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学者、《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迈克·戴维斯在《雅各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瘟疫年》(In a Plague Year)，旨在警示我们，瘟疫面前绝非人人平等，它会把全球的地域间不平等及社会内部的阶级不平等问题，通通暴露出来，更贫穷的人更容易被剥夺健康。
戴维斯以美国为例，在文中谈到，那些中上阶层有着良好健康计划的人，遵循着严谨的保护措施，在家工作，高枕无忧地隔离。而那些公共雇员，和广泛受工会组织的工人，将不得不在薪水与健康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与此同时，百万人计的服务业从业者，农场工人，没有工作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则无异于被丢入狼群。在任何意义上讲，全民保险都需要保障带薪病假。但是目前在美国，45%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以至于事实上被迫成为了病毒传播者。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2017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后记。本书聚焦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以来因贫困人口剧增所导致的大规模驱逐现象——房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不增反减。而这些被迫流离失所的底层穷人，面临日益严峻的疫情威胁，又该如何寄生在城市的缝隙之中呢?
本文为2017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后记
《扫地出门》聚焦愈演愈烈的住房危机。来自美国底层的真实故事，也是我们亲历的现实——社会学人沉寂数年卧底贫困社区，用掷地有声的访谈资料和田野笔记，掀开 那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有一方屋檐能遮风避雨已不再是天经地义;一旦被扫地出门，许多家庭的下一站就是收容所、废弃的空屋，甚至有人流落街头。
我们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
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无情，常叫人心灰意冷，我们继而放弃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贬入了贫穷的境地。”近百年来，在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居住支出要以在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以下为宜。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房家庭都能实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沃基乃至于整个美国，状况日益恶化。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逐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于收容所。
直到最近，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对驱逐问题视而不见。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逐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付之阙如。所幸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让我们有能力评估驱逐的泛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一一记录。驱逐与穷困社区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驱逐让家庭、社区与孩子付出的惨痛代价等，我们都已了然于胸。
人先要能安居，心情才能安定。心定，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社会交际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
但对于穷困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因为他们老是从租房处被驱逐。低收入家庭常搬家，这似乎已是共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则是学者和政客们都搞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收入社区被驱逐的频繁程度放在眼里。
从2009到2011年，密尔沃基赤贫人口的搬家事例中，大约有1/4不是出于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逐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驱逐案件的开庭记录，也会得到一个相似的、并且离谱的数据。以2009到2013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县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逊县(Jackson County)，平均每天有19笔正式的驱逐通知。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同年克里夫兰有1/9、芝加哥有1/14的租房家庭收到了驱逐法庭的出庭通知。
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而穷人的流离失所往往是被胁迫的。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2018年度报告，纽约市有大约77,000个无家可归的人。换句话说，每122个纽约人当中就有1个流浪汉。这个数目还不包括那些住在公共住房的40万个穷人(占纽约市全部人口的5%左右)。根据纽约市官方网站统计，纽约“穷人”占的比例为44.2%，位于美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为19%。最近十五年的泡沫经济的确大大降低了美国大城市本地人的生活标准，因此无家可归的人口比例也随之飙升了。
