这个“词”，完全摒弃了原来的含义。文革中的“造反派”们绝对是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秩序的。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所以对造反派们来讲，他们只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根本不可能是在造共产党反的。换句话讲，文革中造反派们的“造反”与“效忠”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他们出自于内心的行为。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本文中所提及的"造反"和"造反派"，都不包含文革之初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和他们的所谓"造反"行为。)
(2)“年代”书中提到，造反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盲从当局”。我却认为这不是什么造反派的“本质”，文革中造反派的本质可用一句话说明，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个“本质”，造反派们就必然会犯各种错误，甚至走向反面，这已为文革中的许多实例所证实。试想，文革中的最大“权威”是谁?“当局”又是谁?不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吗，造反派们会反吗?能不听从吗?至于“年代”书中所提到的，造反派们的某些行为是所谓“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改变”的可能。这样的“结论”是完全脱离了文革当时的政治状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文革中的造反派们要真是有这种“意识”和进行“改变”的行为，那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反革命”了。
(3)“年代”书中，对“工总司”当时的一些反对和打击分裂势力的行为，认为是一种压制对立面，“完全背离了”工总司建立时的“初衷”，“走向自己最初要结社自由的反面”，“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并得出“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派的本意”之论断。对于这种批评意见，我觉得可分从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工总司”在文革中，在处理反对势力的问题上确有某些错误。因为不管怎么讲，用强制手段，甚至是武斗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总是有错误的。特别是由于“工总司”总部采用了这种有错误的处理手段，从而引起了一些下属单位的仿效，发生了武斗事件，我们作为总部的主要成员，是有很大责任的。
其次，“年代”一书在论述这类问题时，似乎缺少点对当时具体情况的分析，就此作出的“结论”也就似乎缺少点说服力。我试着提出下述一些意见，供作探讨。
第一，文革既然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对开展运动所必须的“要求”和“秩序”也会不一样的。所以在文革中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求我们在各个阶段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指引的大方向去行动。背离这个大方向就会犯错误，必然失败。无论是文革之初的“赤卫队”，还是在夺权时的“兵团”等组织，以及后来的“联司”和“支联总部”等，之所以会失败，皆缘于此。(在后面讲“反对分裂”问题时再做分析)
第二，因为“工总司”在建立之初曾争取过“言论和结社自由”，所以在自己成为“主流”组织后，就不应该再去压制别的组织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如果真是这样做到了，那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那就是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每个组织内部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分裂出许多新的组织。更因对权力的向往，必然你争我夺武斗不断。即使有一个组织能取代了“工总司”的地位，那它的地位也不会稳固的，必定会有新的组织想来取代它的。(这方面的实例在许多省市都有的)最终，除非由中央下令强行取缔所有组织，否则必然生生不息地乱下去!
第三，所以，我认为“工总司”在文革中，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采取某些并不妥善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当然，现在来回顾这些历史事件，放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后，总结出应当吸取的的历史教训也是应该的。其实，在“年代”书中也是有了“说法”的：清除了“内部反对派”后，“大大降低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内耗成本”;砸“联司”武斗的三个月后，“上海的二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上海的稳定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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