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美国体育政治作家戴夫·齐林(Dave Zirin)认为，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表面看似光鲜夺目，但其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政府对人民权利的破坏，这些大型体育赛事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的重要渠道之一。他的新著《巴西与魔鬼共舞：世界杯、奥运会与争得民主》 一书于2014年由Haymarket Books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62页。学者迈克·马魁西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评述，文章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2014年夏季刊(总第93期)。
迈克·马魁西（Mike Marqusee），美国学者，《劳工左翼简报》杂志编辑，出生于1953年，自1971年以来长期侨居英国，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学、大众文化的文章，自称是“被孤立的纽约马克思主义犹太人。
全文内容如下：
从2014年6月12日开始，长达一个月的世界杯足球赛将引起全世界数以亿万计的观众的关注，将给国际足联(FIFA，该项赛事的臭名昭著的腐败的管理机构)以及各式各样赞助商带来巨额的经济收益。此时，四年一次的竞赛将展现出特殊的魅力，因为主办国是巴西，而足球是巴西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的支柱之一，巴西足球队的极具魅力的踢球风格，已经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与此同时，在过去一年里，巴西爆发了多次抵制世界杯的群众抗议游行活动，大约有一百万人涌上街头，反对巴西政府片面优先世界杯的主办工作，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交通、学校和医疗。
戴夫•齐林的新书解释了这一矛盾现象(包含了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在研究的开端，一位专家告诫他“巴西的问题不是初学者所能理解的”。但是，怀着适当的谦逊，成功地给初学者们介绍了了解这一电视景象的必要的历史、经济、政治方面的背景知识。除了其它方面，这本书是对大型体育活动的批判，在书中，将这些体育活动的特征归纳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向广大民众进攻的“特洛伊木马”。这些体育活动是“休克主义”的变体，资本主义精英们通过利用由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者军事政变等“例外情况”创造的机会来实施其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体育赛事成为“庆祝资本主义”，而不是“灾难资本主义”——但是结果却是类似的。
齐林向读者们展示了近些年来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的一种清晰的模式。这些体育赛事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大规模驱逐、社群清洗(穷人、无家可归者、吸毒者等被清理出人们的视线)、住宅美化、公共空间商业化、公民自由遭到侵害，以及监测和“安保”的大肆增加。随着主办城市的改造，向着有利于富人利益的方向发展，大量的公共支出纷纷流入私人的口袋。这对建筑业、房地产业、安保业和媒介业是一种福利，但对落后群体通常是一种灾难。正如齐林所作的评论一样，这些大型赛事给精英们提供了“用军用警棍所无法获得的东西：民众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目标的赞成”。
其它地区与大型赛事有关的全部特征在巴西都被极大地放大了，数以十万计的人们被从家里驱逐出来。单单在里约热内卢就安装了一千多个监测摄像头。政府在体育设施上花费巨大，但是却不断削减公共服务支出。腐败现象盛行，瑞士法庭宣判前巴西足协主席在世界杯营销权上受贿4100万美元。政府在世界杯球场四周设置了“管制区”，禁止当地街头小贩售卖自己的产品，齐林在这里写道：“现在不是巴西非正式经济的营业期”。巴西政府还设置了“世界杯临时法庭”，以便快速有效地裁决世界杯期间发生的一些违法案件，包括任何非法使用国际足联所广泛定义的“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如罗马里奥，前足球巨星，对这些建设的激烈批评一样，“国际足联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总统”。
齐林的论述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他探望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7月13日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将在这里上演。这座球场的整修花费了大约500万美元，座位的数目较少了，价格却上来了。为了达到国际足联的要求，开放式的座位将被豪华的包间和贵宾专区所取代，齐林评论道，“当代‘凯撒’可以坐在万人之上”。本地的一位活动家将马拉卡纳的整修描绘成“削减普通民众的空间，只是为了将巴西的文化出售给国际观众”。齐林还探访了附近的维拉•奥托多莫贫民窟(Vila Autodromo)，这里四年前被巴西政府规划为马拉卡纳球场的停车场而将被拆迁的，但是现在依然屹立不倒，原因在于当地居民所进行的坚决的反抗。
齐林恰当地将贫困进行了浪漫化的描述，但同时他又热情地指出了巴西贫民窟独有的特征，他将此看成是人类独创性与适应性的体现。在这座贫民窟中，他发现了一个“人们开着自家大门，孩子们在街上快乐地玩耍的社区”。这是一个“和平的、美丽的社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其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太美了”——因此，对开发者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随着马拉卡纳的改造，他们认为获取这块土地的机会来了，但是事实上却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干扰。
在其它地方，政府利用举办世界杯的机会强化正在进行的斗争，即“安抚、清洁和扮靓贫民窟”。这项社会工程的受害者是城市贫民，正是这些人塑造了巴西足球的模样。那种马赛回旋式的、优雅的、如同跳舞般的踢球风格赢得了全世界无数球迷的青睐，使巴西足球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文化产品。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入侵”对这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缩小了以前举行足球比赛的公共空间。
齐林向读者们解释了为什么去年巴西联合会杯(被看成是世界杯前的试验)期间爆发群众示威活动，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公共汽车的票价上涨20%是导火索，但是人们的不满情绪越陷越深。示威者们借用媒体们所宣称的要建设符合“国际足联标准的球场”说辞，要求政府建立符合“国际足联标准的医院和学校”。齐林引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巴西人，为足球最为疯狂的人，已经决定不允许他们的运动被用作让大多数人蒙羞而让少数人发财的借口”。
齐林阐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事实，即一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被政府的每一次驱逐活动、每一次的警察暴行、每一个被毁坏的社区而感到恐怖，而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被世界杯的激情、色彩斑驳和喜悦一扫而空。但是，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足球运动的激情，齐林才有能力对从世界杯显露出的更大的灾难做出如此辛辣的描述。
处于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中的资本主义，在重塑世界的过程中，带给我们的只是冷酷和暴力的故事，同时夹杂着群众的抵抗事件和偶尔瞥见的另一种命运的道路。
(禚明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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