除了被剥夺安稳的生活外，驱逐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要和自在的住家、钟情的母校和熟悉的街坊告别，他们还会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想重建家园谈何容易，金钱和时间的付出势必相当可观，但驱逐却可以将之一笔抹杀。驱逐会致使人失业，被解雇的几率会在遭遇驱逐后提升将近15%。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紧追在后，失去家园带来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人们在职场的表现。租房的家庭还常常因为被驱逐失去入住公共住房的资格。因为密尔沃基郡的城市房屋委员会会在审核租房申请时计算遭驱逐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和被驱逐逼至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拒之门外。
财产、工作、住家被剥夺，找政府部门却无果，也难怪驱逐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窘”(material 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窘”触及了匮乏的本质。准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遭受饥饿或病痛;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有供电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逐的第二年，这类家庭相比未遭驱逐的类似条件家庭，经受着高出20%的“物质困窘”，或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逐的家庭在物质困窘上持续高出平均水平，其影响将一直延续至驱逐事件以后的两年。
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沃基，相对于条件相同但不经常搬家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于非自愿性质者，有高出25%的可能遭遇长期的住房问题。
家庭被迫迁居，意味着他们立身的社区将从贫困转变为赤贫，他们将从治安死角搬迁至罪恶的深渊。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在一个工薪阶层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宜居、强迫阿琳搬迁之后，她去了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量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到相比自愿搬家的人，遭迫迁者越搬越糟、越住越差。贫穷与犯罪的聚集又会形成新的问题，弱势群体之境遇可谓雪上加霜，毕竟邻里社区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从大人能接触到什么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
然后是驱逐对人精神上的重创。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上抑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轻生。以近期刚遭到驱逐的家庭而言，当中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有临床抑郁症的各种症状，这一比率是未遭驱逐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逐记忆的母亲相比同龄人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一个精神科医师团队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被驱逐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后，这个团队在《精神病学服务》(Psychiatric 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逐是“自杀的显著前驱物”(significant precursor of 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于因为遭驱逐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合情合理地把自杀归咎于驱逐本身。“驱逐应当被视为一种创伤性的拒绝行为，”医生们写道，“它意味着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房遭驱逐或房屋遭查封而导致的自杀件数，在2005到2010年间增加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贫富不均情况其实更接近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福利制度以及医保系统都很不完善。
驱逐甚至于会影响到迫迁家庭离开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和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和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性受阻。也就是说，驱逐会让社区的“一体感”断裂。只要驱逐存在的一天，明明鸡犬相闻的邻居就依然是陌生人，邻里间合力打击犯罪和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变得无从发挥。密尔沃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逐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升。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
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频繁失去工作、被烙上扫地出门的标记、被剥夺政府的住房补助、迫迁至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忍受物质上的困窘、流离失所、抑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都是驱逐的后遗症。驱逐不只是将穷困家庭拉入灰暗的低谷、令他们的人生短暂地偏离轨道，驱逐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被驱逐者往往从此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人穷，不意味着会被驱逐;而一旦被驱逐，人就会越变越穷。
驱逐带来的影响笼罩着老人和青年，也笼罩在病患和身强体壮者的身上。对于穷困的有色人种和他们的孩子而言，驱逐早已稀疏平常。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房屋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坐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着叫号出庭。在密尔沃基的租房者当中，超过1/5的黑人女性表示曾经在成年后有过遭驱逐的经验，这比例远高于拉丁裔女性的1/12和白人女性的1/15。
纽约市公共住房
密尔沃基多数被驱逐的家庭都有小孩。而综观全美，许多被驱逐家庭的孩子都会落得无家可归的结局。出于无奈，许多遭驱逐的家庭只能委身于糟糕的公寓和不安全的社区，而这两者都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损害他们的学习能力，甚至贬低他们的自我价值与自尊心。驱逐会让身为母亲的抑郁症恶化。长此以往，妈妈会提不起劲也无法开心，最后就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这股寒意。驱逐让孩子们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社区间进进出出。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住，这些家庭还是免不了得把大部分的收入“进贡”给房东，能用在孩子身上的数目少得可怜。穷人过日子原本就已经入不敷出。尽管缴不起房租，但人总得有地方住，但问题是他们住的尽是些别人选剩的破房子。我们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穷人的立锥之地，而这在下一代的心头同样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驱逐穷人源于政府主导的剥削政策
他们所受的种种磨难，叫人内心有愧，因为这些事情明明可以避免。不过，正因为问题可以避免，所以希望尚存。这些问题既非不治之症，也不会永世长存。我们的社会绝对有可能焕然一新，因为集体合作的力量不容小觑。
但有力量之余，我们也得拿出解决方案。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居住正义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有着崇高的立国精神。开国先贤们高喊人人平等，不容剥夺“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种精神紧扣美国传统，先烈们直呼是上帝赋予人权，而稳定的家是三者共同的起点。
生命与家是一体两面，几乎无法分割而独立存在。有家才有隐私和安全感，人才能获得保护和滋养。自由作为一种概念，其内涵始终不限于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也包含我们能“茁壮成长”的自由：选择喜欢的职业谋生、习得新的技能。稳定的家让我们有机会实现经济自主，也让我们有条件表达自我。我们能以合理的报酬受雇，也能享受属于个人的自由。
纽约地铁站里的拾荒老人
若认定“有地方住”是美国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就要以不同的眼光审视另一项权利：把租房者当成牟利的对象——越弱势的人，就越是包租公(婆)“拔毛”的目标。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不乏具远见者呼吁在公义与私利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在保护国民不被追求私利的动机伤害的同时，“并不是要摧毁个人主义，”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说，“反而是在保护个体的利益。”限制与保障童工的法律、最低工资规定、职场安全规范与种种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保护伞，都是出于人比金钱更重要的判断。
有人会输是因为有人在赢。“任何一种状况会存在于世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写道，“都只是因为这种状况的背后有人得到好处，而贫民窟就是这种经济剥削的结晶。”
说到剥削，“剥削”是一个从关于贫穷的辩论中被抹去的用语，是直指贫穷不光是低收入所致的证据。的确，贫穷不仅源于人们的收入低，更是商业市场巧取豪夺的产物。透过调整基本工资和增加社会福利来提高穷人的收入固然重要;问题是，这些多出来的钱不见得都能留在穷人的口袋里。要是房租也一起涨，那薪资上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旧城区的杂货店一涨价，食物券的购买力会变弱一样——事实上，这正在许多地方上演。统计显示，日常用品的价格上涨了四成多。贫穷是一体两面造成的结果：收入与花销，投入与产出。而只要剥削存在这个世上一天、只要我们不双管齐下地处理贫穷问题，住房驱逐问题肯定不会有明显的好转和改变。
纽约地铁车厢里经常会遇到流浪汉横躺在座位上，臭得让所有的乘客都会立即躲到隔壁车厢里
这些年来，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曾经限制给穷人的租房补贴，反过来“劫贫济富”地把福利以税务优惠的形式加到拥有房产的富人身上。时至今日，房屋持有人的税务减免支出已经远超过租房补贴。以2008年，也就是阿琳从第十三街被驱逐的那年来说，联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补贴上的金额不足402亿美元，但业主拿到的税务优惠竟高达17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教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农业部在当年的预算总和。美国每年花在业主津贴上的钱，包括房贷利息扣抵与资本利得豁免的费用，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预估的三倍。
联邦住房补助最大的受益者，是年收入达到六位数的家庭。如果我们要把公共基金都砸在有钱人身上——像对业主们的优渥待遇这样，我们就应该敢做敢当地承认，而不应该学政客扯谎，说美国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有钱的国家没法再为穷人做更多事了。贫穷在美国的延续，是因为我们不愿花这个钱，而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资源。
通行全美的租房券计划只是可行的政策之一。我希望可以看到其他的方案，让美国成为一个居住正义覆盖每个人的国度。成功不必在我，或许也不应该在我，因为凡事都应该要因地制宜。适合纽约的做法不见得能在洛杉矶行得通，居住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荣的休斯顿、亚特兰大或西雅图，会和在美国东北部铁锈工业带(Rust Belt)上的都会区、佛罗里达的赤贫郊区或美国地景上星星点点的小镇大相径庭。一个城市可能要建楼以兴利，另一个城市则可能要拆屋还地来除弊。美国的都市和城镇类型迥异——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问题，救赎之道自然不能千篇一律。
无论这团乱局的出口在哪里，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美国的现状是一种极度的不平等、是不给人机会翻身、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否定与罔顾、是看着人无端受苦还去充当帮凶——这种现状对于美国秉持的任何一项价值而言都是莫大的讽刺。任谁都不可能找到一派道德、一条伦理、一部宗教经典或任何一篇圣者的教诲，可以为美国的现状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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